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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2月22日，倍倍尔出生于德国的科隆—多伊茨。倍倍尔的父亲是一名普鲁士军队的下士，母亲是位女仆。幼年时期倍倍尔家境贫困，父亲早亡，母亲后来也得了病，14岁时他就成了一个孤儿。1854年，倍倍尔辍学去当旋工学徒。学徒期满后，从1858年开始，倍倍尔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漫游，于1860年定居莱比锡，成为一名帮工。1864年，倍倍尔成为一名独立的旋工。19世纪60年代初，倍倍尔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在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之前，倍倍尔的思想曾受到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过拉萨尔主义的影响。
倍倍尔出身工人，这使他更能了解工人们的疾苦，更能体会工人们受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处境。这也为倍倍尔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不过，倍倍尔的思想觉悟是逐步提高的。在青年时期，倍倍尔曾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德国的工业化已经开始，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德国的封建专制势力比较强大，且各邦处于分裂状态，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及民主革命运动尚未取得胜利。自由资产阶级要求参与国事，并想利用国会来统治普鲁士，这就加剧了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矛盾。1859年9月，在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它同普鲁士政府保持联系，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为了防止封建王权煽动工人来反对自己，自由派资产阶级从1860年起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人协会，并且把自己认为可靠的人安排在各协会的领导岗位上，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和互助来改善工人状况，从而拉拢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为自己服务，并阻止工人进行独立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由于这些资产阶级建立的工人协会为工人提供教育培训，举办科学演讲，开设各式各样的技能课程，所以深受工人们的喜爱。倍倍尔的政治生活就是从参加这些协会开始的。莱比锡是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地区，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倍倍尔从1860年开始定居在莱比锡，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1861年2月29日，倍倍尔第一次参加了群众性的公开集会，他成为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的会员，并且参加了协会的歌咏部门，还参加了簿记和速记课程。1862年，倍倍尔被选入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的委员会，分管图书部和娱乐部。在这一时期，倍倍尔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使人自由”的自由主义教育观点的影响，认为协会应该对工人进行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不主张将协会建成纯粹政治性的组织。而且，倍倍尔还表示反对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人运动应该着重追求教育，因为他认为当时工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思想上也不成熟。不过，倍倍尔表示非常赞成协会偶尔对时事做一些政治报告和讨论，因为他也很关注时事，关心与工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关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只在协会中宣扬教育，他们希望将协会完全政治化，他们经常在工人集会和民众集会上进行鼓动，讨论工人问题和时事问题，比如工人残废保险问题、各邦的宪法问题、德国问题等。不过，随着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倍倍尔本人政治经验的丰富，他很快认识到工人阶级谋求政治独立、追求政治权利的重要性。
可以说，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初期，倍倍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主张的教育观点的影响。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倍倍尔当时很尊重和崇敬这些重要的民主人物，比如奇尔巴赫、奥古斯特·勒克尔等。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倍倍尔当时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对于工人为什么要求政治独立也不是十分明白。因为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还不了解，而且，他一般也只从莱比锡的报刊——主要是民主党的《中德意志人民报》上了解时事，这家报纸上没有刊登的内容，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尚不及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已创立，但在当时影响范围较小。倍倍尔曾回忆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对我们青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不可理解的事物。固然有时候，例如在莱比锡，也有个别属于魏特林的共产主义的人，如弗里茨舍、瓦耳泰希、施耐德、谢林，读过魏特林的著作，但这究竟是例外。”
拉萨尔曾在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参加过革命运动，在1859—1862年欧洲民族民主运动高涨时期，他在政治上基本上是个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他支持波拿巴主义，主张由普鲁士王朝领导德国的统一。他一方面以革命者的姿态抨击专制主义制度，一方面又倾向于俾斯麦政府而批评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投机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起，拉萨尔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发表过《工人纲领》《公开答复》等演说和著作，成为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
拉萨尔批判了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揭露了德国的现状，并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意识到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建立独立的政党的必要性，号召工人们团结力量，反对资产阶级，建设一个新社会。他提出了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围绕平均工资上下波动，所以无法摆脱贫困。拉萨尔提出了在国家帮助下实现生产合作社和争取普选权的政治要求，他认为只有通过国家贷款帮助实现生产合作社，才能拯救工人。
对于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民族统一问题，拉萨尔在思想上和策略上都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他从1860年5月起多次与俾斯麦密谈和通信，并且表示工人阶级愿意支持俾斯麦推行的军国主义的铁血政策，与民主的人民运动相背离。拉萨尔希望通过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来换取俾斯麦政府的普选权。不过，这正好合了俾斯麦的意图，被俾斯麦利用。相比于尚是欺骗手段的普选权，俾斯麦政府更害怕的是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权利的追求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愿望。拉萨尔则认为若他与普鲁士王国站在同一立场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封建统治阶级就会向工人阶级妥协。
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拉萨尔克服了工联主义的局限，在政治上、组织上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号召了成千上万的德国工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唤醒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过，他的思想却掺杂了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成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深入，“尽管拉萨尔自称从1843年起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终生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未摆脱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
，所以拉萨尔的思想和主张也给德国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写文章批评和反驳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错误策略，但由于当时德国工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很多工人组织都受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
由于倍倍尔接触拉萨尔的著作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得到拉萨尔的著作还在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先”
，所以他早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表现在倍倍尔在1869年年底写的小册子《我们的目的》中。1893年7月底，在《我们的目的》第十版出版序言中倍倍尔曾写道：“我出这个新版，有个条件，读者只能把它看作是德国工人运动头十几年中由于拉萨尔的出场而产生的观点的产物。”
这本小册子是倍倍尔与《民主通讯》论战的一篇政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倍倍尔历史地描述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及其产生的原因，揭露了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并指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不过，在倍倍尔的论述中，有些观点受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第一，受到了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影响。倍倍尔在论述工人的工资时，多次提到“固定的工资率”问题，认为固定的工资率导致了工人工资的下降。他曾说到“资产阶级能够比小手工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它需要许多人手，然而固定的工资率不让它这么做”
，“除合同制外，由于还存在工资制度和调节规律，还会产生其他后果：工资率逐渐下降，工人很快就会回到老样子”
。很明显，倍倍尔在这里受到了拉萨尔影响，没有认识到“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
。第二，倍倍尔在文中提到工人阶级要建立“人民国家”，追求“自由、平等权利、公平正义”等，实际上也受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这些词语只是一些空洞的、虚构的概念，而没有明确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虽然在某些观点上受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倍倍尔在这本小册子中还是透彻地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政策，在工人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而且，对于拉萨尔的很多做法和观点，倍倍尔是极不赞成的。
第一，倍倍尔极力反对拉萨尔的个人独裁作风。在拉萨尔领导下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是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它的成立是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重要一步。不过，全德联合会的章程是按照拉萨尔的要求制定的，带有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印记。它实行的是一种主席独裁专断的组织结构，主席拥有无限权力：有权直接任命副主席；有权发布一切命令；有权确定全体大会、执委会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所有以联合会名义发布的公告都必须有主席的签名等等。
第二，倍倍尔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普鲁士王国政府的阶级本质。拉萨尔虽认识到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和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但他宣扬依靠现存国家的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拉萨尔幻想不通过阶级斗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且还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思想的实质在于对国家进行改良，而不是消灭剥削国家。对于他的这些观点，倍倍尔是有清醒认识的。倍倍尔认为，现存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的本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普鲁士王国是封建容克和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所以，工人阶级不能寄希望于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应该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以充分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第三，倍倍尔认识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狭义的雇佣劳动者，还应包括手工业者、小农等，并且应该争取农民做革命的同盟军。拉萨尔的观点认为，“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虽然他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唤醒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但这种观点却忽视了其他阶级的历史进步性，更没有意识到应该争取手工业者、农民等做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对此，倍倍尔多次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中不仅包括狭义上的雇佣劳动者，还应包括手工业者和小农、脑力劳动者、著作家、国民教师和下等官员，所有这些人在现代条件下都是受苦人”
，应该把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不仅要使他们理解任何一种新思想，而且还要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使他们从反对者变成同盟军”
。
可见，在19世纪6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的初期，虽然倍倍尔在某些观点和认识上曾受到过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短暂的，而且倍倍尔的主张与拉萨尔主义的主张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随着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倍倍尔逐渐认清了拉萨尔主义的本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一直坚持对拉萨尔主义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