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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构过程是一个历史进展与逻辑演绎相统一的过程，历史进展中包含着逻辑演绎，逻辑演绎推动着历史进展。上一章我们分析了这一过程的历史进展，本章我们分析历史进展中包含的内在逻辑演绎。只有进一步揭示这个内在逻辑变化，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历史进展，把握历史终结论由原生形态向重构形态转变的内在逻辑根据。
事实证明，对于福山而言，21世纪以来的20多年并非一段愉悦的经历。这短短的20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先是2001年震惊世界、打破美国本土永远安全神话的“9·11”事件，紧接着是同年10月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借口“一袋洗衣粉”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后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再后来是2013年英国开启脱欧议程，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2019年年底新冠疫病大流行，等等。这一件件大事的发生和叠加，就像一箱箱压在骆驼身上的沉重货物，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无不构成难以附加的沉重压力和负担。
对于这些大事及其带来的挑战，福山无法置若罔闻、单纯醉心于原先的理论模型而无动于衷。相反，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呵护他的基本结论和核心逻辑，一边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出专门关照和及时回应。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不断互动，推动福山不断自我反思，导致其思想在不断量变基础上发生了“阶段性”或“局部性”部分质变。对于这些变化，福山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坚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前提下，对国家政治功能的再发现；再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的政治衰败问题的突出重视。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序言中，他专门指出了这种变化：“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来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我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变化包括：一个是形成一个现代的、非人格化的国家的困难，即我所说的‘去丹麦’的问题，再一个是现代自由民主衰败或倒退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从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与重构形态的整体比较来看，笔者认为，导致福山思想重构的逻辑因素并不仅仅是上述两个方面。应该承认，这两个方面是导致福山思想重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不是其全部因素，甚至不是其逻辑变化的最深层因素。让我们顺着福山的这种自我反思，将其逻辑变化的所有因素完整准确地揭示出来。
首先需要指出，国家再发现与政治衰败这两个方面之间，与其说是并列关系，不如说是派生关系。因为政治衰败问题的关注，是以国家再发现为前提的，政治衰败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衰败和倒退。但国家再发现不仅派生出了对政治衰败的重视，改变了原本唯民主的片面论域，而且从根本目标上改变了福山的政治理想，促使福山放弃了原先那种片面的民主一元论政治结构，转而用包含国家、法治、民主在内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因此，国家再发现不仅引发了对政治衰败的关注，而且也与政治衰败关注一起，进而引发了政治目标重构。政治目标重构是福山逻辑变化的第三方面。
在这三个方面当中，政治目标重构是一个带有整体性影响的根本变化，虽然它由国家再发现和政治衰败关注推动，但对于历史终结论重构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它作为一种逻辑的“普照光”，反过来迫使福山对政治发展的人性论基础、政治发展的过程以及最终结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整体性再思和重构。
福山另一个逻辑变量是对“中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再肯定，这个事件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产阶级的衰落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构成严重挑战有关。在重新肯定中产阶级以及它背后的经济逻辑基础上，福山对历史终结论重构的哲学依据进行了重要调整，修正了原先片面强调“回到”黑格尔的做法，在“降格”黑格尔影响基础上“升格”马克思的作用。这里所谓的“降格”与“升格”仅仅意味着一种部分调整，并非方向性逆转。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大规模衰落，这强硬的客观事实让福山切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遭到了切实挑战。福山再次深刻认识到，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在世界范围扩展的主体力量。与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中的阶级概念从追求承认和不畏惧死亡的人性出发不同，福山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坚持了从经济关系出发的逻辑。这种经济逻辑显然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逻辑相矛盾，但在这种矛盾面前，福山阶段性地选择了经济逻辑。正是这种选择，让福山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借助马克思的经济逻辑提升理论解释力和化解理论危机。
国家再发现让福山高度重视政治衰败，重塑政治目标；中产阶级再认识促使福山重新肯定经济逻辑，重新认识和更多肯定马克思的逻辑，这是两条比较明显的逻辑变化线索。这两条线索都指向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如果要在理论上更加坚实，需要重新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整个理论的人性论基础。国家制度建设，要求挖掘和重视人的社会合作属性和理性建构属性；阶级背后的经济逻辑，也要求重新承认原先被坚决否定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物质欲望。
概括地说，福山思想的逻辑变化包括三条基本线索：第一条是从国家再发现开始的，第二条是从中产阶级及其经济逻辑再肯定开始的，第三条是对前两条线索的人性论基础重构。第一条线索催生了“政治退却”和“政治目标”的研究论域，第二条线索催生了“政治动力”的研究论域，第三条线索催生了“政治起源”的研究论域。这四个论域刚好是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的四大基本论域。
在这三条线索之间，第一条线索处于首要地位，第二条线索虽然具有现实的原因，但在逻辑上也与第一条线索具有因果关系。政治目标的重构只是理论的第一步，它需要得力的实践路径来保障。第二条线索对中产阶级的重视和重塑，就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而要实现国家重新发现和化解政治衰败，要实现中产阶级重塑，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在理论上重构历史终结论的人性论基础，这就产生了第三条线索。也就是说，第一条线索在三条线索中处于首要地位，它先是衍生出了第二条线索，又与第二条线索一起衍生出了第三条线索。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原本是坚持唯心主义逻辑的，为何在中产阶级问题上坚持了从经济出发的唯物主义逻辑呢？福山的重构的确体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多元论色彩，但不能说福山的逻辑变化是由其实用主义多元论决定的。笔者认为，这样做貌似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抓住福山理论重构的根本目的寻找答案，并非很难理解。笔者认为，福山这样做是由其坚决维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立场决定的。福山准确地抓住了中产阶级衰败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重大挑战这一问题，这个挑战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理论的挑战，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挑战。如果要真正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就不能仅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文章，而要实实在在地来应对和化解各种具体挑战。如果仍然坚持原先那种阶级概念，把阶级看作是一种追求承认的精神实体，那么中产阶级的衰败也可以通过精神承认或一种和解仪式来化解，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样做不仅不能化解现实挑战，反而会让历史终结论陷入可笑的空谈境地。简单地说，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强硬事实和客观逻辑，逼迫福山不得不承认中产阶级衰退的经济逻辑，并从借助马克思的经济逻辑寻找维护中产阶级的途径。这对福山而言，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否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对国家政治功能的再发现，以及由其派生出来的对资本主义政治衰败的关注和对包含国家建构的政治目标的重构，对中产阶级历史功能的肯定，以及由其派生出的“升格”马克思，由前述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的对整个理论人性论基础的重构，作为六个关键变量，一起撬动了福山理论体系由原生形态向重构形态转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要深入把握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逻辑依据，以及它与原生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有必要具体梳理这六个逻辑变量的具体变化和发展过程。
下面我们对国家再发现、政治衰败、政治目标重构、中产阶级地位突出、“升格马克思主义”五个方面的逻辑变量进行具体分析。第六个逻辑变量人性论基础重构涉及政治起源问题，是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重大基础性问题，我们留到第三部分中分析。
变量一：国家再发现
历史终结论重构的首要变量，是重新肯定了国家建设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把国家建设放在政治发展的优先位置。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的第一个着眼点，就是放弃原先否定国家的错误观点，重新审视和理解国家的政治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对国家功能的重新审视，带来了福山政治目标理想上的重大变化。
在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中，福山有一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乌托邦情结，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不仅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政治制度，而且它的实现必须借助国家等其他政治制度，仅仅依靠自身的不断发展就可以达到。因此，对国家等其他政治制度，福山原先不仅没有给予应有重视，反而走向了反面，把它看作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实现的障碍，给出了整体否定性看法。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福山借用尼采的术语把国家称为“最冷血的动物”，认为国家完全是一个反面政治角色，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必要前提。福山系统分析了从拉美殖民地独立国家，到传统封建独裁国家（俄罗斯），再到现代民主国家（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自由民主发展状况，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民主之所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或者虽有普及但没有稳定下来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与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和谐”
。在福山看来，国家是一个“政治范畴”，是“对适当的统治方式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的领域”，它把自己的意志“强置于人民之上”。国家有时会“造就”人民，例如美国为新移民灌输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但经常“与人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处于战争边缘”。国家会从意识形态灌输和人的行为能力两个方面妨碍自由民主的发展。福山虽然也承认国家可能在造就人民观念和生活方面发挥作用
，但归根结底他不认为国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构成要素，是通往自由民主的必要先决条件。他甚至说：“我们常常听到过一种观点，认为不具备民主的先决条件的国家不能实现民主。如果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必需的，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民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或一种文化（包括西欧人民和文化）不是从极端的极权主义体系中走过来的。”
此时的福山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被他作为自由民主阻碍因素予以否定批判的德国和中国的国家建设，在他20年后的理论体系中变成了论证自由民主发展必要先决条件的正面案例。尤其是中国，被福山看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模范代表。
前面已经指出，福山重新发现国家的政治价值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该书所论述的主题表明，在战后建设中走向自由民主反面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深刻教训，引起了福山的高度重视。但该书仅仅意味着：福山由原先主要否定国家的作用，转向了开始重视国家的作用。这种重视，一方面是新生历史事实逼迫的结果；另一方面还只是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带有就问题谈问题的性质，还没有从政治发展逻辑高度予以总结。
把《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升华为政治逻辑问题的最早标志，是2005年发表的《国家第一》一文。在该文中，福山从国家与民主的生成关系角度指出：国家发展先于自由民主建设，在自由民主建设之前，必须先有国家的建设，哪怕这种国家是非自由民主的专制国家。进而福山批评了在国家与民主关系上的两种极端观点和做法：一种极端观点和做法是为国家而国家，没有把国家建立在必要规则即法治约束的基础上；再一种极端观点和做法是“过早的民主化”，即在拥有具有强大治理能力国家生成之前，就开始进行普遍的政党竞选。应该指出，福山所批评的第二种极端做法，实质上正是福山本人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所坚持的观点。与其说福山是在批评他人的极端观点，不如说福山是在做思想上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当然，仅仅是部分质变意义上的革命。先要有国家，后要有民主；国家先于民主，民主巩固国家，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核心逻辑在这里已经跃然纸上了。
变量二：国家再发现引发的政治目标重构
既然政治发展离不开国家建设，自由民主的实现无法在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下独立进行，那么政治发展的目标就不能为追求民主而单独谈论民主，需要将国家、法治、民主等作为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目标予以考量。这就是福山政治目标的重构。这种重构的最大变化是增加了国家这个新因素，突出了原先附属于民主的法治即自由因素的独立意义，由一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
福山在《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和《国家第一》中提出了国家再发现的理论任务，这个理论任务的彻底实施，必然发展为对历史终结论本身的理论重构。国家再发现，对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变化，绝不是一个简单补充和完善的问题，它促使福山重新思考政治结构和政治目标，进而重新思考政治起源的人性论基础。这个政治目标虽然仍然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为终极目标，但这里讲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已经不再是原先那种单纯的民主要素，国家和法治因素也被作为其必要构成部分而纳入进去了。整体而言，福山的这个政治目标重构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国家第一》中提出的“国家先行”的思想升华为“政治发展”的思想，即从政治的历史发展角度总结“国家先行”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一书中。在该书中，福山正式提出了“政治发展”概念，把国家与民主关系问题看作“政治发展”问题。福山虽然还没有系统论述政治发展从起源到现代的详细过程，但已经凝练出了历史终结论重构形式的理论主题：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这个系统结构机体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而不仅是自由民主单一元素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当然，福山在强调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还不忘强调政治发展是“促进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福山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的基本立场，追求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仍然是其理论重构的理论主旨和终极目标。
第二阶段，到亨廷顿思想中寻找解决政治发展问题的思想资源。亨廷顿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其主题也是政治发展问题。在该书中，亨廷顿反对西方现代化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该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必然会带来自由民主发展，由此，现代化的经济目标与政治民主目标可以“一同出现”。与之不同，亨廷顿主张：政治秩序的发展具有与经济发展无关的独立逻辑；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政治秩序发展应该先于社会动员，因为如果社会动员先行并且超越政治秩序发展，其后果必然是冲突、混乱和政治衰败（政治无序状态）；一个国家政治秩序是否强大，与这个国家是否坚持自由民主制度无关，例如苏联。福山显然非常重视并且充分吸收了亨廷顿这一基本观点，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将其称为“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福山虽然肯定了亨廷顿关于国家、政治秩序先行思想，却坚决否定了国家、政治秩序的强大可以脱离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而单独发展的思想。福山认为，穷国和富国在政治发展逻辑上并非完全不同：英国政治发展所体现出的逻辑，即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带来民主发展的规律，主要适应于人均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而对于穷国，“政治秩序和有力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不能过早推进社会动员和民主发展，那样会导致社会不稳甚至冲突和革命，不仅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政治民主也不能实现。
福山认为，强化国家机构建设虽然重要，但要将其纳入自由民主建设的框架中去强调。这样，福山就既可以充分利用亨廷顿思想的有用因素，又否定它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不利的一面，最终达到维护历史终结论的目的。福山对亨廷顿的肯定，实际上是对此前福山自己观点的否定；福山对亨廷顿的否定，实际上是对此前福山自己观点的再肯定。
第三阶段，创作“姊妹篇”对政治目标具体重构。福山通过创作前后相继的“姊妹篇”，分别从政治起源、政治发展、政治衰败、政治终结等几个方面来重构三位一体的政治目标。“姊妹篇”的第一篇《政治秩序的起源》，主要从政治起源角度论证了这个政治目标。国家制度的起源、法治制度的起源以及民主制度的起源，依次成为该书第二、三、四部分的研究主题。第五部分“迈向政治发展理论”是一个理论总结与升华。这个部分涉及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人性基础、思想动力、竞争机制、政治衰败等），以及政治发展与其他社会因素发展的关系，但尚未涉及政治发展目标的实现问题。但在该书第29章中，出于逻辑需要福山提到了这个问题：“本卷提供的政治发展史是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和美国革命前夕，直到这时，真正的现代政治方才问世。此后，众多政治体出现，囊括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重要组件：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
福山第一次系统论述三位一体政治目标，是在其“姊妹篇”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在该书第一章“何为政治发展”中，福山系统分析了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内涵和现实状况，并把三者的同时存在和相互平衡作为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福山认为，在当下不同政治体中，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并非一定都发展到位，很多国家存在“彼此独立”或“不同组合”的情况。这说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完备的，其“现代化”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发展。与之不同，“政治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享有三大制度——国家、法治和程序性负责制——并使之处在某种平衡状态中”
。发达国家的国家制度强大，同时还受到法治和民主的制衡；自由民主得到充分保障，但没有因此削弱国家执政能力，反而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基础。由此，处于“某种平衡状态”的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追求的新的政治目标。原先那种单一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虽然逻辑地包含着法治思想，但并没有把法治单列出来，更没有把国家作为正面因素和首要前提罗列出来。现在，这种单一的政治目标被内在平衡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目标所代替了。
福山把这个新政治目标的实现专称为“达到丹麦”。他说：“这个‘丹麦’享有完全平衡的三个政治制度：称职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
然而，这个“丹麦”与其说是丹麦，不如说是英国。福山明确讲：“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马克思起的许多社会理论家都把它视作现代化的典范。英国走过一条因果链条非常清晰的道路，先是经济增长，再是社会动员、价值观改变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最终抵达自由民主。”
英国不仅是许多理论家的典范，也是福山本人重构的政治目标的典范。这与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突出美国的地位不同。
变量三：重视政治衰败
国家功能的再发现，不仅促使福山就原先的政治目标进行重构，也带来了他对这一政治目标实现过程的新认知。福山认识到，政治发展并非像原先认识的那样，只有前进或“按下暂停键”两种状态，它还包括向相反方向运动即退却的状态。福山将这种退却状态称为政治衰败。政治衰败这个概念是福山借用了亨廷顿的概念，但他扩充了这一概念的时空适用范围。由侧重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转向重视前进中经常发生的退却或政治衰败现象，是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中的第三个变量。
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中的单向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主奴斗争辩证法的单向性，另一个是历史“终结”之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不可逆性。
福山的主奴辩证法是一个从最初之人战争到主奴关系形成，再到主人统治奴隶和奴隶酝酿反抗主人，最后主奴和解和自由民主的最终形成的过程。这个主奴斗争辩证法，之所以可以称为一种辩证法，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两次斗争（最初的斗争和奴隶觉悟后的斗争）和两次妥协（最初的妥协和最终的妥协）。但是，我们之所以仍然认为这种逻辑是一种单向逻辑，是因为其包含的两次妥协都是对主奴力量“现状”的维护和巩固，并没有向相反方向的“退却”。也就是说，妥协仅仅是停止发展，而不包括向相反方向的运动。
从历史“终结”之后的状态看，因为追求承认的人性已经得到完全满足，涉及社会发展的一切“大问题”都已解决了，所以历史就不可能继续前进了，也不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倒退”了。福山说：“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
福山对政治衰败的重视，显然是他国家再发现的必然结果。但在他的两篇代表作和其他许多文章当中，都将政治衰败看作是一个旧理论即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更新”的结果。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序言中，福山明白指出：本书的“第一个起源”是“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
。“纪念塞缪尔·亨廷顿”也赫然印在该书的扉页上。这样就给人带来一种错觉：好像这是因为受到了亨廷顿思想的影响并且继续创新这一思想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所谓的政治衰败，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暴乱和动荡等无序现象。导致政治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忽视国家建设的优先性，在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形成之前就推进选举等民主制度的发展，导致社会动员过早，社会秩序混乱。
而福山所谓的政治衰败的内涵，显然不是或主要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福山虽然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序言”中说亨廷顿的政治衰败内涵“有待扩展”，但他并没有完全坚持亨廷顿的观点。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指出，政治衰败是与政治发展“对应”的概念，或者说政治衰败是政治发展的反面。进而福山还指出政治衰败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制度僵化，另一种是家族制复辟。福山不仅扩充了政治衰败的一般含义，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衰败现象扩大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现象，即反向制度化现象，而且分析了其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其一般原因是人类情感和价值观的保守性带来的制度固守，其特殊原因是由人性决定的家族化倾向所带来的用人规则复辟。
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具体分析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衰败问题，进一步将政治衰败的内涵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存在，扩展到历史“终结”之后的存在。对于民主如何带来政治衰败的一般原因，福山给予了难能可贵的分析，指出这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彻底否定。福山把美国的这种政治衰败现象归结为其政治制度三要素发展顺序的特殊性。与欧洲的法国、丹麦、英国、德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沿着法律、民主、国家的顺序演进的，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法律、国家、民主的演进顺序。
变量四：中产阶级历史功能再认识
福山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承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重新审视国家功能和关注政治衰败研究。在国家再发现和政治衰败研究的基础上，福山进一步重构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毫无疑问，福山的上述自我评述是符合他新思想的特点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福山思想变化的线索之一，福山忽视了自己思想变化的另一重要线索——中产阶级政治功能再认识。国家能力建设，只是为自由民主建设提供了必要前提，不等于国家建设好了自由民主就会自然而然产生。那么，具体如何通达自由民主？福山回到了被他否定过的中产阶级社会动员的作用，把中产阶级作为决定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生成的主体力量。中产阶级政治功能再认识，是继国家功能再认识后的又一本源性逻辑更新。
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为什么会产生？它又为什么倾向于扩展？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是立足于“追求承认”的人性来论述这一问题的。福山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的经济逻辑，但他认为，经济逻辑只能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推进到“门口”，而不能将其推进里面去。因此，经济逻辑对于解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形成有一定作用，但并非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经济逻辑之所以担此重任，是因为经济发展虽然会造出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并不一定就会赞同和追求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相反，它甚至可能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与其他观点比较，福山认为，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中介的经济逻辑虽然“最有说服力”，但它最终也没有证明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动员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福山说：“第三类观点，即先进的工业化能创造有文化的、能自然地选择自由权利和民主参与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站得住脚，……教育对民主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至少也是一种非常需要的氛围。……但是如果认为教育必然会带来对民主规范的信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福山是出于反对马克思而否定“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动员—自由民主”逻辑的，但他的这一做法，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发展现实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现实中，受到了严重挑战。福山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出现萎缩，这种萎缩对自由民主制度生命力产生了釜底抽薪式的影响，这迫使福山重新审视和发现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对中产阶级的这种由基本否定向基本肯定的转变，最早出现在福山2012年《历史的未来》一文中。该文是在重构历史终结论过程中写的，可以看作是这一重构形态的广义内容之一。后来发表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基本上照搬了《历史的未来》一文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
在《历史的未来》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不再把和解后的主奴即“最后之人”视作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群体中的某一部分即所谓中产阶级作为其社会基础。在《历史的未来》中，福山重申中产阶级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这里主要强调了中产阶级的数量萎缩和现实原因。而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的思考更加成熟，他区分了“中产阶级社会”和“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认为“民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所谓“中产阶级社会”，是指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处于“最大群体”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产阶级不再“担心低下的大批穷人”的民粹主义倾向，可以坚决地追求和支持民主政治。
通过区分这两个概念，福山重新回答了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的问题——中产阶级是否会赞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重新肯定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必要性和决定地位。
如同强调国家政治功能，是因为忽视国家会影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终实现一样，福山强调中产阶级政治功能，是因为中产阶级弱化已经影响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生命力。在《历史的未来》中，福山坦率地指出：“现在急需严肃的思想大辩论，因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正在侵蚀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如果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破坏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中产地位，那将怎样呢？现在……某些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动向，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福山重申政府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对全球化的管控，主张重塑“通往拥有敦实的中产阶级和强健的民主政体的坚实道路”
。这条道路不正是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理想目标吗？
变量五：“降格”黑格尔与“升格”马克思
重新肯定中产阶级的政治功能，必然要求重新肯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政治功能，因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没有现代经济发展就没有中产阶级的产生。顺着这个思路演绎下去，福山自然而然地转向重新（部分）肯定马克思和（部分）否定黑格尔。笔者将这种部分肯定称为“升格”、部分否定称为“降格”。这里讲的马克思和黑格尔，是指经过福山重新理解过的马克思和黑格尔。
阶级逻辑及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以宣扬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为使命，批判马克思主义根本目的的福山，理应不会允许经济逻辑和阶级逻辑出现在自己的核心逻辑之中。福山转向对经济逻辑和阶级逻辑的重新肯定，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强硬的客观事实对他的启发：中产阶级的发展未必能引起他的重视和肯定，但中产阶级的衰退即无产阶级化，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生命力，让福山“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逻辑和阶级逻辑的合理性问题。再一个是他虽然恢复了经济逻辑和阶级逻辑的地位，但并不是完全照搬马克思的经济逻辑和阶级逻辑。因为这里所谓的经济，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发展，并不包括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这里所谓的阶级，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而是倾向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产阶级。
那么，在“升格”了的马克思和“降格”了的黑格尔之间，何者地位更高一些，或者何者是“主导”性逻辑呢？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非常明确将政治发展历史区分为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两大阶段，认为工业革命之后的政治发展遵循了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社会动员—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逻辑。而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一逻辑并不成立，政治发展受暴力与社会制度竞争的影响更大。因此，所谓“升格马克思”，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整体意义上的。
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是从否定马克思而肯定黑格尔的逻辑开始的。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说：“我们最好不要相信马克思和受其经济历史观影响的社会科学体系，而应相信黑格尔，……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中存在的‘历史发展机制’的理解深度是马克思主义或所有当代社会科学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有必要回到黑格尔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获得认可’为我们再现了一种完全的非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它对人类动机的理解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或从马克思派生的社会学要丰富得多。”
福山此时虽然也选择性“利用”马克思的经济逻辑，但整体上是否定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
在《历史的未来》中，福山已经显示出“降格”黑格尔的逻辑倾向。他虽然没有直接重新评价黑格尔思想，但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此外，福山还重提了阶级和经济逻辑，用阶级和经济逻辑解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扩展问题。
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降格”黑格尔和“升格”马克思的态度已然完全明确。福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采取了明确否定的态度，他说：“民主为什么会扩展的问题有一个曾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答案。那就是民主之所以站稳脚跟，是因为民主思想本身的力量。……在黑格尔看来，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源于人类理性的内在逻辑。……思想确实非常强大，可用来解释政治制度，但这个解释所引起的疑问，与它所解决的疑问一样多。……我在第二章中提出过一条替代的因果途径，即经济增长可通过社会动员来影响民主政治。这里的关键是劳动分工……分工意味着，将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换句话说，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动员，后者又导致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愈演愈烈。……首先是卡尔·马克思，他把劳动分工转化成社会阶级的理论，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中不可或缺的组件。”
这里对马克思的肯定态度和对黑格尔的否定态度非常清晰。不仅如此，福山还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摩尔框架”代替原先的“黑格尔—科耶夫”思想的地位。福山说：“马克思—摩尔的框架，经过几点修正，基本上是合理的，我将……详细阐述这个故事。”
那么“马克思—摩尔框架”是一种什么逻辑呢？简单地说，就是用马克思的经济、阶级逻辑加上摩尔的中产阶级逻辑，实际上就是前面讲的“经济增长、社会动员、自由民主扩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