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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历史终结论包括原生形态和重构形态两大构成部分和两大阶段。前面我们从形成历程和基本特征方面分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原生形态，本章和下一章从思想史与逻辑两个方面继续分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思想史，经历了一个从构思到创作，到创作中的预想，再到确认创作完成的过程。整个创作过程的推进，客观上是由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契机决定的，而主观上是由其背后核心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决定的。
在1989年正式提出、1992年系统论述历史终结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福山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对这个宏论的论证和宣传上面。这种思想战线的战斗，就像他们的祖先美籍日裔第二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踊跃参加美军，向敌人发起毫不畏惧的“万岁冲锋”一样。这种武士道式的自杀冲锋最终让美国政府承认了日本移民对新祖国的忠诚和臣服。但历史形势的发展并不像福山历史终结论设想的那样乐观和美妙，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历史不可能“被终结”。历史终结论提出后不到十年，两件事情的发生从根本上逆转了福山的乐观主义：一件事情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带来的政治和人道灾难，再一件事情是2008年美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政府治理无能。福山后来把从美国国外到美国国内的这两件大事分别称为“政治焦虑”和“政治衰败”，认为这两件大事严重影响了世人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看法，让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蒙羞”。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本身存在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的问题。这些新的重大事件的陆续发生，让极具理论敏感性的福山认识到：历史终结论的原有结论虽然没有问题，但它单纯强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论模型已经过于简单，无法解释和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必须予以完善与“重构”。
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政治失败，让福山认识到只讲自由民主，不讲国家建设，老百姓必然陷入生存灾难，自由民主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坦承道：“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立即背上了国家构建这个新的大包袱。”于是，他开始转向重视和研究国家建设问题。福山最早提出和探讨国家构建问题，是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在该书中，福山反思道：国家构建问题绝不是一个原先理解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的国际性问题。因此，“一时间，支持或者在一片空白上新建正在失去国家能力和制度的本领，被提上全球议事日程的首位”
，“如何改善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增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并强化其可自我维持的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第一要务。”
当然，福山此时讲的国家能力不足主要是针对“贫困国家”而言的，他还把发达国家作为落后国家的国家建设的榜样，没有“认识到”发达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应该如何进行国家构建呢？福山将其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基础设施重建，包括派驻部队警察、恢复电力、供水、金融等；第二个阶段是创立能自我维持的国家制度；第三个阶段是增强国家制度的力量。这三个阶段中，最关键的是第二个阶段。福山虽然把小布什治下的美国称为“新帝国”，认为它入侵中东具有“帝国野心”，但他对中东重建问题给出的药方同样无法避免地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帝国主义野心。在该书中，福山虽然没有提出中东国家应该“学习美国”，但他十分精明地提出了“学习丹麦”的问题。他以北欧资本主义小国丹麦作为中东国家构建的榜样，提出要从“制度供给”角度创立一种“普遍适应的制度理论”，为其提供国家建设的思想和政策指导。福山说：“丹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了解的，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了解丹麦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成现在这种状况的。但是，这样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能移植到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有一个能够普遍适用的制度理论以及这一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贫困国家的政策指导提供基础？让我们回到‘制度’这个词汇现在应当如何定义这一首要问题上来。”“如果制度能力是问题的核心，我们便可以从制度的供给方面入手……”
这正是福山后来反复讲的政治发展中如何“达到丹麦”的问题。
可见，福山此时的一个重大思想转变，是他突出地认识到了国家能力建设问题的重要性，甚至将其放在国际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但相对于其后来的理论重构而言，其存在的缺陷在于对国家构建问题更多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思考，没有从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总体政治结构重构角度给予反思总结。福山此时更多把现代国家制度看作是一种现成药方，只需要“设计”和“移植”，而没有从国家政治制度历史生成角度对它的发展规律进行分析。这是因为福山此时对国家制度构建还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没有深刻认识到历史因素对政治制度建设的深远影响。他甚至认为学习丹麦问题的关键，主要不是各个民族自身历史的制约问题，而是是否愿意学习的意愿问题。他说：“它们所遇到的障碍并不是认识方面的：对这些国家与丹麦有什么差异以及如何学习，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但问题在于由于当地国家没有足够的愿望，我们没有实现改革目标的政治手段。”
值得肯定的是，此时福山的政治制度思想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依靠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包打天下”，而是主张将自由民主制度与国家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以国家能力建设问题为“首要”问题，以自由民主制度为国家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这里已经隐含着他后来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三位一体政治目标的萌芽。他说：“从三十多年的经验看，国家能力能否容易地与合法性完全分开，似乎还不能断定。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开始解体，国家能力大大弱化，其原因正是其专制性质使其政体在公民眼中丧失了合法性。……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形式的合法性，但在当今世界，合法性唯一真正的来源则是民主。”
如果说在《国家构建》中，福山的国家建设还缺少一种历史纵深，他主要是从不同性质国家之间相互作用这一共时态视角看问题，把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落后国家的既定目标，从外部输出给前者，那么从2005年在《民主》杂志发表《国家第一》（“Stateness”First）一文开始，福山的国家建设理论不再是单纯外因和共时态的，而是更加强调内因的和历时态的，目标国家自身的国家建设历史及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关注点。在该文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福山独创了一个新词：stateness。国内的翻译虽然仍然将其翻译成“国家”，但很明显这种译法并没有将福山的本意完全翻译出来。stateness这个概念与此前使用的state，有着内涵上的重大差异。福山将ness这个词缀放在state后面，试图表达这样一种意思：国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静止实体，而是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进展的一个动态实体。stateness与此前使用的state-building属于近义词，但它更多突出了发展的动态过程，而非平面化描述。这种动态性质，如果用该文中的一个中心观点来体现，那就是：“在你能有一个民主之前，你必须有一个国家。” [1] 这个命题第一次将国家作为民主形成的必要条件，放在民主建设的前面。国家建设的这种历史发展顺序上的突出，与《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把国家建设置于“首要地位”的观点显然具有某种继承关系，但更加是一种时态转换，即由共时态互动向历时态更替的转化。
当然，福山并不认为任何性质的国家都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前提，他还强调了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合法的因而持久的国家，你最终必须有民主。” [2] 也就是说，国家作为先行因素，为民主制度的形成创造前提条件，但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为先行的国家提供合法性，这种国家制度也是无法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反过来强化国家的合法性，从而巩固国家制度。这样，这里的国家和民主之间既有历时态派生关系，也有共时态互动关系，而且历时态派生关系是共时态互动关系的前提和先决因素。
在国家与民主的这种历时态派生关系和共时态互动关系中，福山反对两个极端错误，即没有规范约束的强制国家和没有国家准备的“过早的民主化”。在这两个错误中，“过早的民主化”是更为严重的错误。因为没有规范约束的国家虽然是不合理状态，却必须是先行的条件。按照福山的逻辑，国家建设在开始自然是没有合法性的、专制的。即使后来应该有合法性而没有实现，也并不意味着它的先行和先行的专制就是错误的。况且民主的发展最终可以赋予它合法性。但是，如果发展顺序颠倒过来，民主先行，则往往导致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这种能力不足的“课程”不仅无法完全弥补，而且必将影响深远、遗祸无穷。
必须指出，福山这种关注重心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一方面为日后历史终结论的重构提供了方法论准备；另一方面距离历史终结论的重构还有很远的心路历程。福山也认识到了，他对“从国家到民主”的历时态发展的历史，尚缺乏翔实史料的具体论证和哲学逻辑的纵深拓展。他说：“两者相互交织，但如何以及何时确立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机构的精确排序需要非常仔细的思考。” [3]
如果说在《国家第一》中福山已经具备了从历时态角度思考问题的政治发展思维，那么在2006年出版的《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以下简称《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福山已经正式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并初步论述了政治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等几个方面。政治发展问题，是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四个主题之一，其他三个主题分别是政治起源、政治衰败和政治终结，政治发展在四个主题中处于主体与核心地位。这说明，福山此时的认识不仅从思维方法上，而且从研究主题上已经开始接近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了。
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福山专辟“社会工程与发展”一章“政治发展”一节，将此前关注的国家与民主的排序问题上升到“政治发展”的高度进行分析，并且从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以及国家与民主互动的角度，初步分析了政治发展的内涵、目标和动力问题。这实际上重新回归了历史终结论所关注的核心论域。
关于政治发展的内涵，福山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从国家建设角度，指出“政治发展被理解为是一个正式的、具有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国家体制的建立”
；第二点是从民主发展角度，指出“政治发展是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政治发展既包括国家建设，也包括民主制度建设。这样的政治发展概念是否具有二元论的倾向呢？不是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政治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中，虽然国家建设是先行的必要条件，但它仅仅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国家建设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方面，而政治发展是推进民主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国家建设实质上是从属于民主建设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目标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形式上政治发展包括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但在实质上，政治发展就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国家建设只是为了自由民主这一更大目标的更好实现，才被纳入政治发展的论域之中。
福山关于政治发展的内涵，已经蕴含着他对政治发展目标的理解。这个目标可以从直接目标与根本目标两个角度来看，其直接目标是国家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建设，其根本目标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福山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西方国家更重视民主合法性目标，忽视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目标。福山此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虽然美国还没有爆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但他已经不再把美国完全看作国家治理的榜样。他说：“在政治发展方面，美国应当把促进良好的管理而不仅仅是民主确定为自己的目标。”尽管如此，国家建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政治发展是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包含国家建设和创建有效的体制这类工作，有效的体制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但其本身不一定是民主的”
。
福山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他首先总结了现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以亚当·普睿泽沃克斯基和费尔南多·利蒙奇为代表，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到一定人均规模后，政治民主就会开始产生。第二种思路以历史学家查尔斯·梯利为代表，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竞争及其引起的效仿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三种思路以吉亚·诺迪亚为代表，认为自由民主思想作为全世界唯一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是驱动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前两种思路，福山指出，它们都存在不能完全解释的相反的案例。对于第三种思路，福山并没有直接作出评论，但他在肯定前两种思路的部分合理性之中，包含着对第三种思路的片面性的批评。
那么，福山本人对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持什么观点？虽然我们知道，他在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中的做法是将这些观点来了个“卷包烩”，“综合”起来作为特定历史事件、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发展的答案，但在这里他还没有思考清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是貌似话中有话地告诉读者：现有的观点只是将政治发展动力“建立在三个驱动器之中的一个”之上，“至今不存在关于政治发展的强有力的重大理论”，只存在“大量积累起来的关于政治发展战略的政治经验”。
言外之意，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和初步思考，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后期继续努力。
福山重新回到“政治发展”主题，实际上就是回到了历史终结论的原有主题。有人把“政治发展”问题看作是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主题，认为“政治发展”研究的是政治科学，而历史终结论研究的是政治哲学，从而把历史终结论的原生形态与重构形态对立了起来，笔者并不赞同这一做法。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历史终结论的原生形态还是重构形态，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哲学或者政治历史哲学。只不过这两种形态研究这一哲学所倚重的主要方法论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在方法论上侧重“超历史”的哲学方法论，而其重构形态在方法论上侧重“历史学”的实证方法论，但这不等于说前者没有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后者没有采用“超历史”的哲学方法。实际上，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是在继续采用“超历史”哲学方法，对原有人性论基础进行了重构的前提下，再借助拼凑的各种繁杂历史资料来描述政治发展过程的。可以说，“政治发展”问题是历史终结论原生与重构形态的共同主题，福山在不同阶段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论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不存在有人讲的福山由政治哲学转向了政治科学这回事。
2006年提出“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任务之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福山加快了重构历史终结论的步伐。但整个过程在当时显得有些神秘，具体从什么时间正式开始重构创作，我们很难确知。但根据福山后来发表的著作，以及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笔者可以确定，这个工作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正式开始的。
经过五年左右的工作，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著作陆续出版了，这就是作为姊妹篇的两本厚厚的著作——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政治秩序的起源》）和2013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以下简称《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2006年提出研究任务，到2011年第一个姊妹篇正式问世，至少经历了五年左右反复琢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对于这个重构工作的进展状况，福山在这五年里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只是在第一个姊妹篇问世后一年的一篇文章中，以“一个神秘的无名作者”的身份原则性地介绍过其基本思想。这到底是因为福山在有意制造一种“神秘”气氛，还是因为整个再创作过程过于难产我们不得而知。关于这个重构形态的主要内容，我们将另辟一部分专门进行研究。
这篇神秘的预告性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的未来”，它发表于2012年1月的美国《外交》杂志。它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副标题：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衰微中幸存。这个副标题透露了这个重构工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危机后处于严重衰落之中，这对福山的理论目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实现产生了根本性挑战。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罗斯福新政之后的事情，而它的逆转则从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开始。但福山之所以于2012年才提出这个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福山也认识到，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衰落所致，它反过来又加剧了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衰落。
之所以密切关注中产阶级的重大变化，是因为与其他把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的学者不同，福山主要是把中产阶级看作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福山认为，正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才使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最终巩固下来，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产生与发展。现在中产阶级出现了严重衰败迹象，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可能被瓦解。为了应对这一现实挑战，维护历史终结论的合理性，福山认为必须重构“未来的意识形态”。
福山用一种调侃口气设想这一重构过程：“此刻，试想一个神秘的无名作者，正在某个房子的顶阁，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大纲奋笔疾书，这个大纲行之有效地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具备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和稳固的民主体制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将如何名状呢？……”
设想一位“神秘的无名作者”在“某个房子的顶阁”为“未来的意识形态大纲”“奋笔疾书”，这个作者是谁呢？他又能是谁呢？毫无疑问，当然只能是福山本人。理由有二：一个是福山本人就是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提出者，他是维护和发展这一思想的第一责任人，有责任对重大挑战作出新的回应；再一个是福山即使不是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创立者，他也必然会参与对这一理论的重构，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具有极强政治信念和理论自觉的学者。而这里所谓“未来意识形态大纲”，自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福山将其称为“未来意识形态大纲”，充分证明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政治敏感和理论自觉。
关于“未来意识形态大纲”的主要内容，福山认为，它至少由政治和经济两个基本方面构成。政治上，它“重申民主政治凌驾于经济事务之上的至上地位，并且再度确立政府作为一种公众利益表述的正当地位”“遏止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事务的主宰”。经济上，它“不应以贸然谴责资本主义本身为起点……毋宁是资本主义的纷繁样式，以及政府插手帮助社会调节以适应变革的适宜程度”
。福山提出的这两个方面并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新凯恩斯主义话语的另一翻版。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提出的这些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现，要求重新审视和重视国家建设在政治建设中的地位。还应该注意的是，面对中产阶级遭受到破产危机，福山此处突出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决定性地位，要求强化中产阶级力量。正是这些不同关注所引起的逻辑变化的积累，最终促成了历史终结论的“重构”。
把《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著作看作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文本标志，并非笔者进行逻辑推论的产物，而是福山本人自我确认的结果。福山第一次公开这一理论重构工作并对其成果进行确认，是在2018年出版的《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中。在该书的序言中，福山讲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
一方面，福山指出了历史终结论重构开始的大体时间，以及重构的主题，证实了上述分析对这个“神秘”过程的推测。在回顾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20年后，福山指出：“在过去的两个10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演变和相互作用的，最后它们是如何衰败的。”
沿着这里给出的线索，我们把时间从2018年回溯两个20年可以得出，这个时间起点正是1998年。福山告诉我们，在这两个20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国家、法治、民主等政治制度的起源、发展、衰败等问题。
另一方面，福山指认了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成的主要文本，以及它与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之间的关系。福山说：“自从我在1989年年中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以及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我经常被问到某事件是否使我的论文无效。……我所能提供的最充分的反思包含在我的两卷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这两卷书一起可以被理解为在我对世界政治的理解的现有基础上，重写《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个人》的努力。”
可见，福山在此明确承认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为标志的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遭受了来自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广泛质疑和挑战；对此，他进行了“充分反思”和理论上的“重写”，其主要成果“包含在”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卷书中。
福山此处的确认信息并非孤证，4年后的2020年6月29日，在他回答《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中又一次给出了类似的确认。当《新京报》记者问他：“在最近的文章中，您很少提及‘历史的终结’。但在2014年的序言中，您说您仍然相信它。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需要做出一些修正吗？”他回答说：“我最近的新书《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其实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在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前面的两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都在意图重写《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所以，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是的，这里需要一系列复杂的重新建构。”
这两次自我确认，都明确将《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二著作为对历史终结论进行“重写”或“重新建构”的结果。但值得玩味的是，即使福山的指认从最早一次算，也是在两部著作出版之后五年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两部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福山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我们只看到福山将这一“重构”说成是对他的老师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进行“更新”的产物。他说：“这个项目最初只是为了重写和更新亨廷顿1968年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写作的另一个动机，即对“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的担忧
，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与他的历史终结论有什么关系，意味着什么。福山这样做，不知是在掩饰什么。
笔者需要专门指出，福山仅仅以《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二书为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文本代表，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的出版，突出了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另一面——优越意识在解释当下影响世界的新政治事件如美国民粹主义兴起上的重要意义。福山在突出国家制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比较重视优越意识和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在福山那里，政治发展的人性论基础，除了人的社会性、理性、情感、暴力等，还包括追求承认的优越意识。针对方兴未艾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福山认为，只有依靠人性中追求承认的优越意识，才能给予解释。因此，笔者认为，《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对应的是不同人性元素基础上的不同政治问题，应该成为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第三个文本代表。如果把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所突出的人性论元素及其指向的政治问题作为一种独立的思考，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后的“再构”，或者说第三个阶段。这取决于这一问题地位的凸显程度。
[1] Francis Fukuyama，“Buiding Democracy After Conflict：‘Stateness’Fir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No.1，January 2005，pp.84-88.
[2] Francis Fukuyama，“Buiding Democracy After Conflict：‘Stateness’Fir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No.1，January 2005，pp.84-88.
[3] Francis Fukuyama，“Buiding Democracy After Conflict：‘Stateness’Firs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No.1，January 2005，pp.8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