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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渊源上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对其之前的历史终结论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和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的继承发展。在追溯了福山之前的历史终结论后，本章与下面两章拟对福山本人的历史终结论进行思想史概述和形态学厘定。所谓思想史概述，是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问世具有一个初步形成、不断完善并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所谓形态学厘定，是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一开始形成到后来完善发展，虽然没有发生根本质变，却存在范式上的重大重构，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整体上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基本内涵可以区分为“原生形态”和“重构形态”两种基本形态。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是在“原生形态”的理论内核遭到重大挑战之后，为了挽救历史终结论的生命力，增强对重大历史现实的解释力，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学习、自我重构而形成的新理论体系。本章首先分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原生形态”的形成与内涵。
在苏东剧变前两年，福山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这给人一种福山极具政治预见性的感觉。与福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其他普通民众和学者们不仅没有发现这个新阶段的到来，反而长期陷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悲观而不能自拔。除了苏东社会主义自身陷入新的困境之外，这种令福山窒息的悲观气氛也是促使福山形成并宣传历史终结论的重要背景因素。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有这样两段话最能反映福山创作“历史终结论”时的原初心境。一段话是：“在西方，我们已经完全成为悲观主义者，不相信民主制度会全面进步。这种深情的悲观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真实可怕的政治事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以核武器和环境破坏为形式的科学反人类趋势。”
另一段话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稳定的、长期的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其处境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们的祖父母时代里，许多理智的人竟然可以预见出一种辉煌的社会主义前景。”
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存在怀疑甚至不信任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这原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让福山非常不能接受。看得出，与别人不同，福山是一个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比一般人更加忠诚和坚定的学者，他已经在这种悲观气氛中压抑很久了。
然而，风水轮流转，现在处境不同了，社会主义的最大国家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正在走向失败。福山认为，历史的风向标已经转向了另一边，现在到了反思批评悲观主义，重新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正名”的时刻了，资本主义必须发起一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攻，打一场翻身仗。正因为如此，福山把反思批判漫延美国和西方的普遍政治悲观主义，作为开启历史终结论工作的首要起点。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开篇第一章就把矛头指向了反思批评悲观主义，把标题设定为“我们的悲观”。
福山一方面指出，20世纪的人们陷入了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普遍的悲观主义；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悲观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是20世纪的产物，与此前的19世纪形成了鲜明对照。福山认为，19世纪人们对资本主义充满了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要来自“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以及美国和法国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创立。而20世纪的普遍悲观主义之所以产生，主要与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道德和技术危机有关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福山认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的自信”，因为它将忠诚、勤奋、爱国等美德用于“毫无意义的杀戮他人的残暴”，从而使资产阶级世界“名誉扫地”。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福山认为，它将“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制度服务于邪恶”，即希特勒纳粹主义和所谓斯大林极权主义。
福山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归结为道德危机和技术危机，却没有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爆发的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没有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和东亚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这些事件比世界大战本身更大地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度紧张。众所周知，20世纪的历史正是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由一国走向多国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历史的上升过程中，人们对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产生悲观、丧失信心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福山为何要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发展这个关键原因遮蔽起来，单纯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道德因素和科技因素呢？难道人们对道德和科技进步信念的动摇，归根结底是来自道德和科技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来自产生它们的制度基础吗？与福山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不仅是两次大战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导致很多民众对资本主义信心丧失，而且很多民众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福山的这种理解也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自相矛盾，福山承认真正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构成挑战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这在他批评悲观主义的另一处表述中充分体现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悲观主义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几乎完全相信有一种永恒的、严厉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福山专门批评了以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亨利·基辛格为代表的“专业研究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人”，认为这些政府高官在与共产主义竞争中陷入悲观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会“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只能接受与共产主义进行妥协并存，因此他们“完全未曾预料”后来苏联发生解体的事件。
福山在批评对资本主义的悲观主义时，有意淡化共产主义因素的作用，只能说明他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并不非常自信。还有，他明明承认“我们所有人”都陷入悲观主义，却把批评的矛头仅仅指向他的同行、同胞和祖父母辈，而丝毫没有对自己曾经的悲观主义作出剖析，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既然归根结底是共产主义导致西方自由民主陷入悲观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出现“失败”迹象，也就必然成为帮助西方走出这种悲观主义、重获制度自信和历史自信的重要推动力。福山极早就预感到了这种迹象，这除了与他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关，也与他曾经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关键信息有关。在1989年6月前后发表的文章中，福山就预先觉察到“世界历史上一些带有根本不同性质的事件发生了”，指出世界历史上两大社会制度的竞争已见分晓，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已经“枯竭”，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正在取得“彻底胜利”。
[1]
福山甚至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指出，这即将到来的结局不是一种偶然事故，而是“过去10年”或者“20世纪最后25年”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明显的历史规律”的产物。当时的事实是，最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经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准备将苏联导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据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披露：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5月与匈牙利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袒露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否定性看法，并且于会谈第二天把谈话内容告诉了布热津斯基。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都是错误的，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思想上的蜕变，很大程度上已经注定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即将到来的失败命运。福山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在本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满腹悲观；但尽管如此，下半叶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却具有一种非常不同而且出乎意料的方向性。……在世界范围内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最使人惊愕的当属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世界出人意料的大面积塌方。”
然而，当时西方国家的人们已经“完全”成为悲观主义者，不相信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还具有历史进步性，因此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即将到来时，人们完全认识不到这是一个“胜利”，福山发现“我们竟很难认为它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福山毕竟不同于很多普通人，他很快认识到了这个事件的重大历史价值。他不再保持沉默，迅速转变了态度和角色，以传教士布道的口吻向世人宣示：我的孩子们，“福音（good news）到来了”！
关于福音一词，福山原文用的是“good news”而不是“gospel”。那么将“good news”翻译成“福音”是否准确？通读上下文可知，这种翻译完全符合福山的原意，因为福山在此处还多次使用了“乐土（Paradise）”这个典型的基督教术语。人们即将进入“乐土”，当然就是最大的福音。可以讲，“乐土”一词具体注释了福山讲的“good news”的准确含义。据有人统计，在《新约》一书中，“福音”一词总共出现129次，其中当作名词使用有75次，当动词使用有54次。“福音”一词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表示耶稣基督所宣传的好消息，再一重含义是耶稣降生本身以及他的布道活动。而福山的工作与之十分类似，是以自由民主传教士的角色和口吻，向西方人和世人宣布自由民主福音的到来，告诉世人他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乐土”之中，应该知足和自信，别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不知好歹地沉浸在悲观之中不能自拔了。福山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称为“福音”，可谓意味深远，说明福山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信仰，绝不仅仅是一般理论层面的信仰，而是达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福山认为，他的工作是在重申和传布“福音”，重树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福音”的信心，这无异于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使命。
根据福山的回忆，他最早提出历史终结论基本观点是在1988年芝加哥大学的一次讲座中。那时，苏东剧变的端倪还没完全显露出来，大多数世人对接下来历史的新动向并未完全看清楚。但这次讲座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此，福山曾说：“没有这个机会，《历史的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篇文章还是作为一本书也许就不会诞生。”
根据福山这个总结，我们可以得出：第一，历史终结论的原生逻辑或原生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从“一次讲座”到“一篇文章”，再到“一本书”三个阶段；第二，“一次讲座”是历史终结论的最初本源，具有思想史的源头意义。因为时间或地域原因，笔者无法获得这次讲座的具体内容，这着实令人遗憾。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这个过程的追溯，因为在该讲座主要内容修改的基础上，福山于1989年6月在《国家利益》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让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历史的终结？》一文虽然有一个问号，但并不意味着福山对于历史的终结还存在疑问。福山后来多次拿这个问号为自己辩护，但通读该文后就会发现，它对福山而言仅仅意味着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即以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且其论述还可以继续完善。
如果说1988年芝加哥大学的那次演讲，还只是历史终结论的一次交流或思想表露，因为它并没有通过媒体给予正式报道，那么1989年《历史的终结？》一文的发表，则标志着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正式问世，因为它以正规发表的方式向世人宣布了这种思想的出场。在经过修改润色而发表的该文中，福山从基本结论、理论依据、事实本质和现实影响等几方面阐释了历史已经终结这个宏大主题：
第一，开门见山提出历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客观现实已经终结的基本结论。福山说：“我们正在目击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的特殊阶段，而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作为人类治理制度的最后形式而普世化。”福山得出这样的宏大结论，首先依据的是对当下历史事实的认知。他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已经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完全失败，它们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这表现在这些国家知识分子思想立场转变、这些国家走上自我改革道路，以及它们的文化为西方消费主义所取代，等等。福山得出这样的结论，决不仅仅是对当下事件认知的结果。他认为，冷战结束决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偶然事件，而是“过去约十年一连串历史事件”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有“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在整个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福山后来又称之为20世纪的“最后25年”。这个新表述显然是受到了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的影响。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提出了世界民主发展的三次波浪即三大历史阶段的思想，认为第三次波浪开始于1974年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从这个角度看，亨廷顿的研究实质上是从政治制度发展史的角度支持了福山的结论。但是，福山认为，仅仅从现实和历史事实角度论证历史终结仍然是不够的。要真正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打一个“翻身仗”，重树人们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信心，需要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逻辑上重新论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生命力和历史地位，从而为其合理性提供坚实的理论根据。福山《历史的终结？》一文的主要篇幅主要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回到黑格尔—科耶夫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为历史终结论树立理论根据。福山谦虚地承认“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不是他原创的，因为马克思就使用了这个概念，并提出了以共产主义为终点的历史终结论思想。但福山又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的终结”概念也不是原创的，它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黑格尔是最早提出“历史的终结”概念和历史终结论思想的“第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家”。 [2] 黑格尔是如何证明历史已经终结的呢？福山认为，他坚持的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逻辑。福山将其概括为：思想是现实的原因，而不是结果。驱动历史发展的矛盾存在于“人类观念”当中，存在于“理念”当中，存在于“使世界统一的意识形态”当中。思想上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社会组织形式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不同阶段包括“部落制、奴隶占有制、神权政治制度和最后民主平等主义社会”。
福山并不是简单转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逻辑，他还直接为论证这一逻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一方面，福山从理论上求助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与马克思的逻辑相反，“韦伯的著作是要证明物质生产方式决不是社会的基础，它自身也是一个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植根于宗教和文化” [3]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方面，福山以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改革为例为唯心主义逻辑做论证。中国和苏联为什么走上了改革道路（福山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失败的标志之一）呢？福山认为，这是由其领导人思想意识的变化决定的，是“思想对思想”的“胜利”，而不是“物质对思想的胜利”。他说：“为什么这些国家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抛弃了中央计划经济？答案只有在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和领导者的思想意识中才能找到……这种变化决不是由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决不是物质条件将某一国家带到了改革的前夕。相反，是由思想对思想的胜利结果带来的。” [4]
福山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是错误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才是正确的，但人们对黑格尔的了解更多是通过马克思的“歪曲镜”得来，人们并不真正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此福山认为，对于黑格尔存在一个重新解读的问题，即应该“拯救黑格尔，使他作为正确预见当今时代的哲学家而重新复苏”。 [5] 然而，十分令人不解的是，福山自己却只说不做，并没有真正去解读黑格尔著作，而是找到了另一个黑格尔解读者——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从他那里获取对黑格尔思想的相关知识。福山在没有亲自阅读黑格尔著作的前提下，指出科耶夫是复活黑格尔思想的“杰出代表”。科耶夫是如何论述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的过程与原因的呢？福山作了这样的概括：“对于人类历史及其冲突而言，它的存在是建立在矛盾：原始人相互承认的需要、主奴辩证法、对自然的转化和统治、为争取广泛承认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劳资对立等之上的。但是，在普遍的均质状态中，所有先前的矛盾都被解决了，所有的人类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6] 这里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就是“主奴辩证法”和“普遍均质状态”。“主奴辩证法”基于“最初之人”的追求对方承认，经过一番血腥拼死战斗进入主奴压迫阶段，又经过进一步的斗争进入主奴和解阶段，即普遍均质阶段或历史终结阶段。显然，科耶夫主要发挥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思想，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特征，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逻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与其说福山是以黑格尔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不如说他是以科耶夫“过滤”过的黑格尔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关于黑格尔与科耶夫思想之间的差别，笔者在《历史终结论批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思考》一书中有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论述历史终结的实质，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其他意识形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福山已经得出历史终结的结论，他进而指出：既然我们赞同唯心主义历史观，即历史是由观念决定的历史，那么历史的终结在本质上不是历史事实的终结，而是历史观念的终结。因为历史观念终结了，所以由其决定的历史现实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向上也就终结了。而决定历史现实的历史观念就是意识形态，因此，历史的终结就体现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或者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其他意识形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福山说：“如果我们接受上面提出的唯心主义前提，我们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为这个问题找出一个答案。”“在过去的世纪里，对自由主义的较大挑战主要是两个方面，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7] 因此，如果要证明历史已经终结，就必须证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已经完全失败，丧失了生命力。
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挑战，福山认为，它虽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曾经导致人们长时间对自由民主的悲观失望，但它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灭，“完全丧失了吸引力”，因此，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才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为严肃”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呢？福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批判逻辑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存在于劳资之间”。福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批判已经不成立了，因为“这个阶级问题的确已经在西方得到了成功的解决”。暂且先不说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是否已经解决，这里首先需要纠正一下福山对马克思批判逻辑的错误理解。马克思的确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必然要灭亡。但是，这个“基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劳资阶级矛盾只是由这一矛盾决定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矛盾和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接下来，我们再看福山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已经成功解决。福山首先说到美国，他说美国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并不是说在美国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分野，也不是说二者之间的鸿沟在近几年没有拉大”，而是说美国“社会保留了平等主义和现代福利主义，拥有构成这些社会的文化和特征，它们反过来构成前现代化条件的历史合法性”。 [8] 也就是说，这只是因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战胜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并不能得出美国社会制度合法性丧失的结论。福山说：“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与我们社会的内在合法性和社会结构没有必然相关性。我们的社会保留了平等主义和现代福利主义，拥有构成这些社会的文化和特征，它们反过来构成前现代化条件的历史合法性。” [9] 这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逻辑，不知道福山如此表达之时有没有感觉到百般别扭。福山认为，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了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我们就在事实上战胜了它们；即使美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也不能否定它是一个坚持“平等主义”和“福利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存在这种平等和福利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否平等和具有福利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
从唯心主义逻辑出发，对资本主义最关键的挑战自然就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但福山认为，只有中国“提供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替代性角色”，构成“对自由主义的威胁”。 [10] 即使如此，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再信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它将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更大“牵引”。中国虽然还没有走上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最关键的是它已经不再是“世界自由力量的灯塔”。关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福山则非常自信地认为，它已经正在走上灭亡的道路之中。他说：“苏联——这个原始的无产阶级大本营——的发展，已经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自由民主的挑战者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11] 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披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那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认为，苏联的主要道路和历史经验都是错误的，他已经准备彻底放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福山认为，社会主义苏联的这种精英人物的自我蜕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的失败，这是正确的，已经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但福山认为，这是给共产主义棺材板钉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显然是夸大了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低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第四，福山论述了历史的终结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福山认为，决定世界历史走向的主要不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而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斗争的结果。他认为，既然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世界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全失败，那么世界历史就已经终结了，处理国际关系就不能按照不同国家势力对比，即新现实主义思维来决策。福山的这一批判显然是针对以基辛格为代表的政治家的历史哲学和外交路线的。福山把新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看作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丧失信心的悲观主义思维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是福山反思西方悲观主义工作的继续。它们之间的分歧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部不同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分歧，我们对此不做更多分析。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福山对历史终结之后的人类特征和人类生活方式的预测。后历史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里相对简单地讲了几点：一方面，后历史世界是一个追求承认的欲望已经完全实现了的世界，由此引发的世界大战那样的大的历史冲突“将会消失”，人类将进入一个稳定的世界；另一方面，后历史世界因为“理想主义”已经丧失，人们会陷入“既没有艺术也没有哲学”，完全被“经济算计”和消费主义统治的令人悲伤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可能陷入长期的“无聊”。为了摆脱这种“无聊”，人们甚至可能为斗争而斗争。
《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在吸取了学界大量合理质疑，并进行新的完善润色基础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由“一篇文章”变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实现了问世后的完善与系统化论述。该书先后被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福山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而闻名，以及人们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了解，主要是借助于该书在世界不同国家的传播。因此该书作为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系统论述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标志性文献。
福山一方面重申了《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已经终结的基本观点，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方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另一方面又在吸取他人批评质疑、为自己辩护的基础上，从历史概念的内涵、历史终结的基本逻辑、一系列挑战性基本问题、后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几个方面完善和系统论述了历史终结论。其中第二个方面，既是自我辩护的需要，也是自身逻辑完善的必要内容。福山给出了一个尝试性分析基础上的概括性的论述：“谈论一个连续的、朝着更多人有更大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方向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对我们来说……其理由有二：一个涉及经济学，另一个涉及‘获得认可（也译作承认——笔者注）的斗争’这个用语。”
这两个理由构成了福山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第一，关于世界普遍史概念的重新提出与辨析。福山要论述历史的终结问题，必须首先证明存在一种定向的、连续的、普遍的历史。正是这个定向历史的不断延伸导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产生，而这一结果的产生最后终结了这一普遍历史的发展。所以，论证这个普遍历史的存在就成为福山回应学界以具体历史事件挑战历史终结论，证明历史已经终结的关键的前提性问题。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第一部分中，从所谓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两种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着手，提出了世界普遍历史是否存在的问题。为了证明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福山将其放到一个外延更为广泛、历史更加久远的概念即独裁主义当中去加以分析。他说：“独裁主义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者从柏林墙的倒塌才开始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年前南欧的一系列独裁右翼政府的倒台。”
这样，共产主义的倒台就不仅是当下的问题，而且是从封建专制、军人独裁开始就存在的历史性问题，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
在分析了右翼独裁政权因为缺乏政治合法性而倒台之后，福山将分析的对象转向了所谓左翼独裁主义即共产主义。在概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大事年表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法国革命和美国立宪200周年的1989年，“共产主义制度决定性地衰落了”
，而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任总统的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之时，“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已经演完了”
。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和前述历史上独裁主义政权的失败一样，都是因为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所致。
福山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历史性事件。那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胜利呢？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事件，而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呢？接下来，福山借助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相关研究阐释了这个问题。福山考察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时间跨度，甚至要比追溯所谓独裁主义的范围更加久远。他纵观“人类历史长河”，通过列表方式分析了从1790年到1990年的200年里的62个国家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的状况。他以一种坚定的自信，轻轻拂去那些短暂的“倒退和失望”的干扰，肯定地指出：“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
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苦苦寻觅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
当然，这个结论要最终成立，还需要一种能够涵盖并超越上述200年历史的“适用所有时期和所有人的世界普遍史”的逻辑，对走向这一结局的必然性进行系统阐释。这样，福山就提出了构建定向的普遍史的问题。福山是在事先确定了历史发展结局，即走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来探索这样一种世界普遍史的。福山这种目标先行的做法，正是早在1950年就遭到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尔非德批评过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但这属于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将放在第三部分中专门分析。
在肯定了研究世界普遍史的必要性之后，福山就开始了漫长而细致的常识性“试错”过程。贯通这个过程的是前后两种逻辑：一个是对现代科技引领的经济逻辑的再尝试和再思考，一个是在部分肯定和整体否定经济逻辑基础上，借助“黑格尔—科耶夫”的思想资源，从“追求承认”的人性论逻辑角度对普遍历史的再阐释，这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最核心的内容。
第二，对构建通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普遍历史的现代科学、经济学逻辑尝试。福山认为，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在福山眼里，对于构建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为终点的普遍史而言，这是一个半路“夭折”的逻辑，无法达到预先设想的目的，即把历史推进到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为终点的阶段。虽然它在推动历史达到终点之前具有一定意义，但毕竟不能达到最终要追求的目标。因此，福山说：“对民主这一现象，我们如果只从经济学上来理解，显然无法作出充分的解释。对历史的所有经济学诠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乐土的门口，但它却没有把我们一直送进里面去。”
一方面，福山肯定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经济发展对世界普遍历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它提供了历史发展前期的方向性和不可逆性；另一方面，福山否定了现代自然科学所确立的历史的方向性和普遍性必然带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或历史的终结。福山认为，这个问题是该研究“最难的部分”
。福山并不否认现代自然科学（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动关系，他把这种联动关系又概括为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福山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可以从理论上说清楚的必然因果关系，因为“隐藏在选择民主这一决策之后的动机从根本上讲则与经济无关”
。正因为这样，美国在工业化之前就实现了民主。
针对主张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存在必然联系的三类观点，福山一一给予了驳斥。在这三类观点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主张“成功的工业化会创造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社会需要政治参与和权利平等”
。这里的关键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政治立场的转变。福山认为，中产阶级的产生是“普及教育”的结果，中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也就是由其受到的教育决定的。福山虽然承认教育对于民主是一种“非常需要的氛围”，但“如果认为教育必然会带来对民主规范的信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仅如此，工业化的逻辑甚至“会导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市场导向的极权主义”
。这样，就可能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一幕，历史被推进到了民主天堂的门口，就再也无法走进去了。
这里，需要稍微交代一下的是，福山将现代自然科学与工业化混为一谈，把社会历史发展看作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这样做忽视了一个时间问题：现代自然科学仅是现代的产物，在前现代时期是不存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因此，由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所能够推动或解释的仅仅是现代以来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人类历史。
第三，对通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普遍历史的“追求承认”的人性论逻辑重释。在部分肯定而整体否定了世界普遍史的科学—经济逻辑之后，福山转向了另一种逻辑的探讨。这一逻辑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对立面——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史观在世界观上是客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支持的是君主立宪制度，所以福山虽然打出“回到黑格尔”的旗号，实际上搬出来的是黑格尔的后来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新黑格尔主义。这样，“回到黑格尔”就变成了回到“一个叫作黑格尔—科耶夫的人”。福山说：“我们的兴趣不在黑格尔本身，而在科耶夫所解释的那个黑格尔身上，或者在一个名叫黑格尔—科耶夫的、可能是全新的、综合的哲学家身上。”
福山从黑格尔“最初之人”的人性出发，推论出世界历史逐步走向终结的整个过程。福山认为，“最初之人”的人性既包括追求物欲的属性，也包括追求别人认可或承认的属性，但只有后者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因为为了追求别人的认可或承认，真正的人甚至不怕死亡，“拿生命冒险”，这种不畏惧死亡的属性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福山说：“‘最初之人’有别于动物，这个人不仅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而且想作为人来获得别人认可。人这一身份是由人拿生命冒险的能力构成的，这是他最根本、最独特的特征。”
可见，在福山看来，拿生命冒险获得别人的承认，就是人的本质特征。在《历史终结论批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思考》一书中，笔者已经考察了这种人性论与日本武士道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福山的逻辑推演中，人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最初之人”的最初相遇是一场殊死暴力战斗。为了让整个逻辑可以演绎下去，搏斗的结果不能是双方或者单方的毁灭，因为这样的结果无法实现预先设置的对寻求承认欲望的满足。理想的结果必须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又没有杀死另一方，“胜者王侯败者寇”，胜者成为败者的主人，败者成为胜者的奴隶。于是，人类历史就由“最初之人”的战斗发展到第一个阶段——“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福山认为，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是奴隶社会）。
在这个社会，最初的阶级关系形成了，但这个阶级不是按照生产关系而是按照“对暴力死亡的态度”来划分的。这样，马克思的原始共产社会被否定了，依据生产关系划分阶级关系的逻辑也被否定了。
这样，以主人压迫剥削奴隶为轴心关系，作为人类普遍历史第一个阶段的“原始社会”就开始了。这个阶段一开始是相对和谐的，因为奴隶还没形成主人那种“拿生命冒险”的能力，畏惧死亡的动物欲望战胜了追求承认的人性。但是，主人与奴隶之间的相对和谐“并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他们“都需要满足自己获得认可的欲望”
。这里，福山的逻辑出现了明显的混乱，因为主人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奴隶的认可或承认，只有奴隶需要获得主人的承认。沿着奴隶追求主人承认的思路推下去，二者的矛盾势必导致二者第二次暴力战斗，整个过程像第一次战斗一样，不过是重演一遍。这样很可能变成无休止的恶性循环，通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终结之路就中断了。于是，福山就须增加新的假设：假设主人已经不满意于原先的那种地位的单向承认了，他良心发现了，想与奴隶进行平等交往了，他的“优越意识”转化为“平等意识”了。可是，这里自相矛盾之处就暴露出来了，福山一面指出“平等意识”是“优越意识”的“反面”，一面又指出“平等意识”和“优越意识”“两者共同构成获得认可的欲望的两种表露”
。如果说“平等意识”是“优越意识”的反面，而“优越意识”又是贴上了“新标签”的“获得认可的欲望”
，那么“平等意识”也不过是“获得认可欲望”的反面，而不是它的“表露”或派生物。福山在这里企图用复杂的理论思辨遮盖问题的实质，把主人对奴隶地位的承认说成是他的“获得认可欲望”的主动生成物。这样，他把普遍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优越意识”“萌生、成长和消失”的结果。
而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奴隶不断觉悟和斗争带来的主人不得不被迫接受的结果。奴隶们先是长期在思想中构思自由，最终又将这种思想转化为改造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于是主奴第二次战斗便开始了，人类普遍史的第二阶段随之到来了。在第二次战斗中，福山的逻辑是主人放弃了原先那种优越意识，愿意与强大起来的奴隶平等相处了，而不是因为同样畏惧奴隶将自己杀死，而不得不与之妥协或者投降。但即使如此，历史上被奴隶起义杀死的统治者也比比皆是。奴隶主投降之后的问题，可能是奴隶对主人的统治，而福山为了得出历史的终结，强行杜撰了一场主人放弃“优越意识”而追求“平等意识”的主奴言和的大结局。
这样，原先由经济逻辑没有完成的任务，借助主奴之间“普遍且平等意识”而最终得以完成了，被推进到自由民主“门口”的世界普遍史被进一步推进到自由民主的“乐土”之中了。可见，获得普遍承认的人性正是将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连接起来的那“短缺的一环”
。
第四，用新逻辑（“追求承认”的人性论逻辑）对挑战性社会现象的补充性阐释。福山建构了通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普遍历史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解决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终点问题，但仍然存在很多社会现象构成挑战。为了让这一理论模型更加周延，福山还需要对这些挑战性的外围现象专门作出应对。福山认为，产生这些挑战性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某些国家政权的阻碍作用；一个是某些价值观或地域性文化的阻碍作用，例如洛克的利己主义、“四小龙”的东亚文化、亨廷顿的现实主义、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联合国的超意识形态组织文化，等等。为了解决这些挑战，福山分别批判了国家对自由民主的阻碍作用，批判了霍布斯、洛克式的利己主义（作为一种展开，还分析了“工作精神”及其重要性），批判了民族主义以及基辛格代表的国际政治实用主义。对挑战性现象的解释和挑战性理论的批评，是对理论内核的进一步维护和完善。
第五，对“最后之人”及其令人悲观的生活方式的展望，以及对自由民主尚未解决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的分析。关于历史终结之后的“最后之人”是什么样，它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福山有一段十分令人惊愕的描述：“他们将重新回到动物，就像血腥战斗没有发生前的历史起点一样。只要给它吃的，它可以整天躺在太阳下睡觉，原因是它对目前的现状十分满足。它不关心其他狗是否过得比它好，或者它作为狗事业是否有成就，或者在世界上遥远的地方还有狗正遭受虐待。假使人可以进入一个成功地消灭不公正的社会，他的生活就会与那条狗完全没有不同。”
历史终结之后的人，因为包括追求承认的各种欲望都满足了，因此都变成了“狗”，过着“狗”一样满足的生活。
当然，福山同时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绝对，因为人的“优越意识”并不甘心于完全被压抑，它还会时不时与“平等意识”做斗争。关于二者发生冲突的起因，福山认为，要么是“优越意识”发展过度，要么是“平等意识”发展过度。但后者比前者对“自由民主”的“威胁”更大。福山的逻辑在此处又开始陷入二律背反：一方面，“平等意识”是超越“优越意识”走向“自由民主”的决定性一环；另一方面，“平等意识”又成了“优越意识”或“自由民主”的最严重的威胁。一方面，“平等意识”是奴隶主追求完整认可的产物；另一方面，“平等意识”又是奴隶们不断觉悟和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平等意识”的产生是主奴矛盾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平等意识”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学者花了一个半世纪才完成对它的“回应”。
不管怎么说，既然话说到这里，这个“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的矛盾还是要解决的。重新求助历史上那种血腥战斗肯定是不行的，于是，福山强调了其他一系列“优越意识”的“发泄”出口，例如企业家精神、民主竞选、体育赛事、日本茶艺等。但这些途径未必能保证“优越意识”的破坏性得到完全化解，于是，福山认为，人们仍然可能仅仅为摆脱无聊而进行斗争，为斗争而斗争，甚至出现一种“反噬”，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进行斗争。当然，福山认为，这种现象只是短暂的“返祖”，不可能危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本身。因此，历史就这样终结了，带着悲观主义的余悸和“福音”到来的欣喜，带着对历史终结之后“无聊”生活的无奈和某种心有不甘的惺惺作态。
在概述和评价了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从形成、问世到系统化的整个历程与各阶段的主要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从历史终结论形成的两个主要阶段进行比较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
从芝加哥大学的演讲、《历史的终结？》发表，到《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出版，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从形成、问世到成熟的整个过程。如果说《历史的终结？》是最初问世，那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完善成熟和系统化。对这两个阶段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具体把握整个过程的发展方向和进展程度。整体上看，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两个阶段都提出并坚持了历史已经终结的基本结论。这里所说的历史，福山虽然强调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发展的历史，但福山也多次指认它也是一种作为客观事实发展的历史。在福山的逻辑中，前者决定后者，后者证明前者。
第二，对于历史终结的结论，两个阶段都从黑格尔—科耶夫的历史唯心主义逻辑角度给予了论证。黑格尔—科耶夫的历史唯心主义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得以论证的核心逻辑。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之处是，福山的这个逻辑主要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第三，两个阶段都对历史终结之后的“最后之人”的生活状态和出路做了展望和分析。
这两个阶段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第二个阶段要比第一个阶段更加系统、更加周全、更加彻底。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个阶段展开理论分析的切入点不同。在第二个阶段，福山从对西方悲观主义的历史反思着手，而不是从当下的世界政治发展态势切入。福山专门拿出开头的一章分析检视了西方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自上而下弥漫的悲观主义思想氛围。在这种悲观主义影响下，很多人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第一个阶段中虽然也涉及了西方悲观主义的一些事实，但并没有给予系统总结反思，也没有作为历史终结论论述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在第二个阶段，福山的态度变得更加从容、周延和自信，他并不着急从现实变化中得出自己喜欢的结论，而是对这一结论已经胸有成竹，敢于在正视自身的问题和反思整个历史的基础上，从容地、一步步地展开整个论证。
第二，两个阶段应对马克思逻辑的方式不同。在第二个阶段，福山没有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最大竞争对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科技与经济发展逻辑）简单抛到一边而自说自话，而是在亮出自己的黑格尔主义逻辑武器之前，专门用一个部分包括八章的篇幅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批评，既肯定和吸取了其中一些对历史终结论有利的因素，又从整体上否定和抛弃了这个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福山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而是“扬弃”了或者说“辩证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福山承认这部分工作对他来说是最难做的工作，但他还是做了，虽然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来做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福山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了。这个方面的差异是两个阶段的最大差异。但也正是这个差异，被福山后来“重构”历史终结论时所部分否定。或者说，福山后来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种差异，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经济逻辑。
第三，两个阶段核心逻辑的系统程度不同。在第二阶段，福山继续把黑格尔—科耶夫逻辑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武器，但与第一阶段不同，他还更加系统地论述了这个理论武器。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分析了黑格尔与科耶夫二人之间的关系，承认自己讲的黑格尔主义主要是科耶夫解读过的黑格尔主义，不是黑格尔本人的思想。二是将黑格尔—科耶夫的思想转化为哲学人性论的方法，即“跨历史标准的人性”的方法论。
福山认为，研究历史主要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学”方法，一种是超越于历史事实之上而基于不变人性的“跨历史”方法。福山认为，前者难以摆脱“不完全归纳”困境，因此，只有后者才能成为判断普遍历史发展的主要坐标。福山正是把追求承认人性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历史进步与否的依据。三是福山从理论上认识到并试图解决黑格尔—科耶夫逻辑自身隐含的一个要害问题——“优越意识”如何转化为“平等意识”。没有这个转化，人类历史就永远只能处于主人奴役奴隶的阶段，无法达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阶段，也就谈不上历史的终结。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福山在这个问题上充满了各种矛盾。
第四，两个阶段对挑战性问题的应对不同。在第二阶段，福山对不利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历史终结论的反面现象、反面观点给予了系统的“清算”，这在第一阶段还是“来不及”做的工作。第一阶段的相关内容，仅仅涉及福山对亨廷顿的新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批评。在第二阶段，福山仍然把亨廷顿思想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他不仅将新现实主义作为悲观主义的右翼代表进行批判，而且还将其作为历史终结论的主要竞争对象和挑战者来进行重点批判。他认为，既然共产主义的挑战已经走向彻底失败，那么新现实主义那种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就是高估了共产主义的生命力。可见，福山是把新现实主义作为历史终结论在国内的首要“论敌”，他不仅不会放过“清算”共产主义这一左翼思想的机会，也不会放过“清算”新现实主义这一右翼思想的机会。当然，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福山第二阶段的“清算”行为远远超出了亨廷顿的新现实主义，把曾经威胁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历史终结论的一切主要思想和主要事实都列出来专门进行审查。这些虽然属于核心逻辑之外的辅助性论证，但对于增强历史终结论的周延性和说服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两个阶段对“最后之人”的理解程度不同。关于“最后之人”的荣光，福山在前后两个阶段都认识到他们将存在两种危险：一种危险是“好”得变成“狗”。因为他们追求承认的欲望已经完全得到满足，因此丧失了对“优越意识”的追求，沉浸在消费主义之中不能自拔。另一种危险是“好”得走向反面，重新追求“优越意识”，甚至走向破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但在第二个阶段，福山从两个方面完善了对“最后之人”的理解：一个方面是通过尼采唯意志主义实现的对走向“优越意识”返祖现象的理论强化。之所以求助于尼采，因为这已经超出了马克思、黑格尔、科耶夫的逻辑所能实现的功能。另一个方面是通过企业经营、政治选举、艺术体悟和共同体建设等途径对化解上述返祖风险的实践强化。也就是说，福山既从理论上论证了返祖风险产生的可能性，也从实践上强化了返祖风险化解的必然性。
在把握了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形成历程、阶段异同后，接下来我们从整体上概括一下它的基本特征。
第一，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具有政治的冷战特征。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开始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总共44年。冷战的斗争方式，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福山《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于1989年夏，这正是美国对苏联“冷战”取得最后成功的关键时期。从这个重要背景看，福山《历史的终结？》实质上是美苏意识形态冷战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是美国试图在意识形态上给苏联最后一击采取的重要措施。当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于1992年，此时的美苏冷战基本上结束了。福山此时更加系统地论述历史总结论，带有总结意识形态冷战，最后“清算”共产主义，宣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目的，因此仍然是“冷战”的继续，当然也是对中国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发起的新理论冷战。现在看，福山这个新理论冷战从1989年到2021年，已经经过了30多年，系统总结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整个理论发展和演变过程，认真回应它的理论和现实挑战，应该提上日程了。
第二，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具有哲学的唯心特征。从形式上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坚持了两种逻辑：一种是科技—经济逻辑，一种是追求承认的人性论逻辑。关于前者，福山认为，它有两个根本局限，一个是它假设人都是经济人，再一个是它不能将历史完全推进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阶段。因此，在经过一番复杂的理论探索和试错之后，这个逻辑被福山“扬弃”了。福山认为，经济逻辑可取之处，仅仅在于它可以保证人类普遍史不退回到原始状态去。福山把主要逻辑放在了追求承认的人性论逻辑上。这个逻辑来自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思想，带有科耶夫的主观唯心主义特征，而不是黑格尔本人的客观唯心主义特征。当然，福山也时常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来解释历史何以终结，例如他认为，历史的终结主要是社会意识形态竞争的终结，事实层面的终结是由思想层面的终结决定的。整体上看，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经济逻辑只是一种辅助性点缀，实用主义的利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才是他的主要逻辑。
第三，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具有立场的资产阶级性。福山虽然经常把自己信仰的自由民主说成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他讲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中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起码具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摆脱资产阶级仅仅代表少数的局限，增强其社会基础的代表性；再一个是摆脱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的坏名声，用中产阶级的某些优秀品质美化其社会基础。福山显然也认识到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下名誉已经越来越坏。他说：“实际上，生活在洛克的自由主义时代的人，对由这种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及其‘原型产品’——资产阶级一直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一个道德问题，即……资产阶级就是利己主义，而且个人利己主义已经成为马克思左派和贵族共和主义右派攻击自由社会时共同的批判靶子。”但是，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代替资产阶级，归根结底是因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实质等同，中产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甚至有着比资产阶级更加狂热的资产阶级信仰。为了为资产阶级“正名”，福山甚至主张对作为美国和法国民主理论基础的洛克思想进行“外科”手术，将其理性人基础割除，换上黑格尔—科耶夫的超经济人性论。他这样做，是因为“黑格尔与霍布斯和洛克截然相反，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的自由社会，这种自由社会建立在人性的非利己主义部分之上并寻求把这部分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
。福山这种理论操作，无异于掩耳盗铃，他试图在不改变一个阶级产生的经济关系基础前提下，改变这个阶级的阶级属性。
第四，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充满了逻辑的矛盾性。福山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逻辑上包含着无法融洽的自相矛盾：第一个矛盾是“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之间的矛盾。“优越意识”其实就是“追求承认”意识的另一叫法，而“平等意识”是“优越意识”的对立面。那么“优越意识”如何转化为它的反面呢？这种转化难道不是对“优越意识”的否定吗？无论是奴隶主的良心发现，还是他在奴隶的斗争下作出了妥协，这不都是对原有的“自我意识”的全部或部分限制吗？但这种赤裸裸的二律背反，在福山那里竟然都成了“优越意识”的新体现。第二个矛盾是所谓“最后之人”的“狗”生活方式与“人”生活方式的矛盾。在福山那里，“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追求“优越意识”，如果人沉迷于“平等意识”，人就没有了“优越意识”。那么如何调和这种矛盾呢？福山设想了一些和平而非暴力的竞争方式，例如做企业家、日本的茶道，等等。貌似这种方式就可以真正调和“狗”与“人”之间的矛盾了。但福山忽视了一个基本常识，“优越”与“平庸”之间在数量上难以调和，“优越”的只能是少数，这个少数与“平庸”的多数之间永远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与作为政治事实的历史终结之间的矛盾。没有政治事实支撑的纯粹的意识形态（思想）的终结与现实的人类生活有什么实质性关系呢？自我臆想构造得再完美，也只能是臆想，永远不会变成事实。福山当然经常拿出美国、法国、英国、瑞士、丹麦等国家来作为榜样，但这些国家一出问题，福山就更换别的榜样，从而实际上否定了它们的榜样地位，这样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境地。
[1]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2]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3]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4]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5]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6]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7]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8]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9]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10]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
[11]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pp.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