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终结论新形式判断”的最终成果，是此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历史终结论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历史终结论批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思考》的姊妹篇。

《历史终结论批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思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国际重大政治思潮“历史终结论”的专著。该著作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原生形态，即20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并系统论述的历史终结论基本观点。这一基本观点直到2000年前后，虽然经历了10年左右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变化，但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这个阶段，福山对自己的思想充满了乐观主义，并未想到自己的理论会遭到重大现实挑战。

从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运动、特朗普“民粹民族主义”崛起、新冠疫情大流行等重大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呈现出软弱无力、疲于奔命的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大流行过程中，呈现出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表现，构成了对历史终结论的合理性的重大挑战。福山作为当代的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自然对这些事件充满了关切。他把对历史终结论首要的两个重大挑战称作“中国模式”与美国的“政治衰败”。除了这两个挑战，福山还提到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衰落和特朗普煽动的“民粹民族主义”也从根本上影响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国家为何会出现“政治衰败”？福山认为，这是因为过度强调了民主而忽视了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是否代表一种新的历史方向，并构成对历史终结论的否定？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如果继续衰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否还能存活下去？福山寄予希望的“民粹主义”不仅没有冲破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僵化认识，反而右转为“民粹民族主义”，发起了“破坏”民主的占领国会大厦等暴力运动，这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依靠什么措施才能重构中产阶级政治？福山对此不知所措。这一系列的现实挑战，逐步迫使福山从对历史终结论的盲目自信中走出来，下定决心“重构”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所谓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是福山从2000年前后到2020年立足新挑战、新思考，通过对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的哲学前提、论证方法、理论内核等问题的“重构”“重写”，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与呈现的理论样态。

如何看待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呢？对此，有人称为“自我修正”，有人称为“2.0版本”，有人称为“第二季征程”，各种观点众说纷纭。关于其中的“变”与“不变”，也是看法不一。有人坚持“完全改变论”，认为福山已经彻底放弃了“历史终结论”的核心观点，改为“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有人坚持“基本不变论”，认为福山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只是面对新事实作出了“自我修正”，变的只是论述的“方式、对象和态度”；有人坚持“变与不变并存论”，认为福山思想有变有不变。特别是因为福山在“重构”形态中大书特书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国家，这在学界引起了较大范围的误解，有人甚至认为福山已经彻底摒弃了历史终结论。

历史发展呈现的新挑战，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特别是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世界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复兴，都要求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历史终结论的这一新变化，对其做出新研究、新思考、新判断。在系统研究福山不同时期相关理论作品基础上，本书从源流、方法、理论、历史与未来五个方面对“历史终结论”新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与之对应，本书的内容区分为源流篇、方法篇、理论篇、历史篇和未来篇五个部分。

源流篇 主要追溯、梳理了历史终结论从起源到原生形态形成，到重构形态创作的过程，提出：第一，从理论渊源上看，历史终结论不过是黑格尔、科耶夫等人的历史终结论的直接发挥；从政治实践上看，历史终结论不过是撒切尔TINA思想和布热津斯基资本主义胜利论的哲学论证，实质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最终胜利幻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第二，历史终结论的原生形态经历了从带问号的演讲论文《历史的终结？》，到系统论证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发展过程，二者虽有所差别，但都体现出政治的冷战特征、哲学的唯心特征、立场的资产阶级性特征，以及逻辑的矛盾性特征等。第三，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思考到正式创作，再到自我确认的过程，这对福山而言充满了纠结、痛苦与繁重劳动。这个重构工作，从逻辑变化上看，是在六个逻辑变量的推动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六个变量包括国家再发现、政治衰败、政治目标重构、中产阶级地位突出、“升格马克思主义”以及人性论重设等。

方法篇 主要概括、批评了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采用的新的研究和论证方法，提出：第一，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方法论上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降格”黑格尔、“升格”马克思，肯定“马克思—摩尔”框架的重要指导意义。这实际告诉我们，福山的整个理论重心放在当今时代，放在在世界范围扩展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上，因此应该把阅读的出发点放在他的第二卷即《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上，不应被其第一卷繁杂的历史堆砌所误导。当然，福山对马克思的这种“升格”，不仅与他的原生形态的方法论严重自相矛盾，而且以中产阶级理论“修正”马克思的逻辑，让马克思服务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对马克思观点的严重曲解。第二，福山坚持了“辉格史观”的方法论。为了避免陷入旧“辉格史观”的目的先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福山对“辉格史观”进行了反思和补救。这种反思和补救无法改变“辉格史观”方法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也不能改变福山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第三，福山一改原生形态中坚持的“跨历史”方法，重新肯定利用“历史学”方法。但福山并没有完全抛弃“跨历史”方法，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来一个折中，走某种中间路线。这种做法一方面表明，历史终结论原生形态坚持的“跨历史”方法已经无法维持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需要；另一方面也与第二点一样，让自己再次陷入了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窘境，他并没有给出重新肯定“历史学方法”的因由和依据。第四，福山的“跨历史”方法让他借鉴了“人类生物学”的方法，把黑猩猩的“人性”作为人的“人性”的依据；他的“历史学”方法则让他采用了比较政治分析法。福山运用“人类生物学”方法与比较政治分析法，给人一种貌似已经不再坚持“跨历史”的抽象人性论的分析法，而采用科学的实证分析法的印象，但如同我们前面指出的，这种比较分析法仍然无法与“跨历史”抽象人性法相协调，也无法与“辉格史观”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相协调。被他纳入作为比较样本的国家，仍然是以他所先行确定的英国、丹麦等模范国家为标准而选取的，因此，无法掩盖其抽象人性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理论篇 主要总结和评价了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的理论内核及其基本维度，提出：第一，福山用国家、法治、民主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理想目标替换了原先片面重视民主制度的一元论观点，并围绕这个新理论内核，从政治制度起源、发展动力、政治衰败和政治终结等几个维度给出了论述。第二，对这四个维度进行了总结概括，并在与原生形态比较中给出了批评性分析：新的人性论虽然更加全面了，但其地位也“降格”了，因为首先要坚持“马克思—摩尔”框架，以黑猩猩政治论证所谓共享人性，混淆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以进化论为直接动力，以“底下无数龟”为根本动力，以暴力为马尔萨斯世界动力，以经济为后马尔萨斯世界动力，不仅具有实用化、庸俗化倾向和多元主义、烦琐主义色彩，而且在很多场合又陷入唯心主义泥沼；福山对政治衰败的批判乃至呈现出的绝望，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他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信念，他的这种批判并不影响他坚信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终结地位，因此说到底，他的批评还是一种辩护，是在根本立场不变前提下的自我矫正。他关于政治制度的终结即“达到丹麦”，实质上再次“重申”了历史终结论的基本结论。

历史篇 主要阐述与批评了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阐述政治历史中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一些重大史实的错误理解。这包括：福山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曲解以及笔者的批评；福山关于“母系社会”和“部落社会”的错误观点以及笔者的批评；福山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问题的错误观点以及笔者的批评；福山关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错误理解以及笔者的批评。

未来篇 总结了福山历史终结论面临的主要挑战，分析了它在应对这些挑战过程中的软弱无力，展望了历史终结论的未来命运。这些主要挑战包括：中国道路模式的发展状况；陷入政治衰败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状况；处于不断破产而萎缩的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福山及其族裔在美国的地位与发展状况等。福山为资本主义政治衰败的辩护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双重标准，甚至走向了依靠民主党专政这种民主的反面；对中国道路模式世界意义的否定，把资产阶级（福山所谓“中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那一套政治逻辑套用到已经经历了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的中国，充分体现出福山的政治立场偏见和教条主义；对挽救处于不断破产中的中产阶级采取措施的无法兑现，以及中产阶级在右翼政客诱导下走向反自由民主的“民粹民族主义”，这让福山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而变得歇斯底里，这说明福山在应对中产阶级破产及其右转的挑战中已经无计可施、黔驴技穷了；福山身处的美籍日裔种族追求美国政治承认的历史和文化心理，影响着福山的政治观，他们在美国继续遭受严重种族歧视的现状，从正面或负面两种可能性上影响着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态度。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借鉴了亨廷顿的“第三波”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亨廷顿明确论证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走向回潮的必然性，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第四波”，反而走向“阿拉伯之冬”，以强硬的事实回击了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盲目自信。“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让中国道路模式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局限性，通过鲜明对比充分呈现了出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大变局下的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正在冲破资本霸权挑战，积蓄力量，逐步走出低谷，走向新的伟大复兴。

通过对历史终结论的重构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笔者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历史终结论由原生形态发展为重构形态，其论证的哲学依据、方法论以及追求的模型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福山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和为历史终结论辩解的理论目的。

第二，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哲学依据上，由追求承认的一元人性论发展为追求承认、社会性、情感能力、理性能力、暴力性等多元一体的人性论。这种多元人性论是适应除了民主制度之外的国家制度、法治制度论证的理论需要而采用的，在理论目的上是实用主义的，在逻辑上是杂乱无章、缺乏科学依据的。

第三，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方法论上“降格”跨历史方法，重新肯定和突出历史学方法，试图在二者之间采取结合路线，但并没有为这种改变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福山原先全盘否定历史学方法的那些重要依据，仍然存在。他明确承认坚持修正过的“辉格史观”方法论，本质上走不出目的先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窠臼。

第四，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理论内核上放弃了民主制度一元论，提出了国家制度、法治、民主三位一体的新理论内核，以此来纠正片面强调民主、忽视国家能力，致使民主走向反面，出现政治衰败的错误，这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但这并没有弥补其重大理论缺陷，挽救其解释力和生命力危机。

第五，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中国道路模式、西方政治衰败、中产阶级衰落、“民粹民族主义”泛滥等方面面临重大现实挑战，福山虽然贬低中国道路模式和辩解西方政治衰败，但在中产阶级和“民粹民族主义”方面，除了重炒“追求承认”的冷饭，没有任何有力的化解措施提出来，表明历史终结论面对新的挑战已经无计可施、黔驴技穷。

第六，历史终结论重构形态在母系氏族、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内涵、资本主义产生等很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理解。

第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回潮、“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独断绝非福山所谓的“福音”，它在世界上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抵制，并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否定。

第八，中国道路模式与伟大抗疫精神，再次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生命力，她必将经过伟大斗争，走出低谷，走向新的伟大复兴。

在《历史终结论批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思考》的前言中，笔者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为历史终结论做结论，笔者认为，再也没有比这话更加合适的了。在此，笔者继续引用此话作为结论：

“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