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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9年甲骨文在安阳殷墟被发现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甲骨学已成为一门与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技史和语言学等多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新学科。因此一提起甲骨文，人们便马上会想到这是“殷人刀笔文字”
。而“因于殷礼”的周人有没有甲骨文呢？是否随着商朝灭亡，“失国霾卜”，甲骨文也就自此绝灭了呢？
1940年，何天行曾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发表了《陕西曾发见甲骨之推测》一文，他说：“从殷墟发现甲骨卜辞以来，山东城子崖黑陶遗址又发现一块近于甲骨的陶片，刻有‘齐人获六小龟’的记事，于是使我们想到甲骨和近于甲骨文字遗物的发现，还有扩大的可能。”根据是：其一，“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显明的证据。如《诗·大雅·文王之什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是周民族的史诗……大约在殷民族亡灭之前，已经和周人常有往来，彼此交通，周民族学得了殷人占卜的方法，于是在周原一带也利用龟来占卜了。周民族是并未有它固有的文字做基础的；周民族的‘契’刻卜辞，和用龟的方法，完全是从殷民族那里学去的”。其二，“我们拿《水经注》所记高陵县（属陕西西安府境）发见‘背文负八卦古字’的龟和《大雅》‘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话相引证，知道在陕西西安府附近曾有发见甲骨卜辞的可能（这种卜辞大半恐属于周民族），这似乎已不完全是我们的推测”。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何天行还特意在文末加一“附记”说：“据卫聚贤先生讲：数年前马衡先生告，马先生曾在河南见洛阳警备司令赵守愚君，赵为山西人，曾在山西督造公路，曾于山西离石县军渡附近——该处与陕西接境——发现甲骨文甚多，以所得赠马先生。据马云，该物与安阳出土者无异”云云。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较多地引述《陕西曾发见甲骨之推测》一文，首先，这是因为该篇的推测确是很有见地，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了。其次，是由于此文发表较早，一般读者很难见到，加之这么多年来研究西周甲骨的人也没有谁对它“旧案重提”，因此把它向读者多做些介绍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这篇文章的“推测”很有道理，但长期以来还是没有出土一片西周甲骨。因此关于有没有西周甲骨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不能解决的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甲骨文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特别是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突破了凡谈甲骨则必殷商的成见，从而使西周甲骨的研究成为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分支，并使我们对西周甲骨的认识不断深化。
西周甲骨被人们所认识和发现，也是学者们走过了几年的艰苦探索和再认识历程的。
还是在1950年的春天，殷墟四盘磨西地SP11内发现了卜骨，主持发掘的学者注意到“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辞通例”
的问题。这就说明当时就已开始考虑在通常的商代甲骨文外，是否还有其他性质的甲骨刻辞这一问题了。
1951年，陕西邠县出土一件兽胛骨之上部，骨的臼角未切去，骨背修治得很薄，有钻灼十三处，钻处大而浅，灼痕较小，正面有兆痕
；1952年，发掘洛阳东郊遗址时，泰山庙废址东侧窖穴（H2）内发现遗物中有方凿龟版
，“其特色是方形的钻和长方形的凿结成一个低洼的正方形，凿则更深一点。这个钻凿与那个钻凿之间，保留了几乎等宽的狭长条，成方形界于钻凿之上。近顶端处钻一圆孔，未透过。这个形制是进步的，它的时代或者较晚”。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虽然学者们看到了邠县和洛阳出土的甲骨与殷墟甲骨有所不同，但还是把前者断为“可能是北殷的遗物”。而后者，“根据历史记载，周武王灭殷以后，周公成王迁殷民于成周，分九里以居之。因此今天洛阳附近的成周近郊，当有西周初期的殷人遗址。殷人遗址可以有殷代物，也可以有西周初物”
，还是作为与殷商甲骨同属一个系统。
直到1954年，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的周代遗址里发现了刻辞甲骨
，才把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移向商朝以外。洪赵出土的甲骨有一块“骨的背面骨臼削去约三分之一，近臼处有钻窝十六个，不规则的排成三至四行；中下部靠左又有钻窝五个，纵列一行”，“窝底正中或稍偏，有纵的刻纹一道”，“刻纹附近有灼痕，不明显，卜骨正面相当钻窝处有许多小兆，八个字”。
由于这块有字卜骨的钻窝与凿痕、字体等都与殷墟不同，所以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属于春秋或较晚的东西。洪赵春秋时为赵简子采邑，应是晋或赵的遗物”
；李学勤据伴出铜器、陶器等遗物判断，第一个指出应为西周初期物
。这一看法已被普遍接受。
此后不久，1956年又在西周腹地丰镐遗址的张家坡发现了有字甲骨，“现存者为肩胛骨之柄部”，“背面靠一边有圆形钻孔三个，其中一个已残”，“孔壁垂直、平底。靠一边有凿一道，与骨长同方向，极细”。“灼痕不显。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纹极细的文字，一行与骨长同方向，一行与骨宽同方向。”
因而在西周遗址发现的有字甲骨，自应是西周之物，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山西洪赵县坊堆村第一次有字西周甲骨的发现为契机，打破了多年以来凡谈甲骨则必殷商的传统看法。学者们再回过头来，对过去出土的一些与商代甲骨作风不尽相同的甲骨进行了再认识，得出了邠县所出甲骨“可能是殷末周初之物”
。而洛阳泰山庙所出甲骨，钻凿形态比殷墟进步，也应是“殷末周初”之物了。
从没有认识周代甲骨代文，到逐步认识了西周甲骨文，学者探索了五六年之久，这是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如果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发现的西周有字甲骨还是特例的话，那么继丰镐地区张家坡遗址发现有字甲骨后，又在1951—1957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出土另一片有字卜骨，“可能是用兽类的肢骨做成的，相当于钻孔的部位，刻有笔道很细的近似文字的记号”
的事实，再次证明周代出土有字卜骨绝不是偶然的。因此，有的学者曾满怀希望地说：“我们相信，在将来必能发现更多的非殷代有字甲骨。”
确是如此。近年来各地不断有西周甲骨出土。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周初燕国墓地也出土了一批甲骨。在一座墓葬（M2）人骨的右上方，“发现数十片残碎卜甲，既有腹甲”，也有背甲。契刻文字两小片，“有‘贞’‘不止’刻辞。甲片均经过修磨，为方凿，不同于殷代的圆凿”。另一座墓葬（M3）“在椁室右侧中部出龟背、腹甲”，“从残片看数量比M2多，约在百片以上。卜骨的背面都经过整治，即凿成方形平底的浅槽，凿孔排列十分整齐，并有灼痕”，“一片刻‘其祀’二字”，一片刻“其尚上下韦驭”。
此外，还有一片上刻“史告”等字样。
不仅在西周都邑丰镐遗址，也不仅在周初的封国燕、晋等边远地区不断有带文字甲骨出土，而且周人的发祥地——周原一带还发现了成批甲骨。1977年春，凤雏村南西周甲组宫殿遗址的西厢二号房内窖穴H11及H31内，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卜甲1.67万多片。为龟腹甲。卜骨300多片，为牛的肩胛骨，已清洗出有字卜甲290余片，并将其中一部分字数较多、内容较为重要的甲骨陆续用摹本及照片发表
，直到1982年5月全部公布完毕。
特别有意义的是，1979年又在与凤雏相邻的扶风齐家村发现和采集到西周甲骨22件，其中有字甲骨6件，总字数超过了100字。
重要的是这里出土的一版龟腹甲较为完整，仅缺甲尾和甲桥部分。此甲背面有方凿35个，正面有刻辞四条23字，字均守卜兆。这版较为完整的龟腹甲的发现，弥补了过去因出土西周有字龟甲都过于碎小，使我们对周代甲骨的使用和特征的观察与认识受到局限的不足。
总之，西周有字甲骨发现及公布的材料，到1981年9月底以前主要有以下五处：山西洪赵坊堆村1片，有8字；陕西长安张家坡3片，共30字；北京昌平白浮4片（仅发拓片3张），共13字（因这批材料尚未全面整理和缀合，估计有文字甲骨不只此数）；陕西岐山凤雏村38片，共223字；陕西扶风齐家村6片，共102字。以上五处先后公布的有字甲骨共52片，总字数为376字。
令人高兴的是，1982年周原凤雏村甲骨材料集中分布了！《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刊出徐锡台《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一文，发表了凤雏村窖穴H11、H31所出卜甲10片，其中除3片为过去发表过外，7片为第一次发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所载《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及《周原出土卜辞选释》两文，又公布了较多的甲骨摹本，两文所发表的材料除去与以上几批公布的相重片和两文同期所发摹本自重一片外，新发表摹本76张；由于凤雏村甲骨材料发表时比较零碎，并且分见于不同刊物，材料又每每互相重复，还有不少尚未公布，所以研究者很难窥其全豹，综合研究很难进行。值得庆幸的是，《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所载陈全方《陕西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一文，将凤雏H11、H31全部有字甲骨292片（包括已发表过的）经过“反复查对校正”，分十类发表。我们在学习、整理这批材料时，发现其中有两片自重，附录部分实为49片（文中50片），因此全部有字甲骨实为289片。面对这一批甲骨材料，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凤雏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再加上齐家、昌平、坊堆、丰镐遗址所出有字甲骨，共达1029字。这对西周甲骨的全面整理和综合研究，对史料较少的西周早期历史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西周甲骨的不断出土，特别是周原遗址成批甲骨的出土，对西周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以及商、周关系和周与一些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因此，自它一发现起，就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近年来，每有新的西周甲骨发现，报刊便及时地将甲骨出土的消息发表，使关心这一重要课题的中外人士迅速得知其每一进展。
不仅如此，还刊出了发掘简报，把科学资料向学术界公布以资研究，促进了西周甲骨的研究和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正是由于周原成批甲骨的不断发现和资料的陆续公布，所以近年来西周甲骨研究颇为活跃。在有关文字的考释、探索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载《文物》1979年第10期）、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及《探索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均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9期）、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9期）、徐锡台《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载《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陕西周原考古队《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及陈全方《陕西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等。
以上诸文，不仅对凤雏和齐家所出的有字甲骨进行了考释
[1]
，得以使学界了解甲骨刻辞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对这批甲骨的分期断代做了一定的探索。此外，对西周甲骨的特征也进行了观察研究，或对凤雏甲骨刻辞的文字类型及甲骨的钻凿形态进行了分析。
这一切，为我们探索这批甲骨刻辞应分属西周前期的不同王世提供了线索。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周初史实的记载较少，因而西周甲骨对周初历史的研究很有意义。有人论述了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认为“周人的受封于商，可能是在太公诸盩时代”，而“在周原甲骨中，有一片上的卜辞可以为上述说法提供有力的佐证”
；也有人对西周初期周与楚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周原甲骨中“楚子来告”的刻辞，应“就是鬻熊投奔西周的原始记录”
；还有人提出周原甲骨到底是出于殷人之手还是周人之手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商、周两族的历史关系，颇为重大”，指出“周原甲骨不是周族的而是商王室的”，“可能是在殷商末年商纣王时，掌管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时，携带过去的”，“也必须承认周原甲骨中也还有一小部分卜甲，确乎是属于周人的”。
也有人与此意见恰好相反，认为“周原甲骨绝大部分都是文王时代遗物”，“还有成王时代遗物”，“作者出自殷人”
；周原甲骨中所见方名，除了上述刊布材料的考释中有所涉及外，还有专门的论述文章发表。
我们在上节曾谈到，还是在1950年发掘殷墟四盘磨遗址时，有的学者对一块甲骨上的三行小字提出了“文句不合卜辞通例”的问题，后来又在张家坡发现了同类性质的文字，这就是由数字组成的“奇”字，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唐兰先生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由一至八组成的“特殊形式的文字”，“可能是曾经住过现丰、镐地域的一个民族（例如古丰国之类）的文字”。
李学勤则第一个提出“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想到《周易》的‘九’‘六’”的意见
，由于当时这类文字所见不多，因而这一很有见地的意见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郭沫若
、裘锡圭
也曾对这类“奇”字进行过探索。由于周原甲骨中也出现了这类文字，才越来越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张政烺先生首先在1980年11月于长春举行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第一届年会上，提出了这种由数字组成的符号是“八卦”的看法。
此后，张政烺先生在对历年出土的铜器、甲骨上三十二例这类文字进行研究后，论述了这类奇字为“易卦”。其说以“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为题，发表在《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上。这篇重要论文，使学术界多年探索而莫衷一是的“奇”字之谜得到了突破，从而使这一难题的研究有了较大地进展。
不少西周甲骨，由于受到三千多年来地下水的侵蚀，所以出土时甲骨表面常被一层水垢所覆盖，再加上文字字体纤小，因而识读十分困难。因此，发现甲骨上的文字和使已发现的文字更为清晰，清除甲骨之上的水垢也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课题。文物考古工作者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引入甲骨文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2]
在深入研究西周甲骨的同时，还有一些文章对这些成果作了介绍
，这对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文明是有意义的工作。
如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甲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不仅国内学术界对西周甲骨很为重视，而且国外学者对此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日本、加拿大、德国、美国等不少国家的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引用了西周甲骨的最新材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吉德炜曾就周原凤雏甲骨H11：84片上出现的“王”进行探讨，赞成在“文武帝乙”庙里祭祀祖先并
“周方伯”的这个“王”不是周王而应是商王。他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有关西周甲骨研究的报告；旅美学者严一萍也对西周甲骨做了考释，对其时代、史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其见解以“周原甲骨”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字》新一号（艺文印书馆1980年版）上。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西周甲骨的研究，在1956年11月以李学勤先生提出坊堆甲骨为“周初”说以前为第一阶段的话，那么自1956年10月到1982年5月以前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完成了对西周甲骨文从不认识到认识的飞跃，形成了甲骨学研究领域的这一新分支。而第二阶段，就是以西周甲骨材料的不断积累和公布为特征。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考释文字、探索分期和甲骨特征，使我们对西周甲骨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一阶段的完成是以1982年5月出版的《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全部公布周原凤雏所出289片甲骨为标志的。如果这第二阶段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小段。前一小段即从1956年到1981年9月底，共公布有字甲骨52片，总字数近376个。后一小段即从1981年10月初至1982年5月，又分几批直到《陕西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将H11、H31所出有字甲骨全部发表。
我们相信，在已经开始的第三阶段，人们将根据全部西周甲骨材料，提出并解决新问题，并且还要对以前所受材料局限而得出的看法进行补充、修正和再认识，从而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使认识更加深化。
我们在上文指出：西周甲骨第二阶段的前段（即1956—1981年9月底）共公布了有字甲骨照片（或摹本）52片。我们曾对这些当时所能见到的很不完备的材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过初步的整理研究。
西周甲骨与商代甲骨是一脉相承的，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这正是时代进步性的表现；西周甲骨刻辞不能统而笼之称为“西周卜辞”，而称为“西周甲骨刻辞”则更为确切些。这是因为有的与占卜有关，这就是小部分的卜辞和多量的记事刻辞。有的与占卜无关，即“奇”字——筮数。筮数对占筮的作用与卜兆对占卜的作用相同，都是据之以判断吉凶的；西周甲骨中的“王”应具体分析，有商王也有周王。根据事类、书体、坑位基本上可把凤雏、齐家甲骨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即第一期文王时期（包括商帝辛时期甲骨），第二期武、成、康时期，第三期昭、穆时期。限于我们当时所见材料较少，一些看法还有待不断予以补充或修正。为了从不同角度探索西周甲骨，我们上述一些粗浅看法将在本书第三篇《西周甲骨综论》部分中进行阐述。
凤雏西周甲骨全部公布以后，我们继续对新材料作了深入研究，觉得与我们一些原看法并无龃龉。可以进一步来讲：这批甲骨文王时期较少，多为武成康时期；就文王时期来讲，有商人甲骨，也有周人甲骨，以周人甲骨为多；而就商人甲骨来说，以帝乙时为多，帝辛时极少，这与殷墟甲骨第五期出现的现象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篇《再论西周甲骨分期》部分进行讨论。
可以说，西周甲骨是记载周初历史活动的“大事记”。但要使用这批材料，当务之急是做好分期断代的工作。正如有的学者说：“认为是周族人的甲骨，就可以把商亡之前商、周两族关系说成是极为亲密；若说是商族王室的甲骨，就可以把它说成是商周敌对的物证。真是一字之异，则千里是谬。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使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史料，完全变为无法利用的古董。”
因此，加强西周甲骨分期的研究，是我们科学地利用这批宝贵材料研究周初历史的前提。这方面的工作和其他不少问题，都还是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综上所述，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就之一。回顾这些年来西周甲骨研究所经历过的两个阶段并把主要成果介绍给关心这一课题的读者，以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就是本篇写作的目的。
[1]
还有的论文专就一片甲骨进行考释，如田宜超《“王
我
单
勿卜”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单
：《周原出土甲骨片水垢清除》，《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