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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在一般意义上，生态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人是大自然整体框架的一部分这个通俗道理告诉给人们。“生态哲学考察的是事物的关联，它告诉我们，自我中心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一个人行动和作决定。此外，自我中心也是妨碍达到参与这个目标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是基于主体的“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离不开的自然客体，主体肉身就是自然客体一部分而建构起来的认识论框架。针对“现实的人”与“自然的物”之间如何实现联系，马克思创造出“实践”的概念，这既把实践的人作为最智慧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区别于一般动物，也逐步将“实践的人”这一主体从众多的生物种类和群落中单列出来，从而建构起作为思维的人与外在的存在之间的认知路径，通过实践认知自然、利用自然和驾驭自然。马克思不满足于这样的深刻见解，又进一步将自己的自然观融入历史观，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历史素材，考察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所遭遇到的盘剥及创造的价值，从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就建立了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一般联系，以及这三者之间形成的物质变换方法，揭示出作为初级产品供给者的自然、作为制约劳动者行为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需要依赖自然资源和不得不为资本服务的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恩格斯进一步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生态哲学思想发展为“自然辩证法”，通过对人类历史实践的具体考察，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下，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科学的方法论，最终将人类遭遇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根源还原为资本逻辑的无序贪婪、无节制的扩张。
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这一活生生的实践群体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误以为精神是外界事物运动的推动者。不同于黑格尔的“头足倒置”，也与神创自然观不同，马克思通过穿越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幻象，主张思辨哲学应该用脚站地，而不是相反，以对象性的此岸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实践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来思考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
面对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自然现象，人类最初都会经历崇拜巫术、自觉接受神秘主义支配的时代。科学无法达到的地方，巫术就会大行其道，原始人并不认为存在“自然的秩序”，而是相信世间万象由一个存在者支配，“他不必服从于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够凭着精神的能力来调节和控制自然力”
。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纳斯·阿奎那则在其《理性造物与其他造物的区别》中构建了一个“伟大的存在链”，将“上帝、天使”与“人、动物、植物与纯粹的物体”都视为真实存在。其中，上帝是最完美的“存在”，“其他存在物的完美程度取决于它们与上帝接近的程度，那些较不完美的存在物应服从那些较完美的存在物。在自然存在物中，人是最完美的，其他存在物是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因此，人可以随意使用动物、植物”
。这也是后来被很多生态学家、动物保护主义者、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诟病的地方。在阿奎那的存在链条中，基于地位的不同排序，“动物与植物”就变成人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这也意味着“自然”的地位的卑微。
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马克思在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附录》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时，已经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谈及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作为时代精华、最高权威、应该自由征服世界的哲学不应该被宗教法庭责难，他连续用大卫·休谟、伊壁鸠鲁、普罗米修斯的三个观点来强化论证哲学的崇高与权威。“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辨。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
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
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再次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作为哲学对抗宗教的宣言：“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
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记录着信徒保罗对伊壁鸠鲁的指责：“弟兄们，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人用哲学和空洞的诱惑之言把你们引入邪道，去顺从人的传说，顺从世界的自然力量，而不顺从基督。要[提防]的不是一切哲学，而是像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所提到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他谴责这种哲学，因为它鄙弃天意和崇奉快乐，他还要人提防一切别的推崇自然力、不把创造的始因放在自然力之上、并且不理会创造主的哲学。”
“顺从哲学引导”“顺从世界的自然力量”，是对“天意”“基督”“神创”等错误诱惑的革命性背叛，而不是一种应该遭受谴责的“邪道”。
我国三江源地区是国土的重要生态源头区域，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和敏感的区域，一旦造成深层的、大规模的、系统性的破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华水塔”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让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这就需要发挥我国传统文化在敬仰山水、保护山水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藏区营造出山水林田湖草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氛围，确保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要在“和谐”上做文章，既要人与人和谐，也需要人与环境和谐，自然崇拜与优美生态的和谐。
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历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他认为他的哲学是与“一切沉迷于超乎人的、反人和反自然的宗教和思辨之中而执迷不悟的人相抵触的”
。在马克思之前他就已经把哲学拉回到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主张用直观感性对象的原则，替代黑格尔的抽象理性和18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观，这种人本意识与感性原则，为打破黑格尔哲学固若金汤的壁垒提供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为马克思破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弊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引导。黑格尔认为：“神圣的理念的意义在于：神圣的理念是绝对的主体、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的宇宙之真，而不仅是某抽象的他者。”
康德在其早年的作品《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中也主张，“物质服从一个至高无上智慧的目的，所以它必然被一个支配它的初始原因置于这样协调的关系之中；而且正因为大自然即使在混沌中也只能按照规则井然有序地行事，所以有一个上帝存在”
。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大都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认为只有“精神”才有历史的不断发展。就这一点而言，“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与黑格尔和康德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就是将“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憎恨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因自己依赖于自然界而感到可耻”
。只有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克服基督教超自然主义的利己主义。正是基于此，列宁称费尔巴哈要成为“政治唯物主义者”
。费尔巴哈主张要通过认知自然的实在来把握宗教的虚无本质，从大自然出发来研究大自然的本质，立足于形体的、物质的、感性的现实存在来批判中世纪神学，基于此，费尔巴哈认为，大自然并不是由神创造的，大自然的客观实在是可以被认知的，超自然的现象的存在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想象出来的“大自然”，“没有了自然，人格性、‘自我性’、意识就是无，换句话，就成了空洞的、无本质的抽象物”
。
费尔巴哈已经在唯物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并进一步到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将人崇拜的自然物赋予人格化、可感觉的内容，“人将自然界神化了同时也就是将人自己神化了”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所特有的规定，却就在于它完全是人神论的本质，是人对自己本身的专一的爱，是属人的并且主观地属人的本质之专一的自我肯定。”
费尔巴哈的伟大贡献在于，他认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也就是说人是第一性的，上帝是第二性的，上帝只是人的本质的二次加工的结果，只是在揭示这种“本质”的时候，费尔巴哈脱离了历程发展进程，以“类本质”的抽象界定“人的本质”，忽略社会性实践与社会交往对人的本质的建构意义，弱化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关系对“人”之为“人”的深刻性揭示，“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以“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来理解“类本质”。费尔巴哈主张：“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
劳动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识和社会生产方式为转移的。马克思正确揭示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设想的“神”就是按人的样子去设计，牛设想的神就是按牛的样子去设计。破解神秘主义的基础，都需要回到现实以及对实践的“去神秘化”的合理理解中去找答案。费尔巴哈得出了世俗世界的结论，却又把宗教的世界悬置了，或者无法用世俗世界去解释宗教世界，也就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
。以实践的社会人替换掉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救治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以阶级的对抗与对立取代费尔巴哈的“无差别的爱的宗教的呓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来之笔。
费尔巴哈比黑格尔进步的地方在于，他至少回到了世俗的世界，不像黑格尔那样，将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割开来，“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都忽略了社会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更接地气，可他也仅仅停滞于世俗世界，却依然保留着一个神性的世界，他们都没有弄清楚：解决环境问题、人的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费尔巴哈的“直观”与机械唯物主义相比，依然带有“机械性”，“靠直观认识自然客体”，大大剔除了主体的“能动的、实践的、创造历史”的主动性、革命性、力量性。马克思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感性对象性活动”概念，把自然界理解为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属人存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认为人与环境是相互建构的过程，人以“意识性和目的性”发挥主体能动性对环境作出改变，当然前提是要尊重自然环境的自身发展规律，而不是盲目崇拜或者胡乱作为。当人与环境建立真实的互动关系以后，也就彻底颠覆了近代以来意识自我运行的思维模式。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将生产者联合起来，使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变为社会占有，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环境的安全。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经典作家指出：“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
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的建构，只有在意识到环境危机之后才会慢慢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需要一个缓慢的建构过程，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所以我们也不能过多指责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伟大的思想往往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历史发展到那一步，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才具有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必然性。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无数个有机体和无数个无机体多层次密切联系、永无休止地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生物圈体系之中，通过直观的经验得知，我们需要脚踩大地，从自然汲取能量，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这就是现实的个人，需要借助于自然所提供的条件或者人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去生活、交往、组建社会。所以马克思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展示出对于自然世界的深刻性、系统性把握，实现了“本体论维度的物质自然观、实践论维度的人化自然观、历史论维度的社会自然观和生态论维度的生态自然观”
的有机统一。
第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
。马克思肯定自然界不可替代、不可撼动的先在地位，“我们不仅作为主体站在它面前，而且也作为客体受其制约，既顺从而又暴虐地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自然，它不仅仅是个伙伴，而且也是个扩张者”
。“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
但他更加强调的是经过人的参与、中介过的那部分“属人”的自然。在一切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种之中，能够通过劳动创造使自然界打上明显烙印的，只有人类。人类的感性活动不单纯是对自然的顺从，而是具有主观上对自然的改造、带有人的意志，从而将无机界部分转化为服务或满足“人的身体”的那种创造性。
第二，注重感性而非抽象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神创自然观、抽象自然观的批判与扬弃来确立自己的自然哲学的，在看待自然的时候，主张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将整个世界理解为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把自然理解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在人所参与的场域中，自然已经不是纯粹的客体，自然界的变化也并非是自我运动。人在自然中，就意味着自然有了属人的历史属性，自然的时间也就被赋予社会实践的性质，就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在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创造性活动观照下的自然。人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通过自己的鲜活的实践造成自然物质供给的形态改变、跨地域迁移、反季节生长、基因变化。那些还没有被纳入人的感性活动范围之内或人的影响力还达不到的地方，也就是纯粹的自在的自然界，就不在马克思主义所探究的自然世界之内，就不属于现实的“感性的世界”。因为在人的认识视野之外，在科技探究的臂膀不能触及的地方，“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要通过自然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同样“感性的世界”又借助于人的活动来激活延展扩大“无机的身体”，从而聚焦被人意识到了的客观存在，强调感性活动的建构性，在非属人的自然界中扩展属人的存在性，基于对人的有用性来建构主客体相统一的生活世界。
第三，彰显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框定的这个自然界不同于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活动、劳作、改造的客观对象，进入人类视野，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的生机勃勃的场域。人的内在尺度借助于物化的内容渗透到客体自然要素之中，自然的外在尺度又引导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种人通过劳动所中介过的自然，与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独立的客体化自然显然不同，是一个真切的现实世界。马克思认为，“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
，从而追问“儿子的父亲的父亲是谁”这样无休止的问题是抽象的、无意义的。一旦我们作为存在者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就必然要把人和自然界的实际存在否定掉、抽象掉，设定一个因历史的介入而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人和自然界的“实在”又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历史性，通过历史分析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从而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逻辑。
第一，人的本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生命个体组成社会群体之后，才有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自然生产着人的肉体、骨骼，人也构建着自然、以劳动中介着自然，人的本质在对象化中逐步呈现。“动物只生产自身”是因为动物只能消极适应环境，不懂得在从自然采集物质进行补给时主动地改变自然。也就是说，动物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非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并非是积极主动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动物除了顺应自然保持自身的繁衍能力之外，不存在改变自然以适应自己的能力，动物也无法创建属于自己的思维系统、语言系统、认知系统的动物社会史，也就没有自己需要理解的动物自然史。与“动物只生产自身”相比，“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我们比动物强，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把握运用自然规律。这个自然界既是人类史产生之前的自在的自然界，更是被中介过、改造过的从属于人的自然界，始终带有人的烙印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在自然界之中的主动性、主体性。人类在逐步认识、掌握自然规律时，对自然的“影响”也是逐步加深和扩大的，这种影响表现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及的人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更加懂得通过最普通的“生产行为引起的”
自然影响乃至社会影响，也就是“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何以如此呢？成为自身的对象化是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重要手段，正如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一样，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也造就了它的对象的独特性，也就是体现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张三或李四所对象化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都是近似的，这种近似来自于共同的认知体系、共同的理性判断、共同的语言表达、共同的对象定义，甚至共同使用的工具，所以人是具有近似本质的“类”的存在。基于此，经典作家认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
第二，人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供给的丰富物质资料。人类与动物不同，动物与自然之间是单线的物质索取，人则是“物质变换”，具有相互成就的价值。劳动实践作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中介、桥梁和通道，在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起物质变换的可持续链条。一旦物质变换的链条被中断，要么是自然灾难的结果，要么是在转变过程中人对自然的索取大于对自然的给予，因过度使用、过度采集、过度开垦而打破了自然界自我循环、自我修复的可能性，造成人为灾难，影响可持续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下，由于物质变换是“分散”的而非“共同”控制的，受盲目性、利润诱惑和非适量的占有欲的支配，必然会造成物质变换的不可持续。“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
工人不能只为资本家而活，他的所有劳动不应该被资本支配。劳动者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是自愿适度的，而非资本裹挟下的无节制的被动变换，这也是自身获得自由和得以解放的开始。
第一，赋予自然的社会属性。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然观具有社会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赋予了“上层建筑”的色彩，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而劳动所中介的自然，能引发自然变化的程度因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科技进步不同、社会结构形式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人类产生的早期阶段，伴随着必然的自然崇拜和自然宗教意识，人民还无法赋予自然界更多的社会属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社会形态的发展也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而同步变化。随着人类中介自然能力的提升，以及对自然价值认识的更加深刻，不断促成人与自然在更高程度上的和谐，环境合乎人性的程度也会提高，人对环境的态度也会不断修正。
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比动物相比，人与自然之间由劳动构造的桥梁更牢靠、更互惠，人可以在劳动中，“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这种提升过程也是伴随着社会劳动而逐步发展的。“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马克思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的东西总是同人相关。人的本质具有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是建立在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的，他在自然中为别人存在和别人在自然中为他而存在是同步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是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文明的发展动力也在于此。“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联系。”
在物质变换、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发展、生产关系更替，乃至文明程度等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系统发生、协同进化的关系。
只有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才可能解放自然，也才可能解放异化的劳动者，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但尖锐的问题恰恰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远远无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关系相比。劳动者被私有制支配之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伤害的战争关系，处于剥削制度下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
。在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象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一部分人依附于另一部分人，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从属性的依赖关系有所改变，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表征为生产力不发达或生产关系让劳动者无法获得独立性，过度依赖自然环境的资源或生活产品短缺，在私有制的剥削制度下，劳动者被迫依赖于有限的“物质供应”而不得不无休止地替资本家攫取自然财富，自己却无法直接占有自己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以支付微薄的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的形式所霸占、垄断。改变“物的依赖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人与社会关系链条中有待突破的难点。基于劳动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进化链条，逐步完善着社会有机体，并将自然深度融入社会运动之中，不断开辟自然进化与人类社会进阶的新成就。
第二，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与黑格尔主张的逻辑理念外化的“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
不同，摆脱纯粹的自然视角看待自然，马克思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以社会视角研究自然的新向度，也标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独有的以自然历史概念确立起历史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理论界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阐明其剖析人类社会形态的客观立场，即“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
施密特也认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防止自然受到形而上学的神化，或者使之免于僵化成终极的本体论原则”
。感性的世界是在劳动过程中被不断作用的，不存在“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
的恒定不变的世界。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侧重人化自然并不意味着否定自然的先在性、客观性，只是一经有人的存在，自然就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被“中介”中。只要人存在，与人有关的自然就已经有了人改造过的痕迹，就不存在纯粹的先在的自然。至于那些与人还没有建立关系的自然，至少因为对于人还没有直接的影响或价值，也就不必进入人类的视野。马克思对纯粹的自然轻视的原因，主要在于“自然”是人创造的概念，这个概念存在已久意味着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始自然的属性，也就是说，用人的语言创造出“自然”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对纯粹自然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化”过程。同时，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刚刚起步，经典作家对大工业化的生产经常表达感慨，比如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所有时代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这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机械化大生产能力的肯定。在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中，当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结合以后，彻底化解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就能为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提供契机，将生产力的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与有节制的公有制建立联系，确立其生产的科学性、目的性，最大限度地克服生产的盲目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缓解，人与自然的和解就有了可能，自然的真正复活就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强买强卖和过度索取的现象就会日趋减少，进而揭示同一个星球上人与人和舟共济、命运与共的生存境遇，敞开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大门，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人类未来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最和谐自由的完美之境。
自然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人化自然的历史，人化自然是指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人类在对象性活动中，自觉地以丰富实践、科学认知和理性生产等方式促成自然向人和社会生成客观化的产物。在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被人“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自然生存条件，本身具有双重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
。只是在工业化的劳动实践中，出现了主体遭遇客体宰制的“异化”问题。尽管存在异化的宰制，马克思依然认为，从社会历史进程看，大工业化劳动实践的条件下“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这个“自然界”是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中介效果”更好的自然界，人化痕迹更浓烈、人类的烙印更深入自然之髓，从而具有“人本学”的特征。对此，普里高津评价，马克思科学回答了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关系，“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阐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可逆性所引起的建设性作用的发展，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
。全部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交织、资本化生态条件下广泛的物质交换，不断突破人化自然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马克思运用自然历史概念“开掘”了一条通达“改变世界”的“理论隧道”
，并不断赋予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的能动性越大，真正烙印人的伟大智慧的“自然史”就越澄明、越丰富，也才能促成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实现，这也就可以理解为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尽管人获得了“自然主义”的存在样态，一切都能满足，但这个提出“满足清单”的人，已经在不断的社会化改造中，在社会主义的人与人正向关系的积极建构中，抛弃了狭隘性、自私性，而越来越成为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强烈的时代感、责任感的“自然主义”的人。“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道”具有救助、帮助、抚养、资助的基本含义，就像大资本家做慈善那样，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他拿出来分给穷人的。自然既满足了人的需求，给人类提供了极大数量的财富，又保住了有人居住的地球存续的长期性，获得了人类的友好对待，获得了自身应有的人格化的尊严。构建出最和谐的物质变换关系，保护着大自然的物种的丰富性、生物的多样性、自我净化的富裕性。
第一，就智力程度而言，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拥有更多支配自然的能力。人对自然的实践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生存、满足口腹之欲、解决吃穿住行的需要而变化的。自然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直接服务于人的目的且又便于人驾驭的对象，这也是对自然的日用而不觉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本能性反馈，劳动者把自然万物作为人存在的手段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从来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否弃，而是就智力发展程度而言的。“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此处恩格斯在手稿的页边上写着“改良”。也许以“改良”取代“支配”更有利于打消很多西方生态主义者从“支配自然”这个概念来攻击恩格斯，认为他歧视自然、伤害自然、漠视自然，只在功利意义上剥削自然，这是对恩格斯的自然价值观的无理诟病。
第二，“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坚持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基本立场。从人所具有的智慧能力、认知能力、知识体系、价值标准、语言表达都给予人在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将主体之外的自然视为利用的物质资源、支配的对象、改良的对象，这是人类存在的历史给出的结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臆造。如果主张人与自然都是主体，或者进一步将有生命的生物圈的自然种群、动物植被都视为主体，那么人类采集自然的果实、从自然获得粮食、将垃圾污水倒入大自然之中，猎杀动物、屠宰牲畜、食用家禽是否应该被视为对自然和生物价值的侵害，是不是人间的正义法庭要判定“杀人以偿牲畜家禽之命”，或者将人变成动植物的饲料、养分才符合自然的正义表达？以双主体或多主体视角，可以增强人们对环境与生物圈的责任，但这仅仅是一种分析视角，绝不是实践应该遵循的指导原则、基本价值原则。如果人类无知到面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与枯竭、土地荒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依然无动于衷，还执意要“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那也就不配称为主体。主体既要从自然界获得物质满足，也必须有足够的理性保证人类拥有持续获得幸福的能力、保障自然在不退化的前提下具有提供人类需要的资源供给能力。本顿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生产主义”劳动观、“普罗米修斯式的”历史观、“工具主义的自然观”、过度信仰技术进步的物质观、无生态理性的生产观、无视自然极限的人类解放观、以征服自然为乐的豪情观、反生态的工业主义，而对生态环境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却置若罔闻。
本顿如此无视马克思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异化的认知、对生态改进的设想，想当然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错误的。在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的时代，马克思指出：“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
本顿对马克思的指责具有理想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但他站在生态中心主义角度，主张用“适应自然”代替“支配自然”来改造历史唯物主义，又有其历史进步性和积极意义。
第三，支配自然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孟子·尽心上》也有“万物皆备于我”的主张。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到笛卡尔等哲学家主张“我思故我在”，从思想史脉络看，随着主体性的觉醒，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欲望有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早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还仅仅是人类宇宙观中的一种朴素自信，到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飞速发展时代，随着实证科学中经验与理性的联姻，这种支配理念进一步彰显出来。在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中，单纯从克服神创自然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立场来看，“支配自然”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人不是在上帝旨意下支配万物，面对自然界的恶化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的。从感性的世界出发，马克思立足于人化自然去挖掘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从人的解放立场去谈支配自然，无可厚非。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物质变换过程，如果人类不支配自然，在与自然抗争、斗争时永远处于被动的动物式的消极回应中，人类的“类”的存在意义就是“无”。马克思自然观所理解的“控制”或“改良”自然，无疑是在掌握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深度影响、支配自然，但绝不是主张盲目的征服、无节制的掠夺、暴力的猎取、野蛮的破坏。理性的人类懂得必须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一旦破坏了链条，或者代谢中断，人类的生存境遇就成为大问题。人通过支配自然不断改造对象世界，以证明自己作为人的类的存在特性、社会属性。“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自然观内含着一个辩证的螺旋式上升逻辑：从摒弃神创自然——到早期的理性觉醒却能力不足被动顺从自然——到批判自然是绝对精神外化的场域——到工业化革命时代人支配自然——到人的全面解放下的自然的全面复归。人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绝对化，无视其辩证认识的发展轨迹，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从理论上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还肩负着使当时的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向辩证思维自觉复归的重大使命”
。即便面对异化，经典作家依然认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
无论如何，化解环境危机还是需要通过改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关系来实现。
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人的欲望的无度化、工人劳动的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大工业促进广泛的人化自然过程，加剧了自然环境退化，导致自然越发丧失自我修复的能力，这种生产关系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实践表明，资产阶级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只是理想性的设想，实际做的并不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卓有成效。他们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资本”怎么说才最有分量，资本渴望实现垄断价值，渴望广泛占有自然资源所有权、向不发达地区倾销生活和工业垃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重污染产业、在世界各个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甚至明抢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他们的道貌岸然一旦切换到资本的贪婪频道，残酷的环境压榨、生态剥削就暴露无遗。
第一，资本加剧人与自然的敌对状况。资本家利用私有制不断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人与自然的日益疏离，加大对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的争夺力度，引发空间生态失衡，加剧空间生态的断裂。马克思指出：“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
在资本逐利逻辑的支配下，社会化生产客观上的有序性、技术变革的快速裂变性，与资本主义私人拥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的无序性之间形成矛盾，这个根源性矛盾必然导致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及对自然资源需求和掠夺的贪婪化、无序化、无限化、无节制化。生产的盲目性与资本家的贪婪无度不断累积叠加，必然加剧自由竞争的资本垄断自然资源、攫取生态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激化资本主义社会无解的系统性、综合性的生态危机，造成人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扩大。“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
两极分化也促成了人化自然的分化，山清水秀的少数资本家的高档别墅区与生态日趋恶化的贫民区形成鲜明对比。“工人的整个状况和周围环境都强烈地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与过去的封建体系，甚至与人所知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体系不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扩张的。为了生存，资本主义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廉价劳动、土地、原料（农作物和矿产）等资源和市场。这种扩张的驱动力导致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生。”
福斯特也指出，“在现行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
。救治自然界满目疮痍的良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开出来。
第二，消费主义与商品拜物教加速对环境的侵蚀。对金钱的崇拜必然表征为对商品的崇拜，并逐步强化人的“异化的本质”。他们将手中货币的厚度理解为确证生存价值和展示生存状况的神圣载体，这种拜物模式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强大的招魂效果，以极具感染力的方式与琳琅满目的商品捆绑到一起，引发整个社会以非理性的方式不断将一切可以攫取的资源货币化、商品化，大小资本家向山川、河流、矿产、森林、瀑布、土地发起疯狂攻势。在资本面前，生态的优雅怎么也挡不住消费主义的欲望与贪婪，“把整个社会引向消费主义的方向，其基本特点是‘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它导致了全体社会盛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期待”
。这将进一步加剧外部自然的恶化、环境被透支、生态的脆弱性加速凸显，“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
，“规模一直在扩大的生产是个体资本生存所需，也是整个制度生存所需。但生产什么，用什么资源生产，对交换价值在量上最大化的这个目的来说，全然是第二位的”
。马克思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早有警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列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
随着大量商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替代、工具性价值被炫耀性展示价值所替换，来自自然界的很多商品，越来越远离其使用价值，或者使用价值逐步被弱化，就像明星衣橱里的品牌衣服，仅仅穿一次就可能变成无用的东西，其使用价值被大大浪费，而呈现它的交换价值的公共展示也只能实现一次，其命运是变成衣橱最下层的堆积物或弃置物，因为有新的交换价值的新品需要补给到衣橱里。
第一，对自然的局部的解剖学的研究导致社会无法系统化、整体化对待自然。为了更好研究人类面对的自然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科学家需要把细节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自从15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技治主义、知识谱系的激进扩张，个案与局部研究兴起，借助于科学仪器和工具，在微观世界引起新的技术变革，并带来巨大的市场效益。尽管“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
。现代社会的科学至上论、唯生产力论，都是放纵工具理性的结果。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基于对工具认同和科技创新价值的倚重，在生产实践中依靠工具化、科技化手段，来提升功效以扩张利润占有，从而满足特定的利益追求。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工具理性的支配性地位越发凸显，科技逐步操纵政治、经济、文化，工具理性的膨胀和技术异化也越发严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向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
这就是技术使人单向度化的后果。韦伯认为：“工具理性表现为只注重达到某种目的之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以可计量、可预测、有效率的整体控制原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机械自然观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为思想基础，对实践对象进行分解、化约和控制。”
工具理性效应化、规模化自然会受到资本的青睐，其前景必然偏离人的价值本质，任意扩大主体对自然的支配范围，加剧人与自然的不平等。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忧虑地指出：“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部机器，只不过是把人自己撕成碎片的痛苦的自然。”
这大概就是韦伯所担忧的“理性化的吊诡”。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本来应该是最具有广泛性、系统性、总体性的理性化，但从现实的这个系统理性分化出来的具体规则来看，却具有异化的组织化的“理性铁笼”价值，日趋形成成熟的自我管理生活世界的模式，并逐步以系统的指令对生活世界实施大规模的工具化改造，最终造就威胁生活世界的理性魔怪。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权力、资本的异化相一致。局部试图支配系统，人们善待那些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既定事实与规范，而不愿意去遵守那些无法感知的系统性概念，他宁愿马上吃到一只烤兔，也不愿意认真对待“不焚林而猎”的自然信条的价值。“正是包括自然的整个社会的物化或异化，造成了自然界的‘祛魅化’，甚至对人的敌视。”
如果等到环境资源耗尽，陷入不可挽回的环境灾难，人类再试图回到整体和谐的自然画卷之中，那只能以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牺牲来做最后的挣扎。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破解环境难题。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资本与工具理性的合谋，不仅造就了资本巨鳄，也积攒着毁灭自然的力量，本质上酝酿了控制人的力量。放任这种力量，待其达到极端化的程度，整个地球就会遭受厄运，造成“人口过剩、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基因多样化缺失、酸雨核污染、热带森林砍伐、顶级森林消失、湿地破坏、土壤侵蚀、沙漠化、洪灾、饥荒、湖泊/溪流/江河的破坏、地下水抽取和污染、海岸水和河口水污染、珊瑚礁破坏、石油泄漏、过度捕鱼、垃圾填埋场扩张、有毒废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毒害效应、职业暴露危险、城市拥挤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为了补偿由此所导致的土壤肥力降低，英国搜寻了拿破仑战场和欧洲的地下墓穴以寻找尸骨，用来给英国农村的土地施肥。他们同样从秘鲁海岸附近的一些小岛大规模进口海鸟粪，随后还进口了智利的磷酸盐（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占领了盛产海鸟粪和磷酸盐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部分地区）。在1856年通过《鸟粪岛法案》至1903年期间，美国派出船只到大洋中寻找海鸟粪，最终却占领了94个岛屿、礁石滩和暗礁，其中66个正式认定为美属领地，时至今日仍有9个被美国占领。这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的巨大危机，随着20世纪早期人工氮肥的出现，问题也仅得到部分解决——并最终导致氮肥的过度使用，本身又成了一个主要的环境问题。”
正如恩里克·莱芙指出的那样：“环境资源是一种生产条件，而它似乎也是资本再生产扩大的一种成本。然而，这些生态的和社会的成本，依然被当作环境的外部性。有两个资本的环节在此过程中连接到了一起。一方面，未能给自然赋予一个价值，刺激了资源的过度利用；此外，资本积累的扩大，催生了对进入资本的生产性消费当中的自然资源的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变卖的危险和技术的创新，造就了破坏性生产的过程，增加和加速了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并强行推广了那种旨在最大化短期利润却不考虑自然资源保护和再生的生产模式。这种过程显然引起了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恶化。”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能化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必须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症结。“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进程已经到达终点。虽然对于诸多早期生产形式而言代表着很大进步，但是，资本积累制度——包括因为这种积累制度而将诸多社会成本不受限制地外化于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和整个星球——已经逐渐成为人类发展甚至人类（以及多数‘高级’物种）生存的一种障碍。”
“需要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或者当前历史文明的破坏性阶段的方式，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大厦一砖一瓦地逐渐替代它。”
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制度的更新才是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乃至全球生态危机的总药方。
第一，生态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表现的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人占有制是生态殖民主义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是部分民族被不断削弱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主导的这个时代，狄更斯所理解的两面性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中，机械化替代了人类劳动，却引起了饥饿和一部分人的过度疲劳；金钱成就了一部分人，却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技术似乎统治一切，道德却日趋败坏；资本对自然的控制愈深，个人愈益成为环境恶化下的“无法呼吸”的卑微存在。“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劳动异化、个人单向度化、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标配，使得经济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增了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生态危机。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金融、人为掣肘、要挟等多种手段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征服、剥削和奴役，使其处于政治上的受支配的地位、经济上的从属地位、环境上的污染转嫁地位。军事武力、霸权政治、金融操纵、生态掠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实施侵略的直接手段或隐蔽策略。帝国主义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合作倡议中，往往是破坏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议、单方面拒绝履行生态责任的始作俑者，它们为维护本国的狭隘的生态利益，或者为应对绿色组织和绿色浪潮的诉求，常常将本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在破坏他国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甚至将生态进攻作为战略手段，在第三世界实施生态入侵、制造生态危机、转嫁生态灾难，抑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削弱其经济发展势头，降低其世界影响力。
正如金融操作是帝国主义发展到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一样，生态殖民主义也是帝国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殖民主义衍生意义上的变种殖民形式，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而且以后还会有新的殖民形式出现。资本的全球化意味着获取利益甚至超额利润对洲界、疆界、国界的消弭，也致使生态危机迅速延伸到全球。那些在军事、经济、技术、金融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既要抢占和操纵资源，又要象征性地对本国尽到环境保护责任，还要向世界展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好生态的一面，自然就加快了将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它们在向第三世界输出“生态殖民主义”的同时，还不忘向全世界宣告，它们善良而负责地填饱了这些落后国家人民的胃，实质上则使这些国家遭遇政治、经济、污染等多重宰制。有时候，它们为抑制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人为制造绿色壁垒，以限制这些国家的出口能力。
第二，转嫁生态污染只是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权宜之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与资本的逐利性是生态殖民主义产生的直接推动力。这基于一个认识前提，即所有转嫁出去的生态污染，短时期内不会成为威胁输出国环境的生态灾难，即便是今天种下的“因”，未来某一天输出污染国也会受到相应的污染之“果”，这个在全球环境链条中间接转回来的“果”，有害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一定比直接将污染之“因”种在本国的土地上所造成的损失更小。而在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可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出惩罚，处于强势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会直接操纵国际法的制定，甚至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本质的驱使下，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加剧生态环境污染与生态侵略强度，造成全球资源枯竭。面对看不到尽头的资本家的贪婪、无节制的破坏和毁灭，如何让输出国承担责任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的部分学者都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和利益至上的原则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他们从这些国家掠走的资源相比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为了更好地维持生态殖民的可持续性，他们也要象征性地投入一些援助来确保殖民事业的继续，填补因殖民造成的裂缝。“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实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 [1]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那些局部的美轮美奂的“生态城市”样本，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第三，生态资源将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帝国主义国家已开始着手进行生态资源的战略储备。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早期的殖民扩张中，西方国家通过微利让渡来换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其生态殖民，这种殖民当然是掩盖在跨国合作和别的名义之下的。中国并非是生态殖民主义的免疫者，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本性认识不充分，对洋垃圾的污染性认识也相对模糊，有些地方政府对外资引入过程中标准宽松、把关不严、监管不到位甚至缺失，招商引资中缺乏对决策领导干部的“生态审计”，对相关项目也缺少“环境评估”，类似的粗放管理造成沿海沿江地区的洋垃圾处理项目盲目扩张。在加工能力和技术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初级原材料大量流向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垃圾、有毒有害设备向中国倾销，不断降低我国沿海垃圾集中处理区域土地的肥力，有色金属超标排放，破坏生物多样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科学社会主义终于建立在最真实的大地上。我们研究列宁时期的生态思想，正如研究这一时期的一切事件与实践一样，都必须立足于当时的语境来研判。不管是看待农业生产中的“生产主义”、低水平的“破坏性增长”，还是1918年至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如“实行余粮征集制、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配给制”，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不应忽视，苏联生态学家还提出“社会生态学”“生物圈”“生态智力圈”等重要概念。
从帝国主义论的新视野深刻揭示托拉斯式垄断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无情掠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对生态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传播到俄国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没有金属的地方的居民，就不能发明优于石器的工具。人能够驯服在人的生产力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的马、牛、羊等，就必须居住在它们野生时生活的地方，亦即它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行船的技术确乎不是在草原上发生的。因此，周围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缺乏或丰富，曾经给工业的发展以无可争辩的影响。”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自然观的基础上，基于对帝国主义垄断特性的深刻洞见，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自然观。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机械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区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
人类必须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来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他指出：“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主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认为以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他写道：“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
被列宁称作“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认为，内在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事物整体或者体系，外在要素构成事物或体系的环境，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
，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汲取能量，这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一脉相承的。“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需要从外部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没有这种汲取能量的过程，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存在。人类社会从自然界汲取的能量越多，就越能适应自然界；只有在这方面数量有所增长，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
作为体系的人类社会与作为外部环境的自然界之间也需要保持一种平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维持相互之间的平衡。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三种关系表现：稳定的平衡、体系发展后的新平衡、体系破坏后的灾难甚至毁灭。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那种抬高人的地位，认为“人是自然界之王，自然界是为人准备的，一切都是适应着人的需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自然界时常袭击人，以致把这个‘自然界之王’弄得狼狈不堪。”
在布哈林看来，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关系就是人既要改造自然使其适应自己，也要适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平衡。
列宁生态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并在苏维埃革命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形成的。思想总要针对时代的问题而来，列宁在遵循自然规律、环境治理、经济建设、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都卓有成效，广泛呈现于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产率、节约资源、保护森林、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
，这是什么魔力导致的结果呢？
苏联虽然落后，但底子并不薄，与中国搞现代化的基础——“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
相比，是有优势的。苏联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地跨欧亚两个大洲，幅员辽阔，国土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从东到西有1万公里。人口1926年为1.47亿，1991年苏联解体前为2亿8673万人。苏联地形多样，自然资源储量巨大，境内分布着300多万条河流，年降水量约占世界陆地降水量的十分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其淡水量约占地球储量的五分之一。苏联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其中石油、铁矿石、金刚石、锰、铜、锡、铝、铅、锌等金属矿藏储量位居世界前茅。地理跨度大，地形气候多样，物种丰富。由此可见，苏联拥有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英国著名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萨拉·萨卡就曾提到，“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开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时拥有比苏联更好的资源条件了”
。
第一，不做盲目必然性的奴隶，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列宁生态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产生的，他积极汲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生态危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自然界这一没有意识的存在物是永恒的、没有起源的存在物，是第一存在物，但这是时间上的而不是等级上的第一存在物，是物理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第一存在物。”
他还曾在《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中引用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原话来强调“人与自然”二者的辩证关系，“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
。物理世界是自在的客体，也是先于群居的人和任何“组织”的，随着人的认识能力的增长，自然界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向人敞开的过程之中，随着自然科学发展不断到达新的高度，人类就能“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正如动植物体内的化学变化那样，不断将“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
，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
第二，揭露资产阶级谎言。资本家为维护剥削的正当性，制造出很多借口。比如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列宁曾义正词严地指出：“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比如说，“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著名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学无术之徒和雇佣学者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陈词滥调”
。“马克思早就推翻了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把罪过推在自然界身上（据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势所必然，对之毫无办法！），而实际上，罪过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规律”也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规律，才是事实”
。列宁指出，生活费用飞涨的原因之一，是土地的垄断，即土地的私人占有，“土地占有者因此从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获得愈来愈多的贡赋。只有把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生活费用飞涨的现象”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土地经营和土地肥力之间的平衡（由于城市同农村的分离），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列宁非常重视环境保护。有研究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对法律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视，为此签署相关法令文件多达200余件”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刚成立时，就出台一系列保护土地、地下资源、森林、自然保护区和自然遗迹的法律条文及相关政策文件。1917年颁布的《土地法令》明确了政府具有对国家土地、地下资源、水和森林的监管保护义务。1918年5月颁布了《森林法》，用法律手段调整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1920年，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地下资源的特别法令》。1921年，苏联政府颁布了《关于全国性疗养区管理的法令》。建立疗养地制度，是苏联政府保护环境的重要形式。按该法令规定，疗养所在地除了要具备足够的医疗条件外，还应拥有促进人身心健康的自然环境。因此，对于疗养地的保护，也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除上述法令法规外，苏联早期颁布的环境法令还有《关于建立气象站的法令》《狩猎法令》《关于自然遗迹、花园和公园的法令》《关于地下资源及其开采的条例》，等等。1919年2月，列宁参与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措施的条例》；1919年春，俄罗斯联邦第一个禁猎区在伏尔加河三角洲建立；1919年6月，列宁签署颁布《关于住宅卫生保护的法令》；1922年，列宁签署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地法典》。列宁提出：“为了保护我国的原料产地，我们应当执行和遵守科学技术规程。”
并主张“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懂得旧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悠久的历史；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而这种技术和科学只有从资产阶级那里才能获得”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环保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到20世纪中期，苏联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锐减，数量由原来的128个迅速减少到40个。苏联的环境保护运动被彻底扼杀。从此苏联走上了一条片面追求高增长高积累的“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畸形发展之路，从而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约·瓦伊谢别加指出：“苏联确实没有不断推进‘绿色’政策，环境保护只是处在最低的优先位置，重点放在增加生产上。”
苏联解体前，伏尔加河、贝加尔湖、里海的污染日趋严重，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等大城市的污染指数令人焦虑。苏联官方坚信“生态环境问题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进一步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
[2]
，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排除了社会生产目的与维持自然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绿色政治”的“新思维”，本质上是以生态掩盖和遮蔽阶级、国家、制度、民族之间的差异，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放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利用生态主义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最终导致了历史性的悲剧”
，被颜色革命包装过的“绿色新思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生态实践，起初是非常奏效的。福斯特超越历史阶段、无视历史事实，简单地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屈服于一种极端的生产主义，即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普遍特征，从而产生了其自身的生态毁灭模式”
。这样的批评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打压、封锁、冷战的情况下，苏联人首先要做的是活下来，正如列宁所说：“落后是会挨打的。”
“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苏联的赶超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依靠对外侵略来实现，而是走内生发展路径。即便内外交困，列宁时期依旧高度重视环境问题。
第一，揭露资本主义的“自然迫害型”生产模式。什么是造成生态阴暗面的罪恶根源？十月革命前，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深刻批判“小农经济稳固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完美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改良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
这样也就种下了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生态之“因”。
第二，以垄断视野确立其生态思想阐发的逻辑起点。列宁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从前正常时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现在靠垄断世界市场来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
。列宁认为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垄断了全球的自然资源，也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制造了全球生态危机。垄断资本“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像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
。他们购买、侵占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列宁引用耶德尔斯在1905年的观点：“世界的煤油市场直到现在还被两大金融集团分占着：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国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一个是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和诺贝尔。”
外国资本家从我们这里得到石油以后，他们就有可能作为垄断者在国外销售石油。大托拉斯依靠经济实力“瓜分世界”，“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
。金融资本“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
，就必须不择手段，正如列宁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的论述：“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国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一切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帝国主义’成了19世纪末最突出的特点。”
帝国主义在对自然资源实施疯狂攫取的过程中，自然就要升级为生态帝国主义，他们不仅占有资源，还转嫁、深度破坏全球资源。“生态帝国主义建立在不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过去过多的是造成外围国家的生态恶化，现在则造成了全球的生态矛盾，危害着整个生物圈。”
导致生态危机向全球的扩散。人类为了逃避在“粪便臭味中喘息”，必须有所行动。但正如列宁认为的那样，帝国主义的病根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系无法为医治这一病灶提供有效药方。
[1] J.B.Foster，“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Winter，2002，p.12.
[2] Stephen R Bowers，“Soviet and Post-Sovie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Journal of Social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1993 （2），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