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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的母体

人类在“天定胜人”的自然崇拜与神创文明中徘徊了6000多年,在“人定胜天”的工具理性思维所开创的工业文明中只经历了短短400多年。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同时,也正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对技术至上的盲目崇拜、对自然缺乏适度的敬畏、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攫取、对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缺乏远见、不合时宜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正在不断加剧人类生存空间的生态危机,我们无法硬气地说,“我们无愧于下一个400年”。人类要躲过已经在路上的生态浩劫,确保子孙后代能生活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之中,就必须在“天人和谐”的新时代理性思维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初衷。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生态实践史,既有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豪情,也有违背规律、盲目崇拜的无知,既有对自然规律、宇宙运行规律的不断深化把握,也有反复论证、试图改变自然规律的科学试错,既有对于生态史上的生态灾难的反思纠偏,也有建构未来优美生态环境的筹划与行动。生态观是关于人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观念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下形成的关于人、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一般看法的总和。既要回答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人与外界生物的关系、人如何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提升对自然的适应能力,也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创造更加宜居的优美生态环境,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局面。自然不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偶然性因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自然,一切文明都将烟消云散,因为自然就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今天全球对“生态文明”的期待,既表征为社会的重大进步,也是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向生态文明,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不会成为环境中的被“孤立者”,客观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孤独”,其现实意义超越一切精神孤单的“矫情”。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尊重规律的结果,也是人类面对客体、他者的责任的觉醒过程,向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对自我破坏环境的行为无底线地放纵、对危及自身安全的环境代价无序地转移、对隔绝污染的自我保护的生态屏障的盲目自信,最终都毫无例外地陷入“共此污球”的生态尴尬。文明没有尽头,人类对环境的依赖亘古不变,我们只是在创造性和支配性上仿佛多了一些技能,增加了一个自由度,但这些人类“掌控”自然的微弱表现,在自然规律面前不值一提,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必须对自己唯一的家园呵护有加。孕育各种文明的优美生态环境母体一旦出现问题,会产生众多文明的畸形儿,将进一步加剧人类生存难度,破坏宜居的环境,造成家园的毁灭,甚至“地球的流浪”。

一 人类期待诗意的安居

所谓“青山秃,洪水怒”,森林牧场的价值是黄金也不能比拟的。森林是人类的氧吧和物质资料的重要供给者,祖训告诉我们:“治水必治山,治山必兴林。”构建优美生态环境是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筑基工程。人类对美好生活有各种各样的构想,但从思想史和生态发展史来看,人们对“真正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总是与“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有关,体感上的舒适感受,往往成为对未来“家园”设想的核心要素。在古希腊神话中,“大自然的每一个完美无缺的单独部分都要求有自己的神,每一条河有自己的河泽女神,每一片树林有自己的森林女神” 。如《圣经·创世纪》所言,在东方的伊甸园,园中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这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住在森林里。在古希腊伊壁鸠鲁时期开创了崇尚不受干扰、宁静自由的“花园学派”,苏格拉底在广场、花园讲学被广为传颂。相传孔子在院落除地为坛,在坛前种下四棵杏树,谓为杏坛,孔子常常在杏坛弦歌讲学、教弟子读书。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成为中国古人亲近自然的榜样。不管是从确保人的存在价值、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还是森林所给予人类的“生态空间”哲学,森林都是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森林和牧场仍然是全体成员不可分的财产,或者更正确些说,仍然是各家庭的不可分的财产。” 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自己。1847年,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嘲讽那些最荒诞的无稽之谈——为“取得劈柴,取得利润”而砍光森林是基于防洪的需要,他说,“在法国,甚至连三岁孩子都知道砍光森林正是闹水灾的原因”,“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像在法国那样如此地指责对森林的轻率态度,指责那种只管一味砍伐森林却不顾再度造林的行为”。 除了满足人类关于建材、家具、取暖的需要,森林也是感情的寄托,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和你一起眺望那令人心旷神怡的亲切的谷地、美丽的牧场、森林密布的群山,那该有多好啊!”

作为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适合生物生存的星球来说,人类无疑是最智慧的灵长类动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主宰者。如何确保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持续繁衍、平安生活呢?如何既能保证我们的自然家园,也能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实现持久和平,确保人类不至于成为自己家园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呢?提升我们存在的丰富性与价值,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捍卫人类生态文明新成就,为营造优美生态环境、美好生存家园、获得诗意安居而接续奋斗。人如何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说“林中有路”,“思最恒久之物是道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 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回归自然”的描写更是直指人心。人要到大自然中去证道,“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地可爱……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收到” 。记得住乡愁,大抵是记得住老宅前后的林地与植被等一草一木,看得见山,大抵也是对“青山依旧在”的牵挂与向往。我们接受大自然的沐浴,自然的净化能使人排除体内的毒素和精神上的虚妄,也能矫治灵魂的空虚,“这正如印第安人把中毒的羊埋在泥里,让自然和泥土把毒从羊身上拔出来一样” 。大自然的怀抱里孕育着人类的希望。

二 生态破坏的“回旋镖效应”

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吃穿住行、呼吸、代谢、健康与祛病等全方位的保障,是人类最无私的保障盔甲。人类能为自然所做的与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相比,可能仅仅是“一毛”与“九牛”的关系。即便自然不需要我们的感激,至少我们不至于让自然状况变得更糟糕,何况拯救自然就是拯救人类自身。

2020年12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在哥伦比亚大学世界领导人论坛上发出警告:“人类正在向自然发动战争”,这是自杀式行为,地球的状态正在被打破,它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指出:“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对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造成冲击。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固有的阶级图式。现代化带来的风险和利润、财富形成了多样化而又系统化的矛盾。” 扔下破坏环境炸弹的人,最终也会成为躺在弹坑里的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或者通过重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消耗劫掠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产,表面上可以换来本地区、本国的短暂生态安宁,但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观、从全球的深度交往、环境的广泛牵连效应、生态平衡的整体性效益看,最终没有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于自然环境的报复。即便健在的一代人侥幸躲过了迟到的报复,其子孙后代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因代际正义的“被剥夺”而替上一代偿还生态欠债。“回旋镖”的特点就在于“从始点出发然后又从视线的尽头折回到原点”,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正如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一样,谁也没有天然免疫的屏障。人类的困难就在于,环境破坏的惩罚不是当下的、即时的,往往是滞后的,这就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留下了作恶的空间,或者使其成为搭便车者。

从历史必然性和环境联系的普遍性看,破坏规律或违背规律,最终都逃不过规律的惩罚,自然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自己也只是他的表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 。1866年8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借用一位科学家的论述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破坏的工作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 人必须尊重自然、努力恢复自然状态,是基于“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以尊重规则的基本立场去认识自然界,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既不做生态保护的甩锅者,也不做奢望躲过生态报复的侥幸者,而是要做守护地球生态的卫士。

三 “环境悬崖”倒逼人类审视“自然约束”

从生态视野看,加速人类衰亡的综合破坏力正在不断积聚。罗马俱乐部列举了“人类困境”的十种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自然界受到劫掠和退化,人类生活的四大主要系统——土地、牧场、森林、渔业正在遭受过度开发。全球生态系统遭到人类的过度索取和破坏,人口增长也引发了对物质消费的巨大需求。就目前的科技转化能力而言,也许地球上尚有新的资源补给能够减少人类对现有的石化资源、土地、牧场、森林、海洋的依赖,但那依然是需要通过地球上的其他资源来置换或转化的。在一定的时空中,地球的资源总体上必然呈现供给能力达到峰值之后的下降过程,但人类资源的需要、开发、利用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资源应对无限的需求,则会进一步加大强势资本与强权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掠夺,甚至造成战争,破坏现有的生产条件。同时,基于发展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不同,南北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的差异性、保护环境能力的差异性、对待生态环境观念的差异性。

从全球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看,在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过盛极一时的巴比伦文明,曾经辉煌了将近2000年的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有“流淌着奶和蜜”的富饶之地的巴勒斯坦“希望之乡”,大多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日趋衰落的可悲后果。位于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城,已经变成罗布泊西部的荒漠戈壁。唐代,在我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地方也曾经有森林密布、河流奔腾的壮美景象,不像最近的几百年这样“沙进人退”,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在黄河流域,先秦时期还是植被茂密,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50%,我们的先民逐水而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自秦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毁伐森林,无节制地开垦,到唐代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的黄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地步。” 环境破坏,不是一日之过,许多环境问题也都是由小范围、局部,逐渐蔓延扩大为大区域性乃至全球化的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是碳排放不断累积、热岛效应不断积聚、全球大工业不断发展的结果。优美生态环境的养成,也不是一日之功,河北塞罕坝林场的三代人造就“中国绿”、甘肃古浪县八步沙的“六老汉”领衔三代治沙人创造塞外绿洲、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的白二爷沙坝的三代“播绿者”缔造绿色奇迹,都说明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一定是久久为功的努力,没有愚公移山的意志和青春换林海的奉献精神,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人类面对退无可退的生态硬约束,只有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才能避免世界越来越靠近“环境悬崖”。20世纪初的资料显示:过去的50年中,地球上10%到30%的哺乳类动物、鸟类和两栖类动物物种灭绝了。由于气候变暖,估计今后100年中,这一数字还将分别增加25%、12%和32%。1980年以来,全世界35%的红树林、20%的珊瑚礁已经消失,另有20%的珊瑚礁退化,35%的世界森林资源也已经从地球上消失。 20年前的遥感调查就显示,当时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5.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42%,每年流失表层土在50亿吨以上,丧失的肥力高出全国化肥的产量。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使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导致化肥用量逐年升高,土壤肥力却愈来愈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耕地的肥力主要存储于表层土,而表层土的流失导致了土壤肥力的不断衰退和生产力的不断下降。 我国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0%,但目前我国沙化土地168.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7.6%。其中有11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在目前技术和财力条件下是难以治理的;有52.9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经过努力是有可能恢复其原有的草地和耕地面貌的。另外,还有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明显沙化的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也会逐步变成荒漠。并且形成了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的风沙带。据统计,目前我国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扩大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据初步测算,50年来我国土地沙漠化面积已经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海南省的面积。由于沙漠化的发展,给沙区经济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困难。据专家估计,每年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西部5省1996年财政收入总和的3倍。由于沙化破坏了人类生存条件,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生态难民,仅青海省就迁移生态难民20多万人。 我国长江流域的湖泊,在20世纪50年代有1066个,到90年代初减至182个。华北平原的白洋淀水面缩小了42%,洞庭湖水面减少了46%,湖底平均升高了1米,蓄水能力大为降低。青海湖在1959—1988年的30年间,湖面下降近3米,现在还在继续萎缩。又如,内蒙古的阿拉善地区,由于上游截留水源,致使流经额济纳绿洲的水由过去每年的12亿—13亿立方米锐减至2亿立方米左右,居延海等上百处数平方千米的沼泽和湖泊干涸,大片树木枯死,绿洲变为荒漠,人民生活困难,产生了大批生态难民。新疆塔里木河由于上游取水过多,致使河水断流,流程缩短300多千米,造成下游流域生态系统严重恶化。

有人说:“30年前做梦都想不到,今天生活会这样富足、这样好;30年前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环境污染会这样严重。” 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成效与环境现状最具冲击力的对比。20年前,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撰文指出:“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统计,每年污水排放量410亿吨(水利部的统计为600亿吨),其中80%未经适当处理就排入江河湖海,全国有75%的湖泊明显受到污染。在调查评价的10万公里河段中,47%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10%的河段污染严重,已丧失使用价值。在北方的辽、海、淮等流域,污水与地表水的比例高达1∶6—1∶14。对我国118座城市的饮用水调查显示:64%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只有3%的城市水质处于清洁状态。据我国有关专家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46%—2.84%。水污染加剧了水源紧张局势。” 大气污染同样严重,“我国北方城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超出国家一级标准2倍以上,超出国际标准数倍甚至10多倍;而其中大同的年平均浓度为721微克/立方米,兰州的年平均浓度为668微克/立方米,令人触目惊心。无怪乎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公布的世界10大污染严重城市中,中国竟占据了7个”

四 保护自然本质上是保护我们自己

自然环境既制约着人类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性的生产能力,也现实地揭示了环境改进的潜力与迫切性。保护生态环境、善待大自然,本质是远离贫瘠,避免人类的自我消亡,追求富饶与宜居的美好未来。期待神州大地处处再现林则徐笔下的“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青山有色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歌”的美好景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螺旋式上升的,对自然的保护与回馈意识也是逐步形成的。很多时候往往是教训对我们的触动更大,为了发展经济所付出的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得多,关键是环境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特别是有些地方,像重金属污染区,水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也意味着对人的生命周期缩短的潜在威胁;生物圈的尽头,也必然是“人类的尽头”。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核武器使人类首次具备了摧毁地球生命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常常言说“我们的时代”,如果这个时代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时代,那本质上就是异己的时代。真正成就我们自己的时代,需要全球的协商与共识,需要强化我们掌控自己时代的历史主动性,保护好家园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内生性责任。

当我们在言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时,一个被隐藏的前提或者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那就是“谁的物质资料”;当我们在言说“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时,不管是生存论、繁衍论意义上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是基于幸福论与自由论的广泛社会性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不管是为生存资料还是享受资料而生产和再生产,都要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条件。也许人类有一天能够找到适合人类生存的其他星球,但对自然界的依存性依然不会改变,只是把地球换成了别的星球而已。人类不能因另一个可能适宜生存的星球而毁掉当下唯一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我们只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地隐去了“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这一自然属性,但任何极限化的狂想,也不能跨域这一存在之为存在的底线。“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正如我们无法摆脱地球的引力、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命长短、无法操控冷暖换季、无法离开空气的声波震动而进行语言交流、无法摆脱对光的依赖而夜行昼伏、无法脱离生态环境的制约,我们所谈及的所有发展都是以生态环境的基本安全、适宜生存为前提的。资源、环境、人口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存在于一个相互协调和大致平衡的链条上。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整体生态结构、中断或弱化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破坏人与自然生态要素共生的局面,可持续发展就会受阻或中断。将人与社会融合于自然,积极建设优美环境,改进环境友好型生存境遇,构建休戚与共的和谐体系,强化对自然的反哺,减少环境欠债,建立互馈式联系,是确保人类永续发展的关键。

五 必须表达对地球生态的忠诚和敬畏

人类生活在目前发现的唯一宜居的星球上,每个人都应该对这个星球表达合理的忠诚和虔诚的善意,善待地球也就是善待自己。“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 生态既是客观存在的物体、物种、能量、气候要素的静态集合,也是内含结构、体系、规律的动态法则。凡是规则都具有不可逆性,生态的不可逆性要求人类必须无条件地善待生态。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境遇看待生态环境,从性命攸关的、决定着人类发展方向的基本立场看待生态文明,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核污染加剧、基因战争、土地荒芜、沙漠入侵、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恶化、粮食短缺、贫困加剧、军备升级等,都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动因,都是威胁人类未来的具有“切尔诺贝利事件”当量的巨大危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都在同一辆列车上,单纯地不顾后果地失速狂奔注定危机重重。面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全球性灾难,必须携手构建人类共同的新防线,筑牢作为文明母体的生态屏障、健康屏障与生命屏障。文明是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积淀而成的实践成果与思想成就,生态文明则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所形成的对于自然的基本态度及环境价值的基本认知,也是引导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立场的体现,是人的行为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历史性的统一。

因为有人类存在,才形成人类文明;因为人的存在,才有了自然的人化。在人类存在之前的自然原初状态,其存在与否、生态环境如何,与人只有生物演进链条上的人猿揖别意义上的关联性。但在人化自然中,经过人类行为的中介,以及广泛的社会化建构过程,人的复杂性与受到的生态约束不断增强,需要从社会发展规律上二次解释人化自然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进入历史分析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从价值论、认识论、历史论、规律论角度形成了人化自然境遇中的生态文明观念,从而实现了自然的辩证逻辑与社会介入下的历史逻辑的统一。面对日趋复杂的人化过程和对自然界干预的深度变化,人类社会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既要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又有责任和义务在合理又环保地使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1991年10月,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上通过了《环境正义原则》。它主要由以下原则构成:(1)环境正义承认大地母亲的神圣、生态统一和所有物种的相互依存,并有权从生态破坏中解放出来;(2)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建立在对所有人民的尊重和正义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或偏见的束缚;(3)环境正义要求,为了作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栖息地的地球的可持续性,人类有权利以伦理的、平衡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土地和可再生资源;(4)环境正义要求,在威胁到人类对清新的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的核试验,有毒/有害废物及毒药的提取、生产和处置等方面得到普遍的保护;(5)环境正义确认所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自决权等方面的基本权利;(6)环境正义要求,停止所有有毒、有害废物和放射性材料的生产,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生产者要严格对人负责,要解除和关闭所有有害的生产点;(7)环境正义要求每个人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在各个层次上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包括所需的评估、规划、执行、实施和评价;(8)环境正义承认所有工人对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需求权利,而无需被迫在不安全的生计和失业之间作出选择,它也承认那些在家庭工作的人们免受环境危害的权利;(9)环境正义保护环境不公平的受害者得到充分补偿和赔偿,以及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的权利;(10)环境正义认为政府的环境不公正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1)环境正义必须承认土著人民向美国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协定、协约和盟约等方式达成的、肯定其主权和自决权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和自然的关系;(12)环境正义承认,为了以一种与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区的文化完整性和公平地给所有人提供资源,需要关于清理和重建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态政策;(13)环境正义呼吁知情同意原则的严格执行,停止对有色人种的实验性生殖测试、医疗程序和预防接种;(14)环境正义反对跨国公司的破坏性行动;(15)环境正义反对军事占领,反对对土地、人民、文化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压迫和剥削;(16)环境正义呼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教育应特别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应建立在我们的经验和对多元文化赞赏的基础上;(17)环境正义要求,作为个人的我们要能够作出低消耗、低污染和消费方面的选择;为了当代和子孙后代并确保自然界的健康,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和应该采用的生活方式。

面对没有退路的“环境悬崖”,世间没有救世主。面对“自然约束”“环境恶化”,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改变生存境遇只能靠我们自己。修正“以天地为代表的自然与人类对立”的观点,防止精神荒芜与平庸的沉沦,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不当做法,拯救我们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属于我们的美好家园,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充分认知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私性是对自然利他性的损耗,努力减少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下的生态灾难,以普遍联系视角解读自然有机体,以社会全面生产方法阐述生态文明价值,认清生态危机是文明发展的重大阻碍,倡导绿色发展的唯物史观的时代视角,明确生态价值在人的价值实现中的位置。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使之既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又能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使之既成为中国人的生态实践的信仰,也成为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在广泛的范围内限制资本扩张对环境的破坏。积极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伟大生态实践,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主张提炼出规律性认识。深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创新性理念、原创性贡献,在实践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实施变革,走出资本主义过度消费的误区。倡导适度满足、环境友好的美好生活概念,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维度上一体发力,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构筑山水林田湖草冰的和谐共同体。 dbhSkWlZSmDU/lhqAa2LD5myxOr3XVke6D1v3hhqeRbGxeEQgJToJLpv9M//n+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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