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百家争鸣美学热

史雄波： 胡老，您好！今天想请您谈谈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美学大讨论在1956年开始，您对这一年有什么印象吗？

胡经之： 1956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国家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向科学进军，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在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帮助下，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重返北大，先当杨晦先生的助教，跟从他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过年之后，再从助教转为他首次招收的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那年春天，郭沫若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文联主席，邀请陆定一在怀仁堂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报告，在京的著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包括北大的马寅初、江隆基、周培源、冯友兰、翦伯赞、魏建功、季羡林、冯至、杨晦、游国恩、王力、朱光潜等都去听了，反应热烈。学术研究的春天到了。从1954年国庆开始，我常出入于中南海，去看望严慰冰和她母亲过瑛。如果陆定一在家，他就会叫住我，要我讲讲北大有什么新闻。他特别关切一些著名教授的情况，要我知无不言，如实说来。这年国庆期间，我又去看望过瑛和严慰冰，午饭后在客厅聊了一阵儿，就要告退。这时陆定一从外边回家，叫我先别走，他下午没有事，要我坐下来聊聊。

这一次，陆定一很关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北大的教授有什么反应。我如实告诉他，反应热烈，皆大欢喜。为响应百家争鸣，好多教授都准备在必修课程之外开出新的专题课，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鼓励大家要炒名牌菜。杨晦先生在中文系带头开了中国文艺思想史，王瑶开了鲁迅研究，吴组缃和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都已在准备开讲《红楼梦》，林庚正在准备开设他最喜爱和擅长的唐诗研究。然后，我又说到朱光潜，他也已做了准备，很快要开出美学课了，以回应蔡仪。蔡仪已先开出了美学课，宗白华也在做准备。百家争鸣的风气，已在北大开启了。

说到朱光潜，陆定一就追问起他的近况来。我自1953年起，一直和朱光潜保持着联系。我告诉他，朱光潜最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主党派人士，前不久写了近两万字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以自我批判开始，继续他的美学研究。我去过他家里几次，他住在校医院后面的破平房里，房子太旧，他心情却平和，安心做学问。我听杨晦先生说，江隆基已经向他打了招呼，准备让他搬到燕东园27号去住。那原是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住宅，陆志韦去了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这“豪宅”准备给朱光潜住。听到这里，陆定一就说开了：这就对了！对朱光潜先生这样的老教授，生活上还是要给予照顾。在政治上，他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但没有跟着国民党跑。北平快解放时，蒋介石派飞机来，要把一些文化名人接到台湾去，名单里就有他，他没有走，这精神就可嘉。新中国成立后，他能自我批判，清算以前走过的道路，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欢迎才对，不要把愿意进步的老知识分子拒之门外。去年中国科学院要大家推荐学部委员，你们北大的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想把朱先生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学部委员，引起不少争议。不少人还说，像蔡仪、黄药眠这些进步教授都不是，怕摆不平。既然一时争论挺大，那就先暂时搁一搁，等下次再说。但我对周扬、乔木都说了，对他的生活待遇还是要照顾，学术上要发挥他的作用。看来，北大已经在落实了，这就对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来后，知识分子确实欢欣鼓舞，却也有一种担心，怕这只是暂时性的策略。我就听吴组缃在私下说过，他当然希望这是长期政策，不要只是权宜之计。他当时正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盼望通过百家争鸣来发展学术。他说，我们有些人，就像大人对待小孩一样，为了让孩子听话，就给孩子一块糖吃，让他顺着大人，如若小孩不听话，立刻就伸手打。当时，我脑海里闪过的也正是这个困惑，所以就对陆定一说，大家都盼望“双百”方针是个长期政策，有人担心，怕这只是权宜之计。陆定一听我一说，就站起身来，面向我说，你们这些年轻学者要做老一辈学者的工作，要相信“双百”方针可不是权宜之计，是要长期实行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是毛主席的主张。毛主席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针对中国科学院的历史问题争论，提出要“百家争鸣”。我个人在苏联多年，亲身感受到斯大林时代的教条主义太厉害，中国不能这么办，文化艺术还是要“百花齐放”，学术研究还是要“百家争鸣”。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不能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必须区分开来，不然就会变成乱麻一团，混战一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家，要靠行家里手来解决本专业的问题。前几年，中国科学院要编中国史，光历史分期就有好几种不同的分法，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都不一样，要我们中宣部裁决。我对毛主席说，这是学术问题，不能由我们中宣部来敲定。毛主席也同意不要去干涉，还风趣地说，中宣部就是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来当部长，也解决不了这些学术问题。要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研究，还是得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接着说，大学课堂也不能只许“一花独放”。他已经和江隆基打了几次招呼，在高年级应该允许开一些“资产阶级学说”的课程，罗素哲学、凯恩斯经济学等都应该让学生知道，要引起争鸣，学术才能发展。

他还谈到了当时的美学讨论。他说美学是一门精微的学问，就更需要大家争鸣。你们北大集中了那么多老一辈的美学家，就可以从朱光潜先生的自我批判开始，展开美学的争鸣。我已和周扬说过了，让大家自由争鸣，不要妄加干涉，蔡仪、黄药眠、吕荧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慢慢在学术界形成一种风气。不要把学术争鸣当作政治斗争，这不利于学术发展。

那天，陆定一的精神很好，兴致勃勃地为我说了一大套。这是我听陆定一说得最多的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真诚相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北大能够实施，能开花结果。我本就对美学饶有兴趣，听他这么一说，我更关注起当时正在展开的美学讨论。在此后数年的美学争论中，学界陆续发表了美学文章近三百篇，绝大部分我都看过，尽管理论水平尚不高，还曾出现相互扣“唯心”的帽子的现象，但没有像《红楼梦》的争论那样，后来发展成政治批评。事后，陆定一又和我说过，美学大讨论比《红楼梦》批判搞得好。陆定一是“双百方针”的积极推动者，他的这一看法，受到不少人的赞同。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就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对《武训传》的批判和《红楼梦》的争论，把学术问题引向了政治斗争，不利于学术发展。他不仅召开会议，向俞平伯公开道歉，并且声称：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可参看胡绳该书313页）。

回到美学大讨论和这场讨论的背景。这场讨论起于《文艺报》发起的对朱光潜文艺观念和美学思想的批判，胡乔木、周扬等人分别提前给朱光潜打过招呼，不是要整人，而是要澄清思想。1956年6月底，《文艺报》刊发了朱光潜先生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在刊发这篇文章时，《文艺报》加了编者按语，大致意思是接下来会陆续发表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只有通过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讨论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这引发了接下来的一系列批判、讨论，包括贺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曹景元在《文艺报》发表的《美感与美》，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敏泽的《朱光潜反动美学思想的源与流》，还有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讨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的文章。《文艺报》编辑部在1957年出了文章汇编，叫《美学问题讨论集》，后来《新建设》编辑部接着出，1964年出到第六集，一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此结束。近10年间，一共发表了300篇左右的文章，作者近百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术盛况。

史雄波：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然在1956年才开始，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这场讨论就已显露端倪。比如，《文艺报》早在1949年和1950年就刊发过批评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文章，这是不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政策联系紧密？

胡经之： 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就是周扬提出的“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其中的关键就是必须具体应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当时，新旧话语相互碰撞，新的政党亟待变更旧的意识形态话语。早在1949年10月，读者“丁进”就在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发文批评朱光潜美学背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随之蔡仪、黄药眠、吕荧等先后发表了批评朱光潜美学的文章。到了1954年，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而掀起了《红楼梦》批判高潮，改由张光年主掌《文艺报》。1956年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周扬、胡乔木、张光年等主动和朱光潜打招呼，希望他以自我批判开始，开展美学争鸣。所以，朱光潜总体的写作态度是一种“自我检讨”，蔡仪和黄药眠的文章主要批判朱光潜，批判他将美感与现实人生、艺术与人生完全割裂开来。当时争论的焦点还是落脚在“唯心”还是“唯物”问题上。

史雄波： 这场美学大讨论主要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展开，提出了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以及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能不能谈谈您对这四种观点的看法？

胡经之： 美学大讨论主要围绕美的本质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按照甘霖的归纳，形成了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美是主观的，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美学大讨论开始前，吕荧就撰文提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因此在这场讨论中，吕荧和他的思想一开始就被归入“唯心主义”阵营。这种划分是有问题的。1957年，吕荧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美是什么》，正面回应了对美的主观论的质疑。美难道没有客观性吗？吕荧认为，美的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和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存在，并不是离开社会和生活的客观存在。他说，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为社会生活决定，也反作用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吕荧的美学观可以看作是一种唯物论的主观派。同是主观派，高尔泰的观点就不一样，高尔泰认为不存在客观的美，对于美，只有人感受到它，它才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美与美感在他这里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超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所以高尔泰说，如果一定要把美说成是物的属性，得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属性是欣赏者暂时附加给对象的。

第二种观点是美是客观的，以蔡仪为代表。蔡仪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提出，美是客观事物的典型。在美学大讨论中，这种说法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比如，典型的苍蝇、典型的恶霸是美的吗？面对这些质疑，蔡仪一直保持着他的基本立场，坚持美不是主体对事物的特征的感受，而是美的事物的特征，它不是属于主体的，而是属于客体的。他还从美的评价来谈这个问题。如果对象的美没有它本身的原因，只取决于人的主观，那么美学评价也就没有了客观标准，没有了是非之分、正误之别，美就成了相对的东西。这就形成了美学上的相对主义，实质上就否定了美，美学也陷入了虚无主义。这是蔡仪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是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朱光潜为代表。朱光潜很早就提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换了一种表述，他说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但在蔡仪、李泽厚看来，朱光潜的观点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中也说，他实际说明的看起来还是，“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我花了万余言，绕来绕去，终于没有跳出克罗齐的主观唯心论的掌心”。

第四种观点是美是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李泽厚为代表。在李泽厚那里，美与善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都只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才有意义。他认为，美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这些形象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可以被感官直接感知。美学大讨论中，美的社会性常常与它的主观性，与客观唯心主义讲的“观念的体现”混同。李泽厚对此做了辨析。他说：“我们讲的美的社会性是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是这生活本身，而不是指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这就区分了美和美感的社会性。美感的社会性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主观的，而美的社会性是客观存在的。

史雄波： 您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如何看待这次美学大讨论？

胡经之： 这是新中国掀起的第一次美学热潮，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声中，营造了一种和风细雨的氛围，不像《红楼梦》批判那样，给人以疾风暴雨的印象。约有10年光景，发表了近300篇美学文章，作者近百人，培育出了一大批对美学产生兴趣的人文学者，后来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新美学热潮中的活跃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少有人关注美学这一学科，很多人以为美学是外国传来的资产阶级伪科学，不予置理。1953年，我想弄清美学究竟为何物，但北大无人开美学课，我只好自学，自己从图书馆找书看。“双百”方针提出后，陆定一就嘱咐江隆基，北大要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资产阶级的课程也可以开。他要江隆基在北大抓两个典型范例，尝试通过自由争鸣，建设起新学科。一个典型是生物学教授李汝祺，从美国留学归来，属于摩尔根学派，让他把这一学派的生物学课程开设起来。陆定一在苏联多年，亲历了苏联的生物学争论，斯大林支持李森科学派，把摩尔根学派封死。陆定一觉得，在中国不能这样，要让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这才符合科学规律。另一个典型就是美学教授朱光潜，要让他通过自我批评，吸取大家意见，运用马克思主义做新的阐释。周扬贯彻陆定一的指示，鼓励朱光潜开美学，随后，蔡仪、宗白华、黄药眠等也陆续开出了美学。周扬自己带头于1958年到北大开设讲座，第一讲就开门见山呼唤“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这一代人文学者方才知道，马克思主义也要建设美学，从而积极投入。周扬讲座后，北大立即成立了美学教研室，杨辛、甘霖之后，哲学系的叶朗、李醒尘等留校，还从中文系调入阎国忠、于民，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文史部负责人何家槐成立美学小组，聘请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开讲美学。紧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马奇为首的美学教研室。中国科学院（后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学研究室、文艺理论研究室更是成为我国美学研究的重镇。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都是从北大哲学系出来的本科学生。李泽厚的本行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但美学热潮初起，他就投向美学争论，后又和刘纲纪合作撰编《中国美学史》。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宁、涂武生（涂途）、杨汉池、王善忠等，回国后都积极投入了美学研究。

美学争鸣不仅吸引了不少哲学界人士的参与，不少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也投入进来。我和王世德是北大招收的首届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专业为文学理论，但我们的副博士毕业论文都转向了美学。我的论文还是研究文学艺术的真、善、美，王世德的论文干脆就定为《劳动创造了美》，这超出了文学艺术。比我高一届的金开诚留校任教，先是当王瑶的助教，后当游国恩助手，又在魏建功门下整理古籍，受美学争鸣的感召，竟在专业之外，另辟新路，研究起文艺心理学来。他说，这才是他真正的爱好，志趣所在。研究文学，若不用美学的眼光分析创作心理，那就索然无味，难以解释文学的奥秘。还有一位李厚基，和金开诚同班，毕业留校做吴组缃的研究生，研究明清小说，毕业后去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在开设古典文学课程之外，大讲电影美学，发表的文章也大多为电影的美学分析。比我低一届的黄海澄，和袁行霈同班，1957年毕业后先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后去广西师范学院教古典文学，又回北大来从林庚治唐诗，回到广西后，在教古典文学之外，立美学新说。在美学热潮的感召下，北大这几位师兄弟都在研究古典文学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考证、训诂，还要解其义理，但一涉及义理，若不懂美学，则寸步难行。所以，他们都从研究古典文学转向了美学研究，以便解读和领悟文学的奥妙。

史雄波： 听您这么说，我就理解了你们这一辈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文学者为什么那么重视美学了。我想进一步追问，这次美学争鸣对您个人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影响？对您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胡经之： 我和大家一样，受到了这次美学争鸣的影响。我们这一辈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202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文库》，我浏览了一下，前辈学者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蒋孔阳早过世了。我同辈的六个人，最年长的周来祥是李希凡的同班同学，比我大五岁，也早已不在了。其次是李泽厚，比我大三岁，刚去世不久，活到91岁。刘纲纪、叶秀山和我同年，也在前几年去世。如今健在的汝信，比我大两岁，同辈中只剩下我们二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这次美学争鸣，使我懂得，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美学。列宁不是大声疾呼“美应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标准”嘛！周扬也振臂高呼，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促使我从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转向美学研究，坚定了我的学术方向：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美学。

我有幸早在1952年进入北大后不久，就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德国学者写的马克思传记，里面谈及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其中就说到，马克思从小就确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以及“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奋斗。他坚称，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人类进行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了人，通过人，最后复归人，人应成为世界的主人。马克思的人文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3年，我认识了病友周海婴，先后去过他大石作胡同和景山东街的家，因而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知道我在北大读副博士研究生，就送了我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自1956年起，我就陆续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写的小说、杂文当然吸引人，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人生哲学。早在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鲜明地提出要“立人”，树立理想的人格。1919年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出“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1925年，在《忽然想到（六）》一文中，他更是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都踏倒他。”鲁迅那个时代，中国还是贫困落后的旧国，人的“当务之急”还只求生存、温饱，并有所发展，谈不上求“完美”。我已生活在新中国，应把马克思所说的“完美”列入人生目标，因此我把人生的追求归纳为三：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完善还不是完美，而在向完美方向发展，不断完善，最后达到完美。

天地万物以人为贵，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要以人为本，要“以人观物”，用人的眼光来考察万事万物。这就有了价值论的视域，万事万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肯定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还是否定的、负面的、消极的意义。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甚为赞赏，在译本序里说得好：“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论》中就以实例论证了艺术起源于实用价值的创造，然后增生了审美价值。鲁迅和普列汉诺夫一样，都是从价值论视域来考察事物对人具有什么价值，审辨美丑。

审美活动萌生于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是基础性的实践，如马克思所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创造出了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活动本身就具有乐趣，从而“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劳动创造了美，生成审美价值。劳动不断重复，久而久之，审美活动就从实践活动中独立了出来，求美成了独立的目的。古人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长安，然后求乐”。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审美活动本身，不尚知解，而尚体验，以身体之，悉心验之，不同于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

真、善、美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在实际生活中，真、善、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丑、恶也时常出现。一个人如何面对真、善、美和假、丑、恶？这就产生了价值意识，要做价值评判。文学艺术要反映生活，既要面对真、善、美，又要面对假、丑、恶，更要对此做出评价，表现出自己的态度。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诗意的裁判”，属于价值意识。审美和求真、求善一样，都属于价值意识，优秀的文学艺术不仅求美，也求真、求善。正如古罗马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我在1952年到1956年间，听过游国恩、林庚、浦江清等先生讲授的中国古典文学史，读了不少古典作品，深切感受到了古典作品中的优秀佳作，意蕴不仅美，而且真和善。古典佳作的艺术魅力，乃是来自真、善、美的综合效应。那时正好遇上美学热潮掀起，对美的艺术的探讨尚未深入展开，所以我对文学的美做了更多的阐释，艺术美应是艺术魅力所在的重要因素。我崇尚美，却不唯美。历来都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因价值取向不同，有假的文学，有恶的文学，有丑的文学，也有真的文学、善的文学、美的文学。文学的魅力可以来自真，也可以来自善，亦可以来自美，但真、善、美的融合所生的综合效应，当最具艺术魅力。

每当说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我总会想起一位被称作“苏州奇人”的黄人（字摩西）。他生于1866年，在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担任国文教习长达13年，早在1904年就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170万字，先印讲义，然后在1907年正式出版。这部文学史的总论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道：“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而所以达此目的者，学是也。”他把学问分成三大类：求真之学，求善之学，求美之学。美学当然属于求美之学。那么，文学呢？在他看来，文学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内含三方面，即“真、善、美是也。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依他之见，不仅文学的形式要美，内容也要真、善、美，但美最重要。如今的文学界，仍有人力主美并非文学之必需。这位苏州奇人的见解，仍可作为令人深思的参考。

美学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掀起了第一次高潮，价值论美学成为当时的主流。当时的美学家大多持价值论，把美看作是人生的一种价值，这与蔡元培的倡导密切相关。蔡元培不仅倡导以美育代宗教，而且亲自在北大讲美学，以提升人生价值。1901年，他就写了《哲学总论》，1907—1911年，他在德国留学，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1915年出版了《哲学大纲》。在这本书中，蔡元培在论述存在论、认识论之后，设了一编“价值论”，把伦理、宗教、美学都列入了价值论，展开论证。1924年，蔡元培依据德国文德尔班的人生哲学，写出了一本《简易哲学纲要》，对价值论做了更深入的探索，着重阐释了论理、伦理、美学三方面的关系，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不同之处。这本《简易哲学纲要》被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作为“现代师范教科书”出版，普及到师范学校和中学，影响深远，我的父辈、师辈都受益，都知道万事万物对人生有益的方为美。所以，价值论美学成为当时的主流，蔡元培功不可没。

不过，由于价值理念不同，美学家对价值论的阐释就有了区别，因而形成了美是主观价值说和美是客观价值说两种不同的说法。吕澂、范寿康、朱光潜等都持主观价值说，肯定美是一种价值，但对象之所以美，乃是人把自己的感情移置到了对象上，移情说成了主观价值说的依据。但是，金公亮的《美学原论》明确表示，移情说把美看作是主观的，是错觉，“美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另一位美学家李安宅在《美学》（1934）中，把美看作是相对于人生而言的价值意义。他说我们说什么是美，乃是做了判断。这个价值判断的对象，便是美。美感和美的对象互为因果，实际当前的东西是因，心理感受是果。

价值论美学在那次美学高潮中成为主流，但在新中国初期的美学争鸣中，却被人遗忘，争论的中心移向了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诸说，以致后人只知道甘霖所归纳的四派。实际上，在这次美学争鸣中，还是出现了价值论学说。祁志祥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回溯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鲜明地指出了在那四派之外，还出现了第五派，那就是价值论美学。他以实例来说明，杨黎夫和继先二人就是客观价值说的代表。杨黎夫在《美是形象的肯定价值》一文中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有对人类讲来，才有这样那样的价值，比如美、丑、善、恶、好、坏等，而且一切价值都是客观的，美也不例外。价值有正、反，丑、恶也是一种价值，属于负价值，美也是一种价值，而是正价值，即“对象的肯定价值”。继先的《也谈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一文中也说，价值都是客观的，我们可以对事物做价值评断，不评断我们就不能清楚地认识它，但价值本身却是外在于我的。此文对价值和评价做出了区分：价值是客观的，评价是主观的，美是价值，不是评价，所以美乃是客观的，美感才是主观的。杨黎夫、继先这两位是新中国新生的客观价值派。其实，那时还有一位老牌的客观价值派，那就是洪毅然。

洪毅然早就持美是客观价值之说。他在《新美学评论》（1949）一书中说，美的本质亦如善的本质一样，是一种价值，而不是一种实体。他积极参与了这次美学争鸣，连续写出了《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再论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等文。针对继先一文中所说的美是离不开主体的一种价值，洪毅然特别做了发挥，把客观价值和主观评价做了严格区分，指出如果把美只视为一种价值判断或主观评价——即人的看法，就不妥当，美尽管是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却总是那个对象事物本身特性所具有的，在物不在人。洪毅然是坚定的客观价值论者。改革开放之初，他连续写了《大众美学》《新美学纲要》二书，继承和发扬了美是客观价值说，认为“事物的美，其实就是事物内在好本质、好内容的外部形象表征”，是“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洪毅然是新中国“美是客观价值”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

祁志祥依据童庆炳的说法，把黄药眠列为价值论美学的代表人物。黄药眠1957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次美学演讲，题目是《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40多年后，童庆炳为纪念黄药眠诞辰110周年而写了一篇文章，称赞黄药眠的美是评价说，乃是那次美学争鸣中的第一学派。黄药眠晚年确实也从价值论视域来审视美学了，但他把美归结为一种评价，这就不是客观价值论，而属于主观价值论，和洪毅然等不同。谁是谁非，后人尚可进一步探索。

在这次美学争鸣中，宗白华的美学见解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宗白华在1952年从南京大学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受命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没有再写美学文章，只是想把新中国成立前的美学文章收集起来，出一本文集《艺境》。但在美学争鸣启动后，宗白华在1957年连写了两篇文章，阐发了自己的美学见解。1957年3月，针对高尔泰《论美》中的观点，他在《新建设》发表了一篇《读〈论美〉后一些疑问》。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篇美学论文，他指出美和美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同。“当我们欣赏一个美的对象的时候，譬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美的’，这话的涵义是肯定了这朵花具有美的特性和价值，和它具有红的颜色一样。这是对于一个客观事物的判断，并不是对于我的主观感受或主观感情的判断。……这美的对象对于我这鉴赏美的主观心灵是百分之百的客观事实，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紧接着，他又写了《美从何处寻？》，进一步发挥了美是对象的客观特性、价值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美’对于你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鉴赏的人当然有自己的意志，但这意志只能主使你的眼睛去看她，或不去看她，而不能改变她。你能训练你的眼睛深一层地去认识她，却不能动摇她。他还特别引用了一首古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梅花之美就在梅花本身，乃梅花固有的特性、价值，是梅花之美引发了人的美感。宗白华把美看作是对象的特性、价值，在我心中目中，他的美论，亦应属客观价值论。

宗白华对自然美情有独钟。他在年轻时就热爱着大自然，这在《三叶集》中已有表露。他和郭沫若、田汉三诗友，都对大自然充满了爱，热情洋溢。他和热爱大自然的冰心，也灵犀相通，成为诗友。因此，宗白华的美论不同于朱光潜。朱光潜一直坚持美在意象，只有艺术中的意象才美，自然就谈不上美。宗白华则以为自然乃大美，是一切美的根源，艺术之美来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自然造化乃根本。在艺术美中，宗白华和他的好友王光祈一样，最爱音乐。音乐之美直接和大自然的声韵、音律、节奏相通，艺术美中的“气韵生动”，就是由大自然的“气运生动”而来。朱光潜最赞赏的是诗美，诗中的意象之美，宗白华则更看重由意象经营而来的意境之美。他俩都生于1897年，同在1986年去世，都活到89岁，寄情于美学，但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朱光潜较多关注美学界的学术活动，虽也常在未名湖畔散步，但很少游山玩水。宗白华则不仅在未名湖散步，还不时走出校园，抓紧机会去看美展和游山玩水。我在北大的岁月，出入于西校门时，常见他拄着拐杖，背着旧黄书包在32路汽车站等车，有时是登上向东南方向开的车，那是到城里去看画展；有时登上向西北方向开的车，那是去圆明园、颐和园和更远的西山八大处，奔向大自然。

在这次美学争鸣中，我关注最多的当然是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同时密切关注着价值论美学。我恍然有所觉悟，觉得其间应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说不清楚。于是我把目光转向苏联的审美学派、文化学派，看看他们怎样解释美。从1956年始，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斯大林时代之后的美学进展。

我发现，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是批判和否定价值论的，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直到1960年，《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中的“价值学”条目中还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摒弃价值哲学”。就在这一年，出现了转机。著名哲学家图加林诺夫出版了一本《论生活和文化价值》，肯定了价值论。接着，他又写出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阐释了马克思也有价值论，引发了哲学界的讨论热潮。1964—1970年，苏联哲学界围绕价值论进行了五六年的争论，最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苏联美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审美学派、文化学派也接受了价值论。审美学派中最早论证艺术的审美本质的布罗夫，在1956年起，连续发表了《艺术的审美本质》及论文《论艺术概括的认识论本质》，还只是把美放在认识论视域中来考察，仅仅看作人的认识对象。后起者斯托洛维奇却更进一步，在1972年出版的《审美价值的本质》一书中，批评布罗夫只停留在认识论的视域论美，没有看到美的价值本质。他以为应向前一步，通过认识审美关系的价值本质，才有可能解决艺术的对象和特征问题。依他之见，人的审美关系历来就是价值关系，没有价值论的态度，要认识它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他在这本书中，开始从价值论的视域来研究美，而且阐明了价值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此书在苏联美学界影响甚大，所以，出身俄语系的凌继尧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朱光潜读研究生时，我就劝他把此书翻译过来。斯托洛维奇不仅研究美，还把美和真、善联系起来研究，1994年还写出了《美、善、真：审美价值史概论》，把真、善、美都列入审美价值的历史视野之内。只不过他的视野在西方，对中国的历史不甚了解。汤一介几次和我说起，他想写一本中国哲学史，以真、善、美为中心展开，可惜未能实现，他在87岁时去世了，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新中国初期的那场美学争鸣，使我更坚定地把美学置入价值论视域内来审视。在当时，我的价值论来源有二：一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所开启的人生价值论，特别是蔡元培、陈望道、金公亮的人生价值论，对我影响颇深；二是苏联斯大林时代之后兴起的审美学派的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论，以及图加林诺夫和卡冈的文化价值论。当时我还没有直接去钻研马克思本人的价值学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之后，深信美是人类的使用价值之一种。从此我就接受了马克思的价值论，这是第三个来源。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就力主美的价值说。从1960年开始，我就尝试既从审美客体方面，又从审美主体方面以及主客体的关系中来说明审美活动，把古典文学之美和今人的当下需要结合起来探索艺术魅力。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我的这一发展动向，祁志祥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中这样说道：“八十年代以来，美是一种价值重新被胡经之、童庆炳、杨春时、陈伯海等人强调，当然，侧重点已逐渐向存在论主观论转移。”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持价值论来谈美学的不只是这几个，我还可以增列出好多个：杜书瀛、黄海澄、蒋培坤、杨恩寰、刘悦笛、冯宪光、陈传才、李准、李咏吟、吴功正、黄凯锋、李春青、柯汉琳、敏泽、党圣元、程麻等，都把现实美或艺术美看作是一种价值。我的文艺美学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谭好哲、孙媛等著的《文艺美学元问题研究》中这样说道：“以胡经之、周来祥、杜书瀛、曾繁仁等人为代表的文艺美学研究，都为新时期以来审美论的崛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推崇审美价值，这是当时很多人共同的意愿。

史雄波： 听您评说了那场美学争鸣，这几乎是对20世纪中国美学脉络的全面梳理，很受启发！您在这一场争鸣中受益，坚定地走向了价值论美学之路，这既与您1953年研读现代中国美学，深受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影响有关，也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美学的兴起有关。实际上，您把这两个美学传统结合起来，它们成为您的美学研究的底色。

胡经之： 我最早接触美学是在20世纪40年代读中学时看了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以及《谈美》，朱先生的书吸引了我对美学发生了兴趣。到了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开始接触蔡元培的美学，才逐渐懂得，美学不仅要研究美感经验，还要研究现实中的美的存在，更要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结，即主观和客观是如何联结起来的，而这里正存在着“美的规律”。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之后，审美学派、文化学派兴起，受此启发，我对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深感兴趣。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重要的有三：一是美学关注人生，我把这称之为人生美学；二是美是一种价值，我把这称之为价值美学；三是自然因移情而美，移情美学在那个时代影响甚广。那个时代的美学，都重视文学艺术的美学研究，追求艺术美，时常把文学艺术总称为美术，连鲁迅也不例外。但那时的美学已开始关注整个人生，尝试探求人生的价值。蔡元培在清末当了4年翰林院编修，眼看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1907年，他在已将40岁之时，毅然去了德国，钻研哲学、美学、艺术学。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立即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略之中。1917年当上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美学推上大学讲堂，亲自在北大开设了美学课程。蔡元培研究了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但他的美学受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的人生哲学、价值哲学的影响最大。他在1915年出版的《哲学大纲》中专设了价值论，把真、善、美列入了价值论中，展开了论述，后又写过专文《真善美》，阐明人生在世，最终还是要以真、善、美为目的。中国现代美学中最吸引我的，还是蔡元培的美学。蔡元培的美学不像梁启超的美学那样，慷慨激昂，催人奋起，激励人们立即投身社会变革；也不像王国维美学那样精深，引导人们潜入古典诗词的艺术意境，而是综合吸收了两家之长，平和全面而又自成特色。他把自己的美学建立在人生论和价值论基石之上，他的美学既是人生美学，又是价值美学，这两点特别吸引了我。还有第三点，蔡元培对“移情说”的评价，也令我信服。当时，“移情说”对中国影响很大，朱光潜、吕澂、范寿康的美学均持此说。蔡元培在那时就清醒地觉察到，移情理论不能说明全部，大自然还是有自己独特的美，不能由其他的美来替代。他区分了自然美和人工美，艺术美只是人工美的一种。他批评黑格尔轻视自然美，认为自然有一种超过艺术的美，而艺术亦有一种不同于自然之美。他甚至认为，人造的美随处可作，而自然美却很难得。中国的传统艺术特别重视自然美，美术作品大半取诸自然。依他之见，“若花鸟，若虫草，若山水，率以自然美为蓝本，而山水尤盛”。他的见解和我的审美体验颇为相符，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之所以进入美学堂奥，开始乃是为了自我解惑，要对我自己的审美体验做出阐释。美学对我而言，乃为己之学。后来接触了蔡元培、梁启超等美学，方知美学还是为人之学，人人需要。所以我就觉得，美学研究更有意义了。美学既能为己，又可为人。《颜氏家训》的《勉学》中说得好：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美学的使命不仅应有助于改变主观世界，也应有助于改变客观世界。

价值哲学的积极倡导者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导论》（1914）中，归纳了西方美学发展的两种不同的道路。他特别提醒说：“我们将自然中的美和艺术中的美区分开来，后者是人所创造的。因此，美学沿着两条道路发展。它要么从自然之美出发，然后去理解艺术美；要么从对艺术之美的分析中获得定义，然后再转向自然之美。第一条道路处理的是对美的享受；第二条道路处理的则是对美的生产和制作。”他对美的这种区别很重要，自然之美不是人的创造，我们人类面对自然之美，只是享受，而不是生产；艺术之美则是人类的创造，对于艺术之美，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如何按美的规律来生产。我的美学研究是走的第二条道路，先从文艺美学着手，探索文学艺术之美，进而探索更为广泛的文化之美。这些都是人类的创造，我认为美学就是要研究文化艺术是如何按美的规律来创造的。

史雄波：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主要围绕一些核心问题展开，比如“美的本质”“美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美”和“形式美”。您觉得美学还应该研究什么问题？

胡经之： 美学要研究些什么问题？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开头就指出，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至于一般人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算得上美”这个问题还在其次。第二个问题并非不重要，不过要解决它，必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事物能引起美感经验才能算得上美，我们必先知道怎样的经验是美感的，才能决定怎样的事物所引起的经验是美感的。朱光潜把审美的心理活动放在美学研究的首位，作为美学探讨的第一问题。他的《文艺心理学》就以美感为中心，对美感的心理因素如通感、联想、移情等做了探索。受当时西方盛行的审美心理学的影响，朱光潜把审美的心理过程视为美学最根本的问题，认为审美心理和常态心理不同，是一种变态心理，所以要将其从心理学中分出，单独研究。

蔡元培在1934年为金公亮《美学原理》作的序中说了这样一番话：通常研究美学的，其对象不外于艺术、美感与美三种。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大多重在“何者为美”的问题；以美感为研究对象的，大多致力于“何以感美”的问题；以美为研究对象的，却就“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他认为，何者为美、何以感美这种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在“美是什么”。我们看到，美学大讨论的核心问题，各方争论的焦点，还是这个问题。

我认为美学应该关注当下现实中的问题。人民的生活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人民的审美需要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此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我对人生追求的体认，可以归结为三：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人来到这世上，首先得活得了，然后方能求活得好，而要活得更好，就要追求活得美。人在能够生存之后，就会要求发展，但发展到哪里去？还是要向完善的方向发展，完善的人生，就如马克思所说，追求的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人的审美需求是从物质生活中产生的，在物质生活中得到物质享受引起了生理快感，由此逐渐上升到由心理享受引起的心理快感，再上升为由精神享受引起的精神快感。审美享受虽从物质生活中生发，但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和提升。审美需要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同领域中，都在不断变化。时代的发展推动了人类审美需要的变化，从物质生活中的审美，提升到社会生活中的审美、精神生活中的审美，审美需要不断扩大和提升。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墨子就已经意识到“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在我看来，美学包含了审美学，却不只有审美学，还应有育美学和创美学。当初，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把美学命名为感性学，是要探索感性认识的完善，并未把感性活动包括进来，所以，那时的美学还只停留在精神学、心理学层次，称之为审美学未尝不可。但美学的发展日益超越了审美领域，黑格尔的美学，其重心已转向艺术美学，探索美的艺术的创造。尽管黑格尔突出了艺术的精神审美，但实际上美的艺术创造已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内含着精神活动，又付诸了实践，生产了“意义”——通过符号实践来表达精神意蕴，成了生产“意义”的创美实践活动。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进一步提出物质生产也应遵循“美的规律”，这就把美学推及物质生产领域了。艺术生产属于精神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则是物质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是人和物的互动，精神生产重在心的互动，而作为人的生产的教育实践，更多重在人与人的互动，三者都需遵循“美的规律”。美学不能只研究艺术，也应研究如何按“美的规律”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更应探索如何建立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和谐关系。

对我而言，美学首先是为己之学。在我的一生中，美学助我体验人生，领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由切身的审美体验出发，我自己的美学研究重在对人生价值做些探索。因此，我追求的美学是人生美学、价值美学、体验美学的融合。

人生之美是美学探索的应有之题。自美学传入中国，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等都致力于在美学上解决人生难题，探索人生的意义，这成了我国现代美学的一个传统。人生乃是人的整个生命活动，具有宽广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容。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这里已提出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多个层面，并指出连生产活动本身，也是生活的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生活，是一个包括了生产在内的宽广的概念。在文德尔班的价值哲学里，生活不仅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而且包括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科学生活和艺术生活。这里所说的生活，也正是我所理解的整个人生。审美渗透在整个人生的不同层面的生活中，只不过大量存在的是依存美，追求自由美的则为数不多。因此，美学不能只注视艺术美，还应关注人文创造之美和天地自然之美，进入天地境界。

美学关注人生，目的在于探讨人生的价值，美学探索必然涉及价值论范畴，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生活中充溢着真、善、美，却也存在着假、恶、丑。美学理应成为审辨美丑的学问，探讨审辨美丑之理。其实，从价值学的角度来研究美学现象、审美活动，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另一个传统，不能丢弃。受蔡元培的价值论的影响，当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的审美学派、文化学派也开始用价值论的视角来谈论美学、文化时，我就对此发生了浓烈兴趣，并进而对马克思的价值论做了些探索。我终于懂得了，如若没有价值分析，如何能审辨出真、善、美和假、恶、丑？美学要经常谈论生命、生活、存在、实践、现象、心灵、意象等，但这些都美吗？不见得。有美好的生活，也有丑陋的生活，实践能创造美，也能制造丑，有美好心灵，也有丑恶心灵，有美的意象，也有丑的意象。人类之所以需要美学，不正是要在审察世界万象的基础上探索美的规律，区分出真、善、美和假、恶、丑吗？

要探索美的规律，必先从审美体验着手。人是在生活实践中获得审美体验，在体验中分辨出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我所理解的审美活动，就是经由审美体验来掌握世界（包括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人在世界中，世界映心中；精神融实践，天地人互动。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天、地、人互动的世界，我们要从实践上去掌握这个世界，也要从精神上去掌握这个世界。从精神上去掌握世界有多种方式，科学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审美活动是以体验的方式来掌握世界。

在我的美学探索中，人生、价值、体验是联结在一起的，是我的美学研究的中心。我觉得它们是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史雄波： 美学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美学大讨论是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在美学领域的延续，是美学中国化的一次尝试，它发挥自身的历史作用。今天，美学可以说是一门边缘学科。您认为21世纪的中国美学该如何发展？

胡经之：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新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它不只为当代中国美学提供了基本话题，还规定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美学的几大形态，比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实践美学、价值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美学虽是从西方来的，但移植到中国后，确实需要中国化，就像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融入了中国经验，便发展了，中国化了。这里的关键是要通过社会实践，吸收中国自己的新经验，解决中国的新问题，从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美学经典陆续得到译介和阐释，中国的古典美学经典也都获得了新解。中国的美学，经历了“我注经典，经典注我”的发展路程，需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要“经典解今，创新经典”。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多中外古今美学经典，不能只停留在储藏知识的阶段，而应面向当今现实，用经典来解释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解决美学中的新问题，这样才能对经典做创新阐释，进而创造出新的经典，推进美学的创新发展。美学要创新，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抓住当今现实中的重大美学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美学、西方美学都关注现实问题，共同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我们的美学发展还是要走这样的路：“马列指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面向现实。”

美学要创新发展，只能面向当下现实，把握时代脉搏，回答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当今现实错综复杂，而美学理当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德国美学家德索早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就提醒世人，“审美需要强烈得几乎遍及一切人类活动”，美学研究应跟踪追寻人类的活动，并对此加以深入考察。

中国地广人多，发展极不平衡，不少地方还在从前现代迈向现代，少数地方则已在向后现代迈进。如今，我国已实现全面小康了，再接再厉，还要向中等发达水平提升，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不仅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进一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常发展之后，我国已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一个需要高扬真、善、美的伟大时代，美学应大有作为，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住人民的新的审美需求，推进美学面向当下现实，回答实践中出现的美学问题，提升美学研究的水平。

二〇二〇年六月 采访
二〇二二年七月 定稿
深圳湾 望海书斋 QKvETphb3x107A8YLQHNybG0s3eeZOo2klOoOLlD1kvRtHS7HLrcQwlzSChcg3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