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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出这本书？我在这里先阐明一下缘由，再梳理一下我的学术道路，和我所经历的美学风云相呼应，也许会有助于全面了解我的美学思想的来由。
人生如流水。三十年前，我写过《流水人生》一文，抒发我对水的深情，感叹时光的无情。一江春水向东流，奔腾入海不复回。人生不能倒流，俱往矣，能见到的只是今朝。幸而，人有一点灵明，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人生智慧也在日渐增长。人能回忆往事，还能反思，对人生的得失做个归结，为后人留下点历史资料，作为借鉴。
近数年来，我已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爱坐在窗前，眺望深圳湾，远及对岸香港流浮山，回忆过往，浮想联翩。往事并不如烟，今犹历历在目。北京大学同窗好友严家炎从加拿大温哥华回到蓝旗营寓所后不久，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和杨铸正在筹备纪念杨晦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当即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感恩晦师引路情》，由王一川代我在会上宣读了片段。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传记文学》甚感兴趣，让一川立即告诉我，希望以此为基础拓展一下，叙写出杨晦先生在北大度过的三十五载岁月的全貌。我凭在北大的亲身经历，写了五万言。《传记文学》在2020年连载了3期，为我了却了一个心愿，我终于把杨晦先生的后半生经历大致展示了出来，从并不寂寞到甘于寂寞，直到人生的终结。
大家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前辈学者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像蔡元培、陈望道、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杨晦、季羡林等从事的都是“新学”，和以前的文人学士所做的“旧学”差别甚大。我们这一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学人，被看作“被耽误的一代”，做不成什么学问。我们也自认只是过渡的一代，在青黄不接时，过渡一下，赶快传给下一代，让下一代去做大学问。我们这些人，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更不要说硕士、博士了。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北大试招副博士研究生，我和严家炎、王世德是第一届。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认定军衔制、学位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就都取消了。所以我在1960年毕业时，连个副博士学位也没有拿到。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这些连学士学位也没有的副教授们要带硕士研究生，提了教授又要带博士研究生，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
然而，跨入21世纪以后，就开始有人关注起我们193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了。那时，我们这一代已七十上下，大多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有不少人仍在带博士生、写文章、做学问，有的还越来越有劲，于是就渐渐被人关注起来。甚至，像陶东风那样，还把30年代出生的学人和50年代出生的学人，做了一番比较，说是做的是不同的学问。2003年，我七十岁，正是我学术生涯五十周年之际，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还特别约请了我的同辈学者钱中文、金开诚、童庆炳、陆贵山、王元骧、杜书瀛等撰写了回忆文章。予敏是蔡仪的美学博士，对师辈当然熟悉，也看过我们这一辈如李泽厚、汝信、钱中文、杜书瀛等的著作，知道我们也做了点学问。他看过我的《文艺美学》，其中有一节“虚实相生取境美”在2001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新世纪高中语文读本收进去了，我自己却不知道。予敏的女儿正在深大附中读书，告诉了他，他又告诉了我，我方知道。予敏坦率地对我说：你们这一代遇上的政治运动真不少，我们很想知道你们在运动不断的时日里，怎么做学问？你应该写些回忆。
予敏的这一提醒，使我沉思良久，觉得有道理。
那时，文化研究热潮已在掀起，美学日益趋于边缘，我却倡导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承蒙学界关切，《文艺研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陆续来采访，要我谈说文艺美学、文化美学怎么发展，这就要从我经历的美学发展史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世涛，正在研究当代中国美学史，在北京和深圳采访过我好几次，收入了他和戴阿宝编著的《中国当代美学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熊元义博士和我做过三次长谈，写成《诗意的裁判 文艺的价值》在《文艺报》发表，后收入《当代文艺理论家如是说》（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国艺术报》的乔燕冰，《文艺争鸣》的朱竞都写过长篇采访。李健在《文艺研究》、李诗男在《中国文艺评论》中也都应编辑部之约，写过文章。最近的采访是《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李永杰的《胡经之：乐读万卷书 心向真善美》。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充分展开，我的回忆只是断断续续，未能完整梳理。
如今，我们遇上了好时光，美学正大有可为。美学界新人崛起，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50后、60后学者培养出的新一代美学博士陆续出场。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的青年教师开始关注我的美学经历。朱海坤博士早在三年前就不时到我的深圳湾寓所访谈，后来李永胜博士等也来了。高建平、李健支持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由海坤和李永胜、史雄波、史建成一同参与其事，最后由海坤统一整理成一本书，作为研究院的集体科研成果。这就是这本《亲历美学风云》成书的缘起。
自1953年我投入研习中国现代美学起，至今已近七十年，我也将跨入九十高龄。更巧的是，2023年是深圳大学建校四十周年，我借花献佛，敬将此书奉献祝贺，愿深圳大学欣欣向荣，为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做更大贡献。
饮水不忘掘井人，我这里要向高建平、李健、朱海坤、李永胜、史雄波、史建成诸位致谢。
美学风云七十年，引导我走上了美学之路。我的美学生涯亦应时而进，在学术道路上经历了十大“驿站”。我在这“导论”中概括地梳理一下我的美学之路的整个历程，然后在后面十章中做具体阐述。最后一个“尾声”为自由境界真善美，晚年走向天地境界，并收录我近几年写的文章，为《胡经之文集》所未收，作为“余韵”。我亲历了七十年美学风云，如今旧事重提，但我不想仅仅回归历史、追忆过往，还想在梳理事实的基础上，稍做展开，阐释一下这些亲身经历，对我的学术发展和人生道路有何意义和启示，如何影响了我的美学思索和人生走向。我要求采访者列出提纲，我先做准备，思考好了再自述，尽可能不做即兴发言，少说空话。
我这个人，好奇心重，喜欢寻根究底，探问为什么。人生在世究何为？闲忙能有几多回？世界大全怎识得？宇宙多重真存在？这些问题时常浮现脑海。我的思索也应时而进，诸如苏联怎么会解体，是什么酿成如此悲剧？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人自身怎样才算现代化？等等。我的关注重点常有变化，可常变中有不变，那就是我好从美学视界体察万事万物，从日常生活到人文创造，一直到天地自然。即使在文化研究崛起，美学受冷落之时，我也仍然热衷于美学，不为所动。
我爱好从审美眼光看世界，我的学术志趣就走向了美学之路。1953年，我20岁时就走入了探索美学的门径，美学成为我人生中密不可分的伴侣。美学伴我悟人生，美学导我爱人生，美学助我创人生。我这一生，行走在美学人生的道路上，致力于探寻美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具体化的创新之途，并不时付之于我自身的生活实践。从文艺美学始，逐步推进，持续累加，吸纳了文化美学和自然美学，寻求人和世界之间的动态平衡，尽力达致人生的最佳状态、最优平衡：天地境界。最后，我在晚年把这些连接在一起，将我的美学归结为人生美学。
如要更进一层，追问我怎么会爱用审美眼光看世界，那就要归结到我所受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培养。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先辈创造了我所生存的环境，对我进行教育，这环境和教育造就了我这个人。
1933年5月，我出生在苏州、无锡之交的江南第一古镇梅村，从小受吴文化的熏陶，崇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我父亲一生在中小学任教，期望成为书香门第。那时，钱穆曾在梅村高小和无锡师范教书，我父亲胡定一鼓励我好好读书，像钱穆一样，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读书不为稻粱谋，觅得真知求自由。20世纪初，蔡元培倡导美育，江浙一带得风气之先。我初小读的是苏州城里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为的是不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读了三年多，参加了童声唱诗班，从此爱上音乐。等到上高小和中学，先后遇到了语文老师陈友梅和何阡陌，受他们影响，我喜欢上文学和艺术。为了培养我的艺术感知能力，何先生让我读了朱光潜的《谈美》。朱光潜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在这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是父亲给我买的。我进入无锡师范读书时，学校开设许多文学艺术课程，我学会了弹风琴和钢琴。陈友梅先生调到了师范教书，又成为我的文学课老师，他还特意买来朱光潜的《诗论》送给我，引导我阅读这样的美学著作。读了朱光潜的书，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门学问叫美学，心向往之。
我的美学启蒙始于读朱光潜的书，但我并不知道美学究竟是什么。我对朱光潜美学发生兴趣，乃是因为它解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却又引发了我的新的困惑。
我对朱光潜谈艺术美之说甚为信服。艺术美，美在哪里？依他之见，美在意象，这很有见地。我年少不懂事，以为文学作品里出现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情实景。高尔基小时候，为书里的故事吸引，竟拿起书来，对着太阳照看，想找出书里的人物情景。朱光潜美学告诉了我，书里出现的不是真象，而是意象，是作家艺术家头脑里呈现出来的映象，和他的情趣一合拍，就产生了意象美。当时许多人都以为艺术美就在形式美，文学就是语言美，连梁实秋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都认为文学的内容是道德的善恶，美只在形式上。朱光潜则赞同黑格尔的见解，力主艺术之美，美在内容，形式服从内容。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就赞同朱光潜的见解，以为梁秋实对艺术美的理解太狭窄了，只停留在形式。意象美既非形式美，又非生活美，具有独立的价值。1943年秋冬之交，父亲带我去苏州城外寒山寺，想印证一下张继的《枫桥夜泊》是否写实。到那里一看，我大失所望。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枫桥一带乌烟瘴气，臭气熏天。寒山寺大门紧闭，周边杂草丛生，满目疮痍，哪里还有诗中描绘的良夜美景？但是，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千古，那是因为诗中创构了由众多意象缀合成的意境美。
我在赞叹意象美之余，却产生了新的困惑：在艺术之外的现实生活里，难道没有美吗？依朱光潜所说，美只存在于意象，浮现于脑海之中，所以美一定是意识形态，意象之外的自然，无所谓美不美。可是，我从我自己的审美体验出发，就觉得现实生活中也充溢着美，并非只有意象才美。大自然也存在美，江南水乡就到处有美，美景、美物、美事、美人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美，怎么能说大自然无所谓美不美呢？
在进入北大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江南水乡。我生在江南古镇，是“镇上人”。1938年，为躲开日军的蹂躏，我跟随外祖父逃难去了鱼池村，成了“乡下人”。1940年初，经父亲奔走，我又进了苏州城里的晟成中学附小，成了“城里人”。直到1943年夏，才回到梅村读高小和中学。我从小就亲身体验到了江南水乡的美。我2—3岁时，一到夏天，就由邻居小孩带着跳进门前的伯渎江里玩水。那时，江水碧清，澄澈见底，还能摸鱼捉虾，自由自在，其乐融融。当老渔翁撑着鱼鹰小舟驶来时，亲眼目睹鱼鹰嘴里叼着小鱼向老渔翁游去，我们这些小孩一片欢腾，拍水叫好。在鱼池村住了两年，和大自然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我永远都忘不了那竹林、水田、鱼塘在我心里留下的美好记忆。
我的审美体验是从感受大自然的美开始的。随后，江南水乡的风俗人情吸引了我。每年农历正月初九，为纪念吴泰伯的生日，泰伯庙要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庙门大开，一连三天都向公众开放，举行游艺活动。我们儿时最乐于游泰伯庙，三天都不放过，真是兴高采烈。泰伯庙始建于汉代，后来几经重修或重建。民国初年，当过总统或总理的徐世昌、黎元洪、冯国璋等，都先后送了豪华匾额，高高悬挂在大殿中央的泰伯像前，我们年少时都亲眼见到。朝拜仪式，庄严肃穆，道场、诵经等在这三天里轮番进行。我们小孩看了，眼界大开，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日本赤佬占领梅村后，一个日军小队占了泰伯庙，每年的祭祀活动被迫中止。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的深秋，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带了好几十人，乘一艇汽船从苏州河开进伯渎江，来到梅村，声称他是吴泰伯的后代，要进庙祭祖。泰伯庙又热闹了起来。吴国桢带来了一个童子军小乐队，祭祖仪式时演奏，土洋结合，别开生面。我当时刚入梅村的中华中学读初中，感到很新鲜，所以留下了印象。我家乡的风俗人情，从新年之初的唱春，到秋收后的迎神盛会，丰富多彩，自成特色，深深吸引着我。这应属人文审美。
然后才是艺术审美。我进苏州城读美国教会学校，开始接触音乐和体育。那里教的音乐，都是西洋的，大多从简易的民歌开始，从《可爱的家》《念故乡》《故乡的亲人》到《红河谷》《宁静的湖水》等，我一下就喜欢上了。之后，音乐老师让我参加了童声唱诗班。每逢星期天，我们穿上小礼服，系上蝴蝶结，到礼拜堂去唱诗，配乐都是些使人安详肃穆的《圣母颂》《梦幻曲》之类，使我心醉神迷。所以，最先引发我的审美兴趣的艺术是音乐。这所苏州城里最好的学校还有一座室内游泳池，我在此接受了正规的游泳训练，从狗刨式、扑蝶式提高到了蛙式以及仰泳、侧泳、浮泳等各种泳姿，一生受用。
我8岁进城读书，曾一度沉迷于看小人书。那时，苏州城里的街头巷尾都有摆摊的小商贩，出租小人书，吸引学童去看。起初，我一放学就去书摊租书看，看得入迷，常忘记回家吃晚饭。没有多久，我父亲发现了，就对我说，那些《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等，都是瞎编骗人的，别相信，不要看，还不如读点古诗。他就给我找《唐诗三百首》来读，可那时还读不大懂，兴趣就转移到园林艺术上了。我住的东花桥巷离拙政园和狮子林都很近，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我们几个住得相近的同学一放学就结伴到那里去玩。狮子林又近又好玩，太湖石垒成的假山，重重叠叠，曲曲折折，仿佛进入了迷宫，进进出出捉迷藏，其乐无穷。拙政园宽广敞亮，湖上的画舫还不时演奏江南丝竹乐器，悠扬悦耳，使人流连忘返。在陶醉于园林之美的同时，我也爱上了苏州评弹。从此，我再也不去租书摊上看小人书，对那时还在流行的造神弄鬼的《封神演义》以及动辄打斗的武侠小说之类也不再问津。
我对文学发生兴趣，是在上了中学以后，受语文老师何阡陌的引导而进入现代文学，受班主任陈友梅的启蒙而进入古典文学，逐渐培养出阅读的兴味来。
所以，我的审美经验乃从自然审美开始，逐渐进入人文审美，然后跨入艺术审美之门。
抗战胜利那年，我正上中学，周璇演唱的一曲《真善美》风靡江南。我对人生的前景充满了憧憬，就向父亲讨问什么是真善美。父亲就为我买了朱光潜的书。读了朱光潜那几本书，产生了探知美学的欲望，想解答我心中新的困惑，就想读更多的美学书。残酷的现实打碎了我的美梦，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就急忙来劫收江南，不久又发动内战。1947年，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陶金等主演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演，激发了我对现实的强烈不满。1948年，我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以及迎接解放的护校运动，成了无锡县的学生领袖。1951年，我去南京慰问参军的同学，去看了总统府，又瞻仰了孙中山陵墓，脑海里涌现出了毛泽东的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当时，一个念头立即涌现了出来：外面的世界真大！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该走出江南水乡，走向更大的世界！就在那一刻，我下定主意，要考大学去。
一年多后，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秋，我和同时考上北大的苏州学生约二十人结伴，乘火车从苏州出发去北京。我父亲特地为我订做了一件皮长袍，送我三样礼物：一块镀银怀表，一支派克钢笔，一只精美笔筒。送我上火车后，他转过身去，流下了惜别的眼泪。我一阵心酸，脑海里突然涌现出朱自清《背影》里所写的场面，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年我19岁，从此离开了江南水乡，我的审美人生渐次转向了美学人生。
我去北大，想攻读文艺学和美学，就带了三本书：一本是杨晦先生的《文艺与社会》（1949年上海中兴书店版），一本是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50年苏南新华书店版），一本是朱光潜先生的《诗论》。
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北大刚迁入燕园，跨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原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科全并入了北大，真是大师云集。杨晦、魏建功、游国恩、章廷谦（川岛）等原本是北大的名教授，如今，林庚、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也来了。不久，王力和马采也从中山大学来了。在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强大的阵容。我在北大听的第一堂课就是系主任杨晦开设的文学概论，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王瑶为我们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吴组缃讲当代作品分析，游国恩、林庚、浦江清等讲中国古代文学史，章廷谦教写作实习。我在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真是得其所哉！
然而，那时北大却没有开设任何美学课程，哲学系没有一个人讲美学，中文系也没有。到1958年周扬开讲“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讲座后，哲学系才建立了美学教研室。北大研究美学的人却不少，最有名的朱光潜，那时正在西语系，开的是英语翻译课，不讲美学。宗白华刚从南京大学调来哲学系，从事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讲美学。邓以蛰从清华调入北大后，也不开美学课。这些美学大家云集北大，却没有一个人讲美学，使我有些失望。我想攻读美学，怎么办？只好自学，自己找书读，同时向北大的美学大家登门求教。
我先到燕东园37号杨晦先生家，当面向他讨教自学美学该从哪里入手，读些什么书。杨晦先生早在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时进了哲学门，1920年，他在毕业前正好赶上蔡元培开讲美学。他告诉我，王国维最先倡议京师大学堂要开设美学，却并未付诸实践。蔡元培在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时，把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得力助手周树人（那时他还没有使用“鲁迅”的笔名）在教育部当佥事，主管社会教育司，在北京向社会推广美育。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才亲自在北大开讲美学。杨晦先生教我先攻读蔡元培的美学著作，然后攻读梁启超的美学，再读蔡仪的美学。
当时，朱光潜既不住在燕东园，也不在燕南园，我请在西语系就读的苏州同乡孙凤城打听到，他住在校医院北侧名叫佟府的破旧平房里。借新年拜年之机，我在1953年元旦来到“佟府”，敲开了朱光潜先生的家门，在那阴暗低矮的平房里，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听说我是杨晦先生的学生，客气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他受王国维的美学影响多些，劝我不妨也从此入手。他很推崇吕澂，他俩都持自然移情说，劝我也读他的著作。再就是宗白华，他说宗先生对中国古典美学有研究，他也来北大了。
那年寒假，我没有回苏州过年。北京的冬天很冷，我很不适应。到了十二月，我突发急性阑尾炎，班长沙作洪把我急送校医院。那时校医院尚无手术室，外科医生孙宗鲁当机立断，立即叫了中央人民医院的急救车，当晚就动手术，割除了阑尾。手术后回校，校医院因没有病房，就把我安排在备斋的临时病房里。在这里，我和鲁迅独子周海婴相识了。他正在物理系三年级就读，患有慢性胃炎，受冷后急性发作，还渗出了血，也住在备斋治疗养伤。海婴比我大四岁，修长消瘦，温柔敦厚，如兄长一样待我，我们一起在胃病食堂同桌吃了三年多饭。1953年早春，我和海婴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忽然遇见一位戴着罗宋帽，穿着蚌壳棉鞋的老人迎面走来。这穿戴是典型的江南人打扮，我俩一问，果然就是从南京大学来的教授，名字叫宗白华。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我正要找您！他住在备斋东侧的那栋名叫健斋的二层楼房里。在这养病的半年时光里，我们在散步时几乎天天见面。
备斋原是燕京大学的男生宿舍，周汝昌当研究生时，就住在这里治《红楼梦》，清净无扰，环境优美。我春节不回家，正好在这里安心读书。我先读了蔡元培、梁启超，再读王国维、吕澂，然后是蔡仪、宗白华。1953年这一年，我在课业之外，集中精力攻读中国现代美学，看了30本书上下，摘录了卡片，积累资料，准备做毕业论文时，写一篇《美学初起半世纪》。
读了这些书，使我眼界大开，知道了美学不只教人审美，还对审美活动进行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审美是怎么回事。我看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讲美学究竟是什么。依他之见，美感是第一位的，美学的重心就在研究美感，先要弄清美感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才能进而追问什么样的事物能引起美感。所以，朱光潜的美学就集中在阐发审美心理，声称这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和朱光潜美学不同，蔡元培的同学金公亮编著了一本《美学原论》（1936），声称他这本书是要回答“美究竟是什么？”蔡元培为此书作了一篇序，这样说道：“通常研究美学的，其对象不外乎‘艺术’‘美感’与‘美’三种。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大多重在‘何者为美’的问题；以美感为研究对象的，大多致力于‘何以感美’的问题；以美为研究对象的，却就‘美是什么’这问题加以探讨。我以为‘何者为美’‘何以感美’这种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在‘美是什么’。但就艺术或美感方面来讨论，自亦很好，但根本问题的解决，我以为尤其重要。”依蔡元培、金公亮之见，“美是什么”乃美学所要研究的最重要问题。
蔡元培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当时最感困惑的，就是美究竟是什么。我从小就感受到了自然美、风俗人情美和艺术美，我能感知到何者为美，但美究竟是什么呢？因此，我读那些美学书籍，最感兴趣、最想弄清楚的还是“美是什么”。金公亮说“美便是那给领略者以愉快的一种东西”“美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我觉得有道理。但进一步问，这客观的东西是什么？他的答案是：美是秩序，是秩序的精华。这就使我费解了。等我看了“五四”以来最早的两部《美学概论》——分别是1923年吕澂和1927年范寿康所著，觉得“美是价值之一”的说法有道理。他俩都认为，美是对象的价值，亦即物象的价值。但价值有多种多样，有肯定的价值，也有否定的价值，所以还要对价值做进一层分析。吕澂说：“于物象的观照中，所感生之肯定视为美，所感生之否定是为丑。”他明确认定“为美学之中问题者，惟美与丑”，所以“美学乃价值之学”。
当时，一般以为美是形象，美在形象。价值论就进了一层，指出形象有美有丑，并非都美，美是形象的肯定价值，对人生有积极效应的形象才美。这价值论就比形象论更接近美的实质了。
但是，吕澂、范寿康在深入分析价值的不同形态时，却夸大了移情的作用。“美的价值实是感情移入的价值”，美是人的感情移入到了对象那里，所以那对象就美了；“一切的对象未经我们感情移入之前，那物象既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这样一来，价值论又回到了主观论，很像后来由朱光潜阐发的意象论，物象无美，意象才美。吕澂、范寿康的价值论，应是主观价值论。
移情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甚大，但蔡元培以为它只能解释美感中的一些现象，只是局部有效，但不能说明全部。蔡元培的美学牢牢奠基于价值论，早在1915年所著的《哲学大纲》中，他就把美学列入人生哲学的价值领域。此书专设了“价值论”一编，开宗明义地说：“价值论者，举世间一切价值而评其最后之总关系者也，其归宿之点在道德，而宗教思想与美学观点亦隶之。”蔡元培1924年写了《简易哲学纲要》，自称此书受德国的价值哲学名家文德尔班的影响，又一次把美学、伦理学、宗教都列入价值领域。1927年，蔡元培写《真善美》一文，把真、善、美列为价值。蔡元培的价值论不仅运用于艺术，而且拿来分析人的心灵。他对当时盛行的立普斯的移情说做了价值分析，指出感情本身也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并非有情就好，对感情也要有价值区分。这就和梁启超的趣味说走向一致了。梁启超一生都倡导趣味主义，他对趣味做了价值区分。在《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一文中，他这样说道：“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比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的。”对于情感，他也做了价值区别，说人的情感并不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也有很恶的方面，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坏得可怕。所以，蔡元培和梁启超都倡导美育和艺术教育，目的很明确——导向真善美。正如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说的，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尽量发挥情感中善的、美的方面，而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美育的目的是培育“美情”，而不是恶情、丑情，所以，对于艺术家来说，最要紧的功夫是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把美归结为一种价值，就和人生紧密联系起来了。价值是对人来说的，是对人生的意义。吕澂在《现代美学思潮》（1931）中说，价值是“于人生的继续或向上所不可缺的”。他明确地把美学视为价值之学。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海外传来的，王国维、蔡仪等从日本传来，朱光潜从英国传来，蔡元培、宗白华等从德国传来。德国的鲍姆嘉通把美学定名为感性学，文德尔班把美学归入价值学。传入中国后，蔡元培、陈望道、吕澂等突出了美的价值属性，我最为信服。对我而言，美学不是一般的感性学，也不是一般的价值学，而是感性价值学。美离不开感性形象，形象蕴含着内质，具有价值特性。美的形象具有肯定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丑的形象具有否定的、反面的、消极的价值。美、丑都在象中，但性质各异，不能混为一谈。美、丑既可在意象中，也可在物象中，亦可在符象中，但都是对象的客观存在，不是审美者的主观感受或情感移入。这样的价值论，是客观价值论，有别于主观价值论。我当时更倾向于客观价值论。
1953年是我跨向美学之门的开始，想弄清美究竟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把美看作是一种价值，美学研究应有价值论的视界。我的人生道路多变，对美学的探索时断时续，但我对美学的志趣始终未变，价值论也沉淀为我的美学底色。
我还没来得及写《美学初起半世纪》，北大请来了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开讲文艺学引论。我虽然看过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知道列宁曾明确说过，美应该是社会主义艺术的标准，但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如何讲文学艺术之美，就想听听苏联专家怎么讲，为什么美能作为社会主义的艺术标准。
1954年5月，毕达可夫来北大举办“文艺学研究班”和“文艺学进修班”，讲授文艺学引论。这两个班的学员分别是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和全国各高校的青年骨干教师，我即将升入三年级，没有资格参加；但在杨晦先生特许下，我跟随这个研修班，完整地听了毕达可夫的课，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成了结业论文《论文学的人民性》。这是我第一次学写学术论文，从未拿出来发表。1956年，我跟随杨晦先生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我的学术生涯与杨晦、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等先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受他们的影响极深。1958年，周扬带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袁水拍来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大力倡导“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当讲座的助教，听课之后深受启发，想接续马克思之问，写出《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作为副博士毕业论文。1960年底，我毕业留校，杨晦先生要我先讲文学概论，同时准备开一门新课，讲文学艺术的美学。还没开始，1961年5月，我就被送到中央高级党校，参加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撰写第一章。这以后运动不断，无从再开美学课，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始，我方能全力以赴投入美学研究。
1980年春，我在昆明的会议上提出发展文艺美学，这其实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重点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我听了三年多由游国恩、林庚、吴组缃、浦江清、王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又听了曹靖华、冯至、季羡林、李赋宁讲外国文学史，也都是外国古典。我为那些优秀的作品所吸引，引发我的思索。马克思在谈希腊史诗和艺术时说到，引发他思索的是“它们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
。我沿着马克思的这个思路，来探索中国古典名作迷人的魅力何在。我在写副博士毕业论文时，想把我阅读名作的实际体验从理论上做个归纳。那些古典名作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真、善、美。这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话题。为什么古典作品至今仍有艺术魅力？一是因为古典作品表现了真、善、美，二是这些真、善、美激起今人相应一致的情感和审美享受。优秀的古典作家虽然生活在古代，有阶级局限性，但在实践生活中具有真切的感受和体会，他们的生活体验、人生感悟，对今天有价值，能给我们带来美感。这就是从美学角度思考文学问题。当时我还没想到什么文艺美学，但这篇文章对我的思想发展确实很重要。当时文艺界流行的观点是，文学艺术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形象。我觉得，形象只是表层，应进入深层。形象的意蕴，既有真、善、美，又有假、恶、丑。古典名作的魅力正在于深层的真、善、美。美学应该探索作品的深层意蕴。这是我倡导发展文艺美学的最早想法。我参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负责写第一章“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那是在周扬的直接参与下编写的一部高校教材。蔡仪力求彰显文学的认识意义，把真实性置于首位。周扬则重视政治价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突出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本教材是蔡仪的认识论和周扬的政治价值论相调和的产物，轻忽了审美价值。我提出开拓文艺美学，目的是拓宽学术之路，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审美维度，探索艺术创造如何体现真、善、美的价值意向。1963年，我编完教材回北大，教文学概论，杨晦先生要我再开一门美学课，结合文艺实践来讲美学，这促使我把文艺学和美学融为一炉。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很难再谈“美的规律”，美学课也就搁置下来，一晃就是十多年。改革开放使我精神振奋，激发了我学术研究的积极性。1976年，我读到了台湾学者王梦鸥的《文艺美学》，一下子点燃了我的激情，我就思量着将文艺美学发展成一个学科。王梦鸥的“文艺美学”只是个书名，他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更没有将它发展为一个学科的想法。我感觉这个名称很好，可以把一向分离的文艺学、美学融为一体。其实更早，李长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提出“文艺美学”这个名称。我2004年才读到李长之的《苦雾集》。李长之明确说，文艺美学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文艺体系学，应把文学和其他艺术放在一起做系统研究。可见，他的文艺美学已经是一个学科，但是诗学。在我心中，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要扩展为整个文学艺术，不仅仅是诗学，应探索文学与艺术共有的美的规律。在昆明会议上，我提出发展文艺美学的建议，立刻得到许多艺术院校的响应，朱光潜、蒋孔阳、伍蠡甫等先生都支持我的这一想法，给我诸多鼓励。后来，文艺美学一度很热，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学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提出发展“文艺美学”，是要把文学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发展为一门交叉学科，并且付诸实践。1980年，我在北大开设文艺美学课，并在1981年开始招收文艺美学研究生。王一川、陈伟、丁涛最早入学，以后，王岳川、张首映、王坤等也来了。
我提倡发展文艺美学，力求把文艺学与美学融合在一起，透过艺术创造、作品、阐释这一活动系统去看人的审美体验和心灵超越。我对文艺美学的理解，首先，它是文艺学的一个特殊门类，可以归入文艺学，但与文艺学有区别；其次，它可以归入美学，又区别于一般美学。我一再说，文艺美学是交叉学科，是美学、文艺学的交叉融合。文艺学包括文艺理论、文艺史和文艺批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职能不一样，研究角度和内容也不一样，它们共同构成了文艺学学科。文艺美学不能和任何一个方面对应，却有交叉关系。文艺美学是从美学角度研究文学艺术，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层面，揭示文学艺术审美创造的特性和规律。美学的涵盖面非常广，如今倡导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等均广及自然、社会、精神，天之美、地之美、人之美、物之美、心之美均在其中。文艺美学关注艺术美，探讨的是文学艺术与其他审美创造活动相区别的特殊的审美性质和美的规律。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着重把握的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揭示艺术活动系统的奥秘，把握多层次的审美规律，发掘艺术生命的底蕴，探讨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方法。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活动系统为中心，当然要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它对创作和批评的考察着重的是审美价值，思考怎样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怎样进行文学批评和鉴赏才能获得审美享受。在我看来，美学不只研究人的审美活动，还研究创美活动和育美活动。文艺创造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文艺美学就是美学和文艺学都关注的交叉学科。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文艺美学发展了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不小，已被教育部列入研究生培养的一个专业方向。山东大学早已成立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由曾繁仁主持，编撰了文艺美学的学术史。魏饴等写出了《中国文艺美学教学发展论纲》。刘悦笛、李修建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赵奎英等的《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祁志祥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等都有专门章节探讨文艺美学。但是，文艺美学还需要完善，不断地适应文学艺术发展和审美的需要。如今，杜卫、邢建昌、宋伟、张晶等学者正在呼唤“文艺美学再出发”，研究新问题，我很赞同。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发展时曾经说到，文艺美学应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1988年，杜书瀛在苏联采访苏联美学家鲍列夫，请他谈谈中国的文艺美学，他不认为文艺美学可以成为一个学科。杜书瀛对鲍列夫进行了批驳。文艺美学却在中国得到承认，这其中有中国特色和民族化的情结。在当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艺学、美学话语体系仍没有有效建立，今后应在文艺美学的旗帜下多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美学中汲取精华，向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杨晦、钱钟书等老一代学者学习。比如，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意境说、境界说和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生境界论相互关联，能否从今天的眼光做出新的阐释，运用于当代美学。这一方面是弘扬传统，另一方面是创新。文艺美学更应该关注当下，研究新问题。我们都知道，如今的中国文艺已有高原，但缺少高峰，须在出精品上下功夫。如何出精品？美学应做深入研究。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如何互相促进？值得研究。文艺美学要发展，还得“马列指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关键还是要“面向现实”，最终要“解决问题”，亦要解决当今文艺实践的新问题。
在我的美学生涯中，前期着重研究文艺美学，中间走向文化美学，后来我更多地投向自然美学。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构成了我本人的美学思想的“三部曲”。
这是我适应现代学术发展所做的应变。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启蒙、精神解放，促使文学艺术大发展，文艺美学应时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崛起。可大众文化在中国港台地区早就流行了。那时，我听邓丽君、费玉清、蔡琴等人的演唱，产生新的审美体验。从1984年到1987年间，我在中国香港电视台上看了近百部外国影片，感觉有好有坏。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我思索良久。1986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在新亚书院住了一个多月，结识了不少香港学者，他们告诉我，香港的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只存在大学殿堂里。我当时很困惑，大众文化怎么能成为主流呢？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才是主旋律，要成为主流，就必须一手伸向大众文化，一手伸向高雅文化，汲取众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可从中国港台和海外传来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术研究不能不关注这些问题。美学要发展，必须面对现实，把大众文化放在价值视域进行美学探索，做出价值评判。在这种情形下，我提出从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这是文艺美学的自然延伸。
我对自然美的热爱源于童年生活。江南水乡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从小流连于这些自然风光之中，身心受到陶冶，获得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因此，我很早就对朱光潜先生的自然非美论产生怀疑，相信宗白华的自然有美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过度开发自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凸显在人们面前。我原本对自然情有独钟，向往返璞归真，所以晚年就更关注自然美学。
自然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自然是人类的生命共同体，自然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人生存于人文世界之中，也生存于天地自然之中。人的生存危机，既包括人文生态危机，也包括自然生态危机。所以，应把文艺美学、文化美学和自然美学统一起来做整体研究，把人文、自然、精神这些现象综合起来考察。我敬佩恩格斯把辩证法贯穿到自然、历史、精神的统一之中。我信奉人生美学，想把审美、创美、育美都统一到人生之中，在整个人生中，不仅要懂得审美，还要参与创美和育美的实践，一生都要追求真善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是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要致力于改变世界。怎么改变世界？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提出要按美的规律来建造。我们的美学应该接着马克思“美的规律”说，研究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不仅改造客观世界，而且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获得动态平衡。人在一生中，如何体现这一伟大精神，正是人类美学所应关注的中心。
我这一生，历经了江南稚子、北大学子、南海游子三个阶段。在我的人生中，美学是我关注的重心，而且始终关联着我的人生。我屡次说过，美学伴我悟人生，美学导我爱人生，美学助我创人生。蔡元培倡导要以美育代宗教，冯友兰继而倡导要以哲学代宗教，对我而言，乃是以美学代宗教。我虽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校，但我从不信教，也不信佛，只崇尚真、善、美。
求美能在人生中起多大作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白痴》中的主人翁梅什金公爵喊出：“美拯救世界！”这当然是他的梦想。美不可能直接拯救世界，却可以影响人的心灵，从而导向实践，实践才能改变世界。对美的追寻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俄国作家乌斯宾斯基在他的小说《她使我们伸直了腰》中刻画了一个人物。一位穷愁潦倒的教师，郁郁寡欢，精神萎靡，无精打采，犹如行尸走肉，毫无生趣。然而，当他在展览馆见到那尊断臂的维纳斯雕像时，眼光顿时一亮，一下子就“被一种非同一般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震慑”。从这一瞥始，“我就感到在我的心中升起了巨大的欢乐……是她‘舒展了’我的被现代生活揉皱了的灵魂，给予了我感受这种灵魂‘舒展开来’的无涯欢乐”。这也许是作家的想象，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情景吗？会！我曾亲耳听到宗白华对我说起的一件真人真事。一次在他朗润园寓所聊到音乐时，我说我敬佩音乐学家王光祈，是他开创了中国现代音乐学和比较音乐学。宗老一听，精神来了，就对我说起王光祈的故事来。他俩在青年时代是亲密好友，都是1918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物，积极得很。1920年，他们先后到了德国，交往甚密。王光祈处境不顺，屡受挫折，最大的一次打击是他女友的背叛。他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寄给女友，让她也到德国。不料女友在赴德途中，竟跟另一男子去了法国。王光祈悲痛欲绝，独坐在莱茵河畔，沉默良久，痛不欲生，欲投河自尽，了此一生。正在此刻，河上传来了贝多芬奏鸣曲，他心灵为之一震：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音乐，世界还有美存在，不能就此了结。于是，王光祈重振精神，全心投入了音乐研究，把西洋音乐介绍到中国，把中国音乐推介到西方，对中、西、印的音乐做了比较研究，对音乐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美能改变人生。
美学是“为人”之学，也是“为己”之学，助自己探索人生之路，培育美好人格，创造美好生活。人生在世，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先要活得了，再要活得好，最好是活得美，能诗意地生存在天地之间，美滋滋，乐陶陶。人的一生，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敬业、乐群一直到治国、平天下，都可进入美的境界。我自己的生活很简朴，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开始寻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我体会到，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适者生存，善者优存，美者乐存，进入天、地、人和谐一致的天地境界方是极乐世界。冯友兰说，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在于提升人生境界，我深以为然。我的人生美学就是想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因此可归入境界美学。美学应该推进人的自我完善和人格塑造，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及早从“求生”境界进入“求真”境界、“求善”境界、“求美”境界，最后提升到“自由”境界。
我的学术志趣较广，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从中国古典文艺学到比较文艺学，均有涉猎。海天出版社在2015年出的《胡经之文集》，共5卷，近三百万言。我为国内高校主编了一些文艺学教科书及参考书，有八百万言，有的至今仍在使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自1986年至今，已印了近20次。而我着力最多的是文艺美学。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艺美学》。1999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做了修订，增写了近五万字，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品丛书”再版。此书成为中国高校文艺美学研究生的参考书。我之所以写此书，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召唤。早在1963年，杨晦先生就让我开一门结合文艺实践的美学课，我随即开始思索如何进行，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无法开课了。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要北大回归正常，北大鼓励大家炒“名牌菜”，我才得以开设文艺美学课。80年代初，北大筹建出版社，社长麻子英动员我去当总编辑，我婉言谢绝，但答允为他组编一套“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我的讲稿就收入其中。此后，我还主编了《文艺美学丛刊》，请王朝闻、宗白华为顾问。这只是在学科建设上做试探，所以我在《胡经之自选集》中只说“文艺美学初开拓”，是否能成学科，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在开设文艺美学课之后，1982年，我准备再开一门专讲西方文艺理论的新课。这时，李衍柱、邹贤敏找我，策划一起编一本教材。我想请伍蠡甫当主编，特意去复旦大学讨教。伍蠡甫说，他年事已高，已无精力主编，还是要我来当，但答允和我共同主编一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作为教材参考书。1986年，由我主编的高教教材《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和我与伍蠡甫共同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3卷）出版了，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2000年，我请钱中文为顾问，由王岳川、李衍柱任副主编，做了大规模修订，出了第2版。2016年又出了第3版，一直沿用至今。这部教材1992年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教委要我再编一本西方当代文论教材，我与张首映合作，出版了《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4卷）。承蒙学界关注，由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说道：“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胡经之是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代表。”影响较大。
我一直没有忘记中国古典文艺学传统，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里，因为要开设文艺美学课，想尽可能多吸收一些国外的资料，所以读的大多是苏联、欧美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我讲文艺美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以西方的居多，高尔基、托尔斯泰、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歌德、莎士比亚等。我之所以组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除了教学需要之外，也想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构建文艺美学补充理论资料。到了1995年，我就逐渐转向了中国古典美学、文艺学。为什么呢？1995年11月，中华美学学会在深圳大学举办了国内首届国际美学与美育研讨会，会长汝信、副会长聂振斌、刘纲纪、滕守尧等都来了，还来了好几位国外学者。两位德国美学家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是明斯特大学曼纽什的发言，说道：“我期望随着中国思想对西方美学影响的增长，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目前流行一时的方法论诸说，及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最终都变得无意义。因为所有这些被人们大量讨论的主义，早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标。……艺术对人之存在的意义问题，将再次变成人们注意的焦点。”还有一位是特里尔大学的卜松山，他提出，中国有自己的美学传统，不要跟着西方走，“西方人仍然要等待一种具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中国美学。这种美学不是顺从西方理论，而是能对其提出挑战”。2021年10月，卜松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中国”高峰论坛上再次发表高见，以为中国美学自成特色，称“审美境界才是生命中最崇高、最高尚的追求”。那一年，美国的布洛克正在中国香港讲学，也从香港赶来参会，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和那两位的发言有同感，当代中国美学应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自成特色。自此以后，我的美学研究就逐渐转向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学。我与李健合作出版了《中国古典文艺学》，主编了《中国古典美学丛编》（3卷）、《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3卷），这是文艺美学研究的古代延伸，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研究，夯实文艺美学的学科基础。
近年来，我对宗白华的艺术意境论产生了浓厚兴趣，想接着说下去。我觉得，若把意境论和冯友兰、张世英等的人生境界说内在地连接起来，文艺美学大有可为。我已写了《意象经营意境生》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上。
我刚过知天命之年，便从我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来到了当时最年轻的新型大学。这是我人生中的最大也是最后的转折。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原本没有深圳创业这一段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先后开设了文学概论、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名著等课程。1981年，我接力杨晦先生，开始培养文艺美学研究生，忙得不可开交。1984年初，负责创建深圳大学的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请钱逊（钱穆之子）约我和汤一介二人去他的清华园寓所见面。他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已说服深圳市长梁湘，深圳大学一定要办中文系，而且要请北大来办。北大的常务副校长张学书一口答允，由张维校长自己来挑人选，北大全力支持，同时说好，三年后，深大中文系办起来就得回北大。张维校长说，深圳大学要办成国际性新型大学，必须发展新学科，让正在美国攻读比较文学的乐黛云和我一同来负责中文系，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丢，要在中文系设立国学研究所，请汤一介当所长。张维校长见多识广，知道北大不会轻易放我们走，就想了一个灵活的办法，要我和乐黛云轮流坐镇，半年在北大，半年在深大，可做到两不误。
汤一介和我做了一番考量，觉得不妨一试。当时，季羡林正在北大开拓国际文化交流，鼓励我们在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搭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和北大相呼应。1984年9月，我、汤一介、乐黛云和担纲深大外语系主任的李赋宁四个北大人，与来自清华大学担任深大电子系主任的童诗白、建筑系主任汪坦、图书馆馆长唐统一，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深大法律系主任高铭暄共八人，由张维校长亲自带领来到深圳大学。在校园落成典礼上，张维校长介绍我们和市长梁湘、副市长邹尔康相识。同时与会的还有专程从香港前来祝贺的饶宗颐、罗忼烈、程祥徽，开始了我们和香港学术界的交往。从此，我和深圳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的暖风把我们从北大的未名湖吹到了深大的文山湖畔，我们很快把中文系、国学研究所建立起来。三年后，汤一介和乐黛云回到了北大，我却迟迟不走，为什么？1987年春节，张维校长在清华园寓所和我做了一次长谈。深圳大学的人文学科虽然办起了中文系和外语系，但今后如何发展，尚无深究。张维校长劝我留下来，在办好中文系外，多为人文学科的发展做贡献。当时，我对深圳已产生美好的印象。这是一块正待开垦的处女地，就像白纸一样，可以任你创造，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里洋溢着创新精神，特区特办，新事新办，陈规旧例少，办事效率高，在北大办不到的事，在这里很快就能办成。我们来后第二年，即1985年，就在深大举办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季羡林、杨周翰都来了。1986年，在这里召开了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云集，徐中玉、钱谷融等都来了。王朝闻、张光年、冯至、王力、王瑶等也先后来访。季羡林赞叹，想不到深大很快就建立起了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人生能有几回搏？正是张维校长的衷心劝慰，我从此留在了深大，从事人文学科的建设。
我在北大35载，实现了读万卷书的梦想，我的学术视野只停留在大、洋、古。到深大后，实现了行万里路的美梦，我走出国门，考察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学术视野扩及新、高、尖，从而走向文化美学。我开始怀着“国际视野，深圳情怀”来关注深圳的文化艺术，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尝试从美学上评说，探索深圳的文艺之路。我先后被推举为深圳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深圳市委宣传部把我和祝希娟、王子武、但昭义等一起列入深圳文艺名家，为我出版了《胡经之画传》，举办了学术成果展。我在深圳的生活丰富多彩，许多人生体验只有到了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才能亲历，从真的境界、善的境界到美的境界，一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精彩纷呈。202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策划了“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文库”，收入出版了我的美学文选《体验人生价值美》，其中有篇《最美海上夕阳红》，对此已有所思索，但未及展开。若老天再给我二三年时间，我将再陆续写些回忆，把这种思考表达出来。
说到深圳，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的话。马克思在批判哲学家普鲁东的“实际寓于原理”一说时，这样说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实际。……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个历史剧，参与历史进程的人，既是剧作人，又是剧中人。马克思说的甚是。从我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说，前半生我在北大，很少有剧作人的感觉。我和家炎兄都曾参与了北大历史进程，走进了历史深处。20世纪60年代，我俩都对批判杨晦先生发表了不同意见，却由不得我们怎么看，批判照样进行。到了邓小平复出，我们积极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我才稍微有了剧作人的感觉。到了深圳，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正在开发的处女地，百事待兴，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动脑筋去创新，主人翁的感觉出现，自觉成了剧作人。我来三年后，自作主张，把中文系扩建成国际文化系。眼见生态日益恶化，我也可以以主人翁的态度自由发表意见，剧作人的感觉显著增强。哲学家拉兹洛说得好：“我们是有意志和目的的演员，并且有权改动脚本——至少是在表演的那部分以内。我们是聪明地改动了还是愚蠢地改动了，这就要看我们有多聪明。”我不能直接创作深圳特区建设这个大脚本，却可以对如何修改这脚本不时发表些意见。正因为如此，当李子彬写出回忆录《我在深圳当市长》（2020）时，他就把打印稿送我，让我提前写好评论，并邀我出席新书发行典礼。我写了一篇《成如容易却艰辛》，发表在2020年10月30日的《文艺报》上。他所写的亲历，不少也是我的亲眼所见，所以倍感亲切。
人生在世，必需活动，能动方能活得了。活动的领域广泛，并非只是实践活动。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这不是实践活动，而是生理活动。睡眠中时常做梦，这是心理活动，有美梦，也有噩梦，这是不是属于审美活动？当我清醒时，坐在窗下静观深圳湾，远眺对岸香港流浮山；而我闭目养神，脑海里不时浮现以前见过的姑苏风光、太湖美景。这都是审美活动而不是实践活动，尽管这审美得以发生的最后根源，可以追溯到实践活动。不过，通观人生全局，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实践活动。人在社会上生存，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我活故我在，我思故我在，都有道理，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为故我在”。人生追求美，应把审美、育美、创美统一起来，从发现、发明到发育，连接一起。
人生的最终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我在跨入二十岁时，读到了马克思在中学时代所说的箴言，大为叹服，并在构筑我的人生美学时，成了我的价值导向。马克思说得好：“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我就牢牢记住了。后来，我陆续读了一些古书，发现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生论极为丰富，在向现代哲学转化的过程中，冯友兰、宗白华、张世英等都视人生论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精华，吸取过来发展为人生境界说。冯友兰在1918年从北大哲学门毕业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师从杜威。当时，西方哲学包含三大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冯友兰发现，西方哲学最重宇宙论和知识论，人生论则不如中国厚重。中国古典哲学最重人生论，成就最大，冯友兰立志要钻研人生论，使之发扬光大。他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就叫《人生哲学》。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以人生论为基点，吸收了宇宙论和知识论，但主次分明。他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说道：“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知识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性理学、心性学的精华，构建了人生境界论，这是走向现代哲学的一大贡献。他所称颂的“天地境界”，颇有今日所倡导的生态哲学的意味。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天地境界是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这个更高的观点是什么呢？……叫‘大全’。”他所说的人生境界，主要是精神境界，凸显的是“觉解”，实际就是自我意识。他也重视人生的超越，但重心还是内在超越，即古人所说的“内圣”，而非“外王”，即今日所说的“外在超越”。所以，他说的人生境界还属精神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关于认识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他的人生境界说之所以还停留在精神领域，是因为他轻忽了实践这一更重要的维度。人生不仅要有“觉解”，更重要的是要付诸实践。人生本质上是实践的。正如列宁所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天地自然是人生实践的背景舞台，也是实践的对象。人生境界蕴含着精神维度，而重要的是实践维度。人生境界不仅是精神境界，还是实践境界，人生境界应属存在的层次。反映到文学艺术中，艺术意境才只属于精神世界。人在世界中，世界映心中，天、地、人互动，三位一体，但人是主体，只有人才能主动调节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促使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所以，我力倡以人为本，动态平衡。所谓美，其实就是在天、地、人的互动中，以人为本，天、地、人三位一体，达到动态平衡的最佳状态，使天、地、人都能趋于优化。人不能只停留在审美层次，还要进而创美、育美，提升人生新境界，这都包含在人生美学之内。
如今，我们遇上了美好的新时代，正是美学可以更好发挥作用的机会。我自15岁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走向了社会，亲历了旧社会的多灾多难，迎来了新社会，中国从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走向了丰衣足食，如今实现了全面小康，正在向共同富裕迈进，奔向美好生活。时代呼唤美学，美学正可大有作为。2021年冬，中华美学学会第九届全国美学大会在深圳召开，高建平邀我到大会现场，我就不由得提出：中华美学再出发。承《人民日报》约请，我进而写了《中华美学助力创造美好生活》一文，发表在2022年1月7日的报上，表达了我对当代美学的期望。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卞之琳在1935年写的一首诗《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忽然想到，我只是那个站在桥上的“你”，另有楼上人在看“你”。我所说的那些，是耶，非耶？就只能由后人来评说了。
二〇二二年元旦初稿
二〇二二年八月定稿
深圳湾 望海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