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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进程，大都是伴随着一些重要的事件的，涉及很多重要的人物。由于这些事件与人物对认识、评价当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自然而然就成为研究的焦点，受到特别的关注。然而，这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倘若不是事件的当事者、亲历者，仅仅靠一些史料的记载或外围的描述，很难准确了解，更遑论洞悉事件的实质。而真相和实质正是每个研究者都想知道的。例如，1954年掀起的批判以俞平伯为代表的红学研究运动，两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如何能搅起这么大的风浪？当时学界对这个运动有什么看法？对两个年轻人怎么看？20世纪5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论争，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讨论，具体情形怎样？为什么在中国当代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影响如此深远？1954年，苏联学者毕达可夫来北京大学举办“文艺学研究班”，亲授“文艺学引论”课程，哪些人参加了这个班？毕达可夫授课的情形如何？这个研究班对中国当时的文艺学学科建设有何影响？当时的学者怎么看？为什么毕达可夫班结束之后，周扬又带领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袁水拍、何其芳等人来北京大学举办“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讲座？整个讲座开展多少场？讲了哪些内容？具体开展的情形如何？效果怎样？1960年，周扬主导编写高等学校教材，为什么在这个困难时候组织编写教材？周扬最为关注的是《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的编写，为什么美学家蔡仪主编的是《文学概论》，而《美学概论》则由当时在美学界并不活跃而以雕塑闻名的美术家王朝闻主编？等等，诸如此类。今天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者都晓得，这些都是当代学术的大事件，每一个专业研究者都应该将它们作为常识了解，以便更好地认识当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可是，绝大多数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至于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参与人物及其心态，乃至整个事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若非亲历者，很难知晓。单凭一些表面的材料和想象去推测，是很难进行准确描述进而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结论的。
这些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事件，距离当下并不遥远，算起来最长也就70年左右的时间。漫漫历史长河，7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对一个人来说，70年却是古稀之年。“人生七十古来稀”，非常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历者非常难得。所谓“亲历”，是亲自参与、经历，作为孩童经历这个时间段并不能算数，而要作为成年人实质性参与。以18岁成年为标准，亲历过这些美学与文艺理论大事件的，到如今都已接近90岁高龄。因为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北京，亲历者必须是生活在北京的，而且处于关键部门，担当关键角色。可以想象，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人一定是凤毛麟角的。
胡经之先生就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1952年，他19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副博士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在北大沉潜了三十五载。毕达可夫的文艺学研究班在北京大学举办，胡先生全程参与；周扬在北大开讲座，胡先生被副校长魏建功和中文系主任杨晦任命为周扬的助教；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结合讨论，胡先生深度参与，并发表多篇论文；《文艺报》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文艺理论报刊，胡先生和李希凡、李泽厚、严家炎等被张光年聘为特约评论员；蔡仪主编《文学概论》，胡先生受命撰写第一章。作为新中国初期美学与文艺理论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胡经之先生对这些事件的了解程度罕有其匹。因此，他是最有资格回忆和言说这些事件的学者之一。
我2004年入职深圳大学，那时，文学院办公地点在行政楼（今汇元楼）二层，条件很差。院里没有老师的个人办公室，而绝大多数老师住在市内的各个角落，虽有校车接送，但来一趟学校也不容易。因此，每个老师的课都会排得比较集中，上午下午连轴转，有的甚至到晚上。中午休息，大家都会聚集在院里的会议室里。人多也无法休息，于是就侃大山。吴予敏教授是院长，自然有自己的办公室，但他有时也会到会议室，加入老师们侃的行列。记得有一次，大家聊起了我的老师胡经之先生。吴予敏说：“胡老师的经历是当今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最为丰富的。50、60年代乃至“文革”中的很多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他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高层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等有过交往，和朱光潜、宗白华、何其芳以及我的老师蔡仪（注：吴是蔡仪的博士研究生）等关系密切。当时京城里的一些重要的美学与文艺理论学者他大都很熟悉。“文革”期间还被指定为西哈努克亲王王子的文学老师。如果给胡老师做个访谈，让他谈谈这些事，出一本书，一定非常精彩。”我随胡老师已经多年，期间，听到过胡老师的很多故事，胡老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学界往事，主要是杨晦、朱光潜和宗白华的事，吴予敏教授说的有很多我并不知道。
后来，我看到了由吴予敏主编的《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通过钱中文、曾繁仁、金开诚、王元骧、王岳川、王一川等的回忆，陆续了解了他在北大的经历，但胡老师自己没有写回忆文章，我稍感遗憾。我希望有人能做深入探访。可是，那时文学院人多，事情多，吴予敏教授很忙，院里的老师也都很忙，确实抽不出人手。2006年，学校专业大调整，文学院一分为三：文学院、外国语学院、传播学院三家，吴予敏教授毅然去了传播学院，继续做院长，专心经营传播学。如今，传播学成为深圳大学实力强大的特色学科，是吴予敏教授的功劳。
当初，吴予敏教授说者无心，可是，我却听者有意。当时，我教学任务繁重，抽不出时间来做。我就在想，如果文艺学博士点申报成功，我会组织博士生去做这件事。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文艺学博士点申报未能成功。那时，深圳大学文艺学专业力量非常强大。胡老师72岁刚刚退休，精力依然充沛，仍可做很多事。中年教授有吴予敏、庄锡华、郁龙余、章必功、陈继会、吴俊忠等，青年教授有刘洪一、钱超英、郭杰、王晓华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都在各自专业领域做出过不俗的成绩。可是，结果却出人预料。从此，深圳大学文艺学进入迷茫期，我因为心灰意懒，个人精力有限，就把胡老师访谈这件事放了下来。
然而，我还是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因为师兄王岳川教授的推动。2010年，王岳川教授联系我，说他准备主编一套“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丛书”，第一辑已选定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10个人，出10本书，要我写胡老师，并且强调这是一套学术评传，重点写学术。我欣然应约。为写评传，那一阵子我经常找胡老师聊天，有时趁着陪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聊，聊了许多五六十年代的学界往事，果然应验了吴予敏教授的说法。胡老师经历确实丰富，记忆力特别好，很多细节经他描述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很快，我便完成了《胡经之评传》。这一套丛书最终在2016年由黄山书社整体推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胡经之评传》立足的是写胡老师本人，写作的视角受限。许多大事和重要人物虽有涉及，并不细致，因此，仍取代不了我计划开展的访谈。2016年10月，深圳大学成立了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联合共建，高建平教授出任院长。研究院新进了几位博士，是我们千挑万选进来的，非常优秀。有了人，我又动了先前的心思，开始谋划这件事。我把想法说给高老师听，他非常赞同。于是，先由我草拟了一个计划，然后开始布置，几位年轻博士分工，就各自的问题找胡老师访谈。可是，胡老师听力却出现了严重衰退，给几位年轻博士带来不少困难。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干扰了这项工作，使得访谈时断时续。本来应该早早完成的事情，却延迟到今天。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本《亲历美学风云》就是访谈的成果。由高建平老师和我策划，由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的年轻老师朱海坤、李永胜、史建成、史雄波合作分工采集，最后由朱海坤整理成此书。感谢几位年轻博士的辛勤付出，但愿这次访谈能给他们的学术成长带来动力。温故不仅为知新，而且进而为创新，希望这部访谈对学界进一步认识与评价当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有所助益。
2023年，恰值胡老师90岁上寿之年，祝恩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22年9月10日中秋节、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