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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部《亲历美学风云》的书稿，阅读感受很好。在这部书中，胡经之老师从个人经历出发，将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历史串连起来，写出了一个人的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论史。胡老师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美学和文论发展的当事人。以写作亲身经历的方式呈现这段历史，就使得这本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能进入历史的细节之中，说清楚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部书是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的几位年轻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多次去胡经之老师家访谈，并整理发展而成。大约是在2019年，我与李健老师一道筹划此事，定基调，拟提纲，几位年轻人就开始忙了起来。记得2020年的秋天，我与李健一道去看望胡老师，谈到这本书。胡老师说：“希望这本书不要做成一部个人传记，要把学术的发展放进去。”我说：“这正是我这次来要对您说的。最近我读了几本别的前辈学者的口述史，觉得那些书做得有的好一些，有些就差一些。这一本一定要做出特色来，写成一部从您的亲身经历出发的当代中国学术史。”从胡老师那里回来后，我就将几位年轻人召集到一起，说了这个意思。我说：“这么做很难。如果只是记录胡老师说了什么，搞一个录音整理，那很容易，但意思也不大。要多读书，读胡老师的书，读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书。把胡老师的话与他的著作结合起来，也与时代结合起来。通过胡老师的视角，将一整部新中国的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史写进去。这样的书才有价值。这对你们来说，也会很有收获。”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现在到我手头的这部书稿，基本达到了这个目的。
最近一些年，我做了两件事，都与当代中国的美学和文论有关。一是主编了一套2卷本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有110万字，于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二是主编了一套4卷本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这是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的双重大项目，共150万字，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齐。由于这两件工作，我读了不少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论的资料，对一些我没能亲身经历的美学和文论史上的事件有了一些书本知识，同时，也对我虽然经历，但还对其意义尚认识不足的历史过程，有了新的了解。然而，读了胡经之老师这部书稿之后，我的当代美学和文论史的知识有了进一步丰富，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深化。例如，“美学大讨论”是如何兴起的？它与“双百方针”是什么关系？当时的一些人，特别是像陆定一和周扬这些重要领导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再如，《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两部教材编写工作的缘起和过程如何？编写队伍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请艺术家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而请美学家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主编《美学概论》的为什么不是朱光潜、李泽厚这些当时的美学名家？一些在今天成为谜团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交代得清晰而准确。一些后人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如实记录的事件，在胡经之先生的口中，却成了自然而然发生的事，不足为怪。由此我深感我们过去只读已经发表的文章，通过文字材料，特别是正式的文件和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来了解历史，这是不够的。历史有其偶然性，而又有其势所必然之处。进入细节，还原当时的情境，有些事件的发生原因就能得到了解。理论的历史不是理论的抽象发展，而是理论在生活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活的过程。研究理论史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鲜活的材料。
读这部书稿，我对胡老师的学问，有几个突出的感受。
第一，胡老师提出了不少标志性的概念，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然而，这些概念均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他对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有着充分的准备，一经提出，就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最著名的“文艺美学”的概念，由胡老师提出，在国内得到广泛响应。今天，有人从“美学”一词原文的意义，它在东亚的翻译史，在中国的发展等角度来评论这个概念，从而质疑原本就有“艺术哲学”含义的“美学”二字之前加“文艺”二字是否有必要。另有人把这个提法看成是一面旗帜，将任何质疑看成是反“文艺美学”，要站出来捍卫。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不符合胡老师的原意。如果进行历史语境的还原就可看到，受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影响，美学的讨论域被高度哲学化了。学界先是将“美学”看成只是关于美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讨论，后又将“美学”看成是关于美和美感的讨论，从而对有关文学艺术的美学研究严重缺乏。这种状况的出现，是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的政治气氛和学术导向所决定的。其实，这本来也不合朱光潜的原意，大讲主观还是客观，不讲艺术规律，对朱光潜来说，有几分无奈。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就给艺术留出了很大的篇幅。在1980年提出“文艺美学”，有新形势下在美学研究中充实文艺研究的内容，并给从事文学和艺术研究的人进行美学研究提供学科空间的意义。引导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参与到美学研究中去，在学科建设上有着重要意义。文艺美学的提出适逢其时。同时，这部书稿也说明，胡老师个人与美学的缘分本身就与文学和艺术有关，是深厚的文学艺术的修养引导他走进美学，他也将这种修养带入美学研究之中。
他关于建构“文化美学”的构想也是基于此。身在深圳，接触香港流行文化，有着突出的感受，从而萌发从流行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来研究美学，把文化的维度融入到美学研究中来的想法。
第二，胡老师在回顾历史并做总结时，持论公允，有现实感和常识感。有时，我们在读一些历史叙述的文字时，常会感到一些人持论偏执，违背常识，让人难以接受。读胡老师的文字，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叙述入情入理，原先我们对一段历史看得不清楚，细节模糊，历史逻辑关联不够，经他一点拨，就清楚多了。例如，毕达可夫来华授课和举办毕达可夫班，是当代中国文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在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学科都从苏联请来了老师。中央美院有，北京人艺有，音乐学院也有。其他学科对苏联专家授课的评价都比较正面，但在文艺理论界，评价就比较负面。胡老师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对毕达可夫授课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以及历史意义，做出了公允的说明和评价，令人信服。再如，“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这部书稿交代了提出的过程，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对当时的文艺创作的意义，使人一目了然，解开了很多历史之谜。
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章，挑出历史上的一些事来加以发挥，得出一些极端的结论，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全盘否定。读胡老师的书，可以还原历史过程，将历史事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来理解，就要平和得多，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又能看到在历史中活动着的真实的人。
第三，全书的文字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原本在书中常常出现的一些人的名字，经他一讲，就栩栩如生，立体化，作为活人呈现在我们眼前。读此书是一种享受，又能在享受中了解过去70年美学和文论的历史。
2018年，深圳市召开了一次“胡经之文艺理论研讨会”。不少胡先生过去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这些学生中很多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或重要学术机构的负责人。会议由我主持，我对在场的各位胡经之先生的弟子们说：尽管我不像诸位一样是正宗胡门弟子，但我认识胡先生比诸位都要早。
这就说到我与胡先生的缘分。我第一次见到胡经之先生是1982年。1982年春天，我从扬州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到天津师范学院读研究生。临行前，我去向扬师的几位老师告别，其中有两位是王家骏和弓惠英夫妇，都是当年的毕达可夫班的研究生。这两位老师合作，曾给我们扬师中文系77级学生讲授了一年马列文论课程。王家骏老师嘱咐我，到天津后，会常有机会到北京，可去北京大学向他的老同学胡经之先生请教。那年的“五一”期间我到北京，按照王家骏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胡老师在北京大学附近蓝旗营的家。从那时到现在，正好四十年。那时老师们家里还没有电话，不能预约，想去拜访就直接去敲门。我至今仍能记得，胡老师为我开门，看到来访的是一个陌生的青年，正在疑惑间，我急忙自我介绍，我在天津跟鲍昌读研究生，原来在扬州读书，王家骏老师介绍我来向胡老师请教。胡老师当即春风满面地将我迎进门，询问王家骏老师的情况，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从那以后，我与胡老师建立了联系，常常通信。胡老师后来到了深圳大学工作，我也能常常在学术会议上见到胡老师。记得有一次是在扬州开会，陪着胡老师去兴化看了郑板桥、刘熙载故居；还有一次在成都，陪着胡老师在四川大学附近的望江公园散步。2010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我去参加会务工作，在北京大学燕南园意外碰到同去参会的胡老师。北京大学的燕南园曾是许多著名教授居住的地方。胡老师兴奋地当起导游，带着我在燕南园走了一圈，指着一个又一个的庭院说，这是马寅初家，那里是汤用彤、冯友兰家，朱光潜家在那个方向，美学美育中心原来是周培源的家……他说的那些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学术明星，胡老师说起他们时的语气是那么平常，像是在说自己的老邻居一样。后来，我几次提起这件事，说胡老师是领着我在地上数星星。下一次见到胡老师，是2015年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召开5卷本《胡经之文集》出版座谈会，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的一些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并没有想到，一年后我与胡经之先生就有了进一步的缘分。
2016年我应聘到深圳大学工作后，就与胡老师经常见面了。我们每逢春节后开学和教师节前后，都去看望胡老师。胡老师一直支持着我的工作，深圳大学成立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让我当院长，胡老师当顾问。他这个顾问可不只是挂名，每次去看望他，都指导我要做什么，嘱咐我要注意什么。其实，我也早过了耳顺之年，而近古稀之年，但在胡老师的眼中，我还是精力充沛的青年。他说中国美学要再出发，我当着中华美学学会的会长，就是往我的肩上压担子。他还推荐我去当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去参与深圳文艺界的事。精力不济也要做，这是胡老师交给的任务。有胡老师在，我不敢称老，也不敢老。
祝先生健康长寿，每天还能按时游泳。我也要争取常去见他，听他谈天说地，谈古论今。
2022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