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世纪、20世纪之交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内燃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悄然兴起，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这一切也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1.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新挑战
正如马克思在赞扬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巨大功能时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第二次科技革命也同样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恩格斯在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曾就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远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他认为，电的发明与应用“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
。尽管第二次科技革命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电力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能源结构，使电力逐步取代蒸汽而成为常规动力，同时也带动了一批新兴工业，诸如电器制造业、电力输送业、通信业、冶金业以及化学工业的产生。同时，内燃机的改进与电力的广泛应用也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以蒸汽为主导的动力引擎格局，促进了冶金业、石化业、交通运输业以及航空与军事工业等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对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都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在工业生产方面，尤其是1870—1913年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展的43年中，英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3倍，法国增长了1.9倍，德国增长了4.6倍，美国增长了8.1倍。在能源方面，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能源总技术功率也由1850年的860万马力升至1901年的6700万马力。就世界而言，1870—1913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3倍以上，世界铁路线的长度增长了约4倍；而在1879—1900年间，全世界的石油年开采量已由80万吨提高到2000万吨
; 1870—1900年的30年间，钢的产量也由52万吨升至2830万吨
；世界铝的产量从1854年的20公斤到1896年已升至180万公斤
；在1880—1890年的10年间，世界铁路的总长度增加了75%，轮船的数量也增长了近1倍
。尤其在世界工业总产量方面，1850—1870年，即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之前的20年中，世界工业总产量增长了1倍，又在1870—1900年，即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后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
。在历史上看，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一方面造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由此带来了工人阶级队伍及其社会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一改以往工人阶级低下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改善工人生产、劳动和生活条件，缓和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减少了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爆发”的概率；除此之外，科技革命开展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假象的产生，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将走向崩溃”的论断构成了严重挑战。
2.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新冲击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开展也极大地加剧了资本主义各产业的竞争，在优胜劣汰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为了不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惨遭淘汰，少数大企业往往利用自身资本雄厚、易于获取银行贷款的优势，及时利用最新的科技革命成果不断更新设备，降低生产成本，并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协作，这在客观上也促使资本和生产走向集中化。在此过程中，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挤垮和兼并中小企业现象的持续产生，也成为推动资本和生产迅速集中化的重要动力。在美国，生产集中化趋势尤为迅速。有数据显示，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0.9%，雇用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5.6%，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8%；到了1909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1%，而雇用的工人就到了工人总数的30.5%，产值就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3.8%。也就是说，在美国，雇佣工人的近三分之一以及所有企业全部产值的近一半，掌握在只占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手里。在德国，1882年雇佣人数在50人以上的大企业在全部工业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约为0.3%，雇佣工人人数约为全国工人总数的22%；到了1907年，雇佣人数在50人以上的大企业数目所占比例已提高至0.9%，这种企业雇佣人数也升至全国工人总数的37%。同期的德国，就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内的工业企业所占有的能源比例来讲，仅占企业总数0.9%的大企业却占有了全部蒸汽动力的75.3%、电力的77.2%，然而占企业总数的91%的小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和电力能源。
可见，生产的不断集中也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这正是同以往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不同的新特点。
而随着这种集中的不断增强，资本主义企业家联合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生产和流通组织开始出现。具体而言，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生产组织开始在德国和美国等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伴随着生产集中化的不断发展，到19世纪70—90年代，卡特尔这种生产组织已获得广泛发展，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不完善，仅仅作为一种带有不稳定性特点的经济组织存在。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生产和经济危机的交替出现使得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进程得以加速推进，这种垄断组织也获得迅猛发展。美、德两国作为“后起之秀”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也是这种生产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生产与资本的集中趋势更为显著。以美、德为例，托拉斯作为美国垄断组织的典型代表，1904年就有318个托拉斯组织吞并了5300个企业，份额占据全部制造业资本的40%，而其中有26个托拉斯组织控制了各自部门资本总额的80%以上；德国则以卡特尔和辛迪加最为著名，有数据显示，1879年德国的卡特尔共14个，到1890年就达到了210个，1911年则发展为约600个，而1893年形成的“莱茵—威斯特法伦辛迪加”则控制了当地煤产量的86.7%
。正如恩格斯晚年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新现象分析时所言，“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
。
然而，这些生产组织通过内部达成协议的方式实行协作和统一管理，不仅可以遏制因成员组织之间不必要的竞争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可以实现成员企业之间生产和经营的联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应对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造成了：似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改变、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消失”、资本主义生产已具备了组织性的“假象”。而这种“假象”的出现在冲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构成严峻挑战，似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消失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论断已成为了一种过时的“假说”。
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纵深推进，大批重工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崛起也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在19世纪80年代全世界的产业工人多集中于欧美，总量为2000万稍多，而到了19世纪末仅欧美的无产阶级就已达到4000万。
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使得缓和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于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意义更加突出。对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身统治，资产阶级迅速地调整了自身的统治方式。
其一，在政治上，扩大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一方面，改革选举法。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革命开展以及各种新型工业的兴起，工人阶级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对资产阶级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工人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极大影响力也促使资产阶级在制定法律时不得不将工人的政治要求和权利诉求考虑在内。在英国，1884年进行的新选举法改革，使城市的工人也开始享有了选举权。1887年英国工人除了妇女外基本都获得了选举权
；而德国也在完成国家统一后制定了1871年帝国宪法，并延续1866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关于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选出议会成员的规定。1867年，自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第一次被允许进入国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历届国会大选，正如倍倍尔所言，“从普选权给予的时刻起，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怀疑要充分利用这一手段把党的代表送入国会。将近25年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日益增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允许工人阶级政党参加议会选举和活动。这个时期既是工人运动史上工人权利相对增加最为迅速的时期，也是工人政党地位攀升最为突出的时期。在德国，1871年社会民主党有2个议席，而到1893年的国会中已有44个议席，1897年又增加至56个，1912年已升至110个；在英国，1900年代表工人政党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只有2个议席，工党成立后议席数量显著提升：1906年已获得29个，到1910年1月已升至40个，而12月为42个；在法国，1889年工人党和可能派各有7人当选为众议员，1910年选票首次超1000万，有76人当选，而到1914年则已经达到103人。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当局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选举无疑也成为资产阶级扩大民主的重要方式和特点。
其二，在生产中，注重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人工资。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科技发明与应用的新一轮飞跃，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使得资产阶级原来靠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为特征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无疑在新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已成为激化阶级矛盾的重要杠杆，这与资产阶级力图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调不相符合。为此，英、法、德等国都通过了缩短劳动时间的法律，从而相对地减轻了工人的负担。此外，在科技不断进步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这也为提高工人工资创造了条件。而为了避免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而导致两大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化后果的出现，资产阶级也开始注重对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正如有资料统计，在工作时间上，1870—1879年世界各国工人平均每周的劳动时间为74小时，1880—1889年已降为70小时，1890—1899年又减少为65小时。1870年，美国的工人每周的平均劳动时间为66小时，而到1890年则减少为60小时；同期，欧洲则从78小时降为69小时。在工人工资上，1876—1892年的16年中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7%；而在法国，1873—1896年的23年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增长了25%。
工人劳动时间的减少以及工人工资的增加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对于缓和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改善工人阶级社会福利。资产阶级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更加迅速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避免因对劳动者剥削的严重性而招致社会革命进而影响到自身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都积极地推动本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1868年，英国开始了国民教育改革，实行初等义务教育，使得社会贫困家庭的子女享受到了政府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英国不仅颁布了新的工会法，承认了工会作为维护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的合法性，还着力对“主仆法”进行了修改，确立了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地位平等关系并通过了禁止雇用10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律；而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看到：虽然“非常法”十分严酷，但并不能阻止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步伐，因为工人运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罢工规模不断扩大，工人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也在渐次增多。为此，他认识到：仅靠在组织上对工人运动施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建设性的国家措施改善工人的社会地位”“给健康工人以劳动权，保障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样才能从思想上挖掉社会民主党的“老根”，赢得国家政权的巩固，削弱社会民主党。对此，1881年以俾斯麦为首相的德国宣布准备实行社会保障制度。1883年通过了第一个社会保险法案《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了《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又颁布了《老年和残废保险法》，1910年又将上述保险法加以修改汇编为《帝国保险法典》，1911年，法典获得通过并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遗嘱保险法》和《雇员保险法》。在这些法律的保障下，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总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的这种“怀柔与刚化”并用的统治方式，一改以往对工人运动进行公开镇压的惯常手段，不仅使工人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而且还使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也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矛盾的缓和。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似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被“消除”的假象，客观上也对建立在两大阶级之间矛盾激烈对抗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造成了巨大冲击。
19世纪、20世纪之交，尤其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伴随着欧洲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欧洲大陆出现了长达30余年的“暂时和平时期”。这一时期，那种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似的暴力革命斗争不断减少，而议会选举、“合法斗争”已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式和新特点。受到资产阶级统治方式转变的巨大影响，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议会合作和和平改良的方式推进工人运动也开始成为工人斗争的新趋向。这个时期，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几乎都主张采用和平斗争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是在“合法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通过议会普选斗争的“合法方式”不仅导致了俾斯麦政府的倒台，同时还冲破了德国政府那种企图扼杀无产阶级力量的《反社会党人法》的阻隔，使《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陷于破产；另一方面，这种斗争也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18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选票为55万张，1887年达到76.3万张，而到了1890年选票已升至142.7万张，
这也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的展开以及取得的一定成就，也给人们造成一定的错觉：似乎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根本无须暴力革命那种流血斗争，而运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就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种鼓吹和平改良的论调似乎已成为“正确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仿佛已成为了一种过时的“教条”。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考验。
由此，在工人运动的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新考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无产阶级将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一系列围绕“革命与改良”问题产生的子问题不仅成为关切马克思主义发展命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不休又亟待给予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