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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择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是贯穿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全程的重大实践课题。然而，任何真正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既反映着特定时代的客观内容和发展要求，同时也导向于时代问题的解决，推动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两大阶级矛盾不断升级的时代条件下，应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需要而产生的。自诞生后，马克思主义就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科学世界观”和“精神武器”，在推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实现国际工人团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行动指南作用，并于19世纪70年代后逐步战胜各类机会主义和反动思潮而成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符合该时代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后30年，伴随着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事实却已证明，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无法对资本主义新的社会现象发挥应有的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向导力，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那么，在这种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是否已“过时”，以及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成为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主要理论家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都进行了独立的探索和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回答，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认识，也即本书所探讨的主要内容：第一种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他立足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时代已变，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并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策略而坚持和平改良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第二种是以卢森堡为代表：她立足于德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否认了资本主义时代发生改变和马克思主义已“过时”的观点，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但不放弃社会改良的“辅助性”意义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三种是以列宁为代表：他立足于俄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仅肯定时代的变化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时代特征，坚决反对抛弃马克思主义，主张依据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通过暴力革命和社会改良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可以说，从论争的表面上看，三者都是围绕着“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展开，但是其探讨的本质问题无非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而以此三人为代表的三种思想观点也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三种最具典型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场大的论争中，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三者在对资本主义时代方位的判断、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选择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态度方面似乎两两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交叉性，但是从最后的结果看，只有列宁的思想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指导无产阶级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出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主张。那么，为何出现这种结果？其内在缘由是什么？这种结果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重要的理论话题，更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实践课题，对于我们探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其产生初期更多的是作为欧洲大陆“诸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存在于工人运动之中，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也是较为有限的，而并非一开始就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普遍推崇。正是之后，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优越性才开始被国际工人所察觉，直到第二国际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成为了指导国际工人斗争的主导性理论。可以说，第二国际的成立正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占据国际工人运动中思想理论主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作为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自成立后，第二国际就遵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目标要求，积极投身到组织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浪潮中，不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引领者、组织者、协调者和推动者，在制定反对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策略，引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方向，团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及协调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行动，提升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水平和成效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更是以生动的实践直接而深刻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在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此，研究第二国际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内容，对于考察国际工人运动的规律、特点与趋势，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经验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的重要课题，对于探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规律、经验与要求，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对主要理论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对第二国际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国际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开始由“一元”到“多线”发展的历史源头。这一时期，面临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的重大挑战，诸多第二国际理论家都站在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并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观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一元”向“多线”发展的思想驱动力，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思想色彩”的同时，也对其后的国际工人运动方向产生了直接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以伯恩施坦为“鼻祖”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卢森堡革命理论为创始人思想源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以列宁为创立者的列宁主义三大理论流派的理论分野也由此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第二国际时期主要理论领袖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厘清第二国际主要领导者的思想主张及理论地位，考察当今相关工人运动思潮的历史渊源及本质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还可以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大转折背景下的发展特点、路径和规律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苏东剧变以来，我国国内学术界对第二国际的研究出现了下滑趋势，不仅出版的论著数量大幅下降，而且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创新性都有待提升。从目前的研究状况上看，既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第二国际组织机构特点和运行机制的介绍和概述，但对于第二国际研究中的最主要部分——著名理论家之间思想观点的关系、理论立场和思想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和差异性并没有产生太多的成果，从而使得对第二国际的研究，无论是组织机构运行方面，还是人物思想方面都成为了当前我国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由此，第二国际被很多研究者简单地视为了“党派林立”、论争众多、理论流派复杂的一段工人运动史，而第二国际的自身发展特征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也被很多研究者所忽视。本书以《革命还是改良？——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为题，系统考察了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等主要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领袖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关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与命运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与思考，无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第二国际这段历史，还是考察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领袖尤其是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各自思想的差异性，探讨以伯恩施坦思想理论为渊源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卢森堡思想理论影响下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以列宁思想理论为基石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内涵，研究三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及相互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还结束了以往一切时代更迭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彻底地改变了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开始就得到了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界的一致赞赏，相反，却遭到了第二国际诸多机会主义理论家的批评，他们多以十月革命并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为由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意义。由此，如何认识十月革命胜利的问题，也就成为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所激烈讨论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重大理论课题。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发生更是使得这些争议甚嚣尘上，一时间将十月革命爆发时所引发的各类机会主义思潮、反革命论调重新搬回了历史舞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而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包括苏联学界在内的部分学者更是重拾第二国际右派攻击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将十月革命的爆发视为一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为的”“早产的”结果，甚至是造成苏联各种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源性因素”，从否定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对苏东剧变原因大肆阐发，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合理性。更有甚者，他们还直指十月革命爆发所采取的暴力革命斗争策略的错误性，将十月革命的胜利归结于一次“偶然”的“政变”、密谋的“暴动”，以及暴力革命的“直接结果”，把列宁视为了“暴力革命万能论者”，从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本合理性。因此，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和考察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历史地位不仅是有效回应理论界各种批评声音、印证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历史合理性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是增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心的必然要求，直接关乎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本书对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趋势的三大理论领袖——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就19世纪、20世纪之交“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论争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对三者关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思维过程展开分析，还以十月革命道路为焦点对三者的不同立场进行了对比和甄别，其内容也几乎涵盖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十月革命问题的主要质疑和批评。而结合论争产生的历史背景对这些批评和质疑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发掘这些批评和质疑产生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思想缘由，无疑对于当今有效应对和化解这些质疑和批判具有重要现实价值。而且，本书探讨了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俄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战胜各类批评和质疑、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正确理论态度，无疑对于增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