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19世纪、20世纪之交，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纵深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关系得到了巨大调整，这也给工人运动的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受到几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影响，但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使资本主义迅速走向灭亡，反而出现了暂时的经济繁荣的迹象。随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资本主义企业主联盟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似乎资本主义生产已具备了“有组织性”特点，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消失”，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时代必然走向灭亡的理论似乎就成为了一种“过时”的“假说”；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一改以往对工人运动进行公开镇压的惯常手段，对无产阶级采取了“表面的妥协”，不仅主动地对自身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完善议会制和普选制，扩大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使少数工人和工人政党开始有资格参加议会选举，而且还制定了一些改善劳动者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法律，逐步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并开始注重对工人生活需要的满足，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似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已经被“消除”。同时，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似乎运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渐进地“长入社会主义”已成为“正确”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则成为了一种“过时”的“教条”。

与此相适应，在工人运动的思想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方式的转变，一些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领袖大肆鼓吹社会改良的积极意义而否定暴力革命的论调在工人运动中盛行，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另一方面，恩格斯晚年，尤其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鉴于对和平合法斗争给予的高度评价也被一些理论家歪曲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证明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巨大争议。那么，在此种背景下，究竟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关切自身前途和命运的时代课题。

围绕着这一课题，诸多国际工人运动理论领袖都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并形成了多种思想主张，由此引发了自1895年恩格斯逝世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这段历史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几次激烈的争论。概括地讲，主要包括19世纪90年代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判断——“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论争、20世纪初期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的论争、一战爆发前后关于无产阶级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关系问题——“民族与阶级”问题的论争，以及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关于十月革命道路问题——“民主与专政”问题的论争。可以说，这些论争在实际上不仅为澄清错误思潮，揭示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发展规律，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等特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从这些论争所探讨的主题和理论实质上可以发现，“民主与集中”问题的论争探讨的正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核心自身的建设问题，“民族与阶级”问题的论争探讨的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而“民主与专政”问题的论争则集中于对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构建社会主义政权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说，后三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无产阶级斗争的逻辑上，都是“革命还是改良”问题论争在思想和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论争正是后三个论争主题的最源头、最核心的问题，并直接关系到后三个主题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也可以说，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论争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尤其是1895年恩格斯逝世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这段历史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所争论的根本性问题。对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进行探讨不仅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题中之义，而且还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趋势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这一时期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论著和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其中有三个人物不仅参与了以上争论的全过程，而且还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提出了三种主要且典型的理论主张，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史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这三个人物分别为：主要立足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时代变化为由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吹捧社会改良而主张彻底抛弃暴力革命并最早提出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立足于德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否定时代变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暴力革命策略，但不放弃社会改良的“辅助性”意义的卢森堡；立足于俄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承认时代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将暴力革命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列宁。可以说，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既有思想理论观点和立场的对立与交织，也有实践结果的异同，而列宁的理论主张更是指导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出路。因此，对以上三位理论家的思想理论和立场进行研究不仅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论课题，无论对于准确判断时代形势、正确探讨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理论，系统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启示意义。这也是本书之所以选择以《革命还是改良？——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为题的主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