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20世纪之交，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社会历史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在思想理论领域，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方式的转变，一些国际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领袖大肆鼓吹社会改良的积极意义而否定暴力革命的论调在工人运动中盛行；同时，恩格斯晚年尤其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鉴于对和平合法斗争给予的高度评价也被一些理论家歪曲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证明书”，这就造成了工人运动中指导思想的混乱。对此，在此种社会历史和理论背景下，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也成为关乎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前途的重大问题。

围绕着这一问题，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这段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间产生了几次争论，其中关于“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论争则几乎贯穿整个历史阶段，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探讨主题。纵观整个论争历史可以看到，有三种观点最为主要和典型：第一种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以时代变化为由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吹捧社会改良而主张彻底抛弃暴力革命并最早提出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第二种是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否定时代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暴力革命理论坚定性，但不放弃社会改良的理论观点；第三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承认时代变化，但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坚持暴力革命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理论观点。可以说，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既有思想理论观点和立场的对立与交织，也有实践结果的异同，而列宁的理论主张更是指导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出路。因此，对以上三位理论家的思想理论和立场进行研究不仅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论课题，无论对于准确判断时代形势、正确探讨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科学认识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以及全面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启迪意义。

本书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尤其是1895年恩格斯逝世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这段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围绕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根本性问题——“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以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选择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三个问题为研究主线，按照历史的逻辑对关切论争主题的最主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理论派别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三人关于此问题的探索过程进行独立的考察，并运用历史文献研读法、理论与逻辑相结合以及分析、比对和归纳的研究方法总结和发掘三者在十月革命前与十月革命道路问题上理论观点和立场的差异性，探索这场论争的历史影响以及当代价值。

在这场争论中，伯恩施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最早系统地对“革命还是改良”问题进行回答的理论家。他立足于英国这样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不仅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特点的新变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并未改变的历史事实，同时还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为时代变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就“过时”了。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上，虽然社会改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英国具有某些合理性，但是伯恩施坦却将其绝对化，提出了放弃暴力革命、坚持社会改良的斗争策略，而忽略了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并未改变的条件下，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性意义。同时，为了更为有力地印证其改良主义的“正确性”，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清算”，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价值学说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反马克思主义口号，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清算”并“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了工人政党内部改良主义的“集大成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提出后，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卢森堡立足于德国的基本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站到了反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最前列”，不仅进行了长期而有针对性的实践斗争，而且还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批判。在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上，卢森堡既反对伯恩施坦所谓的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的论断，也反对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一说，提出并重申了资本主义时代并未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并未“过时”的观点。在斗争策略上，她强烈批判伯恩施坦抛弃暴力革命而将社会改良绝对化的斗争策略，提出了和平改良是“辅助手段”，而暴力革命是“目的”的思想观点，坚持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的统一。除此之外，为了集中而系统地揭露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她又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理论实质、内在逻辑和论证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说，卢森堡站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所展开的这些批判无论对于揭露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与错误，还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最终的结果看，卢森堡却未能真正说服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分子，使伯恩施坦改良主义逐渐泛滥为一种国际现象。显然这种结果的形成也是与卢森堡自身的批判理论的局限性有重要关系，而未能真正站在时代变化的新高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未能真正从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出发确定斗争策略、未能真正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做出创新性回答并实现将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则是其理论局限性的集中表现。

同样面临“革命还是改良”问题，列宁立足于俄国这样一个沙皇专制统治异常严酷的东方落后国家也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他不仅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作了系统的判断，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观点，而且还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重申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的结论。在时代问题的判断上，列宁提出了虽然时代已变，但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的结论，不仅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施坦改良主义所坚持的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错误性，而且还阐明了卢森堡所未能回应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根源，突破了卢森堡捍卫马克思主义方法上的局限性，从而站到了一个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上，列宁并没有在暴力革命和社会改良两种斗争策略上否定任何一种，更没有将任何一种斗争策略绝对化，而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国情尤其是无产阶级斗争形势相结合，通过对俄国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以及俄国的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变种的斗争，得出了在俄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统治森严、民主观念淡薄、民主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度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通过和平改良手段并不现实，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结论。同时，列宁在依据对时代的判断而得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之后，又将其应用于俄国具体实际，论证了俄国这一经济文化落后，又是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而后，他又在准确判断俄国阶级力量实际变化的基础上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找到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出路。而这种斗争策略也是对伯恩施坦放弃暴力革命而将社会改良绝对化的错误认识的正面否定和集中批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列宁在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反动理论及其实质后，提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空洞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其“精髓”；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发展和具体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运动所不能抛弃的科学指南等观点。这也正是对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性论证。这些理论观点不仅表明了列宁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在理论立场上的鲜明对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上的失误，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在十月革命道路问题上由于自身的阶级立场和理论立场的差异而形成了又一次集中的交锋，将“革命还是改良”论争进一步推进。伯恩施坦不仅反对十月革命的爆发而且还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诸多政策给予尖锐而强烈的攻击，完全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上；而卢森堡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她对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然而却站到了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对苏维埃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了异议。列宁对来自伯恩施坦和卢森堡的批评都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回应，但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得出了列宁与伯恩施坦之间的理论分歧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差异，而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理论分歧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前提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差异，凸显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和立场关系。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到，这场论争的历史影响主要有：辨明了伯恩施坦、卢森堡和列宁的理论立场和分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与流变；揭露了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错误性。而当代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于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和澄清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思想、正确认识和理解当前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