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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伯恩施坦（简称伯恩施坦）（1850—1932），1850年1月6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在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又做了火车司机，母亲料理家务，父母都是犹太新教的信徒。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一个拥有许多读者的自由资产阶级机关报《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和社论执笔人，也是自然科学丛书的作者和新犹太教的奠基人之一，享有盛誉。幼时的伯恩施坦并没有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连巴黎公社革命的事情也很少了解。由于家境困难，1866年，伯恩施坦中学未竟，辍学从商，成为古藤塔克兄弟银行的学徒。四年后，做了魏玛的一家银行的分行书记。1871—1874年，又转到了路特希尔德银行当书记。在此期间，伯恩施坦目睹了德国交易所舞弊、金融暴利的勾当、商业贿赂等无道德的社会现象并开始“深信资本主义经济已彻头彻尾地腐朽了”
。而同时，德国这场起源于1873年和1874年间的营业危机，在整个70年代下半期并没有消停，80年代又重新爆发了，而且又从德国扩展到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也使得伯恩施坦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主动拉近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
这期间，伯恩施坦在一家酒馆认识了社会民主党人弗·威·弗里切并从其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了解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派别斗争情况，开始对社会主义知识有了初步了解。而后，为了满足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又购买并阅读了拉萨尔的《巴斯提亚得·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和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以及《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等书籍，受到拉萨尔和杜林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对杜林的思想主张更是百般推崇。他不仅曾公开表达杜林所谓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我受到杜林著作的鼓舞”
等思想观点，而且还提出“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
“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
等观点。
除此之外，他也对拉萨尔所主张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抱有超乎寻常的热情。正是在拉萨尔和杜林的思想影响下，1872年伯恩施坦不顾伯父的强烈反对，成为一位杜林主义者并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入党后，伯恩施坦在著名领袖奥艾尔的重视和培养下，很快成为党内重要的鼓动家。1875年，他作为爱森纳赫派九名代表之一出席了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大会，制定了宣扬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1878年10月，在德国帝国议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运动造成严酷镇压和迫害的情况下，伯恩施坦和赫希伯格、卡·奥·施拉姆在1879年8月合写了违背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提出要依据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特殊情况，把社会民主党改造成“‘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努力实现与反动政府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的思想主张，初步表露了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改良的思想观点，组成了所谓的苏黎世“三人团”，因此也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肃批评。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更是对他的思想主张表达了无法容忍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的观点。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举行代表大会就“非常法”时期的原则和策略问题形成了统一明确的认识，此后，伯恩施坦开始对党的正确路线有了初步认识。1880年12月，他和倍倍尔一起拜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881年1月1日，经倍倍尔推荐，伯恩施坦开始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正是他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开展革命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不仅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积极扩大《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影响并使报纸获得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以及“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
的盛誉，而且还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筹建工作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作为主要的起草人参与起草了《爱尔福特纲领》，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恩格斯晚年的得力助手和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除此之外，伯恩施坦不仅参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如与考茨基一起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译成德文，还参编了由考茨基主编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狄茨国际丛刊），并为《反杜林论》《资本论》第三卷写了书评等，同时也在诸多论著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阐发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有效地阐释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500多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中，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社论，如《纪念日》《我们缺少知识分子》《劳动权》《道德的批判家和他的批评道德》《无产阶级的空洞词藻》等文章；还出版了一些书籍，如1892年出版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一书。1895年，他又与考茨基、拉法格和梅林合编了《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等书籍，对于揭露俾斯麦反动政策实质、克服党内机会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具有重要意义。1888年5月，受德国当局驱赶，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报社迁往英国伦敦并开始了在英国的长期居住，直到1901年回国。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以英国的情况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透过‘英国眼镜’来观察世界”
，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审查”，逐渐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又一次“脱毛”
和转变。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成熟、各种法律法规和民主制度最为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工业革命、进入工业化的国家，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在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就成为了“世界工厂”，直到19世纪末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和“头号”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也迅速地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步入“电气时代”。此时，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其一，经济方面。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然而，在发展速度方面却落后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两国，排在了世界第三位。虽然英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开始遭到挑战，但是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各种工业产品的总量上，抑或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上看，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排在前列的经济强国。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英国还出现了大量企业合并的“高潮”，各种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联合组织大量出现。与此同时，英国资本家还把大量的国内资本投往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注重从这些落后国家中榨取超额利润，造成一些资本家即使不进行资本扩大再生产也能从海外殖民地中获得大量利润，而这一切也为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福利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其二，政治方面。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资产阶级议会制、普选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制最为完善的国家。在19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英国为了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对议会制度进行了三次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降低了选举门槛，扩大了选民范围，使得工人政党和团体都有资格参与议会选举，同时也使得参加议会成为英国工人表达利益要求的重要方式。有资料统计，1867年的议会改革使得英国的选民人数由130万增至200余万，而1884年的议会改革也使得选民由1883年的315万上升至570万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普选制和议会制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的时期，英国工人参加议会斗争的成就显著。有资料显示，在1900年英国劳工代表委员参加议会时只获得2个议席，而工党成立后，1906年就获得了29个议席，1910年就已经增至40个议席
。可以说，议会合法的斗争已经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工人斗争最为常见和成效卓著的斗争方式。
其三，社会生活方面。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政治统治，英国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开始了以扩大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不仅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且也极大地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是1908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养老金条例》、1909年建立的全国劳动介绍制度，还是1911年颁布的《国民保险法》等法律条文都是英国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颁布的，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效果。
总之，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都较以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基础较为坚实，民主制度较为成熟，非但没有爆发大的工人运动，而且和平改良斗争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也是英国这一时期较为显著的政治形势。
任何思想理论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是对一定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有着其自身的形成与演化过程。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议会制和普选制的不断健全，工人社会福利以及劳动条件的改善，伯恩施坦虽然身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极为发达的英国，但也对德国工人运动态势以及整个国际工人阶级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改良主义理论。具体而言，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1890—1895年）
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斗争获取了150万选票，占据了多数议席并通过议会投票的方式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也即“非常法”），取得了议会活动的重大胜利。同年4月，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以《暗礁》为标题发表了三篇关于党的策略的文章，即后来统称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他在文章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的方式所取得的成就大为赞赏，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的胜利恰恰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政党失去信任而将这种信任转移到社会民主党身上的明证，而且还指出低估这种胜利对于党策略的重要意义是“危险的”。他主张要将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原则，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建设性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加强人民的权力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强调党的建设性纲领围绕着“在现存的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扩大人民的权利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
的原则来进行是“丝毫不能改变的”。而且他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批评，还应扩大帝国议会中的活动范围并充分利用议案、质问和推选代表的权利参加各个委员会，因为“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议会制度尽管有种种缺点，在今天德国的所有国家机构中毕竟是最现代化的，任何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
。在他看来，虽然参与议会会增加“议会痴毒素”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正是党要克服的。不仅如此，在“议会对德国人民命运的影响预计将大大地加强”的政治现状下，党作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天然辩护士”的任务也更加沉重了，而如果仅仅由于党在原则上反对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就否定或低估议会的意义，这正是“一片必须回避的最致命的礁石”
。他还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先决条件并不具备的形势下，创造这种条件才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那种立即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必须要反对的，因为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要比立即展开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更为重要。显然，这篇文章不仅反映出伯恩施坦对利用议会制度追求和平改良的热衷，同时也表达了其对社会革命必要性的质疑。
而后，面对1890—1892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沃尔夫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崩溃而是正处于繁荣的和平时代，无产阶级非但没有贫困化反而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两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并未尖锐化而是趋缓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直接挑战，1891年2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暴露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态度。他提出，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也是世界上不同社会阶级的“社会试验场”，在19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处于社会“大崩溃”的“前夜”，然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呈现给旁观者的却是一幅“得到长期保证的社会和平状态的景象”，而且“今天大体上仍然如此”
。可以说，伯恩施坦已经发现这与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迅速走向崩溃的趋势并不相符。而且对于英国是否正处于通向社会和平轨道上的问题，伯恩施坦认为，“如果把‘和平解决’理解为不断的、在合法斗争的限度内实现的发展，那末今天只能回答说，这种解决至少并不在盖然性的范围之外”
。在他看来，社会革命是不依赖于暴力袭击与流血叛乱的，英国工人是可以利用享有的集会权、出版权以及争得的普选权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意向的，而且这些权利成为法律也是一种趋势。他还指出，像英国这样一个经济关系矛盾极为尖锐的国家，如果工人所争得的一切成果没有立法做保证，那么“就会由于任何一次危机而重新成为问题”
。同年9月，他又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自我广告》一文，开始借批判党的纲领中的教条主义为名鼓吹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自由讨论。他指出，虽然党籍是以承认党纲为条件的，但党没有必须要遵守的教条，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一种有科学依据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在实践上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观点的科学性也就要求人们不能将其宣布为教条。他指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评，受到自由的讨论”
，这样，伯恩施坦就打出了反教条主义的旗号，以为其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扬社会改良的“合理性”做了理论铺垫。继而1893年2月，在《卫生事业的国有化》一文中，伯恩施坦又初步抛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论调。在文中，他不仅反对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视为绝对错误的论调，还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非完全荒唐，而是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的观点，为其改良主义申辩。
1893年苏黎世大会后，伯恩施坦针对大会所达成的反对一切妥协及损害社会民主党原则性和独立性的措施以及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政治策略，发表了《国际大会的能力限度——为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代表大会而作》一文，对大会决议表示质疑并强调了同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联盟”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宣扬了其改良主义观念。他认为，那种在任何情况下拒绝同其他党派联合和妥协的政治行动虽貌似激进，但“实际上是最荒谬的”
。在他看来，只要能够使工人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中获得有利条件，工人党就不应该排斥“妥协”和“联盟”，而且达成政治妥协也是可以成为想象的“最道德的行动和最高尚的义务”，相反放弃缔结妥协则可能意味着对党和工人阶级的犯罪。如果“出现了应该进行妥协的情况，由于纯粹的教条主义而放弃对它所已经维护的利益进行最适当的维护，这就会做出很愚蠢的事来”
。显然，这些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革命的意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原则，也标志着伯恩施坦在坚持社会改良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为了进一步宣扬阶级妥协和合作的积极意义，达到否定暴力革命的目的，伯恩施坦在1896年对勒尔达所作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进行评论时，还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放弃社会革命、坚持阶级“妥协”和“联盟”的意义作了论证。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力量——无论是推进的，还是阻抑的都是在起作用的。如果不想使任何一种力量陷于死亡和破灭的话，任何一种力量也是不应当占据独霸地位的。而屈于同一方向上的分子都懂得把力量联合起来而使力量免于抵消，那么在政治上讲则将意味着只有通过妥协或联盟才能达到力量的联合，这样就从力学理论视角为其主张的阶级合作和妥协、否定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在历史视角上，他又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诸多成就的原因归结于“在它的摇篮旁边就有了妥协”
的结果，不仅认为英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恰恰是和资产阶级妥协实现的，而且认为这种观点在马克思那里也是认可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和妥协就意味着力量的节省或力量的倍增，是对实际情况做细致研究的结果，而拒绝妥协和结盟则是更可怕的对现实的“误解”，可能是“最大的错误”“最严重的玩忽职守”，甚至是“为了一种异想、一种空谈、一种虚荣而牺牲托付给我们的利益”
的表现。显然，坚持“妥协”和“结盟”在伯恩施坦那里已经成为一种高效而理想的斗争方式。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伯恩施坦在自己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论述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开始倾向于强调议会的、和平的、改良的斗争策略的高度重要性，这也为其形成系统的改良主义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
2.发展阶段（1896—1897年）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脱离了恩格斯的监督和教导，开始凭借其在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公然地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发难。他通过对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观察发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大灾变并没有发生，世界性崩溃也没有出现，反倒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欧洲，尤其是德国却出现了长久未能见到的繁荣；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运动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情景：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数量得到了巨大发展，已经达到了“大陆上的运动望尘莫及的规模”，而且还争得了合法地位，反映出了“和灾变性的尖锐化相反的发展在酝酿之中”
的迹象。这让伯恩施坦感到19世纪80年代赫希伯格所劝慰自己的那句话——“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是正确的，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并且在演说中避免使用以这一想法为来源的词句”
。为了更加集中地表明这一观点，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问题”为主题的六篇文章
，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统语言和观点”进行了“清算”。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以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统解释进行批判”为主调，涉及“革命还是改良”问题的多个方面。文章的发表过程也反映出了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理论由初步提出到走向成熟的发展特点。
1896年10月，伯恩施坦写出了《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一文，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检查”。伯恩施坦指出，根据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在生产、贸易、交通、职业生活和工人运动中与此相应的现象可以看出，“我们已在大踏步地接近社会民主党必须修改它今天仍然采取的主要是批评的立场的时代”
，修改的精神则是“必须突破关于工资、劳动保护之类的要求的范围，而提出积极的改良建议”
。他认为，工人阶级在最先进的国家虽然还没有处在专政的前夕，但却处在了工人阶级或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获得重大影响的前夕，因此检查一下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也并不是多余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画了“一条线”，僵硬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放到线的两边，而根本不谈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的工作，仅仅依赖于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去实现两种社会形态的“飞跃”的观点恰恰是一种“空想主义”的具体表现，更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解释。他认为，某些生产部门或企业部门已经成熟到私人剥削不适合的程度了，而且工人阶级和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影响在增长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是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
。他还指出，在以往的那种由有特权的少数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官僚地实行统治和管理的状况已经逐渐消失，现代产生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对国家和地方形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日益增加的社会条件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空谈的而是具有了现实性的。他强调说，这种工人阶级的民主对国家和地方的影响越大，企业的领导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从而就会促使有特权的少数人日益服从于公共利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可见，在伯恩施坦看来，随着工人阶级民主的不断成熟，用和平的、改良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1897年伯恩施坦又在《英国农业状况的发展》一文中以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英国农业发展情况为例，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趋势的分析，认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容易遭受危机的英国农业非但没有走向崩溃反而克服了绝大部分危机，“重新站在健康的基础上”
；工业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改善；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非但没有紧张反而变得松弛，甚至遭受农业危机创伤最深的地方的佃农和地主的利害矛盾也大大削弱了；那种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的做法在今天就“根本不可能了”
，农民适应了已经改变了的市场状况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大体地保持了下来；企业的数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按比例增多了等上述新的社会现象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预断的错误。相反，民主政治却在英国农业的变化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预断的资本主义农业崩溃也成为了一种“幻想”。这样，伯恩施坦就从暴力革命斗争策略制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给予否定，从而也进一步为其社会改良思想的推广做了理论铺垫。
1897年，为了进一步印证所谓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的“合理性”，伯恩施坦又在《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一文中做了集中阐述。他指出，19世纪末正在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首先是企业的不断集中化以及合作性生产的现实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是能够保证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而且社会发展也是朝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完全一致”
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起反方向作用的因素，即空间关系的影响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各民族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在他看来，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发展成对空间方向的大扩展以及对其领土上急剧增加的居民数量进行协调的一种管理组织。他指出，这种国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管理机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也即依靠现代国家“组织”，是能够达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目标的。他还认为，“由民主自治团体接替现下国家所行使的绝大部分职权”
是必须坚守的基本思想，而要使生产转为公营，通过国家和官僚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民主的自治机关。也就是说，要解决在民族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因空间因素以及人口数量的巨大影响而给实现社会主义带来的困难，就只能依赖于民主的自治机关，且通过这种民主自治机关的作用实现“长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其所谓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的“正确性”。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层层“批判”，伯恩施坦的自身理论也在不断体系化。1898年1月，伯恩施坦又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集中地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展开了公开而猛烈的批判。
其一，公开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前提。在伯恩施坦看来，1895年普鲁士工商业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商业和交通业以及农业资本不断趋向集中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如果只从工商业的大企业显著增加这一点而不对它做任何广泛的利用，那么，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会极迅速地集中这种“词句”可谓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大企业的增加放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问题上，是不能用“极迅速地集中”这类词语来表达的，因为企业的单纯数字说明了相反的情况；对商业和交通部门而言，中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比例是比工业中大得多的。然而和1882年相比，中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也是有了最为显著的增长的，但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预断的数量不断减少的现象。在农业部门中，大农场和中小农场也有着类似的变化。总之，“无论我们去注意哪一个经济生活部门，我们在什么地方也发现不到中型企业的数目有重大改变，或者甚至有所减少”
。而且，工商业以及交通业的统计也表明大中小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共存关系，除了表明“现代社会中营业种类不断地在增加”的现实外，也表明了“今天的工业界的适应能力和活动性正在增长”
。他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正是资本主义适应性的体现形式，而并非恩格斯所言的“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相反，随着资本财富的大幅度增长，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邮政和电报、客运和货运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企业家联合组织的扩展对人与市场关系影响的增强，从而“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
。所以，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只寄希望于“迟早将有一场来势凶猛、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
来激发革命力量以推翻资本主义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前提，即“巨大的、囊括一切的经济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以及“最稳妥的、最短的道路”
的观点也就失去了现实性。
基于此，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制定时所依据的那些前提也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还告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仍将“总崩溃”视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而忽略革命前提的变化，那么这无疑就是“教条的革命主义”的表现。这也成为伯恩施坦借助于资本主义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二，提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的观点，印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伯恩施坦认为，“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
，工业的实际发展已经表明不仅工业的适应能力提高了，而且工业的分化也加剧了。对此，通过一次崩溃而引发的人民起义实现社会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规则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
。但是，现在这一代人已经看到许多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即使不是按照专利的形式，但在实质上确实实现了：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组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在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职能的扩大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
的表现。社会只要充分地行使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经济企业就必然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进而完成经济企业由私人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移，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
。
其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伯恩施坦指出，在社会党获得了重要政治意义的所有国家中，人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探讨问题的细节方面，“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
，社会主义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具备了生长的可能性。对此，“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他还解释道，其所谓的运动并非其他类型的运动而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以及“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基于此，他告诫社会民主党不要期待资本主义的现存经济制度会即刻崩溃，而是要把党在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任务放到组织工人阶级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合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上面。为此，这篇文章也成为伯恩施坦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暴力革命理论的“宣言书”，预示着其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出炉”。
1897年，伯恩施坦发表了《英国的政党和经济利益》一文，又打着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名义在其反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尤其是为其动摇群众的革命观念、宣扬和平改良进一步扫清了道路。1898年6月，他又在《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一文中试图在世界观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公开提出了用“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总体上抛弃了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从而也为其改良主义理论的提出构建了一套以道德、正义和知识为基础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这也标志着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理论已经逐步走向了“成熟”。
总体而言，伯恩施坦的这六篇文章立足于理论和现实两个视角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暴力革命理论展开的强烈攻击也构成了其改良主义的“基本骨骼”。这也标志着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已经“成形”。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虽然在德国乃至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和批评，但伯恩施坦并不为之动摇，而是宣称“我在《新时代》上所写的东西是我的信念的表现，我不认为我有必要放弃这一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
，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批判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到处宣扬其所谓的“重大发现”，开始集中而系统地提出其所谓的改良主义理论。
3.提出阶段（1898—1899年）
1898年10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召开，为了维护自己的改良主义理论观点，伯恩施坦虽身居英国但还是向大会寄去了一份声明，即《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攻击和否定。在这篇《声明》中，伯恩施坦继续重申了其在《社会主义问题》中否定“崩溃论”和暴力革命的观点，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其改良主义主张。他提出，“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而且还强调要“不折不扣地坚持”
。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作为“灾变论”信徒的根据，已经成为了“过时”的论调。从经济上讲，其一，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
且被恩格斯所承认，同时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要长于原来假定时间，那么，《共产党宣言》对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将达到的状态的预见也是站不住脚的。其二，社会关系的尖锐化也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描绘的那样出现。有产者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同时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资本家巨头并未愈发变少，而且各阶层的资本家都在增加。除此之外，中等阶层虽性质已发生改变但并未在社会阶梯中消失。其三，工业中生产积聚的劲头和速度并不同步，甚至有些部门还没有达到相应程度，农业中积聚缓慢，虽然企业分为多个等级，但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他认为，在政治上，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正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而且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剥削运动的“社会反作用”力量，已波及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领域。随着工厂立法、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会和合作社也已经摆脱了一切法律障碍，在分派劳动时工人组织已经得到国家机关的考虑，压制工会已经成为了政治落后的表现。他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
，对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痴心妄想大崩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合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可以说，这篇《声明》进一步地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斗争策略给予了更为直接而尖锐的批驳，从理论依据方面颠覆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成为了伯恩施坦系统抛弃暴力革命、宣扬改良主义的“预告书”。
大会结束后，面对倍倍尔的书信批评，伯恩施坦不仅没有改变主意，反而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方面内容进行了攻击。他不仅认为《资本论》未能最终完成的原因正是源自其“科学性”和“倾向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认为其“倾向性”扼杀了其“科学性”，从而使得《资本论》成为了“过时”的理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已发生分化且不再是统一的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作为统一的阶级力量仅仅存在于“一定的对立之中和一定的压力之下”，但当这种“对立”和“压力”减缓时，这个阶级成员在“行动上的差别”就会日益扩大，无产阶级就不能再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同时，他还指出，在“最终目的”已成“空谈”的条件下，党应当放弃“最终目的”。据此，伯恩施坦不仅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的正确性，而且还把无产阶级视为已经发生了分化的阶级，从而否定了暴力革命开展的阶级基础。除此之外，他提出的放弃“最终目的”的观念，从整体上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彻底否定，这也标志着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理论已经更加“成熟”了。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过后，为了对其改良主义理论进行系统阐发，伯恩施坦接受了阿德勒、考茨基等人的建议，于1899年1月写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标志着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正式提出”。为了表明此书的写作目的，伯恩施坦在该书前言中就坦言“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
。他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必须同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因为只有“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才能“捍卫我的见解”
，从而拉开了公开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闸门”。这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和修正。在哲学上，他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非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走向灭亡，不仅在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以及折中主义多因素决定论，而且还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提出了用庸俗的进化论加以取代的主张，实质上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哲学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上，他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等都做了“反驳性”论述，剥夺了暴力革命的经济学基础；在科学社会主义中，他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时也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性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并在此重申了“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实质。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伯恩施坦系统化改良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