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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教从其产生到发展成为罗马国教，经历了三百余年，自身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其产生时期，即公元1世纪30年代至1世纪下半期的政治思想。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地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
直至今日，我们仍无法以确凿的史料清楚地说明原始基督教产生时的具体状况及其政治思想的完整与详尽的内容。在1—2世纪犹太与罗马史学家的著作中，有关原始基督教的活动状况的记载非常简略，只说明当时存在着以“基督”为首的一批犹太人的反抗活动。如公元1世纪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在其《犹太古事记》一书中曾两次提到基督教，除明显地被4世纪基督教会篡改过的一处外
[1]
，仅记有公元62年犹太教大祭司处死了“称为基督的耶稣之弟雅各和其他一些人或某些他的同伴”
[2]
。对此句之真伪目前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所著《编年史》中记有“那些通常被称为基督徒的，因有种种恶行受到痛恨，尼禄把他们定为罪犯，予以严刑惩罚，那个使他们有基督徒之称的人，基督，已在提比略时期，为总督彼拉多所杀”
[3]
。其他如斯韦陀尼阿斯在《十二恺撒传》中的记载，亦大同小异，均不能确切地说明问题。因此，我们探讨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目前还只能依靠《新约全书》和《新约逸经》（或译为《新约伪经》）
[4]
。《新约全书》反映出原始基督教政治思想的，主要是较早的《启示录》和《同观福音书》（synopticgospels）
。《启示录》描绘了原始基督教最初的思想面貌，“这一篇是在公元68年或69年1月间写成的，因而它不仅是新约中真正确定了日期的唯一的一篇，而且也是这些篇中最古老的一篇”；就史料价值来说是新约中“其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唯一的一篇”。
《同观福音书》产生于1世纪下半期至2世纪上半期，虽然不是目击者的记述，只是后来加工的作品，而且在流传过程中渗糅了许多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观点，但其中的人物与情节多少保留了与《启示录》的观点相近的微弱的历史核心。
因而，在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新约逸经》，其称谓并不意味作品本身是赝品，首先称此书为“逸经”（Apocryphal）者也并不认为其为伪造。
相反，它是指一般人见不到，仅为少数人所掌握的经典“秘本”，标榜其为庄严与尊贵之作品。过了三个世纪，到尼西亚会议之后的杰罗姆
的时代，Apocryphal始含有“假造的”“伪的”之意；《新约逸经》也被摒弃于正典之外
。因此，《新约逸经》只是在新约成书过程中，由于教派的斗争，或观点的分歧，而未收入正典的基督教经典。从这一点考虑，在反映原始基督教的人民性方面，其史料价值倒可能比正典更具有真实性，特别是其中的《彼得启示录》残篇，其价值不亚于《约翰启示录》，年代也与其相近，对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有更为明确的描述。
我们从这几篇有限的材料中，可以看到1世纪中期的原始基督教不仅是犹太教的一个新的教派，而且也是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它提出了新的政治思想与纲领。其具体内容是：
（一）揭露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罗马和犹太上层分子的统治，声称：要报仇，要伸冤
《新约·启示录》的作者以比喻的手法，称罗马帝国为“巴比伦大城”，是“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把罗马的统治比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咒骂罗马是“魔鬼的住处和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作者把当时的罗马世界划分为两大营垒，一方是魔鬼或撒旦、野兽、假先知和“有兽名的人”（指与罗马政权合作的人——笔者）。另一方则是上帝、基督、圣徒和“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指信仰基督的人，即不与罗马政权合作之人——笔者）。两大阵营将进行决战，其最终的结果将是魔鬼、野兽、假先知被擒拿，被“活活地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
。这里的“野兽”是指罗马统治者及其皇帝，特别是指尼禄，“假先知”则暗指与罗马勾结的犹太教统治者和上层祭司，即当时的撒都该派（Sadducees）和法利赛派（Pharisecs），撒都该人是犹太当权的祭司贵族。他们依靠掌握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的统治权，搜刮贡赋，兑换银钱，放高利贷盘剥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与罗马勾结，镇压人民的反抗。法利赛人的主要成员为《新约》中提及的“文士”和“律法师”，是犹太的中产阶级和宗教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的态度是表面上不与罗马政权合作，但并不投入斗争。
[5]
《同观福音书》对这两派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当时被撒都该派统治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称为“贼窝”
，攻击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都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之事”
。
在《启示录》中，原始基督教以强烈的仇恨提出要报仇、要申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罗马统治者“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
。《启示录》申明，“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并预示两军对垒的结果是罗马的灭亡，“对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永远”
。这些誓言宣布了与罗马奴隶主政权势不两立，决战到底的决心，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仇恨与阶级仇恨。
（二）提出了建立现实的、平等的、公共消费的、劳动人民掌权的新国家与新社会的理想
《启示录》的作者把他们的理想中的新国家和新社会称之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上帝之城”或“千年王国”
。这一理想的蓝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民众，“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疼，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在《彼得启示录·附录》中，理想的国家被描述为：“安琪儿将扶助和带领其他那些向往正义与美行、敬神与公正的思想的人们通过火河直达光明，过无忧无虑的生活，那里是伟大上帝的永生的通路，有葡萄酒、蜂蜜和牛奶的三条泉流……既没有婚姻，也没有死亡，也没有卖和买，也没有日落和日出，因为上帝使每个人长命百岁。”
《约翰启示录》的描述更为形象，据记载该城呈正方形，每边长2414千米，总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城墙均以黄金、宝石等镶砌而成。生命河水贯流其中，两岸布满生命之树，结十二种果实，每月一种，新耶路撒冷的民众可尽情享用。生命果树的叶子可为万民治病。
这些对理想国的描述，显然都是乌托邦式的，是虚幻性的追求与向往，但是也具有世俗性、现实性的一面，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明显的现实性。“新耶路撒冷”这一理想的国家和社会是在人间、在现实的土地上而非在天上，在今生而非在来世。“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
而且，这一理想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即将实现，在当时活着的人去世前就能实现。《启示录》和福音书的作者多次借上帝和耶稣之口说“日期近了”
。施洗者约翰被捕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同观福音书》均提道：“我实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必然看到上帝之国大有能力临到”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此外，还明确提出“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上帝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彼得启示录》更明确地说理想国是在“大家共有的大地”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与后世正统基督教虚无缥缈的天国是绝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世俗性。
其二，鲜明的阶级性。原始基督教的理想国不分为主的与为奴的，一律平等，但是一切统治者和富人是不包括在内的。“有钱财的人进入上帝之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都容易。”
而一切贫穷的人不仅可以进入上帝之国，而且将得到满足。“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在福音书中明确提出了理想国将颠倒现在的秩序。“凡自高者必降为卑，自卑者必升为高”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新的国家将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者升高，叫饥饿者得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由此看出，新的理想国家是对罗马奴隶主国家和秩序的否定，是劳动人民掌权的国家。恩格斯说“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
。
其三，实行平均主义的公共消费制度。理想国中实行公共所有，平均财富的制度。那里“生活和财富将是共有的、不分家的”
。在《新约》中亦提道：“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中还述说一个富人问耶稣如何才能进入上帝之国，耶稣提出了若干诫命，富人答曰：“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作了。”耶稣看看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跟随我。这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在《使徒行传》中亦申明此点，“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卖掉了，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的分给个人”
。看来，平均主义地实行财富和消费品的公有制是原始基督教理想国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有别于其他派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四，人人平等。在理想国中人与人一律平等，反对奴隶制度，这一思想在《彼得启示录》中表述得最明确。“大家共有的大地将不再用墙和篱笆隔开……将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也没有暴君，也没有奴隶，也不再有大小尊卑之分，没有国王和王子，所有的男人将共同在一起。”
这一思想在同观福音书中亦可找到其痕迹。耶稣曾向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又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这种平等思想对于千百年来世代贫困的自由人和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来说，无疑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平等思想是对罗马奴隶制帝国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的否定和抗议，是对自由的向往。
（三）指出了推翻罗马统治，建立理想国的途径和依靠力量
根据《启示录》和同观福音书的材料，原始基督教将其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和依靠力量寄希望于救世主，似乎全能的救世主一旦莅临，一切理想都将实现，这当然是其虚幻性的一面。但有关材料说明其还有现实的一面，就是要积极地去争取，同观福音书几次提到耶稣急不可待地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并且公然提出暴力手段，主张通过强力实现其政治理想。“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火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甚至更明确地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从约翰传道之日起直到今天，天国一直遭受到猛烈的攻击，暴力的人们争取夺得它。”
最后号召其门下：“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
这些均说明他们实现其理想的途径并非只是消极地等待救世主，而且也包括积极争取，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理想。
从其依靠的阶级力量来看，耶稣的活动主要是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组织动员工作，“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此外还有被释放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放的奴隶”
。其骨干力量（门徒）多为社会下层人物，在《同观福音书》中有明确记载者多属于此，如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均为渔民，还有一名属于奋锐党的西门。
原始基督教的先驱者施洗者约翰也是“穿骆驼毛的衣服、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的贫苦人。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原始基督教不单纯是一个犹太教的新教派，而且是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并为其实现而奋斗的新的政治派别，尽管这些思想涂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但是我们拨开迷雾就可以看到其现实性的一面，并应将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与确定其性质，探讨其历史作用。
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是现实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产物。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亦不例外，它是古代以色列人民反抗罗马野蛮统治和犹太上层斗争的产物，是这一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
以色列人自建国以来长期被外族，特别是罗马统治、奴役和剥削。犹太被划归直属省后，所受统治和剥削更为加重，经过普查人口、厘定税金，犹太人民缴纳人头税、农业税以及其他苛捐杂税，此外还要向圣殿交什一税。流落他乡的犹太人，每人每年也要向圣殿交两个德拉克玛的贡赋，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下，犹太人民尝尽了国破家亡之辛酸，发动了持续不断地反抗罗马的运动，包括政治思想的和武装的斗争。公元初，加利利的犹大、约旦河谷的奴隶西门、牧羊人阿夫朗加斯先后起义，自称犹太国王，掀起抗交人头税的斗争，结果被叙利亚总督瓦鲁斯率领的两个军团镇压下去，起义地区的人民被屠杀与掠夺，两千人被俘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直到公元66年前，起义和反抗连绵不断，加利利的犹大的三个儿子先后担任起义领袖，自立为王。稍后又有伊里查起义，斗争长达20年。
[6]
这就说明了自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公元1世纪，犹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罗马统治与反统治的民族矛盾。对犹太上层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与反抗罗马的斗争分不开的，撒都该人之所以能剥削压迫犹太人民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投靠罗马帝国，因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密切相连，阶级斗争必须从属于民族斗争，反抗犹太上层必须首先反抗罗马的统治。所以，反抗罗马还是投降妥协成为当时犹太社会衡量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准绳，成为进步的、革命的或是保守的、反动的思想和行动的分水岭。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恰恰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反抗罗马统治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统一的产物与表现。因而它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纲领，其主要目标是宣传与组织群众，推翻罗马的统治，渴望在现实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平等的、平均主义的劳动人民掌权的理想国家与社会。这一思想反映了犹太下层人民，包括奴隶、被释放的奴隶、穷人、无权者的愿望与要求，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罗马统治的仇恨与抗议以及对人剥削人的奴隶制度的憎恶与否定，也反映了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因而它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行动上具有相应的进步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
。但是，原始基督教的思想体系是复杂的：作为一种宗教，它的神学思想必然占主导地位，又由于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近两千年前的奴隶阶级和劳动人民也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因此，它的政治思想不能不受到神学思想的影响，处于救世主的迷雾笼罩之下，从而在具有革命因素的同时，又具有虚幻性、空想性与麻醉性，这样的理想国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原始基督教与成为国教后的统治阶级御用的基督教有根本的不同，“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原始基督教最初是作为被压迫群众的运动而产生的，“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它的进步意义主要集中和决定于它的政治纲领和思想：反对罗马帝国统治，在现实的土地上建立理想的、平等的国家与社会。因此，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尽管受到神学思想的笼罩，带有虚幻性的一面，但其核心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并对后世的欧洲有着深远的影响。
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既有积极的革命的一面；又有消极的空想和虚幻性的一面，但是在其兴起之初，从其发展之速度、劳动人民皈依之众多，说明其积极因素在当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并对后世的欧洲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
（一）对当时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的群众运动起到了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原始基督教提出了与当时的庞然大物——罗马帝国势不两立、以推翻帝国统治为目标的纲领，提出要报仇、要伸冤。“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然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对这一斗争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原始基督教对风起云涌的反对罗马的群众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长期的宣传鼓动中，组织了反抗罗马的战斗队伍，激励了他们的斗志，为1世纪60年代的犹太战争打下了思想基础，并且参加了66年反抗罗马的犹太战争。
（二）原始基督教提出的“平等”“公共消费”的思想是对罗马奴隶主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奴隶制合理说”“私有制永恒说”的批判和否定，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奴隶主的思想家和罗马法历来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属于“人的范畴”，因而奴隶主对奴隶具有无限的权力是合理的。即便在自由人中，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也被认为是合法的。例如一般的自由民仅适用于万民法，人格要平等，只有罗马公民才适用于市民法，具有完整的人格；而原始基督教提出的理想社会贯彻了平等的原则，否定了人与人不平等的奴隶制与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无疑在思想史上具有解放思想的革命意义。对劳动人民的斗争起到了鼓舞作用。
（三）自1世纪后期，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的两重性，分别为两大派别所继承。其消极的、虚幻的一面，随着剥削阶级的大量参与并控制了教会，以及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的渗入，由代表罗马奴隶主阶级的护教家和教父所继承，在教义、组织和仪式方面向神秘宗教发展，4世纪成为罗马国教，中世纪达到顶峰，成为封建势力的国际支柱与中心。其反抗统治阶级、建立现实的、共同消费的、平等理想社会的革命性一面，则由代表劳动人民的某些异端教派所继承，对后世的欧洲思想史和政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世纪的孟塔努教派（Montanists），坚持原始基督教的信仰，反对《约翰福音》和保罗派，在政治上主张建立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实现千年王国。
它的流传遍及西亚、高卢，最后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反抗罗马政权，惨遭镇压，但此后在北非继续流传。起源于孟塔努教派的多那图斯教派（Donatistas），反对罗马正统教会的教义，坚持返回原始基督教的财产共有和人与人的平等。4世纪和5世纪，这个教派的下层，以保卫多那图斯教会的信仰为名，发动了反罗马的起义，自称阿哥尼斯特（意为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这一斗争一直坚持到7世纪伊斯兰教侵入为止。
到中世纪，“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
。异端与农民运动和起义结合在一起，所受原始基督教政治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
他们所复兴的是什么，就是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中的革命因素，从阿尔比派、使徒兄弟派到约翰·保尔，从塔波尔派到尼古拉·施托黑和闵采尔，无不受其平等的理想国家与社会的影响，闵采尔并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原始基督教政治思想的革命性与现实性。“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
这一切都说明原始基督教政治思想的革命因素对欧洲的影响是长期的、持续的、深远的，为欧洲人民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和纲领。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原始基督教必须具体分析，认真对待。对其中的神学思想与政治思想加以区分的同时，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既看到其政治思想的空想性、虚幻性，也不能抹煞其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进步性与现实性的积极因素。
（原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