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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为国际贸易空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纺织机、蒸汽机吹响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号角，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纵横的铁路河网将世界相连，通信技术和工具的进步为贸易提供了优良的环境，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体系向以工业制造为重心的经济体系转变，工业产品种类和功能的丰富令单一国家难以回到农业社会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上，国际分工和交换成为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环节。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诞生了更多的新的发明创造，进一步改变了交通运输和通信工具领域的面貌。遍布世界的铁路线路和海洋航线，以及纵横交错的海底电缆，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生产规模显著扩大，专业化分工得到强化。国际贸易由此被推向新的高潮，不仅交易的地理范围愈发广阔，交易数量和种类也有了明显增长。
对比整个18世纪贸易额的数据可以发现，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的确令人瞩目。在1700—1800年这100年的时间里，世界贸易额一共增长了1倍有余，而“1800—1870年之间的70年之间，世界贸易额一共增长了6.7倍还多，平均年增长率超过9%”
。如果扣除价格下跌的因素，1800—1870年实际贸易量增长了9.6倍。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尽管除英国以外的主要欧美国家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并先后出现了几次经济衰退，世界出口总额仍然从51.3亿美元增加到184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6%。
在考察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在1800—1840年40年间增长了135%到150%，而在1840—1870年这30年间增长了三倍多，从1870年到19世纪末，又增长了一倍多，从1901年到1913年则增长了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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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足以表明，19世纪下半叶是国际贸易的扩张期。
美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与日俱增。如表2-1所示，美国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自1830年以来节节攀高，至19世纪末期几乎稳定在10%左右，是1800年的2倍左右。加之世界贸易额本身就在飞速增长，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呈现出可观的增长量。表2-2展示了美国自1820年至1900年期间的商品进出口数额的具体情况。1866年美国商品进出口仍处于逆差状态，进口额为4.35亿美元，出口额为3.38亿美元。到了1880年出口额翻了一番还多，而且超过进口额，令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顺差状态。由此可见，19世纪下半叶美国更深刻地参与到国际贸易扩张中。
表2-1 19世纪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Robert E.Lipsey,“U.S.Foreign Trade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1800-1913”,NBER Working Paper,No.4710,April 1994.
表2-2 美国商品进出口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p.889-890）中的数据加总，小数省略；出口额不包括复出口和贵金属。
在美国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占进出口的比重也发生着调整，尤其是制造业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一半以上，出口额则不到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此后制造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基本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制造业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则缓慢下降。 [11] 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进出口额的结果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逐渐增加，进口额的比重逐渐减小。在美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中，国内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动。
据统计，美国的进口关税率在1857年还不到20%,1863年约为33%。
从1870年开始，美国进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贸易保护时期，保护壁垒每年为联邦财政贡献了大量的关税收入。从表2-3可知，1870—1894年美国不断提高关税保护水平，由保护贸易政策走向超保护贸易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税则，1890年，国会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使进口关税达到内战后最高点，并居世界各国之首，许多项目比平均数还要高得多，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该法还规定了限制外国工业品向美倾销的措施。《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son-Gorman Tariff Act）、《丁利关税法》（Ding-ley Tariff Act）和《安德伍德关税法》（Underwood Tariff Act）虽然使关税略有降低，但没有扭转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仍将关税税率维持在40%以上的高水平。
表2-3 1870—1909年美国课税商品的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Series U,pp.207-212.
关税是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内战时期，美国便采用战时关税保护政策，用以扩大财政收入和支持军费开支。在内战结束后，特别是在阿瑟总统和哈里森总统任内，联邦财政平均每年都有1亿多美元的盈余，这些盈余有一半以上来自关税收入。这些财政盈余不仅用于扩大对联邦退伍战士发放抚恤金和提供其他帮助，还被用来支持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发展。19世纪后期，高关税仍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对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具有重要作用。1897年《丁利关税法》出台前，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800万美元，提高关税税率后，不仅马上就消除了财政赤字，还使联邦政府出现了财政盈余。 [12]
高关税政策还是美国工业发展的要求。制造业虽然在内战期间获得一些发展，但由于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偏高，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技术落后等原因，美国的工业产品还无法与欧洲工业强国，特别是英国的产品进行竞争。美国面临英国廉价工业产品的冲击，如果开放国门，刚刚获得发展的制造业就面临着大批企业破产的危险。高关税政策这时候可以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市场，使美国工业产品免受欧洲廉价工业产品的竞争，给美国工业提供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随着19世纪后期多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各国关税税率不断提高，美国工业产品面临的竞争压力变大。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保证工业的发展，扩大出口，美国只能在提高关税的同时，打着“互惠”的旗号抢占国际市场。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贸易保护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