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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以非熟练/半熟练工人为主的产业工人和以白领雇员为主的中产阶级分别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和受益者。在战后西方世界建立的“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经济秩序下，为了维持充裕要素所有者从中获益的经济开放，欧洲各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社会保障、福利支出等手段保护和补偿稀缺要素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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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妥协性安排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达成政治共识支持全球市场的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撒切尔夫人改革和里根新政所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止了这种妥协性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纲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第一，即使蓝领工人也会发生分化，灵活多变的小单位劳动环境难以促进集体意识的形成；第二，全球经济竞争需要降低本国的社会成本和劳动成本以使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第三，福利国家阻碍了民众的积极性，使其陷入对国家周而复始的依赖中；第四，使工资水平确切地反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以及从事国际竞争的企业自由裁量范围的要求，都意味着把工会看作不合理的角色；第五，过高的税收对吸引内向投资和激励雇员劳动具有负面的影响；第六，向比较富裕的阶层征税以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化，会削弱以不平等为动力的市场的运作。
这些对再分配、平等、税收、国家、工会和最低就业标准的作用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削弱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面对新的全球经济环境，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向中产阶级的政策偏好靠拢，无力兼顾产业工人的利益诉求。正如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占有支配地位的政策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制，尽管由于一些明显的喧嚣使新自由主义思想有所削弱，但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却正在放弃一些政策，哪怕是一些补救政策。”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过渡后，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新中间道路”为标志，欧洲国家的多数中左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将自身的政纲定位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有人称为社会自由主义），也就是进一步向右靠拢，从而更远地疏离了产业工人。这些政党尽管在理论上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程度有别，但执政期间在政策上大都“别无选择”（撒切尔夫人语）地认可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适应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求。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后，即使是在理论上仍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中左政党如果处在执政地位，也不得不采取和新自由主义相一致的政策。
在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这场变革中，德国社民党继英国工党之后走在最前列。“新中间道路”将社民党的政策重点明确转向中产阶级。2003年德国社民党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宣称中产阶级是德国经济的发动机，支持中产阶级是社民党经济政策的重点，具体政策包括资助初创企业和最小企业、资助职业培训岗位、多为中小企业举办国外展销会、改善中小企业获得出口担保和投资保障的条件等。基于增强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活力的目标，2003年3月施罗德宣布了旨在全面改革德国福利体系和就业体系的2010议程。作为2010议程最具争议的一个部分，2005年的“哈茨Ⅳ”代表着改革的高峰。改革后长期失业人员所具有的社会权益一夜之间下降到准“社会救助”的水平线上，领取社会救济的具有就业能力的人员则在以工作福利为基础的新社会政策的驱使下或自愿或被迫进入就业市场。考虑到改革前长期失业人员有将近170万人，领取社会救助的具有工作能力的待业人士也高达数百万人，这六七百万名选民成为改革的失利者。
他们在生产要素上属于半熟练/非熟练劳动力，在政治分野上大多数是社民党的传统支持者。这部分选民开始运用选票惩罚“背叛”其利益的社民党。在2005年联邦议会选举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4.2个百分点，施罗德被迫将总理职务让予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2007年社会党通过的《汉堡纲领》试图与施罗德的“新中间道路”拉开距离，但在其后几次大选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不升反降说明这个纲领并没有起到争取流失选民回归的作用。在200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原社民党支持者分散到各种政治光谱上，包括转向支持原社民党内左翼势力和由原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合并而来的左翼党；在2013年选举中，原社民党支持者中又有很大一部分转向支持右翼政党，包括极右的选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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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选举中，社民党仅仅获得了20.5%的选票，得票率为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该党的历史最低点。
法国社会党基于其更为激进的平等主义传统，并没有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但也在种种约束条件下采取了“左翼现实主义”的态度。1997年出任法国总理的社会党领袖若斯潘试图修正密特朗“法国式的激进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中坚，包括平民阶级和被社会排斥者在内的“新阶级联盟”。若斯潘虽然并不赞同“第三条道路”，但“同意市场经济，但不主张市场社会”，在其五年任期内也削减了公共部门的赤字，推进了私有化进程，停止增加福利开支，停止增加富人税。2002年若斯潘竞选总统失败。选后调查显示，若斯潘的选民主要是妇女、25—34岁的青年人、公共部门和高教育人群，选民中只有12%是工人。
2012年当选法国总统的社会党领袖奥朗德执政后采取了忽左忽右的政策，在向大企业、高收入者征收的“巨富税”失败后，奥朗德被迫右转。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政策空间收紧的情况下，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2014年底奥朗德政府出台的《马克龙法案》弱化了对劳工的保护，被视作社会党“前所未有的右倾”，遭到了部分左翼选民的激烈反弹，引发了数轮规模空前的罢工潮。奥朗德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史上支持率下降最快的总统，也成为唯一放弃寻求连任的总统。
作为意大利中左力量的联合，橄榄树联盟在1996—2001年首次执政。左民党总书记并担任两届中左政府总理的达莱马期盼根据“第三条道路”建立自己的政府，通过接纳经济自由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积极的福利”来构筑新左派的核心。
作为橄榄树联盟的继承者，意大利民主党率领中左联盟在2013年大选获胜后再度获得了五年的政府任期，民主党人莱塔、伦齐和真蒂洛尼先后出任总理。面对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重创后的严重经济衰退，民主党政府大体上沿袭了蒙蒂技术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减少公共开支，并且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灵活化改革。民主党政府于2015年实行的《就业法案》几乎完全消除了对固定期合同的限制，固定期雇员转为无固定期雇员的难度加大，企业解雇无固定期限雇员不再需要提供合理的客观原因，只需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即可。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给意大利企业带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程度的雇佣与解雇的自由，而使劳动保护水平向下趋同。
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领导人不无道理地指出，中左翼的民主党（PD）和右翼的自由人民党（PDL）之间的差异不过是少了一个字母“L”。民主党政府对普通劳动者生计安全的漠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民意反弹。2016年12月，政府发起的修宪公投中反对票数超过赞成票数，总理伦齐宣布辞职。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党18.72%的得票率也远低于2013年的25.43%，中左联盟失去政权。
总而言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中左政党的选民基础开始分裂。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动拥抱，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对新自由主义的被动适应，中左政党在满足了中产阶级的基本需求的同时部分放弃了对产业工人的保护。作为主要代表资产者利益的政党，中右政党更不可能将照顾产业工人的利益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正是产业工人利益在现有政党体系中的代表性缺失，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