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要素禀赋与政策偏好：对罗戈夫斯基模型的修正

要素禀赋是指一个国家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一个国家供给相对多的要素被称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少的要素被称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作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和基石，要素禀赋理论是由伊莱·赫克歇尔和贝蒂尔·俄林提出的，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他们提出，国际分工就是依据各自资源的自然禀赋进行的，各国均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国际贸易模式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这一定理，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报酬会下降，而且无论这些生产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都是如此。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基础上，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将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分化结合起来，阐述了国际贸易变化如何影响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分析了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联盟。 ^[3] 在生产要素的分类上，罗戈夫斯基采用传统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基于这三种要素相对充裕或者稀缺程度的各种组合而进行的分类，罗戈夫斯基探讨了1840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的扩张或收缩和世界各国国内政治分化的关系。

罗戈夫斯基的政治联盟模型为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简约的框架，但简约并非没有代价。正如保罗·米德福德所批评的：

对于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包括当今先进国家在早先几个世纪中的状况来说，分工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罗戈夫斯基的严谨简约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分工变得更精细，大的集合群体如劳动、土地甚至资本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这些要素可能会细分为更专业化的次级集团。由于次级集团之间的流动可能会存在障碍，由于次级集团在分工中的相对充裕程度和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的开放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次集团。 ^[4]

因此，为了分析分工更细的当代发达经济体中的政治分化，我们需要对生产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实际上，自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以来，学者们就对该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美国作为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其出口应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但华西里·里昂惕夫在对美国进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的每百万美元进出口产品中，进口产品的劳动含量低于出口产品，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则低于进口产品。他由此指出：“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以劳动集约度高而不是以资本集约度高的生产专门化为基础的。” 里昂惕夫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劳动力不能被认为是同质的。美国的出口之所以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因为他们所体现出的熟练和专业劳动是美国相对充裕的劳动力类型。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后来的学者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爱德华·利默尔就将三要素细分为11个生产要素：资本、专业劳动力、半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热带土地、温带土地、旱地、林地、煤炭、矿产和石油。 ^[5] 但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会失去理论的简约性。为平衡考虑现实的丰富性和理论的简约性，特别是鉴于欧洲国家的具体情况，我们将罗戈夫斯基采用的三要素模型调整为新的三要素模型，即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也就是说，我们将三要素模型中的劳动力要素分解为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两种要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更加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人力资本要素在发达国家已经从劳动力要素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指的是对生产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等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ISCO 88分类计划，特定职业可分组为九大群体：（1）初级职业或体力劳动者（非技术工人）；（2）工厂及机械操作员及装配员；（3）工艺及相关行业工人；（4）熟练的农业及渔业工人；（5）服务人员和商店及市场销售人员；（6）文员；（7）技术员和专业人员助理；（8）专业人员，比如教师、医生、律师等；（9）议员、高级官员和经理。从总体上看，前两种职业的生产要素属于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后面职业的生产要素大多属于人力资本。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主要区分在于两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不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人力资本的概念将具有高人力资本特征值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依靠简单劳动获取工资的低技能劳动力区分开来。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对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当今知识经济更注重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因此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成为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当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充裕时，其在经济结构中就会更多地发展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比如教育、医疗、金融、精密仪器等，该国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而当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缺乏而低技能劳动力充裕时，它就会更多地发展如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该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要素分解后的贸易政策联盟。肯尼思·谢弗和马修·斯劳特就认为，不同劳动力的贸易政策偏好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技能相匹配。 ^[6] 由此在逻辑上有四种情况：（1）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都是充裕要素，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会共同支持自由贸易；（2）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都是稀缺要素，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就会共同反对自由贸易；（3）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是充裕要素，人力资本是稀缺要素，那么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就会支持自由贸易，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会反对自由贸易；（4）如果一个国家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是稀缺要素，人力资本是充裕要素，那么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就会反对自由贸易，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就会支持自由贸易。但在实践中，出于劳动产出和工资报酬的考虑，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虽然可以从事低技术工种，但他们通常不会选择技术含量低的职业；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也无法跨越技术和知识障碍去从事高技术工种。因此，一个国家不可能存在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同时充裕或同时短缺的情况，也就是上述（1）（2）两种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我们用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在这两个要素上的禀赋。也就是说，高的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占比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充裕和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稀缺，而低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占比表明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稀缺和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充裕。据此，我们对罗戈夫斯基模型进行如下修正（见表3-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样，我们就把罗戈夫斯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修正为新的三要素模型，即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和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分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充裕或稀缺程度会由于有关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其贸易政策偏好的变化。一方面，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渐由充裕要素转变为稀缺要素。米德福德注意到，1958年，英国、联邦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半熟练劳动力基本上还支持自由贸易，但到了1975年，半熟练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已经显著下降了，他们由支持自由贸易转向支持贸易保护。 ^[7]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充裕程度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从而支持更大程度上的贸易开放。安娜·玛丽亚·梅达等就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德国）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但在那些人力资本匮乏的国家（例如菲律宾和孟加拉国）则反对自由贸易。 ^[8]

这样，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欧洲的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在贸易政策（以及相关的移民和投资政策）上的偏好开始发生分化，劳动力要素所有者不再像70年代之前那样普遍支持自由贸易或者更广义上的开放经济了。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非熟练/半熟练工人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当然，欧洲国家仍是发达国家，物质资本的要素禀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资本家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上述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和阶级分化之间具有了相当的对应性。资本家自不待言，非熟练/半熟练工人（蓝领工人）一般被归为产业工人阶级，白领工人、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职员、经理人员、政府雇员等一般被纳入中产阶级的范畴。表3-2反映了在上述分化基础上形成的贸易政策偏好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代议民主制下，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往往是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来表达的。正如西蒙·马丁·李普塞特所言，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 。由于经济上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往往和政治上的不同阶级相对应，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化也往往和政党的分野相对应。这样，当要素所有者发生新的分化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反映的政党格局就会或早或晚地发生变化，即旧的政党格局瓦解和新的政党格局出现。这种政党格局的变化被称为政党重组。 我们将具体分析劳动要素所有者内部的分化对欧洲国家政党重组的影响。在英国退出欧盟的情况下，我们对政党重组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个欧盟主要的经济体。 BIfOnLoDWOyZ8Zn9XFwrEjlINHLwqgIvhRNMrYxmMLtUSQoELKMMUImEZMrYkR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