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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政策逆比较优势而动。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在各个经济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扩散效应，中间商、托拉斯、铁路寡头对农民施加压迫，进而引发激烈的政治矛盾。当国际贸易的利好因国内经济政策而无法享受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在与工业资本集团的对比下无法忍受不公正待遇，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社会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抱怨，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力量。民粹主义的兴起正是美国西部、南部农民对国际贸易扩张下美国国内各阶级利益分配不均这一矛盾的直接回应。其中，贸易议题、货币议题的相关运动构成了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先声，最终以人民党的成立为标志，这一波民粹主义运动进入高潮。
自由贸易是美国镀金时代农民的核心诉求之一。自由贸易对农民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作为消费者，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意味着更加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和工艺制造品。更重要的是，作为生产者，自由贸易政策则能让美国农产品打开海外市场，便于美国农民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农产品，发挥美国农业的优势，强化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粮食的价格，从而增加农业集团的收入。
西部和南部农民聚集的州，关税改革的呼声高涨，甚至一度超越了政党的分界。这些州在国会的代表不得不听取农民的意见，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西部国会议员都积极表态支持美国降低保护，尤其是民主党，关税的适当降低成为可能。民主党在为农民争取自由贸易政策的过程中本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内战结束时，民主党的政治基础主要是南部和中西部的农业州，由于农产品在当时出口量很大，这些农业州有很大的出口利益，自由贸易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有利。因此民主党在内战刚结束时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倾向于自由贸易，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也是通过国会实现的。但是，随着民主党的发展，其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北部民主党人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民主党内的主流，这些民主党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要求贸易保护，与南部的民主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民主党内斗争的结果是南部放弃自由贸易的主张，北部不再要求提高贸易保护程度。虽然民主党仍旧时常提出将关税保护程度降低的建议，但在很多情况下，“两个政党就像两只瓶子，各自贴有标签，说明内装什么酒，但两只瓶子其实都是空的”
，竞争性的两党已经不再监督对方并提出鲜明的不同论点。在具体的贸易议题上，两大党都是依据其身后的政治基础行事，分歧不过是保护范围的大小和关税税率的高低，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达成了共识。1894年，在民主党控制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威尔逊—高曼关税法》的税率仍然在40%以上，这充分说明民主党的贸易政策已经转向中等程度的贸易保护。
两大党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做法遭到了后来成立的第三党——人民党的批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卑鄙的妥协政策。
在一系列运动中，农民将关于关税政策的诉求写入了纲领。最开始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北方联盟成立后提出争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并将其写入纲领第六条：“我们希望进行关税法案的修改和相应的削减，使关税的负担尽可能落在奢侈品上，并且以一种防止美国财政盈余积累的方式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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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纲领在南北联盟合并时得到两方的共同认可，成为农民联盟的新纲领。1890年12月的奥卡拉纲领第五条写道：
在信仰所有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应该有任何人享受特权的基础上，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在未来进行立法的过程中，不应当以牺牲某一产业为代价去扶持另一产业；我们要求政府把现有的高额关税从生活必需品中去除，尤其是在我们这些依赖土地生活的穷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上。 [26]
1891年5月的辛辛那提纲领要求：“国际的、国内的、地方的税收政策制定都不应该以牺牲某一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支持另一阶层。” [27] 1892年2月的圣路易斯纲领呼吁：“工业得到的每一美元都应该有等价的付出，否则就是抢劫。如果人和人不工作，他就不应该获得食物。城镇的和乡村的人应该有共同的利益。” [28] 1892年7月的奥马哈纲领写道：
我们目睹了两大政党争夺权力和掠夺的斗争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而严重的错误则是强加给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我们认为控制这两方的影响已经允许制止现有的可怕情况发展，而不需要认真地努力去阻止或制止它们。它们现在也不向我们承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两大党一致同意不理会每一个问题，而是提议用一场关于关税的虚假斗争来淹没那些被掠夺的人们的呐喊，这样资本家、公司、国家银行、集团、信托公司、流通股、白银的妖魔化，以及高利贷者的压迫者，都可能消失不见。 [29]
贸易政策的分歧是农业集团和工业资本集团最初分歧的起源，它来源于国际贸易的分配效应和美国特定的国家制度的干扰，造成了农业集团的大部分力量（即南部和中西部集团）呼唤自由贸易而工业资本集团坚持保护主义的分化。但由于一些需要考虑的原因，农业集团中部分人对贸易问题并不那么敏感，他们进而将与工业资本集团斗争的焦点扩散转移到了工业垄断、货币政策等方面。一方面，农业集团内部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着要素禀赋的差异。南部和西部农民作为充裕的土地要素所有者受到保护贸易体制的压迫，进口关税将其本该获得的收入分配给了北方的大企业。他们持续向高关税政策发出强烈的谴责并在运动中据理力争，认为高关税政策是苦难生活的重要根源之一。而东北部农民则频繁地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进行农业生产，已经不能再被看作土地要素的所有者。他们认为关税不应该成为农民运动的焦点，任何关税运动都会分散人们对资本主义垄断问题的重视，他们甚至怀疑有的关于关税问题的抗争是用来削弱反铁路运动的。另一方面，农民对受国际市场动态变化影响的国际粮食价格在经中间商、投机商操纵后传导到国内的机制无法充分地感知与把握。他们由于保护主义政策的干扰而无法清晰地感知到自由贸易本该带来的巨大利好，而对于保护主义的许多负效应，例如垄断增强、资本市场被操纵更为敏感，例如国内因铁路垄断导致的运费增加从而使农产品销往外地的成本增高。于是，贸易政策的抗争虽贯穿始终并作为最初引起两大集团分化的起因，但并不足以概括这场民粹主义运动的全貌，一系列围绕反垄断工业、反高利贷银行家等具体领域的斗争跟着开展了起来。
农民于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农民保护者协进会”（即格兰奇），将农民运动推向第一个高潮。1867年底，曾经供职于美国联邦农业部的官员奥利弗·凯利同一群关注农民问题的人士联合创立了“农民保护者协进会”。在农业部门历练过的凯利在工作中详细调查、了解过美国南部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生活处境，希望通过协进会的形式改善美国南部农村的困难处境，帮助农民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鉴于此，他创办了格兰奇，将总部设在华盛顿，其宗旨在于通过宣传教育、合作运动和社会改革等活动方式搭建起农民互相帮助、交流学习的平台组织，加强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交流以改善农民困境。初期，格兰奇主要是通过筹措资金的方式协助农民收购和运输农产品，批发农机具和日用品，建立粮食加工厂和农业银行。后来，格兰奇也运用合作组织的资金开发技术，购置新设备，并组织许多州的农业试验站人员参与科技活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垄断的加深，农民的农业生产和销售环境进入更艰难的时期。首先，铁路修筑的过多授予侵占了农民获取土地的机会，尤其是质量好的地段更是被铁路占有了。到1890年，虽然有37万余户农民按《宅地法》规定申请了宅地，但最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申请得到批准。并且批下来的土地要不土质较差要不远离交通干线，农民对此十分不满，坚信官僚机构是在为投机者和垄断者掩饰恶行。“全国人民普遍地相信管理土地的官僚部门是大部分为私人的或集团的投机和垄断利益服务的，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这一部门的各级机关都证实了这一说法。”
其次，大规模发展延伸的铁路连接起了东西部的生产者和市场，其运输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限制，铁路资本家通过制定运输价格剥削农民。美国东部和欧洲是美国西部农产品的重要流向，受山脉阻隔和河流流向的限制，东西部之间缺乏天然的运输通道。兴修运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货物运输的难题，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约束，其作用发挥也很有限。铁路运输业的日益发展恰好为农产品运往国内外市场提供了重要渠道，农民非常依赖铁路运输。由于西部农业区的铁路营运额较低，加上大企业勾结铁路公司实行优惠差价，铁路公司就把各种财政亏损全部转嫁到农产品运费上。如若农民想将谷物从密西西比河以西运输至大西洋沿岸，每蒲式耳谷物的运价高达52.5美分，而小麦时价为106.7美分，玉米为41.1美分，对比之下可见运费之高昂。农民面对垄断资本的运价歧视苦不堪言。此外，铁路公司与农产品交易所勾结，扰乱农产品的经营和交易。出于经济利益的勾连，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农产品交易所在铁路沿线设立许多堆栈和粮仓，对农产品和牲畜等的收购价格进行调控。在收获季节，铁路和栈仓公司就乘机压低粮价、收取高额贮存费，对农民进行盘剥。“据估计，中西部、南部和西部运往东部市场的收入，至少有一半落入了中介商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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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无法接受自己在获得土地、购买工业品的环境中所遭受的重压之外，在销售粮食付运费时又要被投机商人和资本家榨取利润。这成为农民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另一个动力，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从初期的农业教育合作转向争取更大的经济权利。1871年底，农民协进会遍及9个州，有180多个分会。中西部的广大平原是密集使用土地要素的农民最集中的区域，这里也是格兰奇组织最为发达的地区。以堪萨斯州为例，到1875年，每66个农场家庭就会得到一个农庄团体的庇护。1874年底，全国37个州中已有32个州建立起州一级协进会组织，其他地方的分会总数已超过2万个，会员总数猛增至80万人。
格兰奇在这些地方组织的基础上逐级建立了县格兰奇、州格兰奇和全国格兰奇，全国格兰奇通过三个下级格兰奇征求农民的意见及建议，从而制定对策。
尽管格兰奇在纲领中声称自己不是政党组织，不讨论政治宗教问题，但其在运动中又不得不参加到政治斗争和立法活动中以追寻经济利益。在基层会员的推动下，1876年格兰奇在华盛顿组成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对国会立法施加影响。各州协进会也有相当多的组织转变为地方性政党。1873年至1876年，在中西部和西部的11个州涌现出了一系列农民政党，如反垄断党、改革党、独立党、独立改革党、国民改革党、人民独立党等。
这些小党的纲领主要集中在敦促联邦和州政府制定铁路管制立法，实行合理的赋税制度，由国家统一发行货币等方面。这些农民政党与协进会在地方政治中积极展开活动，通过游说和运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中西部农业发达的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政府管制铁路价格的法律得以通过，并使铁路运费同农产品价格的跌幅挂钩。187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两起案件中都判决州政府对铁路的管制为合法的，确认了如下原则：第一，政府有权管制有关公众利益的营业价格，铁路关系到公共利益，因此必须服从公共管理；第二，州际商业关系到内政，在国会有所行动前各州可行使部分治理之权。
这使得铁路不再作为一种纯粹的盈利事业，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价格波动水平被大大降低了。与此同时，一些中西部州议会则通过了关于仓储和谷物最高限价的法律，对制造商的垄断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1876年以后，格兰奇运动转入低潮，地方组织松懈瓦解。单纯以合作运动和单项立法来挽救农民的衰落趋势自然力不从心，加之政府与铁路公司串通一气，对格兰奇运动中的法律建议多安抚了事或搁置不理，格兰奇运动难以取得长久稳固的胜利果实。
虽然最终格兰奇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19世纪末第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高潮，它的历史作用仍值得肯定。19世纪的农民非常成功地联合起来增加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像格兰奇和农民联盟这样的大型游说团体或利益集团应该受到搭便车的困扰：如果个人不为公共产品的集体生产贡献力量也可以不被排斥地享受公共产品，那么一个理性和自利的农民就不会加入游说团体，因为他可以享受其工作的好处而不必付出任何成本。事实上，经验证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地抑制出现搭便车的困境。詹姆士·斯图尔特研究了达科他州农民联盟在1885年至1890年间是如何避免搭便车的情况而产生集体行动的。首先，达科他州农民联盟向其成员提供了宝贵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对于外部人来说并不可用，从而为会员创造了经济激励。这些商品和服务包括通过合作营销和分享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信息。其次，达科他州农民联盟作为联邦政府在乡镇的一种政治组织有其稳固的结构使该组织能够监督和制裁免费搭车者。 [31] 格兰奇的成立意味着分散的农业集团可以形成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将分散的、自由的、个体的农民聚集起来，在农业教育、互助合作等领域积聚实力，共同抵御工业资本集团的垄断与压迫。在这场运动中，农民参与政治运动的意识开始觉醒，积累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广泛活动的经验，为后来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输送了骨干，其中许多会员成为后来绿背纸币运动或农民联盟的重要力量。
南北战争后农民运动研究者布克指出：“1873年的恐慌加剧了农业不景气，而格兰奇运动也未能缓解这种情势，西方农业集团抓住了绿背主义，并把它当作主要政治问题。”
绿背纸币运动以农民和银行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为主，致力于解决内战后遗留的国债和纸币问题。其活动范围以中西部为主，在东北部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发行一种“绿背”纸币，这种纸币无任何金银储备做基础，内战时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该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上涨鼓励了北方农民参军以降低生活成本，促使北方农民在农业设备和土地方面投入更多资金，欠下债务。北方的工业公司和银行老板从战时通胀中发了财，贷出的债券价值不断增加。战后通货问题成为农业集团和工业资本集团对立的主要焦点。一方面，农民和小生产者因战时物价高涨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们眼看着所欠债务（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作价）价值迅速提高而物价却从战时的高峰跌落，不得不出售更多的农产品来还本付息。他们成为绿背纸币的拥趸者，希望以同样的纸币方式偿债，而硬币负债则意味着债务的成倍增加。另一方面，银行家和其他债券持有者把资金贷给了政府和农民，他们担心纸币的价值还不到债权人贷出时价值的一半，那么债权人就要遭受损失。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银行家和大多数工业家的利益也和恢复金本位问题紧密关联。他们发现在美国工业的迅速扩展中，金融资本家可能获利的前提是国内必须有稳固的通货来博得外国投资家对美国工业前景的信任，这就需要美国以黄金来支付国际贸易逆差，因此银行家和工业家对金本位更加偏好。联邦政府选择站在了银行家和大工业家那边。1869年联邦政府决定以金币偿付全部国债。1873年，联邦政府又决定停止印发纸币，逐步实行金本位制。1875年1月，联邦政府制定金本位条例，决定从1879年1月1日起用金币兑换纸币，并把流通中的绿背纸币减至3亿美元，以紧缩通货提高币值。
接二连三出台的政策对负债农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认为，内战后农产品价格猛跌的根源在于缺乏通货。为了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并尽快清偿债务，他们赞成让政府增加正在流通的货币，履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而非为资本家提供谋利的源泉。提倡绿背纸币的人们在1884年的政策宣言里说：“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银行、接受土地赠予的铁路和其他垄断企业，在要求进一步的特权时，像现在这样傲慢——它们要求更多地维护它们阶级利益的立法，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占优势的政党违背人民的利益，变成了垄断公司的工具。”
1874年11月，来自纽约、伊利诺伊、印第安纳、新泽西、康涅狄格、密歇根、肯塔基七州的工农代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集会，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组织，其宗旨在于抵制垄断资本的侵犯、改革税制、纠正政府腐败现象并“适当地解决货币问题”。由此，绿背纸币运动的序幕拉开。
1875年3月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独立党”，并围绕绿背纸币问题提出通过以金融改革为中心的政治纲领，因此“独立党”也被称为“绿背纸币党”。绿背纸币党人在其纲领中明确提出以绿背纸币偿付国债、废除1875年1月联邦恢复金本位的条例，将矛头指向“以高利贷者、银行家及公债持有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法令。由于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绿背纸币党吸引了大批农民加入其组织，包括过去格兰奇运动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会员。1878年，绿背纸币党和东部的“劳工改革党”联盟参加国会选举，获得选票100万张以上，有15名成员当选国会参议员。后来，随着南方联盟和北方联盟被整合为人民党，绿背纸币党人的纲领被融合到人民党运动中。1890年12月，农民组成的联盟集团在奥卡拉召开大会，发布了奥卡拉纲领，其中关于货币政策有这样的主张：短期之内使流通货币的数量每人至少增加50美元；反对对银币进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主张不受数量限制的自由铸造银币等。 [32] 两年后，人民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奥马哈纲领进一步改进了奥卡拉纲领，将其货币主张更多地放在了国库子库计划上，并主张以此对国民银行体系进行补充。 [33] 这一金融纲领不但被广大农民所接受，还吸引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党内的部分群体的注意力。
在1896年的竞选中，自由铸造银币的主张被民主党吸纳，人民党放弃了独立参选的计划，选择推举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两大党在货币问题上的主张针锋相对，共和党支持金本位，而民主党则反对金本位。最终共和党取得了胜利，美国明确放弃了金银复本位，而转向了单一的金本位。1900年，伴随着《金本位制法案》的通过以及麦金利竞选总统的再次成功，金本位制在美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稳固下来。
内战后，美国两大党的政治基础出现新的分化。共和党的注意力已从争夺南部控制权转移到保证北部大资本在全国市场上的利益，党内开始出现离心倾向。民主党的内部结构则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有权势的犹太金融集团罗斯柴尔德家族此时已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后台，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塞缪尔·蒂尔顿和格罗弗·克里兰多夫都曾是纽约银行业的重要人物。此外，重建后投资于南部各州的北部工业资本，也转而渗入南部诸州的民主党核心。因各种经济利益的重新组合而产生了政党重组，从而为第三党的兴起创造了可能。
从1876年到1896年的20年间，民主党对南部和西部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主导着南部和西部的14个州的选票，共和党则在北部16个州占优势。在1876年至1892年的五次总统选举中，两大党的普选票差额仅在1%—3% [34] ，可谓势均力敌，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由于联邦政府长期处于共和党执政的状态，共和党以“老大党”自居，无意进行改革，但这一时期不同集团在经济利益上的得失迥异，国内社会矛盾愈来愈难以调和。
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最终打破了两大党相安无事的平静局面。80年代末西部大平原连续发生严重干旱，冬季奇寒和风暴袭击，又将大批牲畜冻死，市场条件更趋恶劣，玉米价格大幅度下跌。90年代初，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许多西部农民濒临破产，债务负担愈发难以偿还。同时，垄断组织干扰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把持着市场控制权。尽管90年代农民合作企业年交易总额已达到较高水平，经营范围涵盖农产品及谷仓、银行、保险业、铁路和航运等多领域，但垄断资本集团把持的银行拒绝提供贷款，铁路公司实行运费歧视，制造公司拒绝以批发价格出售农机和日用品，打击了合作企业，使其中大部分合作企业难以维持而停业。在这样的困难境地中，广大农民眼看着工业资本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对两大党的控制，对两大党的诺言日益感到幻灭。愈来愈多的农民认识到这场他们作为小生产者与大商业资本势力之间的斗争势必要进行下去，迫切要求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第三党。
中西部和远西部地区是人民党运动的发源地。这两个地区既不像东北部被控制在垄断工业资本集团手中，也不像南部那样有深厚的民主党根基，这里既有内战后大量涌入的农民、牧场主和其他开发者，也有迅速向西挺进的铁路公司和极具渗透力的银行和抵押资本。这两支巨大的社会势力在西部形成冲突的漩涡，同两大党在西部的势力真空相结合，为组建第三党提供了难得一遇的有利时空条件。
1889年12月，南方联盟在圣路易斯召开代表大会，北方联盟、全国其他重要的农民组织及劳动骑士团亦有代表出席。南北两大联盟在大会上制定了共同纲领，其要点仍集中在货币、铁路、土地、税收等重大争端上。共同纲领提出实行无限制铸造银币，发行充足的法定货币；取缔“不在地主”，收回铁路公司多余的土地和没收外国辛迪加所占的土地；实行累进所得税等。圣路易斯纲领集中体现出农民与东部大资本的尖锐矛盾，也反映出南北联盟在改革的主要立场上是一致的，为两大联盟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两党政治恰逢重组危机之际，农民的政治倾向愈发明确。他们认识到若仅仅在两大党内部做斗争或在各自独立的小党内进行活动，是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维护农民利益的。为了参加1892年的总统选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第三党势在必行。1891年5月的大会“打响了1892年竞选的第一枪”。此次会议将准备成立的全国性新政党称为“人民党”。一位参会代表在返程中，凭借自己对拉丁语“populous”（人民）一词的错误记忆，为新政党追随者提供了一个更短的称谓“Populists”，这个词和由该词衍生出的另一个词“Populism”形成了。
“民粹主义”一词从此流传至今。
1892年2月22日，农民联盟于圣路易斯召开大会，22个组织的800余名代表出席，其中不仅包含南北农民联盟，而且若干工会团体、反垄断旧党、全国报刊改革协会以及妇女基督教节俭联盟也派代表参加了。
在这次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将零散的新兴独立政党转变为群众性的第三党即人民党，并将提名1892年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日程定在7月4日。在圣路易斯大会的基础上，竞选运动深入各州县开展起来，待到7月4日奥马哈大会召开之际，已有1776位当选的代表参加会议。
这次大会通过了奥马哈纲领，即人民党纲领。奥马哈纲领尖锐谴责了垄断势力的专横和两党政治的腐败，它指出：“美国富人阶层无视我们的共和国并危害我们的自由，肆无忌惮地窃取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以积累他们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两大党为了争权夺利和分赃不均所做的斗争，我们已目睹二三十年了。”“我们控诉支配这两党的实力集团，它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现存的可怕情况，相反却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发展。”
奥马哈纲领宣称，不消除社会弊病、实现平等权利，就绝不会停止斗争。
奥马哈纲领的核心内容是对当时经济、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人民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铁路和船运设施的公有化、提高通货膨胀率和自由贸易的方式，使其能够直接接触市场，获得对政府本身的控制权。人民党将斗争矛头直指垄断资本，揭露两大党作为政治机器被权势资本和垄断工业控制下的保守与腐败，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案和政策。但人民党对联邦政府抱有过于乐观的幻想，以为国家会主动调节金融和市场；并且错误地估计形势，把自身看作足以取代两大党的政治力量。事实上，这个时期，联邦政府还处在为垄断资本和工业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阶段，在内部矛盾尚未发展到极为严峻地步的情况下不可能动手进行关键性的改革，不会轻易接受第三党提出的纲领。加之农民的“农业神话”地位已经下降，由这样的集团成立的第三党想要取代两大党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如此，奥马哈纲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美国各界的震动，在此纲领上签字的民众达500多万人，这表明人民党反映出了农业集团的呼声，甚至迎合了一些下层劳工的利益。人民党真正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力量，一出现在美国政坛上就向两党政治发起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