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保护主义政策对贸易分配效应的干扰

美国经济在高关税政策的保护下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正如托马斯·麦格劳所指出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关税保护政策的最终成形与巩固是美国贸易保护联盟在国会政治中全面获胜的结果。在南北战争后，美国政治权力从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流向支持贸易保护的工商业，这决定性地改变了国会中贸易政治联盟的力量对比。贸易保护联盟战胜了自由贸易联盟，推动美国的关税政策走向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

共和党建立起的“关税保护墙”为美国工业资本集团提供了人为的保护伞。作为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美国的工业资本集团能在美国工业区保持着比欧洲还要高的工资和收入，并稳步扩大规模甚至形成垄断态势，主要就是受到了高关税政策的保护，因此它们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支持者。“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这又导致了食品出口的减少。于是，关税的成本就落在了土地这个食品生产的主要要素上。西部和南方都是制造业保护主义的主要牺牲品。” ^[22] 工业资本集团和农业集团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两大阵营正在迅速地形成并彼此割裂。

（一）工业资本集团因高关税政策而获利

1854年，北部和西部各种反奴隶制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了共和党，其组成的政治基础主要是工业发展较快的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州，其背后支持者包含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和少部分东北部农民。1860年总统大选以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而告终，这使共和党迅速成为执政大党，开创了美国向工业大国迈进的黄金时代。南北战争中北部取得胜利而南部投降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在联邦政府的主导权，共和党开启了长期执政阶段，直到1913年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共和党仅丢过两届总统席位。在国会中，共和党也基本维持住了优势地位。共和党人背后的社会力量充分考虑了国际贸易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利用执政地位控制了贸易政策的走向。

工商业企业家和金融资本家十分清楚，如果基于土地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制定贸易政策，农业集团将愈发壮大，工业资本集团的发展将非常不利。因此，在美国农业部门拥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的状况下，美国国内政策制定者坚持通过保护性关税暂时扭曲要素价格来培育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业部门，重构要素市场和培育国内市场。工业集团和资本集团通过游说共和党政府来实现贸易保护的目的，令高关税税率在内战后仍被保持下来，用以保护它们免于欧洲的产业竞争，并帮助其在国内相应行业形成垄断局面。

同时，保护主义政策也成为共和党的“护官符”，为他们稳固政治联盟提供了基础。沙特施耐德认为：“1932年以前共和党的主导地位可以归咎于该党成功地利用关税，作为依靠保护体系并意图延续它的一系列强大利益的一种手段。” ^[23] 共和党人自内战及“重建”以来积极采纳有利于美国工业家和资本家的政策，力求巩固自身的政治基础。为了博得利益集团的青睐，获得政治献金，共和党人宣称关税是施加给外国制造商的费用，能将美国税收的负担从普通美国人身上转移至外国制造商和昂贵的进口奢侈品的消费者那里；高关税对产业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人民能由此提高生活的水平。任何试图削减关税的行动势必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甚至影响到生存。 因为坚定鼓吹贸易保护政策，共和党人获取了北部的工商业实业家、金融业银行家的竭力支持，得以在竞选中接连获胜，在两党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又便利了它们对政策的掌控，使得它们得以制定一系列符合工商业实业家、金融业银行家利益的经济政策，进而利用其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将高关税政策推行下去。

高关税政策对促进美国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护了国内工业，支持了新兴的制造业部门，为工业集团积累财富提供了契机。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在此阶段覆盖到钢铁行业、纺织行业、化学工业等多个工业领域，同时美国对国外资本的进入也实行严格控制。从进口方面来看，提高关税和控制外资流入减少了美国对一部分高附加值工业商品的购进，并且通过对外国制造商进口到美国的制成品征收进口关税，能为本国产品提供价格优势，将国内生产的工业制成品销售出去。“保护主义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从1860年的60%提升到1900年的97%” ，有力地保证了美国在此期间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

此外，美国在工业发展有所起色后依旧推行高关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大的范围内起到了集中和垄断的作用，使这些行业在对外扩张中无后顾之忧。关税壁垒稳定了国内市场行情，有利于大企业之间建立价格协定。例如，19世纪60年代末苏必利尔湖大铜矿被发现后，国会立即对智利铜矿进口征收高关税，以进口智利铜矿为主的新英格兰冶铜业由此萧条。

（二）农业集团因高关税政策而受损

由高关税保护起来的市场在工业产品上肯定是价高质次的，受益于高关税政策的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制成品生产者，而非广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生活资料消费者。联邦政府按照资本集团的利益来调整关税税率，伤害了农民、中小资本和消费者的利益。

农民受到的最直接打击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从1870年到1897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尽管难以完全获取美国农民出售谷物粮食等产品的精确价格，但根据美国农业部披露的当时三种主要农作物价格的走势，农民确实经历了一场农产品价格危机。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见表2-7），从1870年到1897年，小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06美元下降到63美分，玉米价格从每蒲式耳43美分下降到30美分，棉花从每蒲式耳15美分下降到6美分。大多数时候农民出售的价格更低廉，西部的农民甚至宁可用玉米当燃料。

资料来源： Year Book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1,pp.699,709,754.

政府部门将农民的苦难归咎于由于农田面积增加以及改良耕作方法而导致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人口增长所带动的农产品的消耗也在增长，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西进政策扩大了土地面积，这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以至于农产品输送到市场上的速度远远快于美国国内居民消耗粮食的速度。但是，农民对此并不买账。他们指责制造业的成功不完全是因为制造商的勤劳踏实和远见卓识，而是靠着政府的优惠补贴，这种照顾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对广大农民的非法勒索。

一方面，美国市场上的关税政策仅考虑制造商的需求。在关税保护下，美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是按照生产成本确定的，而是按照制造商能够获得保护的数量来确定的。这在农民看来是非常难以容忍的，农民作为消费者需向那些受关税保护的商品例如农业机器、肥料与其他农用设备支付高价。相应地，美国农民迫切想将在国内市场上滞销的农产品销往欧洲，却无法以高价的农产品换取欧洲国家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在制造商可以免遭欧洲国家廉价工业品挑战的时候，这个本应该在贸易扩张中乘着自由贸易的快车赚个盆满钵满的农业集团因美国联邦政府的保护贸易政策而无法充分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中。由于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农产品的价格不可能保持在原先乐观的水平上了。其他国家针对美国高关税做出的关税保护加重了农民的困境，即使美国联邦政府对来自外国的农产品均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也难以补偿农民的经济损失，因为这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进一步提高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 ^[24] 此外，农民要用低价的农产品去换取高价的生产、生活资料，这个剪刀差价是造成农民长期负债乃至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对制造业的“催熟”在客观上导致了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垄断和集中局面，对农业集团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它们深受垄断势力的压迫，经济利益被垄断寡头和托拉斯无情攫取。西部的农民总是要通过铁路将自己生产的谷物运送到千里外的东部城市，因此铁路的高运费让他们十分头疼。农民认为他们被迫支付更高的运输成本，使农业获得的回报更少，铁路垄断就成为他们矛头所指。为了扩大生产，向银行进行贷款就意味着要受到利率的操控，由于垄断性贷款机构利率太高，货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下降增加了债务的实际负担，因为农民用美元偿还贷款的价值远远高于他们借来的贷款。债务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银行家成为他们反对的另一大群体。

恰好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是农产品产量急剧增加而价格持续下跌的阶段，这刺激了农业集团的愤懑情绪。1879—1880年出现的国外需求一度增加了农业繁荣的可能性，但是干旱又将这一美梦击碎。在这场对制造业发展的积极保护中，美国农业人口远没有享受到资本家和工商业主所感知到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繁荣，而是蒙受了巨大损失。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认为高关税政策正是他们遭受苦难的原因之一。 DYMMjnpZ65CI2EiIXwg8EkKFj6/+THJezcUQXre5KSzsVF8wEq+eg0sMbu3gm0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