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

一

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不仅在印度近代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也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次起义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这两年炽热的斗争，却充分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印度一百年来（1757—1857）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矛盾，尤其表现了一百年来在印度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这次起义也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普遍不满” 。

从大起义被镇压后的一百年以来，描写起义的书籍真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著作中，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充满了殖民主义者顽固的偏见，他们对于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都极尽歪曲和污蔑的能事。这些书籍的反动论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这次起义是一次单纯的“军事叛乱”，只是因为殖民政府的无能才引起了这个“叛乱”；这次起义是一次不满英国殖民政策的封建主的叛乱，只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犯了封建主的利益才引起这一叛乱；这次起义是封建主所领导的军事叛乱，是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的反动斗争，是落后的封建社会的代表反对“进步”社会结构的反动斗争。在论述起义发生的原因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内部也发生了喋喋不休的争吵，这就反映在当时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言论和所谓“兵变史权威”凯伊和马里森等人的著作中，其目的是寻求19世纪中叶前殖民政策的错误和以后如何奴役印度的方式方法。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

屈勒味林在其所著《英国史》中写道：“兵变，正像其名称所包含的那样，是不列颠军队中几团士兵的叛乱，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炮兵。平民与其说参加者，毋宁说是旁观者。叛乱发生的原因，则是管理得不妥或处理得不好，例如不小心地发给他们以神牛及恶猪的脂油所涂过的子弹等。”

显然，殖民主义者为了掩盖其侵略意图，就把起义的原因归结到一些偶然的事件上。和屈勒味林这种目的相同的荒谬论调是很多的，例如穆因就说过：“这个偶然的悲剧是建立在误解和无根据的恐惧基础之上。” ^[24] 此外，如G.M.杜凯及凯洛尔的著作中，也都顽固地坚持着这种反动目的极为显明的论点 。不仅是在英国，而且在印度的反动学者中间，也在起义的原因上大肆污蔑说：“无知的人民简单地在涂有猪油和牛油的子弹的谣言面前行动起来了。谁也不问问这个谣言是否真实？一个人讲而另一个人就相信；因为后者已经变得不满起来，而第三个就联合了它，因此这些盲目的人群便列队游行，一群毫无远见的无知之徒起来了。于是叛乱就爆发了。” ^[25]

因此，英国和印度的反动学者的目的不仅是掩饰其殖民侵略和罪恶，而且在于把起义的群众说成是“轻信谣言的无知之徒”和“乌合之众”，从而就抹杀了这次起义的正义性。

另一种滥调是把起义说成是封建主为了恢复其旧日权力的“叛变”。镇压起义的刽子手之一的罗伯茨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说：“为什么发生兵变？……这对我是一个难题……已故的乔治·坎贝尔爵士（Sir George Campbell）在其回忆录中认为：‘兵变是一次西帕依的叛乱。’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这次虽不是一次乡野人民的发动，在我看来，这次叛乱未尝不是发生一种感觉到不满和不安的意识，这个意识主要是由我们的西帕依带到印度斯坦各地去，同时也未尝不是某些有势力的人民（显然是指封建上层——引者）完全不满于我们政府的制度。” ^[26] 巴桑也有类似的论调：“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政治家的军事政策，要对西帕依中的不满情绪负责，这是不能否认的。”他又补充说，“大贺胥吞并土邦政策”也是起义的原因之一。 ^[27]

很清楚，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在论及起义原因的混乱状态不是偶然的。他们不能也不敢触及起义最本质的原因。他们都在枉费心机地掩饰起义的真正原因，竭力证明在起义后英国议会调查团所“调查”出的结论（这个调查团硬说起义的唯一原因是所谓偶然的“涂油子弹事件”）。直到他们不能自圆其说时，又说起义是由不满于英国殖民政府的封建主所发动的，最后又说是封建主和军队叛变的结合，而由封建主所领导的运动。直到1957年英国资产阶级学者还在皇家中央亚洲学会的杂志上大放厥词，硬说“涂油子弹事件”是起义的重要原因，并用它来歪曲起义的性质。

聪明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御用学者懂得：如果揭露出起义的真正原因，将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为了掩盖英国殖民制度在印度一手造成的贫困、饥荒和人民群众颠沛流离的处境，他们宁肯不顾历史事实，硬把这个全民酝酿和参加的反英斗争说成只是封建主的不满和西帕依不平的结果。

在一些印度学者的著作中，对起义发生的原因也作了很片面的叙述，把这次起义看作“反动斗争”的错误论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渗入印度的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他们都很少谈起义的真正原因。也有作者企图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寻求答案，“但是这些著作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起义作了相反的评价，认为是为了恢复旧的封建秩序发动的起义，因而客观上、历史地、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结论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新的进步的秩序，封建主因为本身反动才反对这种秩序，人民群众由于无知才反对它，而印度的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知识分子卖身投靠英国殖民主义者似乎是对的。附带说明一下，英国研究印度的学者帕姆·杜德也在其有名的著作《今日印度》和缩改本《印度的今天和明天》中，传播这样错误的观点。

1947年，印度学者V.D.萨瓦卡尔出版了《1857年印度的独立战争》，曾经使殖民主义者大为恐慌，他们禁止其发行并把作者逮捕入狱，就是因为作者在许多方面正确地揭示了起义的原因。例如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火山” ^[28] ，在这个标题下叙述了起义的酝酿过程。他以印度人民所固有的对独立的热望和对殖民主义者憎恶的心情，描写了起义前夜各阶层人民的愤懑状况。虽然作者并没有更多地叙述人民群众的状况和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情况，但“独立”和“火山”显然对印度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爆炸性的题目。这件事情也是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外，印度和平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孙德拉尔先生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一书中给这次起义的篇幅也是很多的，而且也用民族主义的观点论述了起义的正义性。这本书中有关起义的部分已有中译本问世 。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者们的著作中，已经接触到起义原因的本质问题。诚然，目前还没有成册的关于起义的著作，但是在接触到起义的有关著作中，都正确地阐明了起义的原因和性质。例如见于中译本的苏联学者们的集体著作《殖民地保护国的新历史》《东方各国近代史》和《英国侵略中东史》中，关于起义原因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再如印度学者的论文中 ^[29] 也说明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这次起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纪念起义百周年时，我国各报刊中也出现了许多有关论文，季羡林先生的《试论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起因、性质和影响》 一文，就是例子之一。

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由于不是专门著作或篇幅关系，因而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过于简略，在起义原因这个问题上，也没能作进一步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注意这次起义，特别是马克思在1857年7月15日所发表的《印度的起义》和以前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等文中，都对起义前印度的社会经济方面做了极精辟的阐述。列宁在谈起这次起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发生的原因：“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区区少数资本家的赚钱，曾进行无穷的战争，消灭成团的士兵于有害健康的赤道国家，抛掷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成百万金钱，竟致使居民拼命起义和饥饿而死。”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起义的这些意见，乃是我们研究起义原因的理论基础。笔者试图根据这个理论基础和接触到的一些材料，对这次起义的原因作一个分析，重点关注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

二

探讨这次起义发生的原因，首先应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寻求解答。在英国统治印度最初的一百年中，印度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起义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印度已经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就决定了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诸方面一系列的新特点。这是我们考虑当时印度各种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起义前印度的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英国殖民统治者俨然以印度“主人”的身份，运用其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使印度开始沦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旧的封建经济体系被破坏了，但是新的相应的经济却远未产生。印度的经济处于空前衰落状态。

1757—1857年这一百年间，英国殖民主义者剥削印度的方式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此期间，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印度和剥削印度两个过程是相辅进行的。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讲，主要是“破坏”的过程，所谓“再建”的过程也只是刚刚开始。

在第一阶段中，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强取豪夺。当时主要是取得印度商品和物产的垄断贸易，把印度这些商品转运到欧洲以高价出卖，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当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不只是掠夺式的商业贸易，他们也利用和扩大对印度农民的封建剥削来充实自己的腰包。这种公开劫掠财富的剥削方式，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单一化种植使得印度人民更加无法抵抗天然的灾害，饥馑经常发生，例如1770年的大饥馑中，孟加拉饿死的人占全区人口的1/3。但这种剥削结果却对英国非常有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根据已经大为削减的数字，英国在侵占印度最初的一百年中，便榨取了120亿卢比的财富（相当于5亿英镑）。这些财富的用途和作用，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戎的话来说明。他说：“英国自从榨取热带以来，黄金像洪水一样流入英国，尤其由印度来的最多。例如伦敦商人的骤然致富，马可黎所谓‘东印度公司史无前例的繁荣’，都是印度之所赐。当时英国正在工业革命之初期，正需要大量资金，印度王公、印度人民的财富，东印度公司所得的赢利，以及工艺品输入的代价，都用来购买新机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煤矿、冶铁工厂、制铁工厂、棉毛工厂的建设，一跃而为世界优等的工业国，这都是印度富源所出的结果。” ^[30]

印度是一个经常遭受外国侵略的国家。但是，英国侵略者与以前的侵略者不同。经过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剥削印度的阶段后，印度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这个转变时期主要由以下几个条件所决定。首先，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大量的工业产品就要求更广阔的市场，新兴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更加不满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结果却摧毁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因为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使许多日益强大起来的企业主和商人不能参与，因而矛盾已尖锐化了。其次，国际因素也促使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因为19世纪在欧洲开始的战争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使英国的工业品在欧洲市场上没有销路，所以使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更坚决和更积极地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对印度的垄断贸易状况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最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无情的剥削，使这个国家的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和衰落，甚至有不能再继续剥削的危险。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取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斗争。在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允许在印度进行自由贸易。于是垄断贸易结束，自由贸易开始；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剥削印度的阶段结束，英国工业资本剥削的阶段开始。

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意味着印度的农村公社遭到彻底的破坏。因为农村公社是印度封建经济的枢纽，只有破坏了这种长期在印度存在的旧的结构，才能建立起英国殖民主义者所需要的那种关系。在这一破坏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印度丧失了独立地位而沦为依附于英国的殖民地。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彻底破坏这个结构的。我们知道，以土地共有为基础和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形态，具有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性质，它在亚洲许多国家中都存在过，并曾经在相当时间内阻碍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只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印度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并在工业优势和政治权力双管齐下的条件下，才能够较为迅速地破坏印度农村公社这个牢固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曾经一再指出：“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图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印度，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土地措施和所谓“自由贸易”方面具体体现了作为印度统治者的直接权力，也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破坏了印度的农村公社。下面分别就这两方面做一些简要的考察。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实行的土地措施最主要的有两种，这就是1793年和1822年分别实行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孟加拉一带是固定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即所谓柴明达尔制，在奥德的是不固定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即所谓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19世纪20年代在南印度实行的是农民租佃制（即所谓莱特瓦尔制）。

在孟加拉实行固定的柴明达尔制的目的是建立殖民统治，从而扩大税收，更好地通过税收来供应侵占印度战争的需要。颁布这项措施的康沃利斯在1789年8月2日给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报告中说：“为了在这个国家内保持秩序，支持一个正规的等级层次，是再需要不过的事了，这对于促进东印度公司的稳固利益，是极为重要的。” ^[31] 过去的收税人（柴明达尔）被英国殖民政权认为是土地所有者，英国殖民政权不承认直接生产者和小封建地主的继承权。柴明达尔必须把地租的10/11上交给殖民政权，否则就要收回他们的土地。柴明达尔为了扩大剥削收入，经常对农民加征苛捐杂税，并经常把英国殖民政权所保留的旧封建地主赶走。因此，1793年实行的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在本质上是对农民（公社社员）一次大规模的掠夺，按照马克思的提法，“这样一来，康华理和庇特便对孟加拉农民实行了人为的剥夺” 。

固定柴明达尔制的实施，使孟加拉、奥里萨及马德拉斯北部一带地区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孟加拉等地，在1853年，农民私人的土地和财产，完全落入柴明达尔手中去了。 ^[32]

这种土地制度，有力地打击了这些区域的农村公社，使这些区域的封建经济更进一步解体。苏联学者卡玛洛夫指出：“剥夺孟加拉农民土地所有权，并未引起这个地区经济的独立发展”，“中世纪孟加拉的城市和部分农村手工业彻底遭到破坏，这个地方变为英国工业资本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过程开始了”。

1822年英国在瓜廖尔和奥德等地区实行了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其税收不是固定的，而是定期重新评估的。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实际上是固定的柴明达尔制的变形。中小封建主在这里被认为是土地所有者。在这里也和孟加拉一样，农村公社也在迅速解体。例如在奥德，英国殖民政权实行了扩大税收的措施，公社农民不仅被迫缩减了粮食作物的种植，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如棉花、甘蔗），而且为了缴纳赋税，他们不得不向高利贷者乞援借债。土地商品化的结果，以及地价的上涨，使土地转手的过程加快了，这就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拉杰普特人的公社在这里瓦解得很迅速。

在南部印度实行的莱特瓦尔制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制度 。英国殖民政权实行这个制度的目的是榨取农民更多的剩余价值。东印度公司一个经理承认：“我想不用掩饰和否认这个事实，实行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使得政府能够在地租形式上获得更多的收入。”毫无疑问，这种土地制度的实行也使南部印度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柯·阿·安东诺娃说得很好：“属于农村公社的牧场和荒地为国家所剥夺。其法律根据是殖民地土地国有制。农民丧失了大批土地。”“莱特瓦尔制的实行促进了财产的分化，这种分化不只是单纯地在保留全部公社组织的情形下导致封建化的农村上层分子的出现，而且还在缓慢地、但是一贯地在整个农村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导致公社的逐渐瓦解。”

以上简略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固定的和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的破坏作用，显然，由于这些制度实施的结果，在这些区域里的农村公社解体了。不仅是在上述这些区域里，甚至在旁遮普地区，也同样在经历着这一过程。英国殖民主义者慑于英勇善战的锡克人的反抗，因而在这里没有敢实行像孟加拉、中印度，以及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改革，而在名义上保留了这里的公社。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公社事务的干涉。一方面他们把公社变成殖民政权的纳税单位，通过它来向殖民政权缴税；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个别土地所有者可以直接向政府缴税，不必通过公社，政府可以把公社中的失职人员的土地，拍卖给外来人。这样，实际上是破坏了公社内部的固有关系。当然，这里公社的破坏过程毕竟是比较缓慢的。

土地革命就是这样无情地在印度完成了。这一过程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运用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破坏作用。马克思在讨论这些土地政策时，曾斥责它是“失败的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的）经济实验的历史”，并称这些土地制度只不过是三幅“讽刺画”而已 。因为殖民主义者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把西方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土地所有制移植到印度来，也不会保留东方原有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英国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拨弄这些五光十色的名目，只是为了把印度完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只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这些土地制度丝毫也不包括原来的内容。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化，在印度经济上发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印度经济本身的独立发展过程被外来的暴力所打断。现在个人可以占有土地，土地可以抵押和出卖，以及地租必须用货币缴纳等方面的大变化，特别是“采用了与印度经济不合的英国资产阶级法律概念的整套工具，由一身兼任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外国官僚来实施”，“英国征服者的国家机器实际上执行了土地的最终占有”，“从前自治的农村公社被让给个别地主了。这样一来，殖民制度特征的形成过程，事实上在印度无情地完成了” ^[33] 。

当然，这些土地制度在破坏公社方面，在经济上是有其客观上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必须指出，固定的及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却意味着对印度农民历来土地权的剥夺，而且，最后的结果乃是实际上对农民群众的奴役。这两种土地制度的反动作用在于：它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制度。在这两种制度实施之下，寄生式的半租地人的阶层形成了，丧失了使用土地权的各色各样的农民也出现了，这些半租地人阶层又给无权佃农身上多加了一层压迫，这两种制度的反动作用还在于：它分裂了农民群众，阻碍了他们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统一的斗争。

英国殖民主义者所实施的土地政策是破坏印度农村公社的方法之一。由于破坏了农村公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职能，殖民主义者就可以通过其走狗柴明达尔或直接在印度土地上为所欲为地剥削，尽量使印度为自己的工业输送原料。同时，另一方面，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 更加速了农村公社的崩溃，从而把印度变为自己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印度的棉纺业。印度织工所织出的棉织品，很早就驰名于全世界。印度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很早在全亚洲、东非洲甚至巴西都大有销路。巴黎、伦敦和彼得堡的宫廷妇女都酷爱印度克什米尔的“纱丽黑”和达卡的“穆斯林布”。当时孟加拉是主要的生产和转运中心，除了上述有名的纺织品外，还从孟加拉输出丝织品、生丝、糖、茶、盐、黄麻和硝石。 ^[34] 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在以后的时期内一直保持着优势，甚至在1813年，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还是如此。在1813年英国议会中关于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质询记录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人作证说，直到那时为止，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结果，对于他们所值课以70%—80%的税，或者以绝对禁止来保护英国的制造品就成为必要了。如果没有这些超高税率和法令，那么，派司莱（Paisley）和曼彻斯特的那些纺织公司在最初就得停工，而且不能再开动，即使蒸汽机也不行。他们是靠了牺牲印度的制造业而产生的。 ^[35]

正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就把改变印度贸易关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不仅依自己的工业优势来夺取印度市场，而且也依靠当时的政府，运用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夺取印度市场。这种片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印度的步骤是：首先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英国和欧洲市场，然后再向印度输入棉纱，最后则以英国的棉织品来充塞印度市场。摧毁印度的手纺车和手织机，从而确立英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同时，英国殖民主义者也以关税政策和印度商品竞争。

早在1789年，英国这种政策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年英国对由印度输入棉织品的税率是：除了粗棉布和白洋布抽1.6%的税外，其他所有的棉织品都抽税5%，此后一直不断增加。到了1799年对某些棉织品抽到10%的税，1813年甚至增加到18%，而且在1819年对于另外许多印度输入商品抽到27.15%的税。这种情况并没有使英国资产阶级得到满足，以后便干脆禁止印度许多商品的输入，例如刺绣颈巾、手巾、天鹅绒、绢布、绉纱、白细布以及有白色细布等商品都在禁止之列。到1840年这种情况已很明显。在1840年英国议会质询的材料说明了这个问题（见表1）。

从1813年开始，由于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被废除，为英国商品向印度大量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1818年和1836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而在1824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还不到100万码，到了1837年就增加到6400万码。相反，从印度输入英国的棉织品1814年是1266600匹，而到了1844年就降低到60300匹。除了棉织品大量向印度输出以外，英国的丝织品、铁器、毛织品、陶器、玻璃和纸张也充斥了印度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商品不仅无力和英国商品在欧洲市场上竞争，而且也丧失了印度的市场。

在起义前夕，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例如1834—1835年英国在印度的进口贸易总值是430万英镑，而到1855—1856年就增至1350万英镑；1780年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只占全部对外贸易的1/32，而到了1850年单是棉织品一项，就有1/4输往印度。这种结果是相当悲惨的，千百万印度城市和农村手工业者在失去旧营生之后，找不到新的工作场所，因为在印度，随着旧的手工业的毁灭，并没有同时建立新的工业。马克思在1853年写道：“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破坏了印度的农村公社以后，就进一步加紧把印度变成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印度的一系列政策说明了这一点。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比拉尔和那格浦尔两地，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盛产棉花。早在1836—1844年，在兰开夏企业主的要求下，废除了印度棉花输往英国的进口税，扩大了印度棉花的进口。1850年，美洲棉花歉收，由于过去英国的棉织工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洲棉花的，所以这次歉收打击了英国的企业主，他们就更加注意印度了。在此期间，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推广了经济作物（如黄麻、花生）的种植，1833年允许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种植园以后，印度就先后出现了许多黄麻、咖啡和茶叶的种植园。

原料和粮食的大量输出，也表现了印度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特征。单以苏拉特（Surat）一个港口的棉花出口而论，1805年运往英国的有2000包，1810年79000包，到垄断贸易废除后，1818年就增加到248000包了。在起义前十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R.杜德在《维多利亚朝代印度经济史》中，曾把这种输出总额汇总到一个图表，这对我们理解这个殖民地经济特征是有帮助的（见表2）。 ^[36]

在探讨起义前夜印度的社会经济时，还必须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问题。印度资本主义的产业，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结果。英国殖民统治产生了许多恶果，但在客观上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由于破坏了印度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当然，这个条件只是在印度人自己掌握政权后才能利用它）。一系列新的特征产生了。在城市中，由于英国廉价商品的竞争，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的手工业者，这些破产的手工业者是作为“自由劳动力”而出现的，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条件。它不仅有利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加强剥削，而且也对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

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业革命对于“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 。在这里，恩格斯把这种变化称为“真正的革命”，就是工业革命打破了闭关自守的、被迫开放而后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

早在18世纪时，印度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例如当时已出现了卡尔哈纳（Karhana）式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厂。 1854年，加尔各答附近一个黄麻工厂，开始建成并投入生产。同年，孟买也开办了第一个纺织厂。1820年，在孟加拉区也建成了第一个矿山。

交通网的修建，也是起义前夕的重要事件之一。1848年大贺胥任印度总督后就开始计划大规模修建铁路。 大贺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以极大兴趣注视和经营印度交通运输线的修建，其目的是深入印度内地窃取原料、输入英国工业品。 1849年东印度公司和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共同签订修建铁路的合同。从1853年开始，印度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铁路，从孟买到塔纳（Thane）长约200英里的铁路；1854年，从加尔各答到拉尼甘杰（Raniganj）的铁路线也修成了；1856年，从马德拉斯到阿尔戈讷姆（Arkonam）的铁路也着手修建。 ^[37] 起义前共修成铁路228英里。马克思当时注意到这个事实，他指出：“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

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我们也可以说是英国土地政策在客观上的结果。因为不管柴明达尔和莱特瓦尔制多么可恶，不管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主观目的上如何，这些土地制度还总是土地私有制的形式，和旧日农村公社所有制相对而言，总是一种新的东西，而它的出现也的确是一次社会革命的表现形式。在这些新的土地所有制下，新的土地所有者比较关心如何合理地使用土地，而且新的土地所有者甚至经营其他企业。例如在孟加拉，一些新地主在经营英国的蓝靛种植园以外，也开办了一些染坊和油坊。 ^[38] 高利贷者的活动在新条件下，也在集中货币方面起着作用。印度经济学家T.R.沙玛曾指出，摩拉瓦高利贷集团的活动，在“不列颠政权建立后，他们肩负着转运几乎全印度商品，特别是像加尔各答这样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利润的重任” ^[39] 。一些高利贷者成了新型地主。

此外，英国殖民主义也不得不在印度设立学校，培养自己的下层干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加尔各答、胡格利、贝拿勒斯、阿格拉都设有英国式的学校，在起义前，英国殖民政权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三地设有三所大学。由于工厂、铁路、矿山的设立，教育的施行，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机会享受这些条件，但这些也意味着印度开始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是，必须指出，英国资本主义侵入印度，虽在客观上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印度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条件下，它的发展只能是有限的和畸形的。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当时并不存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印度的资本主义，相反是阻挠其发展。他们的目的是使印度保持殖民地的地位，从而为自己的工业资本服务。因此，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成了印度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19世纪50年代是印度资本主义关系刚刚产生的时期，这些软弱得可怜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不能满足大批软弱得可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增长，并不能满足大批失业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的需要，因而形成了当时印度社会上的矛盾紧张状态。

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印度的社会经济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决定了当时政治和阶级的矛盾。那么，起义前夜印度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由以上几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世纪50年代，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因素刚刚产生，失去旧的经济基础而又找不到新的、相应的经济模式来接替，英国殖民主义者人为的破坏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统治印度，是印度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灾难。大概在以前印度历史上没有任何的事件能够与之相比。第一，印度是一个经常遭受侵略的国家。但是，英国侵略者和历来的侵略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以前的侵略者总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印度的经济基础，后来终于和原来的经济合流了；而英国侵略者摧毁了印度原有的经济基础，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作为外来势力的地位，以无限权力来攫取印度的贡赋。第二，英国资本主义在印度的胜利，也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不同，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是殖民地类型的经济，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在印度除了经历破坏过程以外，很少有新的相应的因素产生。

马克思在大起义前四年（1853年）就曾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苦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虽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表示出任何重新改造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 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特别悲惨的色彩 ，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关系。”（黑体系引者所加）

印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全部历史断绝关系，这是文明交往的悲剧。旧的破坏了，而新的还未产生，“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是英国殖民侵略造成的灾难，也是起义前夜印度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个基本事实在印度的上层建筑中，在各个政治集团和各阶级中都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反映。这种经济上的矛盾性质也决定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性质。1857—1859年印度反英起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三

起义前印度已经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上层建筑方面，印度各阶层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矛盾是相当尖锐的，在宗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同时，这些矛盾也表现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粗暴地破坏印度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印度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人民从来都很重视自己的宗教生活。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从思想上奴役人民，却无理地干涉印度人民的生活，消灭他们的宗教，力图把印度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英国殖民主义者一直把传播基督教看作自己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对于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则多方面予以优待。印度人民不能无视英国殖民主义者这种肆无忌惮的政策，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都表示了极端愤慨的情绪。例如成为起义导火索的涂有牛油和猪油的子弹等事件，就引起了印度广大阶层不满情绪的增长，这是很自然的。尼赫鲁说过：“印度人民并不反对新的宗教，但他们对于用武力干涉并且推翻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反抗。”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的矛盾，在起义前夜已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许多反英秘密组织的酝酿工作，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神秘的“卡巴齐”（小面饼）和红莲花在居民和军队中默默而广泛地传递，都说明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当时印度经济方面的矛盾有密切联系，且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表面上看来，起义前夜英国的国际地位和殖民实力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巴黎和约》的签订，削弱了俄国的力量，使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加强了。英法联军在1850年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也取得了胜利。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巩固了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这时英国许多殖民主义者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些喜形于色的幻想。印度总督大贺胥在离开印度时（1856年2月）曾写了一篇叙述他统治印度十年经验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自吹自擂地说，他修建了铁路、运河和电报，给英国增加税收400万英镑（吞并奥德的数目尚不在内），驶进加尔各答的商船几乎增了一倍等。但实际上财政还有赤字，他说这是由于社会事业开支过大的缘故。在结语中他说：“我临别的希望和我对印度的希冀是，未来数年中，我曾治理的区域，能逐渐造成和平繁荣与进步的愉快记录。” 里尔也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书中，也表达了妄想安然剥削印度的迷梦，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他也不得不为起义的浪潮而震惊。 ^[40] 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这吹嘘的回答是雇佣兵革命（Sepoy Revolution）（1857—1858）。”

事实上，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繁荣”和“平安”的外衣下逐渐成熟起来。大贺胥以后继任印度总督的坎宁勋爵已经感到不妙。他在伦敦其亲友的践行会上曾对印度的形势作了估计。他说：“我希望在我任职期间平安无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印度的天空，它在表面上看来是万里晴朗，然而有不到手掌大的一小块云或者突然出现于天空，愈变愈大，立刻到处是倾盆大雨，而我们的利益也可能因此失掉。” ^[41] 坎宁当时这些话可能是出自对印度形势的夸张，因为这对他是有利的。但，在坎宁到任的第二年，印度人民便以起义的暴风雨来迎接这个新任的殖民统治者。

19世纪上半期是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但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印度，却经历着经济衰落和人民群众苦难深重的时期。19世纪上半期，也是全印度初次共同饱尝英国殖民统治苦味的时期。遭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奴役的命运，这时已经不只是某个地区或几个地区，而是全印度各个地区了。

马克思指出：“在征服信德和旁遮普以后，英印帝国不仅达到了它的自然界限，而且还抹去了印度各独立国家的最后痕迹。”“它已不再借助印度一部分地区去进攻另一部分地区，而是自己高高在上，整个印度都伏在它的脚下。” 英国殖民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印度，其面积要比英伦诸岛大十五倍。英国殖民主义者几代祖宗剥削全印度的美梦实现了。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建立了统一的印度之后，也就形成了印度各地区人民共同起来反对殖民统治的基础。

过去在反对英殖民侵略的战争中，印度的抵抗总是分散地进行着。例如迈索尔人、马拉塔人和旁遮普的锡克人，都曾经英勇地抗击过殖民侵略者。但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在单打独斗，没有在共同的反英斗争中联系起来。无论是17世纪、18世纪，还是19世纪上半期，反对英国殖民侵略者的斗争，从来都没有波及全印度。只是从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开始，才形成了共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条件。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剥削和奴役，由于破坏了旧的经济结构而没有相应的新结构产生，因而人民群众的苦难加深，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日益增长着不满情绪。

下面，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印度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其次再分析一下印度各阶级阶层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最后对起义中所出现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作一些合乎规律的解释。在分析印度各阶级关系时，我们也要接触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为什么印度斯坦地区会成为起义中心的问题。为了方便计，笔者分析的顺序基本上是以起义阵营和反动阵营的顺序排列的，即手工业者、农民、印籍士兵、封建主、地主、新兴知识分子和商人与高利贷者。

第一，印度的手工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怎样的？印度的家庭手工业是印度农村公社的两大支柱之一，而印度的城市手工业也在印度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英国殖民政策的实行，使手工业者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都遭到最严重的打击。英国殖民主义者最先控制了印度沿海一带比较发达的中心——例如孟加拉和比哈尔、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就成了英国商品的集散中心。首先在这些地方的手工业被摧毁了，手工业者大批失业。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控制全印度以后，手工业的失业现象就更为严重起来。过去在城市中为市场而工作的手工业者已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在农村公社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也发生了分化，例如在奥德的拉杰普特人的公社中，手工业者的收入就不是从公社中得来，而是直接从消费者手中获得。这样，他们本身就变成了单纯的商品生产者，而手工业者是竞争不过英国商品的。英国人运走了印度的棉花，在英国兰开夏以及其他纺织工业城市进行加工，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又以布匹的形式运回印度。1856年官方的报告中说：恒河流域“三十年前是土著织布的坚固堡垒，有五千座工作机在工作着。现在那里每一百个人民中，却有六十二人专穿英国兰开夏的布料” 。

纺织工业是印度家庭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纺织手工业者则是当时手工业者中人数最多的阶层， 打击了这一阶层，实际上是摧毁了印度自己的制造业。旧日的陶工、制革匠、铁匠也都同样遭受到英国商品排挤而无法生活。一个英国商人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手工业者被他们的市场所抛弃而辗转在野外的死亡线上……古吉拉特蓝靛的出产降低到1/20，人们把它看成市场的废物。棉纱的价格却增加了几倍……马德拉斯区许多手工业者都因为饥饿而死亡。”

手工业者的悲惨命运还不仅在于他们的职业遭到了破坏、他们世代相传的手艺现在完全无用了，而且在于他们“通往新职业的道路又遭受了阻塞” 。这是当时印度社会经济矛盾在手工业者中间的反映。因为我们知道，在英国家庭手工业也曾经被工业革命的冲击所摧毁，但是，新兴的英国工业不仅吸收了大批失业的手工业者，而且也吸收了一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在印度则不然，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愿意用机器工业来代替手工业，因为大量破产的手工业者不得不流入农村而依赖土地。但是，这样并不能使他们的悲惨命运有所改善，因为在农村耕作的原始方法，特别是英国土地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他们遭受更为沉重的压迫。事实上这些最后不得不依赖土地的手工业者，很少有人能够买得起土地，因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成了佃农或农业工人，或者成为流浪者。不过在起义前夜，他们大多数是佃农。这一部分手工业者又和农民遭受着共同的命运。

印度的手工业者的悲惨处境的确呈现着一幅痛苦的黯淡情景。“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 所有的手工业者都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印度总督本汀克在1834—1835年的报告书中被迫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发展，到起义前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利欲熏心的英国资产阶级却根本不管这些情况，英国制造商柯伯在1840年的讲话，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本质：“不错，我觉得东印度劳工们可怜，可是在同时，我对我自己的家庭比东印度的劳工们更有感情……而要牺牲我家庭的舒适，这是不可能的。”

印度手工业者对于英国殖民制度是极端仇恨的。他们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也是极为尖锐的。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颠沛流离的手工业者和流入农村的手工业者中间，而且在被迫进入英国工厂（这些数目本来是很少的）的手工业者中间也有反映。例如在官方的文件中也证明了他们宁肯砍掉自己的手指来逃避这种奴役的工作。 ^[42] 破产的手工业者曾经不止一次起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20—40年代，他们踊跃地参加了伊斯兰“瓦哈比派”所领导的反英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手工业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日益悲惨的处境和往昔的反殖民压迫的斗争，都决定了他们踊跃参加1857年的反英大起义，而且成为起义的基本动力之一。

第二，我们再看看印度农民的情况。印度农民身受三重压迫：英国殖民主义者、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走狗地主柴明达尔和高利贷商人。虽然农民当时是印度的主要生产者，但是他们的处境却极为困苦，他们几乎是英国殖民压迫的主要承担者。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灌溉事业的漠不关心，由于一系列土地措施的实行，就使得农民和土地相脱离的程度日益加剧。

英国殖民主义者实行一系列土地措施的目的达到了。在东印度公司的总收入中，来自土地方面的田赋占2/3。在固定和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区域内，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柴明达尔共同剥削农民。 柴明达尔除了征收地租外，还拥有治安、司法及一切封建特权，他们以各种名义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农民甚至理发、打伞都要纳税。此外，他们还强迫农民服劳役。在莱特瓦尔地区内，殖民政权则是农民的直接压迫者。农民向公司缴纳的货币地租是相当沉重的，其中旱地地租占农民总收成的1/2，水浇地则达到2/3。殖民政权很快便把农民弄得剥肤及髓。1830年，马德拉斯有1/4的土地荒芜了。马克思在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土地措施实行的结果时说：“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全印度居民的11/12的莱特陷入可怕的赤贫化。” 在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地区，甚至在旁遮普，农民所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奴役，也不见得比孟加拉或马德拉斯与孟买轻，“甚至在旁遮普省，该省英国的课税减低了以前锡克人的需索，然而，‘现金’付款和征收的严厉却大大抵消了农民的实惠。”

商人和高利贷者（二者常常结合在一起）也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在过去，高利贷者利用捐税的债务和农民的偶然事件（如自然灾害、家庭中的婚丧事件）放债，而在农民依附于市场的情况下，给高利贷者制造了更广泛的活动场所。殖民主义者在法律上也保障高利贷者的利益，如农民还不上债，他们就可以用农民所有的其他东西来抵押。孟买省税务局在1858年的报告中，曾引用了一位官员泰特勒的话说：“法律给予放债人和借债人的支持，总是站在放债人一边，借债人得不到任何保护。他们应该得到一切帮助；不帮助放债人，因为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我相信印度9/10的骚乱应归咎于这个原因。”

印度农民遭受着这些阶级层层的榨取，使他们不堪重负。这些首先表现在赋税方面。赫帕特主教承认：“我认为，不论土著或欧洲的农民，在目前的税率下都不会兴旺。地产物总额的一半被政府索取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土邦都没有索取我们这么多的地租。” 这些话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实物地租为外国殖民者所掌握时的危害性的论点。马克思说，这种地租“达到的规模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身体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当这个形式为一个从事征服的商业民族所发现、所利用时，例如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那样，情况尤其是这样” 。

在赋税不断增加和高利贷者猖獗活动的基础上，加上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古老的灌溉系统，使肥沃的土地荒芜，这就加速了农民贫困化的发展。水利灌溉工程对于东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对于印度的农业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破坏了水利灌溉工程就使饥荒不断发生，在19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许多著作中都谈到这种情况，由此必然产生农业的衰落。

19世纪上半期，印度许多区域都发生过大规模饥荒。农民当然是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深的一个阶级。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残酷的剥削，使农民无力抵抗这种可怕的饥荒。在印度农村公社遭到破坏和印度被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在印度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情况下，19世纪中叶，印度农村也出现了人口过剩的情况。繁重的税捐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全部统治活动，都使农民大量破产，富裕起来的只有地主和高利贷者。印度当时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也反映在农业中。在农业生产中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者也妨碍了破产的农民成为工人。因此，在印度沦为殖民地的条件下，这些“剩余人口”除了忍饥受饿，直至饿死之外，没有任何出路，定期的大饥荒使千百万人死亡，这就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给印度带来的“善行”。

印度农民曾经多次起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在一些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也透露出了一些线索。 ^[43]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预防更大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就开始在农民群众中散布错觉。早在1852年，英国殖民政权在南印度宣布：农民耕种土地不再是对国家的义务，也就是说取消了过去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的条款。于是在当时莱特瓦尔制区域的农民中，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他们以为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将要进行某些改革的开始：这就阻碍了农民起义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在1857年大起义中，南印度保持了比较平静的原因。

然而，北部和中部印度的农民起义并未平息下来。1855—1856年孟加拉山区桑塔尔部族的起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英国殖民主义者派来了军队，桑塔尔部族的起义者不仅和他们进行了正面的战斗，而且在后期也展开了游击战争。1855—1856年桑塔尔部族的起义实际上是1857年大起义的前奏。北部和中部印度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可以从布道恩（Budaun，在巴雷利和沙贾汉普尔之间）地区的事件看出，这个地区由于地主千方百计压榨农民，赋税繁重，农民就积极酝酿着起义，在这里的总收税官爱德华于1857年初即向巴雷利的殖民政权请援，要求派军队来镇压起义。 ^[44] 但他的愿望并未实现，不久，印度的大起义就爆发了。1856年8月，北部和中部印度霍乱到处蔓延，仅在阿格拉一个地方就有15000人死亡。此外，中印度成为起义中心的原因还在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尚武的拉杰普特人的经济生活。这些拉杰普特人组成了孟加拉军队中印籍士兵的很大部分，在这两种情况的共同作用下，中印度反英斗争表现得特别有力。

由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农民承担着殖民压迫最沉重的负担，农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这就使他们成为大起义的主要动力。但是当时农民还是很分散的，因此，大起义的发动就落在较有组织和握有武器的印度士兵的肩上。

第三，印籍士兵的情况是怎样呢？英国军队中的印籍士兵的基本特征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利用他们打败了自己的竞争者，接着又利用他们占领了印度，以后又把他们变成了统治印度的警察和继续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工具。

所有的印籍士兵都来自倾家荡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说，印籍士兵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给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创造进入工厂、掌握技术的条件，相反却别有用心地用新式武器武装了他们。但是，随着印度国内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国外形势的变化，它成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 。至于为什么在“印度起义不是由受尽英国人的折磨与屈辱并被劫掠得精光的莱特发动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养、受到英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 这个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此处只提一些大略的论点。首先，在整个英印军队中，原来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它是当时印度社会一个小小的缩影。英印军队中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尽管印籍士兵为了自己一点糊口之粮而被迫从事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尽管他们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但是这些虚假的钓饵并不能长期掩饰已存在于英印军队中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印籍士兵很少得到信任。他们的宗教信仰也遭到粗暴的破坏。其次，在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848年全面占领印度以后，印度各阶层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主要矛盾也反映在英印军队中，种族歧视更加严重了。过去的“优待”被取消。印籍士兵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更得不到尊重，他们被迫信奉基督教。奥德的吞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来存在的矛盾激化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旁遮普被兼并（1849）后开始的，而在奥德被兼并（1856）后更变本加厉了” 。再次，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扩大侵略，不得不雇用更多的印籍士兵，于是印籍士兵的比重在英印军队中空前扩大了，相反，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此时期内向许多亚洲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如伊朗、中国、阿富汗等），并且在克里米亚与俄国的战争中也遭到很大损失。印度国内空虚起来了。由于印籍士兵力量的增大和英国军队的削弱，使印籍士兵觉察到自己的力量，英国殖民主义者无敌的观念在他们中间消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最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尽管想把印籍士兵和人民隔绝起来，然而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印籍士兵和他们的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印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反英斗争也带给他们影响。印籍士兵并没有完全丧失爱国的感情。

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酝酿着反英斗争。但是，虽说农民在可怕的压迫之下被煽动起来，然而要怂恿他们起义却不容易。因为散居各地，想要使他们得到一个共同的了解极为困难；世代相传的服从习惯，在许多地方缺乏武器使用的练习，这些情况都使印度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动起义首先面临许多困难。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农民战争以前德国的特点，也适用于当时的印度。这里，要特别关注恩格斯所说的“世代相传的服从习惯”。传统的帝王观念，是农民“服从习惯”的历史观念，“好皇帝”在他们思想上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当时印度的条件下，印籍士兵是唯一比较有组织和比较团结的集体，他们掌握着当时英国人发给他们的现代化武器，他们驻扎在德里、阿格拉这样的军事要塞中。因此，在他们本身也受到民族压迫的威胁和印度广大阶层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在印度各地区反英酝酿和秘密组织在他们积极活动的条件下，在印籍士兵力量大为加强和英国军队大大削弱的条件下，印籍士兵就完全有可能起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且成为第一个推动起义的力量和起义中冲锋陷阵的角色。英国殖民主义者阻止西帕依掉转枪口反对他们的欧洲老爷的幻想破灭了。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由于军队还没有表示态度，人民当然也就没有行动起来” 的原因所在。

以上便是印籍士兵的一些概括的情况。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只有孟加拉军队中印籍士兵充当了起义推动者的角色，而另外两个军团（孟买和马德拉斯）虽曾酝酿过起义，但或因传教士的破坏或其他原因终未能发动起来。过去笔者把这些原因归于这三个军团本身的内部构成，即根据马克思在《印度的起义》和《印度史编年稿》二文中所讲的比例：“拥有将近8万人的整个孟加拉土著军队，（其中大约有拉杰普特人28000名，婆罗门教徒23000名，伊斯兰教徒13000人；较低级种姓的印度教徒5000名，其余是欧洲人）” ，孟加拉军团“有40000名是来自奥德的士兵，他们是以共同的种姓和共同的民族成分而结合在一起的；军队的生活是团结一致的；只要任何一个联队受到军官的侮辱，所有其他各联队都会认作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而孟买和马拉斯军团则没有这些条件。最近苏联学者奥西波夫根据许多资料，认为奥德印籍士兵中有3/4是拉杰普特人，并根据拉杰普特公社的分化情况，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严重损害了尚武的拉杰普特人的利益。由于印籍士兵工资的急剧下降，影响了他们家庭的生活；这些印籍士兵的不满反映了奥德地区公社农民的不满，并由此分析了拉杰普特农民在起义中起了巨大作用。奥西波夫的结论是：“起义笼罩了由印度斯坦土地所有者居民的高级种姓所组成的孟加拉军团，而北部印度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场所。” 这篇论文的分析对起义为什么只发生在孟加拉军队中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说明。

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到1857年大起义的一百年间，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孟加拉为基地向印度其他地区发动了二十多次的侵略战争，先后吞并了迈索尔一部分地区、马哈拉施特拉、卡纳提克、奥德、班德尔坎德、罗希尔坎德和旁遮普等地区，使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直接领土。而另一些土邦，如克什米尔、海得拉巴等都沦为东印度公司的“保护国”。大贺胥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是侵占印度土邦的急进派，最后完全占领印度正是在他统治印度时期完成的。1849年吞并了萨塔拉，1853年吞并了那格浦尔和章西。1853年夺取了海得拉巴土邦的比拉尔（占该土邦最肥沃土地的1/3）。大贺胥处处触犯封建主的利益。他不承认卡纳提克、马拉塔印度土邦王公的立嗣权，不许继子继承遗产是违反了印度的法律和风俗习惯的。他把吞并奥德说成是赐予奥德王公的“利益”和清除奥德的政治腐败和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他吞并奥德的居心已久。1856年，当他接到驻勒克瑙监督奥拉姆坚决要求吞并奥德的信件时兴高采烈地说：“上帝要亡奥德了。” 在德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对待莫卧儿王朝后代的继承问题上挑拨离间，也引起了德里王室的不满。

马克思谈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待印度土邦王公的政策时说：“自从英国掠夺者一到印度，并坚决要抓住印度不放之后，他们除了用武力或阴谋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他接着说英国殖民主义者是走着古罗马人的老路，并引用了一个英国作家的话：“这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制度，正如同我们在吃牛的肉之前，要把牛喂肥一样。” 显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更全面地把印度变成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完全占领印度，而在大贺胥统治的时代，“牛已养肥”，他们不能容忍一些土邦的存在。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大贺胥，便奉行了所谓“土邦王公丧失权力说”，毫不客气地吞并了自己过去的同盟者。

起义前夜的封建主阶级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组成，我们以对待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态度把他们分成三个不同的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封建主中最反动的阶层，旁遮普的王公、海得拉巴以及瓜廖尔王公等，都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殖民主义者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这类封建主占有很大比例。他们对于殖民政府是卑躬屈膝的，而且一直充任了“英国在印度的第五纵队” 的反动角色。在本次起义中，“各土邦起了风暴中防水堤的作用，否则这次风暴中一个巨浪就要把我们冲卷而去了”（印度总督坎宁语） ^[45] 。第二个阶层是中间观望的阶层，大贺胥的吞并政策使他们“兔死狐悲，各邦莫不寒心” 。但是这一部分封建主各自畏缩，既无力量也无意愿同英国殖民主义者“决裂”，其中有许多不仅害怕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且对殖民政权心存幻想。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只是埋怨，而不是仇恨。这一类封建主虽然比第一阶层人数要少一些，但也有一定的数目。他们在殖民政权遭到打击时，也可能暂时站在起义者一方。但随着起义的发展，他们却不可避免地与第一阶层合流。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奥德的塔拉克达（收税区长）的态度。1852年英国殖民主义成立清查赐地契据委员会，如果拿不出赐地的契据，这些塔拉克达的地产便将要被没收，这个委员会总共没收了3.5万宗地产。这些由大土地所有者变为一无所有的人怨恨和仇视英国殖民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在起义前进行了反英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而且后来也成了起义的领导者并坚持斗争到最后，毛拉维·阿赫马德·沙就是这样的人物。但是，大多数的塔拉克达却属于骑墙派，他们“既无力做工，又羞于乞讨” ，而且“在好几个月中间举棋不定” ^[46] 。在奥德起义达到高潮时塔拉克达又站在起义一方，当起义转入低潮时，特别是坎宁宣布不侵犯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又大批投靠到英殖民主义者一方，最后断送了起义。德里的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也是这样的人物。

封建主阶级中的第三个阶层是走向了反对殖民主义者道路的那一部分封建主。他们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本身备受凌辱，而且也丧失了所有权力。尽管他们是为了恢复自己原先的地位和权力，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从这个意义出发，在客观上看他们与当时印度绝大多数阶层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部分人中间有一些是很出色的，例如被誉为“比哈尔之狮”老游击英雄昆瓦尔·辛格，被恩格斯誉为采取积极游击战术的阿米尔·辛格，以及纵横中印度、被称为“马拉塔之虎”的坦提亚·托比，被称作“印度的太阳”的拉克什米·芭伊，都是把斗争坚持到最后的英雄人物。 那那·萨希布、菲路兹·沙·奥德王后也应该属于这一阶层。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各阶层（其中包括参加起义的封建主）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是当时印度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起义前夜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形势。这种空前的、有广泛阶层参与的反英浪潮，首先表现在人民群众的反英斗争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骚动和不满不断增长，促进了英印军队中印籍士兵的“分裂”，促进了封建“上层”的“分裂”。这种“分裂”无疑反过来也促进了人民群众参加反英斗争。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一系列的政策中，特别是19世纪初期以来的迅速吞并政策，使全印度都笼罩上了殖民奴役的乌云，这种巨大的灾难也从反面促进了这个新形势的形成。

虽然在起义前夜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形势，然而19世纪中叶的印度，却具有自己的时代和历史特点。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下层人民群众的仇恨情绪不断增长，在封建上层中也发生了分裂。在印籍士兵中反英活动进行得更为积极。这就是说，印度各阶层中都普遍地进行着起义的酝酿工作。印度社会中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当时阶级力量的配备：第一，封建君主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反映了中世纪农民的思想。他们一般希望和幻想着一个“好皇帝”。特别是在印度当时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情况下，一百年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奴役，使印度失去了以往的独立，因而在沦为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回忆起过去的独立，不仅农民向往印度过去王朝时期的独立，而且印度广大阶层都热望独立。加之一些封建主积极反英，例如那那·萨希布以朝圣的名义，走遍了印度斯坦的各城市和军队驻防地，许多军队和居民的秘密组织都和封建主有密切联系。所有这些，决定了封建主在未来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第二，决定封建主在起义中起领导作用的另一条件是人民群众在当时没有一个先进阶级来领导，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产生，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散居各地，而较有组织的印籍士兵又选不出自己的领袖。此外，宗教在印度人民中有深厚的影响，这就使一些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层僧侣也在起义的酝酿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在谈到与英国殖民政权沆瀣一气的那些阶级与阶层时，也像我们上面谈反英力量的情况一样，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显然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对立且不断转化，在起义前夜这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却逐渐显现出了新的阶级分化和政治分化。

首先要谈到的是英国式的地主阶级。这类地主是英国殖民政权的忠实支柱，英国殖民政权正是为这一目的而扶植他们。这类地主显然并没有辜负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希望，威廉·本廷克在1829年就认为他们“至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已经创造了一个富有的土地有产者的庞大团体，牢牢依靠英国统治之继续，并且能够完全掌握群众” ^[47] 。印度的地主阶级可分为两大类：原有地主和新产生的地主，后者占很大的份额。英国殖民主义者保护地主的利益为时已久。在1799年和1812年两次处理农民欠租案件时，规定了对地主完全有利的章程。章程规定：一切农民如因“好讼”或“无故”向柴明达尔提起诉讼，就得加以罚款和监禁。“于是地主更加为所欲为，农民的痛苦无处申诉了。按当时的条规，农民欠租者，允许柴明达尔向官吏控诉，官吏便逮捕农民，照条规追还，并没收其家产，以抵田赋。”

的确，英国殖民主义的土地国有制是从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国家那里继承下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把印度封建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于自己的利益。他们虽然保留了一部分旧的地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一批“新”地主。英国在印度一系列的土地改革给农村公社以最严重的打击，使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等地区的大量农民遭到破产。结果不仅巩固了柴明达尔的地位，而且对于商人和高利贷者非常有利，因为这些土地改革使过去封建贵族和地主同样遭到破产，这样，柴明达尔、商人和高利贷者就代替了他们而组成新的地主阶级，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固定的和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区域内，而且在实行莱特瓦尔制的地区也有所表现。在这里，公社上层分子的小地主得到了土地，而且，“颇大一部分土地转入高利贷地主之手，他们和孟加拉的柴明达尔不同，他们的税率是不固定的，占有土地的面积较小，并且是‘新’出身于高利贷者中间”。

关于旧土地所有者被赶走的情况，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军官布里格斯（J.Briggs）说：“我确实听到，班杰坎德地方有2/3的旧地主被赶走……以后经过一定时期，这些不幸的人们奔波在死亡线上，因为这是我们法律所要求的。” ^[48]

可以看出，这些日益走下坡路的旧地主，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是怀有仇恨的，而受英国支持的高利贷地主和柴明达尔是英国殖民政权的忠实帮凶。旧的封建地主实际上可以列入动摇的或坚决参加起义的封建主阶层中，而英国式的地主则与高利贷者、商人及一些知识分子站在英国人一边的。

我们再看一下印度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情况。印度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国家，印度很早就有自己的学者群体。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在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压迫印度人民的同时，他们也加紧了文化侵略，竭力从思想上奴役人民。在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他们采用“愚民”的办法，生怕欧洲文化和思想传入印度而动摇其统治地位。到了英国工业资本剥削印度的阶段开始以后，英国工业资本家采取了为自己培植知识分子的积极步骤。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英国派与东方派之争，“这两派的斗争，实际上也反映了英国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英国派的胜利也是早就注定了的” 。

18世纪是印度政治和文化生活衰落和停滞的世纪，在这方面我们只引用文学方面两段材料就足以说明了。凯依说：“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而到来的18世纪末期，是印度文学衰落的时期，当时没有几个著名的作家。” ^[49] 孟加拉的文艺理论家高希说：“18世纪是印度各种民间语言的文学停滞和衰落的时期。”但是，到了起义前夜，文化方面有了新的起色，孟加拉语、印地语、马拉塔语和泰米尔语等文学又重新发展起来。1800年出现了第一批孟加拉语的文艺作品，大约在起义前十年出现了第一批印度各种民间语言的散文作品。

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印度资本主义的萌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当时出现了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先驱者这个事实来看，也更说明了这一点。孟加拉婆罗门教徒和大地主拉姆·莫罕·罗伊正是其中的佼佼者。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商业资本家转而经营工业。1854年孟买棉纺织厂正式开工，继而在孟加拉、古吉拉特等地相继兴建。到起义后的1880年，全印度已有纺纱厂156家，雇用工人44000名。就是这些工商业和自由派地主，成为印度早期社会新生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资产阶级地主知识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具有印度传统的文化知识，又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一些人还是律师、医生、东印度公司职员。1828年莫罕·罗伊在加尔各答创办了“梵社”（又译为“最高精神信徒协会”）和爱尔芬斯顿学院，团结了孟加拉的知识分子，经常反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反对印度教最黑暗的仪式习俗和等级界限。不论是莫罕·罗伊还是梵社的会员们，都不是印度封建王公和地主的自觉反对者。罗伊本人就是大地主，梵社的另一个领导人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大公是一个封建主和买办。但是他们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反对印度教的各种习俗和偏见，这就为反对印度的封建制度制造了思想武器，为积极反封建的斗争创造了思想前提。罗伊本人也很同情农民的处境，他认为必须降低地税。 ^[50] 罗伊在1804年就做过东印度公司的收税人，做过殖民主义者压迫人民的工具，直到1814年才辞掉了这个职务。但是他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他第一个用孟加拉文写文艺作品，编孟加拉语的文法，在1821年和1823年开始创办第一批孟加拉的民族报刊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学院，使这种文化适用于新的生产关系，因而成了印度的爱国主义者，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创造了思想武器。正如《东方民族主义史》一书作者所说：罗伊的“思想是亚洲和欧洲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牺牲了自己的特点而一味摹仿，而是更多地吸取了欧洲的宝库来推进自己的发展” ^[51] 。

因此，19世纪中叶印度知识分子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尼赫鲁曾说：“正当在孟加拉以印度教徒为主的新兴知识分子受着英国思想和文学的影响，并且为了政治上的宪法改革而仰望英国的时候，起义的情绪正在其他的地区沸腾着。” 但是，就是在这群人中，也产生了具有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先驱（尽管他们还不是自觉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思想日益在知识分子中占据上风，在以后的阶段中，在大多数居民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下，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等阶级表现”了“人民群众中的处于潜伏状态的反抗精神” 。这种情况自19世纪下半期即已表现出来。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大起义以后，在印度三大管区的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都成立了各自本地人协会。孟加拉的英属印度协会、印度协会、孟买的浦那全民大会等组织，为国大党的筹建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民族政党的萌芽是在19世纪印度启蒙运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为1905—1908年印度觉醒做了思想组织准备。

最后，我们看一下高利贷者和商人的情况。

早在印度封建社会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着高利贷的活动。 18世纪初，印度的农村公社进行着缓慢的分解过程，捐税的不断增加，公社内部财富差距日益扩大，货币所有者的地位日益巩固。当时的最大高利贷者和商人甚至放债给印度当权的封建主，有时这些高利贷者也和中国、波斯及其他国家有联系交往。

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印度以后，高利贷者和商人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前，自然经济占优势；土地是农民的世袭财产；缺乏土地买卖的现象；缺乏拥有土地的凭据且禁止高利贷者占有土地；公社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森林、草原、牧场都为公社公共财产，这一系列特点，都阻碍了商人的扩大活动和高利贷者无限制的盘剥。有时，在战争或其他的政治动荡影响下，他们的活动更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一系列的变化也影响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地位和作用。英国殖民主义者土地改革的实行对农民货币地租的广泛采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商业关系渗入农村引起了长期的稳固的封建制度的解体，把权利交给高利贷者，不仅引起了农民阶层的破产（他们被迫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而为国内市场工作着），而且也引起了依靠农民剩余产品而过活的小地主的破产”。所有这些特点巩固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地位。1813年东印度公司商业垄断权被取消以后，英国的资本家和印度的高利贷者同商人的联系就更为密切起来。英国资本家为了更好地窃取印度的原料和销售自己的商品，而修建了一些交通运输路线，而后全面占领了印度，把印度统一起来，这对高利贷者和商人同样有利。继早期资本主义剥削印度之后，在工业资本剥削印度的时期里，更为印度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商人和高利贷者是两个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时几乎是难以分开的阶层。他们大部分依附于英国的殖民政权，但在新的条件下也有一部分人走上发展印度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叙述印度社会经济的那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起义前夜，加尔各答和孟买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和矿山，这些企业就是印度的商人和高利贷者阶层中的人物开办的。当然，在那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一些为数本就很可怜的企业中，英国资本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52] 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印度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也多来自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一阶层中。

然而，起义前夜，这些商人、高利贷者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主要的。因此在这些人中没有分化出同情反英力量的代表，相反，他们在大起义前多次的农民起义中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打倒的对象。前文提到的桑塔尔部族的反英斗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经常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英国资本家在印度的商业代办，也是向农民榨取税收和地租的代理人。

印度大多数封建主、英国式的地主、印度的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仇恨人民的反英行动而投靠了英国殖民主义者；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印籍士兵成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帮凶；一部分“仰望”英国的知识分子固然仇恨人民的行动，而一部分不自觉地具有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思想的人也对人民群众的斗争漠不关心。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当时印度国内反动势力复杂的分布情况。

在反英力量中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封建主与人民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宗教、种姓以及封建主之间的矛盾等。但是，从以上分析中，显而易见的是：印度社会广大阶层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些内部矛盾暂时就从属于主要矛盾。这是印度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四

关于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印度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的一些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是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时代，英国资本家靠剥削国内劳动人民和压榨殖民地的财富而塞满了自己的腰包，英国得到了所谓“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这一百年间却是印度经济破产、文化衰落的年代，印度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已经成为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印度人民群众的处境空前悲惨，它变成了“一个穷人的国家”。“世界工厂”和“穷人的国家”这个鲜明的对比，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

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它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具有一系列与以前大不相同的特点。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剥削方式剥削印度，以后又用工业资本的剥削方式剥削印度。在经济上，英国殖民主义者俨然以印度“主人”的身份，运用其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使印度沦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旧的封建经济结构被破坏了，但是相应的新的经济体系却远未产生。印度经济处于空前的破产状态。在政治上，在起义的前夜，英国殖民主义者完全占领了印度，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与此同时，也就第一次形成了印度各地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共同基础。印度各阶层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其他的矛盾暂时成为次要的矛盾而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在当时印度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这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在印度各阶级都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严重的政治危机出现了。

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印度是旨在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因而在破坏了印度旧的社会经济体系之后，并无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意图，这就使破产贫穷的手工业者和颠沛流离的农民遭到了最可怕和最悲惨的灾难。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大批的“过剩”人口。他们不可能安然地听任殖民强盗的宰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悲惨处境决定了他们是即将到来的大风暴中的基本动力。

英印军队中印籍士兵的转向起义，是印度广大阶层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面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一直是殖民主义者侵略工具的印籍士兵，这次参加起义并成为起义的核心力量，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印籍士兵成为起义的第一个推动力量不仅是当时印度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而且也与他们本身的特点有关。

印度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不只是表现在手工业者和农民这些“下层”的不满和骚动的增长上，不只是表现在印籍士兵的转向起义上，而且也表现在封建主阶级（包括土邦王公和地主）这些“上层”的“分裂”上。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不可能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加之印度刚丧失独立不久，又面临殖民压迫，在失掉旧的而未建立新的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对新来的殖民统治者的仇恨和对印度王朝的回忆是很自然的。封建主参加起义并成为起义的领导者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印度广大阶层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不只表现在经济、政治和阶级上，而且也表现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上。粗暴地破坏印度人民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所谓社会改革由欺压成性的殖民主义者来实行时，很自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疑惧。这种矛盾的激化导致农民、手工业者、印籍士兵和封建主的不满，特别是激怒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僧侣们。印度广大阶层反对英国基督教化的政策，并非单纯的宗教问题，实质上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种表现。

第三，大起义前夜印度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表明：印度各阶层人民在争取独立、推翻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印度的反动派都是斗争的对象。封建地主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动文人是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狼狈为奸的反动集团。在起义前夜，已经开始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联盟的形成过程，在起义当中，特别是在大起义结束以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与印度反动派的联盟最终形成了。

第四，大起义前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已经表明了这次起义之所以失败的一些原因。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宗教和种姓的矛盾，起义阵营参加者中间，人民与封建主的矛盾，封建主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等，都在当时暂时服从于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新的条件下，由于这些内部矛盾的激化，就从内部瓦解了起义。大起义的结果正是这样。

在殖民统治阴影的普遍笼罩下，广大阶层都程度不等地受到损害，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了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这些情况也决定了起义的全民性质。

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证明：大起义不是“晴天霹雳”般发生，而是在印度的天空上已经浓云密布，只待一声雷鸣了。1857年3月29日，巴拉克普尔驻地青年印籍士兵曼加尔·潘迪射死英国军官的枪声，已经表明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1857年5月10日，米勒特印籍士兵、市民和农民的反英发动，正式揭开了反英大起义的第一页。起义前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以及起义的爆发，都证明了坎宁来印度前的恐惧心情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这位新上任印度总督所说的印度人民愤怒的“愈变愈大”，终于电光闪亮，雷鸣隆隆，像山洪海潮一样爆发起来，向英国殖民政权展开了冲击。

第五，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的发生，绝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似乎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一百年来英国殖民侵略和统治造成的灾难、饥荒和人民颠沛流离的悲惨处境，使印度失去了旧世界而又没有获得新世界，却不得不面对继商业资本之后的工业资本剥削的殖民地地位。印度是亚洲首先遭受英帝国侵略统治的大国。英国在1600—1846年的两个半世纪中，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英国的官吏、商人、工厂主、传教士蜂拥而至。他们凭借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和特权，践踏印度人民的生存权。从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前夜印度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看，凡是受殖民危害最深的地方，就是起义风暴最激烈的场所。这次大起义是印度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侵略和掠夺的一个有力的回答。起义失败了，矛盾以新的形式，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发展。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1898年，印度总督寇松直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第一；如果我们失去印度，我们将降成三流国家。”印度被视为英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 。但是，在20世纪到来时，在印度迎接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是一场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

第六，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是印度近代史的分水岭，也是亚洲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一个转捩点。这次“旧式起义”，反抗殖民统治并不是孤立的武装斗争，和它相伴随的，是莫罕·罗伊领导的具有新型民族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它兴起于大起义之前，又发展于大起义失败之后，伴随着印度民族的形成过程。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众多文艺作品高呼“祖国万岁”口号，作家们在罗伊宗教改革的旗帜下，以《明月报》为阵地，反对种姓制度中的各种陈规陋习，兴办教育，复兴本国语言，大大促进了民族觉醒。纵观19世纪百年间，印度社会一方面出现了不畏强暴和反抗殖民压迫的武装抗击斗争精神的大起义，同时又有温和的、改良的新启蒙运动。大起义旧式斗争形式本质上的局限，在于没有先进的政治经济主张，即使胜利也难免回到老路上去。启蒙运动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本质认识不足，没有摆脱宗教束缚，局限在上层社会活动，但其思想体系、发展方向是进步的。起义的斗争精神和启蒙运动对印度历史的发展，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印度从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到1857年大起义的一百年，再到1857年大起义之后的五十年，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猛烈地冲击着对印度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印度的民族国家意识，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和新文化，也成为新文明潮流。环顾同时期的亚洲，日本明治维新已唱响资本主义新曲，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回归老路已不可能，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内外政治文化危机叠加，正在演奏改革自救史剧。世界潮流西转东向，亚洲和印度的觉醒时期到来了。《罗伊和印度的觉醒》一书称罗伊为印度民族教育的“先驱”，“现代知识刺激了对于科学的探索，复兴了本国语言，发展了方言，而最主要是在印度人中间造成了自力更生精神”。生活在19世纪前期的罗伊，在他的《自传》中提出这样的世纪之问：“设想一百年之后，我国人民的品德，由于和欧洲人经常交往，又由于一般政治知识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获得而提高了，难道他们能没有一种精神倾向去有效地抵抗那些使他们在社会尺度上降级的不公正和被压迫的措施吗？”这里，他提到的“交往”和“抵抗”，都是印度政治日后经常遇到的问题，都在考验着从提拉克、甘地和尼赫鲁等人的开放与传承内外文明交往的自觉精神。他们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也预见到后来印度现代历史事变的一些端倪。

（本文为《略论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手稿的修改稿，由张良元、王维清、郭顺坤译成俄文，供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亚洲史学者瓦·巴·柯切托夫审定，于1957年6月答辩通过。周一良、季羡林老师也审阅过，谨向他们致谢，本书收录时更新了引文） j34qFZK9JnS6Y4okv2nDP3/mqh8DlnBRCkcdv5CYmzBRwzydGubutYPjQi2y0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