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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依然永远照耀着英帝国，鲜血便永远不会干的。
——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1819—1869）
《印度斯坦造反》再版序言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不仅用自己优秀的文化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而且印度人民反侵略的英勇斗争，也几乎充满了整个印度历史的篇章。如果说印度的历史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
，那么，印度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反抗侵略的历史。印度人民并没有甘愿做异族侵略者的牺牲品。1857—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就是这种反侵略光荣传统的又一次表现。
1857—1859年的大起义，在印度近代史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这次起义的历史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遭到了最不幸的命运。一些镇压起义的英国刽子手、英国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关于这次起义写了不少虚伪的历史
。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宣扬殖民主义者“威德”的东西，对起义者大肆污蔑，而且也表现了反动学者伪造历史所惯用的手段。他们企图扼杀人民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消磨他们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意志，防止人民从中吸取教训和受到这种英勇传统的鼓舞。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把这次起义称作“兵变”或“士兵叛变”。他们异口同声地这样坚持着这一论调绝不是偶然的。
由于起义的历史长期受到歪曲和伪造，因而对它的研究就更为迫切。但这个任务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多，材料少，甚至我们不得不主要依靠上述的一些别有用心的著作。在本文中，作者只想就某些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浅见。
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到1857年大起义的一百年间，印度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国殖民统治者俨然以印度“主人”的身份，运用其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彻底地破坏了印度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使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1757—1857年这一百年中，英国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代，而印度则是旧社会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的时代。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人为的破坏，使印度各民族正在开始形成的统一进程停滞不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致使印度经济遭到破坏，使文化处于衰落状态。虽然在破坏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在印度占统治地位）方面，还有它客观上的进步作用，但在旧生产关系的破坏和新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因为一系列殖民政策的实施，印度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损失太严重了，可以说印度所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所没有遇到的，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中叶，很少有什么相应的新生产关系的产生。
起义前夕，印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特点。在经济上，旧的封建经济结构被破坏了，但是，相应的新经济结构还未产生。在政治上，英国殖民者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自己“高高在上，整个印度都伏在它的脚下”
，经济上新旧不接的矛盾和政治上英国殖民者与全印度各社会阶层的矛盾互为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不仅使当时印度的处境带有“特殊的悲惨色彩”
，而且，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完全占领印度的同时，也就形成了印度各地区、各社会阶层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共同政治基础。19世纪50年代，印度到处可以感受到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极端仇恨的情绪。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殖民统治“隆盛”的虚伪外衣下出现了。
起义前的印度社会阶级的状况，充分表明了全印度各社会阶层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印度居民这种“特别悲惨”的社会处境，首先表现在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英国片面的“自由贸易政策”，严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者。他们悲惨的命运不仅使他们未来的生产遭到可怕的破坏，而且更为悲惨的是他们在失业后找不到相应的工作。他们世传的优秀手艺，现在完全无用了。因为英国殖民统治者不可能用机器工业来代替印度的手工业，他们只是以廉价的机器制造品来充塞印度的市场，因此，破产的手工业者又不得不流落农村而依赖土地。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悲惨的处境有所改变，因为在农村中英国殖民者的土地政策和耕作的原始方法，早已把农民的处境弄得剥肤及髓了。这样，大批的相对过剩人口在印度就出现了。
印度农民受着三重压迫：英国殖民者、依附英国殖民者的印度地主柴明达尔和高利贷商人。英国殖民者实行一系列土地政策（固定的和不固定的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的目的达到了。在东印度公司的总收入中，有2/3是从田赋中掠夺来的。在柴明达尔制地区，殖民者利用其帮凶柴明达尔共同剥削农民，在莱特瓦尔制地区，殖民者直接掠夺农民。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人口11/12的莱特都沦于可怕的贫困境地。”
农民不仅丧失了许多土地，而且英国殖民统治者对灌溉工程的忽视，又使大批良田变为荒地，于是饥荒就经常化起来。高利贷商人的猖獗活动，使得本来已经痛苦的广大“莱特”更为悲惨。
手工业者和农民是受殖民压迫最甚的阶级，同时他们也是历来反对殖民主义者最坚决的部分。在19世纪30年代，手工业者就踊跃地参加了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所领导的反英斗争。农民的起义更多，1857年孟加拉山区的桑答尔部族起义就是明显的例证之一。他们的处境和斗争，就决定了他们是这次大起义的动力。
印度这种“特别悲惨”的状况也反映在世代封建主阶级和僧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封建神权阶级中。英印总督大贺胥为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在起义前不久，完成了最后占领印度的计划。1848年吞并旁遮普和萨塔拉，1853年吞并了比拉尔和章西，1856年大贺胥又把军队集中在坎普尔，下令占领了相当于爱尔兰面积的奥德王国。大贺胥处处触犯封建主的利益，他取消了许多王公的恤养金，拒绝承认他们的立嗣权，并且没收了许多中、小封建主的地产。此外，英国殖民者又侮辱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感情和风俗习惯，因而上层的侣僧也和人民一样仇恨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起义前夕，一部分封建主走上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道路。当时印度的社会经济情况决定了他们成为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封建主参加起义并成为起义的领导者这一事实也表明：全印度各社会阶层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支配下，国内的阶级矛盾就降到次要地位。当时是印度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使得封建主有可能暂时和人民联合到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也使得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的统治者”
。
西帕依
在起义中所表现的显著作用，更清楚地证明了这种矛盾的转化情况。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面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移，西帕依在起义中所表现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原理的正确性。西帕依一直是英国殖民者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英国资产阶级打着东印度公司的招牌对印度进行了侵略和掠夺，而东印度公司又利用西帕依的刺刀征服了印度。那么，为什么“英国当局建立土著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
呢？为什么“印度起义不是由受尽英国人的折磨与屈辱并被掠夺得精光的莱特发动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给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育、受到英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
呢？这是因为：
第一，在英国印军队中本来就存在着种族和民族压迫。西帕依都是来自倾家荡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这条可怕的道路上谋求一线生机。西帕依尽管享受着许多“优待”（如薪饷较高、在法庭上有特权、对他们的家庭课税轻等），尽管他们被迫为了英国殖民者的利益而南征北战，但并不能掩饰住他们和英国官兵之间的裂痕。许多人是为了薪金而“加入军队” [1] 。殖民者对西帕依很不信任。大多数西帕依很长时间都难以上升到大尉的职位，他们不但受到英国军官的监视，而且也受其轻视。他们的宗教信仰遭到粗暴的破坏，殖民者用威吓、利诱的方法强迫他们信仰基督教。殖民者也经常侮辱他们的习惯。第二，在英国殖民者全面占领印度后，上述矛盾加剧了。过去欺骗性的优待全部被取消。甚至威廉·本廷克在1856年公然宣布：西帕依是“世界上最无用和浪费的东西了”。殖民者也更加粗暴地侮辱他们的习惯，破坏雇佣条约，强迫孟加拉军团的西帕依出国作战。因这支军队大多数是从奥德招募来的，因而吞并奥德也使他们的家庭受到威胁。西帕依是披着军装的农民，他们的不满也反映了农民的不满情绪。西帕依中的印度人军官与奥德封建贵族有密切联系，他们的不满也反映了这部分封建贵族的不满。第三，西帕依在英印军队中比例的增长，也使他们察觉了自己的力量。1857年英印军队共有28万人，而其中西帕依就占23.5万人。英国殖民者忙于侵略亚洲其他国家，渐渐也使印度国内的兵力空虚起来，1857年从巴拉克普尔到阿格拉长达750英里的交通线上，只有一个英国兵组成的团队驻在巴特那附近的第那普尔。第四，西帕依并没有和人民隔绝，他们和人民共同进行着一个反英斗争的酝酿过程。秘密组织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两件神秘的政治交往物在印度大地上出现：当“卡巴齐”（意为小饼）在人民中间传递得活跃的时候，红莲花也在西帕依中间迅速传递着。西帕依团队之间也进行着联系工作，他们经常召开各种秘密会议，策划着起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握有武器和较有组织的西帕依就有可能把枪口掉转过来反对英国殖民者，成为1857年起义的先锋并“在惊涛骇浪中起着最决定性的作用” [2]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起义前的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起义中的基本力量：印度手工业者和农民是起义中的主要动力，反英的封建主是起义的领导者，西帕依是起义的突击力量、核心和起义的率先发动者。
当然，起义前印度社会阶级是相当复杂的，
在上述阶级和社会集团中也不是清一色的，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它们不是都参加进去；在以后的起义过程中，它们也不是全部起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仅如此，它们之中有的从开始就站在英国殖民统治者一方（如旁遮普的封建主）。在反动阵营一方，除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大封建主外，这里还应该指出高利贷者和商人的情况。高利贷远在封建社会开始就存在着。英国殖民政府土地政策的实行，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农村公社，使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斯大批农民破产，这就巩固了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地位。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取消了，英国工业资本开始剥削印度，英国资本家、印度的高利贷者和商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印度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买办贸易和高利贷活动是印度工业资产积累的主要源泉，这个积累过程在起义前已经开始了。
起义前印度社会关系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兴知识分子的情况。印度新兴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形成，这不仅与英国殖民统治有密切联系，而且与印度本身社会文化传承的发展有关。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培养殖民地下级官员促进了这个阶层的形成，其中心是孟加拉。正当在孟加拉以印度教徒为主的新兴知识分子受着英国思想和文学的影响，并且为了宪法改革而仰望英国的时候，起义的情绪正在其他的地区沸腾着。随着19世纪初印度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增长，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印度知识分子开始成长起来。例如，1828年拉姆·莫罕·罗伊在加尔各答组织了“最高精神信徒协会”。罗伊及其同道都不是印度封建制度自觉的反对者，他本人还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但他反对种姓制度，反对印度教旧的习俗和偏见，这种思想就成了反封建的思想。他也不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自觉反对者，但他主张发扬民族文化，使之适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就成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武器。因而尽管这个阶层是仰望英国的，但他们中间也产生了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进步性的。但是早期资产阶级启蒙的改良运动，离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极为遥远。
1857—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是19世纪上半期人民运动的继续。印度人民具有反侵略的光荣传统，他们曾不断地起而抗击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最初的25年中，印度北部和中部（巴雷利、德里、莫拉达巴德、米勒特等地）发生了多次起义。从下面几个重大的起义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情况：1793—1812年，马拉巴海岸北部的起义；1808—1809年，特拉凡哥尔的起义；1816年，德里东部的农民起义；1826—1827年，浦那的拉摩西族的起义；1831年，加尔各答附近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所领导的起义；1831—1832年，孟加拉农民起义；1836年，孟加拉的瓦哈比派再度起义；1848年，旁遮普锡克教派的起义；1849年，浦那的拉摩西族再次起义；1851—1852年、1855年，拉摩西族曾不断起义；1855年，孟加拉达曼-埃-科特山区的桑塔尔族的起义 [3] 。这些频繁发生的武装斗争表明：印度各地区都在酝酿着一个走向全印度各社会阶层反英殖民统治的趋向，统一反抗的条件在英国殖民者全面占领印度后开始形成了。
1857—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也是亚洲各国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反映。我们知道，19世纪上半期，正是英国殖民者在亚洲横行霸道的时代，这时英国殖民者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其殖民威力远远超过了当时在亚洲殖民的其他国家。英国殖民者这时已成为亚洲各国的主要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就已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汉人与满人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种宗教战争也将蔓延到印度。”
而在1857年，“对波斯的战争几乎把孟加拉管区内的欧洲兵全部抽光了的时候，这些起义就立刻爆发了”。非常明显，这次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
。起义的全部进程表明：在这次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印度的反英大起义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站在这一时期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斗争的最前列。印度是英国在亚洲发动殖民战争的基地，也是不列颠帝国的“枢纽”和“王冠上的钻石”
，在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英起义，无疑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侵略亚洲的计划。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起义发生的内外因素，现在值得探讨的是起义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情况。
1857—1859年印度的反英大起义和所有其他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也有其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历史过程。“如果人们不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这些阶段的划分，对于了解起义本身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帮助。在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们关于起义史的著作中，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殖民者如何镇压起义的一面，而忽视了起义者的一面。他们把起义描写成单纯的军事行动，而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他们在描述起义时，只关注英国殖民者如何按照计划镇压起义、起义军队如何在他们的镇压之下遭到失败等。这些著作给人们一种这样的印象：好像这次起义只是“西帕依的起义”，是孤立无援的，既看不到人民对军队的支持，又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这一起义。这是资产阶级偏见支配下的必然结果。这种歪曲起义本身历史的影响，在许多流行的《印度史》中都表现出来。
[4]
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长期遭到最粗暴的歪曲，关于本次起义的历史尤其如此。一个英国人自己承认：“我们对于印度历史的写法也许比我们曾经历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更令人气愤了。”的确，关于这次起义和它遭受镇压的情形曾经有人写过许多虚伪而歪曲的历史。一部真正的起义史需要重新写起。
1857—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
这一阶段包括从1857年年初到5月中旬起义者占领德里这一段时间。酝酿的过程并不是开始于1857年。早在1856年夏天，在农村和城市，在反英的封建主中，已开始酝酿。但是到1857年，这个酝酿的过程在印度各阶层中，特别是在印度籍军队中已经成熟起来。一些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封建主、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居民和军队中积极地活动，他们常常是秘密组织的领袖。
酝酿时期发生了许多事件。神秘的信号在人民和军队中流传着。镇压起义的刽子手罗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857年初就出现了早期扰乱的威胁。当2月、3月和4月的时候，我们在白沙瓦听到了关于秘密的卡巴齐的谣言，这种卡巴齐在这个国家流传着，它意味着土人准备着即将发生的许多事情。” [5] 这种在现在有些人看来变幻莫测的卡巴齐，乃是印度很久以来的传统。这种行动预示着暴风雨事件的酝酿，的确，在当时有着暴风雨前雷鸣隆隆的含义， [6] 此外，红莲花在军队中也迅速地传递着。涂抹了猪油和牛油子弹的使用，加速了起义在军队中的反英酝酿过程。2月，在巴林普尔；3月，在巴拉克普尔、厄姆巴勒和米勒特；4月，在勒克瑙的西帕依中都发生了反对英国军官的骚动，一些封建主也进行策划利用这些“骚动”。
1857年5月10日，在德里附近的米勒特开始了西帕依、农民和市民反英起义。起义者立即向印度古都德里挺进，并于11日和德里的起义者会合。德里的战斗和恢复工作进行了六天。莫卧儿王朝的后裔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 Ⅱ）在犹豫再三之后，被扶上王位。起义者（西帕依、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农民）没有意识到要和封建上层分裂，对封建皇帝抱有深厚幻想。但是，恢复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也反映了人民驱逐英国殖民者和复兴独立印度的决心。因为在人民的记忆里，印度先前的独立是和莫卧儿帝国的强盛联系在一起的。但，如前所说，这个老朽的皇帝并无实权。德里的政权掌握在十人组成（军人六人，文官四人）的行政会议手中。巴哈杜尔·沙只是在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英的文告上盖章，在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对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征税和对贫民免税的命令上签字。
起义者占领德里和德里政权的建立，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德里是印度历来的政治中心，占领德里对起义进一步开展行动有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德里被起义者占领后，起义才开始形成空前巨大的规模。
该阶段涵盖从1857年5月中旬起义军占领德里到德里的保卫战（1857年9月中旬）的时间段。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是起义沿着上升线发展，使英国殖民者恐慌万分。
在这一阶段中，起义像熊熊的大火一样燃烧起来，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到处都掀起了西帕依、农民和市民的武装起义。在阿拉哈巴德，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因“吃着一个母亲的奶，所以起而共同推翻英国人的统治” [7] 。在坎普尔，那那·萨希布（Nana Sanib）重建了马拉塔人的国家，自己宣布为王，起义者从坎普尔送给那那数百种贺礼，奥德成了起义的中心。“在整个省内，柴明达尔、札吉达尔、拉加尔，在不列颠人管辖下几千名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西帕依，所有行政部门的雇员们，农民、穷人和学生，一句话，无论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为了他们祖国的自由像一个人一样地行动起来” [8] 。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在巴特纳、婆罗门教在贝拿拉斯有很大影响，这些城市“狂热得可怕”。在罗希尔坎德，不只是军队发生起义，而且整个地区都在行动起来 [9] 。在章西，拉克什米·芭伊（Lakshmi Bai）领导了西帕依和居民的起义。
起义不仅传遍了北部和中部印度的广大区域，而且也波及印度其他地区。孟买和浦那都曾酝酿起义，因被发现而遭到破坏。
在那格浦尔和哲具普尔的西帕依也举行了起义。海得拉巴的首都也发生了起义。
[10]
这一阶段的第二特点是起义军队和英国的讨伐军正面交锋。战局一开始，起义军便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军队利用了起义者在各地区分散战斗的弱点。这一时期，在坎普尔、阿拉哈巴德等地都发生正规军的战斗，但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德里的保卫战。这一阶段是起义的高潮时期，英国殖民者开始从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其在印度和亚洲的军队，从四面来包围起义者。侵略中国和伊朗的军队被调回印度，从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旁遮普开始向起义地区进攻。旁遮普是镇压德里起义的主要基地。从1857年6月开始了德里保卫战。最后一次战斗是从9月14日开始，英国殖民统治者以8000人的军队和150门大炮昼夜不停地向城市进攻，起义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殖民统治者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四个司令官有两个被击毙，5000名侵略军被打死）之后，英军于9月20日完全占领德里。
这一阶段的第三个特点是封建主在起义中起了显著的反动作用。尼泊尔和锡克的封建主都派出军队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巴哈杜尔·沙也曾屡次释放英国间谍并与英军联系，他一开始就不相信起义能胜利。英军进入德里后他和皇室贵族集团无耻地向侵略者屈膝投降。但是，许多参加起义的封建主仍在战斗，而尼泊尔封建主却镇压起义。
德里的不幸陷落，使起义的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起义便开始沿着下降线发展。
这一阶段从德里的陷落（1857年9月20日）到勒克瑙的保卫战（1858年3月21日）。德里陷落后，奥德的首都勒克瑙成为起义的中心。殖民者集中了大批兵力向勒克瑙进攻，但开始时对他们并不十分有利，奥德乡村中的农民游击队，到处袭击殖民军队，阻止其向前推进的过程。坦提亚·托比的游击队积极进攻战略，也颇使殖民者大伤脑筋。
这一阶段的事件表明了许多新的特点，第一，起义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几乎在奥德的每一个村庄都进行过战斗，勒克瑙保卫战中那些英勇的事迹，他们寸土必争的英勇奋战，是永远值得人们记忆的。第二，封建主和起义的进步力量发生了分裂。毛拉维·阿赫马德·沙（Mawlawi Ahmad Shah）要求撤回无能的军官和继续追击坎贝尔的军队，而被封建主关进了监狱。后来在围城危急之际才被放出来，但已经无力挽救危局了。这是德里事件的继续和重演。海得拉巴的王公和宰相萨拉尔·詹，帮助殖民者镇压了起义。第三，起义的范围继续向南发展，1857年12月间，在印度西南部的科尔哈普尔、贝干木、达瓦尔以及南部的海得拉巴、阿萨姆、信德等地区，新的起义逐渐燃起
[11]
。第四，英国殖民军队在起义中所表现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在这一时期仍然继续着。伦敦时报的特派记者鲁赛尔在日记中，并不避讳这点
[12]
。恩格斯在《攻占勒克瑙的详情》一文中愤恨地写道：“事实是，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洲都没有像英国军队这样残暴的军队。抢劫、暴行、屠杀——这在任何别国军队里都是已经严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为，——是英国士兵由来已久的特权，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在十二个昼夜内，在勒克瑙的不是英国军队，而是一群无法无天、酗酒肇事、粗暴无礼的乌合之众，分散为一帮帮的强盗。”“1858年勒克瑙的洗劫是英国军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1858年3月21日，英军与尼泊尔军队东西两面集中20000兵力和180门大炮才攻下勒克瑙，殖民主义者使该城损失了价值500万—600万英镑的财产。勒克瑙的陷落，使起义力量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勒克瑙的陷落，标志着起义进一步向下降线发展。但斗争仍在继续，起义的新阶段开始了。
本阶段是包括勒克瑙陷落（1858年3月15日）到起义结束（以1859年4月18日坦提亚·托比英勇就义为标志）。
把起义游击战争阶段当作“余波”来叙述显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游击战争几乎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中充满了各方面英勇和惨痛的事件，而且也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关于起义的游击战争阶段的提法，是恩格斯在有关一系列著名的论文中确定下来的
，文中所述的原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当然，在本阶段开始时，仍有一次正规的战斗，这就是章西女王拉克什米·芭伊领导的起义者在章西保卫战中的英雄事件。章西的保卫战，也表现了充分的人民性。之后，坦提亚·托比又与拉克什米·芭伊联合进攻瓜廖尔，赶走英国殖民者的帮凶、瓜廖尔王公信地亚。在6月18日瓜廖尔的战斗中，拉克什米·芭伊英勇地坚持到最后而光荣地牺牲。
游击区域有以下地区：罗希尔坎德、戈勒克布尔、班德尔坎德、佳格普尔森林区和中印度西部许多地区。起义中涌现许多有名的领袖，如米尔扎·菲鲁兹·沙、毛拉维·阿赫马德·沙、那那·萨希布和奥德王后都聚集起来，继续坚持战斗。游击队有名的领袖库马尔·辛格领导由军队和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到处袭击英国军队。他原来是比哈尔起义的领袖，后来到奥德的西南部佳格普尔森林区展开了8个月之久的游击战斗。他阵亡后，其弟阿马尔·辛格继续领导起义。恩格斯称阿马尔·辛格“对游击战显得相当积极而有经验；总之，他不消极等待，一有可能就袭击英军”
。坦提亚·托比是勇敢而有天才的游击队领袖，在起义完全转入低潮的日子里，他还转战在中印度的广大区域从那格浦尔到巴罗达，到处袭击英军，焚烧军火库，夺取火炮，使得追击他的英国军队疲于奔命，他高举着起义的旗帜达一年之久。
他原想重新唤起马拉塔人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但却被叛徒、封建主曼·辛格出卖而从容就义。奥德起义的领导者阿穆德·沙于1858年6月也因封建主的叛卖而遇害。
在当时，进行游击战争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例如起义者适应气候和水土，而英国军队大多数都是来印度不到一年，酷热而多雨的季节使他们感到战斗困难；起义者与村民友好，粮食供应方便，地理熟悉；起义者还有雄厚的力量，当时配备有武器的起义者不下15万人；“没有武器的居民则既不帮助英军，也不给英军送消息”
；起义者移动速度极快，英国军队一天移动的距离不到20英里，而起义军队一天能移动40英里，加一把劲，一天可以达到60英里。最后，根据恩格斯当时的分析，在阿富汗边境，德利·伊斯马伊尔·汗的锡克军团也发生了反英事件，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的锡克军队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对英军来说，是危险的征兆。“从这种信念到公开的敌对行动，对于东方民族说来只有一步之隔：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
长期的游击战争使英国军队疲于奔命。英国军队一方面要以很大兵力保住大城市和交通线，另一方面又要派流动的军队去一个个地击溃游击队的堡垒。当英国军队调往北部去镇压罗希尔坎德的起义者时，另一支起义者又越过恒河转入杜阿布，切断他们和加尔各答的联系。英国殖民者越来越感到人手的缺乏，他们不得不从印度这一端到另一端来追索起义者。但是，起义者没有完全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他们没有趁炎热季节英国军队休整的时候，组织积极游击行动，不去切断城市与城市间的交通，没有伺机袭击敌人的小部队，不去打扰粮秣的征发和打断粮食的供应，而只限于征收捐税和休整。他们也未利用这些时间重整力量，却开始了内部的争吵。这些游击队虽有许多人民参加，但起义者没有很好地发动农民，没有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没有把起义变成一个反殖民统治和反封建相结合的斗争，这就使他们和群众分裂而不得不向封建主求援，而终于被封建主出卖而失败。
在这一阶段中，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印度各社会阶层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盾）又发生了某些转化情况。1858年11月1日，坎宁在阿拉哈巴德宣布了维多利亚女王假仁假义的诏令，而且答应不侵犯大小封建主的利益和特权。许多王公和地主早就“有足够的能力注意到一个奴隶反抗的战争，一个更低阶级反对更高阶级的叛乱并不是他们所要求的目的”。在殖民者许下了诺言后，大批的封建主就向英国殖民主义者投降并积极帮助他们镇压起义。恩格斯在1858年10月写道：“一旦大多数地主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起义者的队伍将立即瓦解。”
封建主和英国殖民者的反动联盟在这一阶段内形成了。封建主的叛变行为最后断送了起义。
起义的四个阶段，更清楚地表明了起义的性质和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起义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它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起义的资料还有待世界史学家们，特别是印度和英国的史学家们的努力。
1857—1859年印度的反英大起义的基本弱点是没有把反对殖民统治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但这个结合的趋向在各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也出现了。当然它只是作为一个微弱的趋向出现。这次起义不仅反映了封建主和人民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人民和高利贷者的斗争。荷姆斯在《印度兵变史》中，曾记载了起义者强迫大商人捐献出他们所需要的金钱和物资，起义者也把大米和面粉由食品商店中搬运出来的事实 [13] 。印度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在起义中也起了特别反动的作用，在一本描写联合省某区情况的小册子中，简直充满了当地高利贷商人上层分子的背叛行为的事例。“许多商人和高利贷者因在起义期间‘供应金钱’，供给间谍的情报，组织反对起义者的匪帮而被赏赐称号和头衔。阿比尔坎德·达卡就是受奖者之一，他是现代印度垄断资本家达卡的祖先。”
由此可见，起义也反映了印度各阶级间的斗争状况，在后期这种倾向逐渐明显起来。从内外反动派联盟形成的时候起，印度的人民运动就开始具有反对殖民侵略和反封建斗争相结合的倾向，人民斗争的锋芒日益集中向这个新的反动联盟。但是，不能因此说1857—1859年的起义就是“农民战争”的性质，不能说这次起义就是“现代印度战争中第一场阶级战争”。更不能把“反对本国土地特权主和外国资本主义”
两个特点作为起义的性质而相提并论。尽管这次起义反映了印度内部阶段斗争的状况，但这是次要的，起义主要方面是反英的斗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乃是这次起义的基本特征。关于起义的性质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历来将这次起义视为“兵变” [14] ，但起义事实的本身却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点。另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甚至相当进步的学者，又把这次起义称为封建主为了恢复自己旧日统治的“叛乱” [15] 。这也是错误的另一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尽管有许多不同，但都忽视了起义过程的基本事实，而不适当地甚至是故意地强调了某一方面的特点。这两种错误的提法，都忽视了人民群众在起义中的作用。他们也忽视了起义的全民性和起义的主要锋芒所向。这就歪曲了起义的基本性质。
诚然，西帕依首先发动了起义，而且成为和英国讨伐军正面交锋的主要力量。对于起义军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西帕依参加起义并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这也是这次起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印籍军队“转向”起义者，这是一种优秀的传统，在以后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曾屡次表现出来。
但是，不能忽视列宁所说的“转向起义者”这个关键点，从而因此就得出结论说，这次起义是“西帕依的叛乱”或“兵变”。西帕依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的进展，但起义的进一步发展却远远地超出西帕依起义的范围。1857—1859年起义具有许多重要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可以归纳如下：首先，这次起义是英国殖民者侵占印度一百年来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的广大区域都发生了起义，起义“像炽热的火种一样，燃遍了西北诸省、奥德和下孟加拉”，在这些地区中，“监狱被打开了，国库被抢劫了，更多的叛乱者在暴动中集中起来，现在开始进行着一次民族的战争”。起义不只遍及中印度和北印度，而且在南印的浦那、考拉普尔、答瓦以及海得拉巴的首都都发生了起义。在孟买，因起义事先被发现而遭到镇压。因此，起义的确“使英国的统治从印度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动摇”
。印度总督坎宁就因为感到加尔各答也有危险，便怀着恐惧的心情，在1857年6月的一个夜晚，只穿着一条短裤仓皇地溜到军舰上去了。其次，起义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两年的时间。从时间上说，起义也比以前的反英斗争要长得多。英国殖民者不仅调来大批可靠的军队，而且还有大多数封建王公的帮助，但他们在两年内仍不能完全镇压起义。最后，是起义的参加者包括了“印度人民中间的一切阶级”，“其中有地主和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士兵和工人、婆罗门和首陀罗、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男人和女人”
。
这些特点说明了把起义说成“兵变”是完全错误的。当时许多人已看出这次起义的特点，例如1857年《加尔各答评论》写道：“全印度的军队都有兵变，而且全印度同样都在叛变，或者印度人民和军队一起反对不列颠的权力。”
[16]
1857年迪斯雷利在英国下院声称：“现在印度的混乱，并不是简单的武装叛变，而是民族起义，西帕依在这里只不过起一种工具作用。”
在以后的作者中，不仅许多进步人士看到了起义的性质，而且在一些反动的学者中，也看到了起义的特点，例如捷斯汀·穆斯卡苏就说：“这种事实遍及印度半岛西北部和北部绝大部分地区，在这里是一种土著民族反对英国权力的叛乱。它不单单是士兵发起的叛乱，不单是军事性的叛乱。它是反对英国占领印度的军事压迫民族的憎恶和宗教狂热的结合体。”
[17]
这些不同的观点也驳斥了“兵变”论者。印度《新纪元》周刊的文章说得好：“英国统治阶级为什么坚持把起义称为‘兵变’而不称为民族起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兵变’他们极容易对付，而对于一种民族解放战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威胁到他们的实际存在。”“只是就局部和最狭义方面说，士兵不服从他们的军官和反抗政府这点可以说这次起义是一种军事的叛变。军事的叛变一般都有一个被限定的目标，而不威胁到制度。但是，当士兵为着共同的目的同人民联合在一起，如1857年西帕依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起义；当他们同人民合作要把外国敌人驱逐出他们的国家，如1857年西帕依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一种解放战争。”
可见，大规模的起义目的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个共同的目的下，一切可能联合的人都联合在一起，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这种大联合从英国侵占印度以来也是空前的。规模大、时间长和群众广泛地参加斗争这三大特点的结合，也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次起义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首先，这次起义完全保留了中世纪农民自发、盲动的特点：无组织、缺乏明确的纲领、分散性以及群众对皇帝的幻想等。较有组织和训练的军队，又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各地区的斗争没有完全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计划。其次，起义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主要的领导权落在封建主的手中，他们不能也不想坚决、彻底地为了胜利而斗争，很少愿意互相联合、互相援助，而在各地区进行着分散的战斗。当时还没有一支能够保证胜利的力量。来自人民中间的个别领导者，尽管他们坚决地战斗着，但终究不能改变已经形成的局势。由于上述弱点，使这次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没有和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便不能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加斗争。这些弱点在起义一开始便暴露出来，随着起义的进展，就越来越显著了。英国殖民者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弱点。
但是，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次起义“在本质上”是封建主为了恢复旧日统治的叛乱，更不能由此得出起义是“反动性”的结论。
认为该起义是“反动性的”那些人片面地夸大了起义的弱点，他们看到封建主领导了起义，之后又看到许多封建主背叛了起义，于是就认为这次起义“在本质上”是封建主为其私利的叛乱。这种片面性地评价起义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把人民的不满放在次要地位，却把封建主的目的放在“本质”的主要地位，这当然也把起义的性质本末倒置了。因为，第一，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是全印度共同的要求，而不光是封建主的目的；封建主参加起义的目的当然是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财产和特权，但为了恢复这些，他们首先必须进行反英斗争，这一行动和当时印度广大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由当时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斯大林曾说过，“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1857—1859年印度的起义是“旧式的”起义，它带有“旧式起义一切落后的色彩，但是这次反英大起义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印度，在印度已沦为殖民地的情况下，要取得独立，就首先要推翻殖民统治，这是印度广大阶层的共同要求，因此，它与19世纪上半期发生在中亚细亚那些封建君主所领导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完全是两回事。”
第二，不能因为封建主是起义的领导者，就说起义是为封建主目的而服务的。1857—1859年印度的起义是全民的起义，起义的“所有领袖的确来自大的被剥夺权力的阶层（指封建主——引者）之中，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驱逐英国人和恢复民族独立”
[18]
。包尔在《印度兵变史》中也承认起义的全民性质，他说：“最后，在印度国土上达到饱和状态，爆发的山洪淹没所有堤坝。人们渴望着这个消灭欧洲人的浪潮……现在这个运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变成了一个全体人民的暴动。”
[19]
第三，这次起义又是一个具有广泛人民性的运动，人民群众在起义的酝酿和全部过程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起义者对封建主的控制在某些地方仍然是很严格的。例如德里莫卧儿王朝后裔巴哈杜尔·沙没有实权是人所共知的，起义的军队组成实际上掌握在“行政委员会”手中。而在另一些书中，也记载了那那·萨希布是起义士兵手中的囚徒，只是由于士兵的强迫才同英国殖民者进行战斗
[20]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起义是一次进步的反英大起义，尽管它带有许多中世纪起义的致命弱点，但它“在本质上”是反对殖民压迫、奴役和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
至于说到起义是由封建主领导下印籍军队的叛乱也是不正确的。这个提法只是把上述两种错误片面的东西相加起来，但上述两个片面性之和也没能全面地表达起义的性质，这个提法仍片面地歪曲了起义的性质，把起义仍然局限在封建主和起义军队之间，而没有表达出起义的全民性和正义性，也没有表明人民群众在起义中作为动力的巨大作用。
在目前的苏联及我国的著作中，一般地都把这次起义称为民族起义，也有人最近又把它称为“人民起义”“伟大的民族起义”。对于这些命名我认为可以再研究、再考虑。当然，起义的目的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国家的独立，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的人民性也是无可怀疑的，但作为一个更确切地说明这次起义的特点来说，这是不够的。
1857—1859年印度的起义是一次“旧式的”（也就是中世纪式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起义的军队是其中的突击力量。起义具有全民族性质。但是，这次起义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印度，必然由印度的条件所决定，因而，“旧式的”起义是印度社会经济条件下合乎规律的产物。宗教色彩深厚、封建主掌握领导权、起义依然是各地区分散性的战斗、没有任何民族纲领等具有“旧式起义”所固有的特点，就说明它不能“提高到真正民族革命运动的水平”
。如果用“民族起义”来表示起义的全民性，似有容易混淆不清之处。起义的另一目的——争取独立——无疑是正确的，从广义上说，它是民族起义固然未尝不可。但用“民族”等概念来表示这一目的也不完全适合，因为印度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在此时提出尚为时过早，而部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在此时也颇难区分。“在完满的文字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次民族的斗争，只是它的壮丽的序幕而已。”我以为在“民族”概念上区分起义的性质，这种纠缠对于了解基本性质的帮助可能是不大的。不仅如此，有时会产生混淆起义性质的副作用。至于把它称为“伟大民族解放起义”更是一种超时代的不切实际的过高提法，实质上已经混淆了起义的性质。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评论起义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起义是“民族起义”
呢？就广义范围来讲，马克思这里所指出的“民族起义”并非全无根据。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民族起义”无非是说明起义的全民性和目的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但是我们不必拘泥于马克思的提法而把起义“现代化”起来，只是在实质上表明了起义的特点就可以了。在有些关于起义的著作中，把起义称为“独立战争”
[21]
，用独立战争来命名这次起义，也有“现代化”的倾向。《民族问题与英帝国主义在印度》一书的作者第雅可夫正确地指出了起义的基本特点：“在英国人的著作中称为西帕依暴动的事件是一次真正的全民运动。这次起义席卷了恒河平原和印度中部，在这里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参加了……封建分子起了领导作用，他们的口号是恢复莫卧儿帝国。但是，虽然如此，起义却带有一系列的新特点。1857年的运动首次带有全印度性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特点。”
无论是反封建的起义还是反殖民统治的起义，都具有人民性，都是人民的起义。但这两个类型的人民起义显然是有区别的。反封建的人民起义中，人民（主要是农民）不可能和封建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压迫，只有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为了当前最迫切的共同利益，人民大众才可能和封建地主阶级暂时团结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19世纪中叶亚洲各国的人民运动中这两个类型都有，而印度的起义正属于反殖民统治这一类型。不区别这种特殊性，而用人民起义这种共同性来命名所有的起义是不够恰当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建议把这次起义称为“反英大起义”。“反英”表示起义的锋芒所向，起义是英国资本主义侵入印度的必然结果，起义的目的就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建立印度人民自己的国家。“大”则表示了起义的全民性和它的规模，而不是一般地称它为“伟大的民族解放起义”。因此，“反英大起义”表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立场，既表示了起义的基本特征，又可避免某些容易混淆的现象。这个命名至少比“民族起义”和“人民起义”要更为适合一些。
在这里需要略加申明的是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曾念念不忘地用攻击“民族起义”来歪曲起义的性质。例如1957年10月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杂志上，有位作者在介绍《印度兵变》和《我在印度的日记》两书时，屡次不忘反驳“民族起义”这一说法，如说：“兵变不是一次民族的起义”“没有民族起义的含义”等。这一介绍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传统的反动偏见，他们的论调，是不值一驳的。他们从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目的在于使起义局限于“兵变”的范围，从而否认起义的人民性和全民性。显然，我们是从正确的方面来批评这个概念的，他们则是从反动的方面来攻击这个概念的。这中间有本质的区别。
恩格斯在总结起义时说：“目前英国人毕竟又重新征服了印度。由孟加拉军哗变掀起的伟大起义，看来真正的平息下去了。但是，这再次的征服并没有加强英国对印度民心的控制……相反地，他们自己都承认，无论在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中间，对基督徒入侵者的宿仇旧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了。”
1857—1859年印度的反英大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像所有国家早期的人民运动一样，一开始总是免不了失败的。人民群众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规律就是这样：人民群众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总结长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最后走向胜利。相反，殖民主义者却经历着另一条不同的规律，从早期殖民侵略开始，就是侵略、失败，再侵略、再失败，在人民自觉的革命斗争浪潮里，最后走向灭亡。尽管这一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尤其在早期，胜利者常常是殖民主义者，但是，从总体发展趋向上看，殖民地人民在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实践，已经雄辩地证实了这两条不同的规律，而且现实生活也向我们表明，它正在继续被证实着。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曾经遇到了多次的反抗。1857—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次。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这个伟大事件是念念不忘的。一个英国殖民主义政治家心有余悸地告诉他的后代说：“我希望英国年青一代应通过阅读、记住并把印度兵变的历史加以消化，这里面充满着告诫和教训。” [22]
在度过了起义的恐怖以后，殖民者的恐惧心情并未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库普兰（R.Coupland）就十分忧虑地写道：“印度叛军虽然在范围上有限，时间也短暂，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悲剧。印度的新旧两种势力之免于冲突，也许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能力才能使之避免。但这种事件的本身加深了印度和外国统治者间的裂痕。让英国人和印度人更明白了一方是统治民族，一方是被压迫民族，是一件不幸的事。让英国人忘记叛军所为暴行需要长久时期。让印度人忘记叛军胜利者如何加于他们的惩处，在叛变区不分皂白地绞杀与焚烧，更需要长久的时间。”
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不仅在印度历史上和政治上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在印度经济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印度以后，打断了这个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印度不可能阻止，也没有阻止印度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在英国殖民者侵入后具有新的特点，这种发展基本上是畸形的，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在外力压制下缓慢产生的。然而，到了19世纪最初的20年间，印度的封建社会已基本上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他们还竭力保持封建势力作为自己殖民统治的支柱，但他们在破坏了实物地租形式以后，货币地租开始大量采用，商业货币关系日益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都在强有力地冲击着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基础。苏联学者列夫柯夫斯基指出：“起义重要的经济后果是，它给封建关系及其‘最高’保护者——英国殖民统治者以严重打击。1857—1859年人民运动标志了印度封建社会史的分界线；人民起义以后封建关系被破坏了，而逐渐变成封建残余统治农村的政治经济状态。”
还有一个历史交往之道要特别提出，这就是19世纪中叶亚洲各国的人民运动在客观上起相互支援的作用。这点在许多文章中都讲到了
。亚洲人民在斗争中这种互相支援的情况，是殖民主义者最害怕的，因而他们除了分化这种合作之外，尽量把自己的反动伙伴拉在一起，来反对亚洲人民的反帝斗争。例如英国殖民主义者特别赞扬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戈登，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拯救不列颠帝国的戈登”。殖民主义者知道，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发展下去对他们将是什么结果。1858年，当起义烽火继续在印度燃烧的时候，英国的一些殖民主义者和印度出版的英国报纸都要求英国以坚决的行动支持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这种内外反动联盟，就是在19世纪中叶亚洲人民运动第一次高涨后形成和加强的。
此外，这次起义给英国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全印国民大会在一个国情调查报告中，曾用数字说明殖民政权所受的损失 [23] ：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用费 1500万英镑
两次缅甸战争用费 1400万英镑
对波斯及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用费 600万英镑
镇压1857年起义用费 4000万英镑
镇压起义的费用超过了屡次侵略战争费用的总和，这说明了起义的规模和意义。但是殖民主义者不但把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费用加在印度人民肩上，而且用来镇压印度起义的费用也落在印度人民的肩上。但是起义毕竟使东印度公司关门大吉，使英国殖民统治的财政受到打击，镇压起义的军费1856—1857年是11491905英镑，1857—1858年增至15659925英镑，到1858—1859年则增至21080948英镑，也就是说两年内增加了一倍。在起义以前，殖民政府的收支还是平衡的，而在起义发生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J.P.尼奥新在研究了许多材料之后，不得不承认“起义虽被成功地镇压下去，但其结果是显然的，印度政府财政收支遭到破产”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用更巧妙的方法剥削印度人民，英国政府不得不派像詹姆士·威尔逊这类经济专业型人物来印度重整印度财政。起义以后，英国殖民主义者还被迫实行了行政的、军事的和土地的改革，以弥合被大起义动摇了的统治基础。
可见，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起义影响的焦虑和疑惧态度绝不是偶然的。起义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亚洲其他国家发财和继续扩张的迷梦，转而全力巩固自己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印度这次起义被世界近代史学界列为19世纪中叶亚洲三大人民运动之一。
在这三大人民运动中，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伊朗的巴布农民起义是反封建人民运动类型的代表，而印度1857—1859年反英大起义则是反殖民主义的人民运动的代表。大起义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运动相互联系、影响和支持。中国和伊朗的反英斗争，为印度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大起义的展开又便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大起义消耗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地位，特别是它使得英国对阿富汗、伊朗等亚洲国家的侵略计划，推迟了几年，乃至几十年。
1858—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在印度人民中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起义中所表现的英勇反对殖民统治的光荣传统，鼓舞了印度人民日后的解放斗争。正是在这次起义之后，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使得印度的独立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才在1947年取得独立。可以说，1858—1859年的反英大起义，第一次正式揭开了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史的新篇章。1857—1859年印度的反英大起义标志着印度独立运动中“旧式的”反抗斗争形式的基本结束；起义以后的时期中，印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7年3月写起，1957年8月修改
（本文承蒙周一良老师大斧正，又经季羡林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特向他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