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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具体包括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两晋（西晋、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及南北朝时期共三个分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且社会局面最混乱的时期。到581年隋朝建立政权，这种混乱的局面才渐趋统一。这一时期主要政治经济特点可归纳如下。
1.政治方面的战乱和分裂
魏晋南北朝历时近400年之久，从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天下四分五裂，其中三国纷争共有近100年，除西晋王朝建立后有20年的短暂统一外，大部分时间里是分裂的。永嘉之乱后200多年，内战持续不断，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交织出现，如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而战乱不止等。
社会动荡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朝代更迭频繁。这一时期多数政权十分短寿，有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年的。除了东晋和北魏政权超过100年外，绝大多数时候政权更换像走马灯一般。如三国、西晋、十六国、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
2.生产方式的落后和社会经济的衰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战乱，流民几十万、几百万是常有的事情，“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情景多次发生。该时期人口数低于汉代，人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天下户数377万，相当于汉代户数的三分之一。
田庄经济流行是这一时期生产方式的典型特点，也是导致社会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田庄自给自足，农林牧副及手工业各业齐备，生产及生活用具由庄内供给，而不是靠外面供应，号称“闭门成市”。
在田庄经济的背景下，农民对田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加强了。农奴、佃农和奴婢等都来自破产的自耕农，因为他们的田地被田庄主并吞后，和封建主建立了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封建经济田庄化、农奴化的趋势，对商品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封建经济田庄化，商品交换水平下降；自耕农数量减少，农奴多，生产力下降，商业不景气，也决定了这时期货币经济的衰退，表现为货币实物化的倾向加剧。
1.曹魏五铢
三国鼎峙时，魏国在曹操“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屯田，厉行节约，从而使魏国的经济状况一直比蜀吴两国要好，这为日后魏国对两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货币制度方面，曹魏继承了汉代制度。三国时期，曹魏的货币政策是最成功的。曹操废董卓的小钱，恢复使用汉朝的五铢钱，但没有铸新钱。而民间还是以粮、帛等实物交易为主。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三月，朝廷宣布“初复五铢钱”。半年后，因物价太高而难以支付，被实物货币排挤。朝廷不得不“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废铜钱，而只用谷物和帛绢为法定货币。这是整个北方社会生产、交换事业在战后百废待兴、凋敝残破的反映。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用圆形方孔钱统一天下货币，并宣布“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到公元221年曹魏罢五铢钱而以实物谷帛为币，这两个“221年”，汪圣铎先生称其为“惊人的巧合”
，曹魏行谷帛的法令是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货币经济走向衰败倒退的标志。
魏明帝时北方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曹魏政府在太和元年（227年）再次发行使用五铢钱，《三国志·魏书》：“（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晋书》载：“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后人称“曹魏五铢”，直到魏国末年也没有发生变化，物价也相对稳定。曹魏五铢与东汉五铢相似，前者面文分别被侧边压住，货币的突出特征就是钱郭压“五”压“铢”。现在所见到的魏五铢钱，钱径为20毫米左右，重量约2克。
2.蜀汉的大小直百钱和五铢钱
（1）直百钱。蜀汉直百钱分“直百五铢”和“直百”两种。
第一种直百五铢为大钱。蜀汉地处大西南，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刘备为鼓励将士攻城，在入成都后，“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随后官库物资被劫一空，结果弄得财政困难。加上战争不断，军队供给始终不足。刘巴提出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于是刘备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在蜀地发行贬值大钱“直百钱”，以收购物资，“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从而解决了供应的困难。
图4.1 魏国小五铢（直径12毫米，重量0.75克）
图4.2 蜀国直百五铢背为
此钱面文为“直百五铢”，钱文顺读，“直百”在穿上下，“五铢”在穿左右，四字篆书。钱面背肉好皆有郭，钱径26—28毫米，比普通的五铢钱大一倍，重8—10克，却要值100个五铢钱，其贬值程度由此可知。到后期，减重时钱径为24毫米，平均重只有3.2克。直百五铢背面的文字阳文的有一种，钱背穿左有“为”字，是在益州犍为郡铸造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方孔钱背面最早记地名的钱币。
第二种直百钱为小钱。到了蜀国后期，经济日益困苦，就大铸小钱，如铁的直百五铢、直百钱、小直百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钱等。其中“直百”钱是由直百五铢钱省文而来，钱文只有“直百”二字。有顺读，有左读。钱径大小约16—19毫米，重约1.3—1.5克，小型为13毫米，重0.5克，属于蜀国后期所铸。而“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钱，目前铸造地尚有争议，若为蜀造，也是在后主刘禅时期。
（2）传形五铢。这是在蜀国政治、经济稳定下来后铸造发行的钱。因为直百五铢是贬值钱币，不可能长期流通。刘备下令铸造了一种传形五铢，又叫蜀五铢。之所以叫“传形五铢”，是因为和原来的五铢钱的文字左右对调了一下，重量为四铢，后来越铸越小。蜀五铢重量轻，约2克重，正面有内郭，文字比较小。
3.孙吴大钱
吴国的商业经济在三国之中最活跃。吴没有经历曹魏大规模的战乱，加之流民的涌入，给吴国带来了劳动力和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吴国被称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在那里，江南水网，四通八达，有利于贸易往来和货物运输。《三国志》载，孙吴曾在嘉禾五年（236年）发行“大泉五百”铜钱，赤乌元年（238年）又发行“大泉当千”；后来在浙江又出土“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形制和文字模仿王莽钱。
（1）大泉五百
吴国孙权嘉禾五年开始铸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钱文仿照新莽大泉五十样式，钱文篆书，四字顺读，但泉字中间的一竖笔不断，而王莽钱文泉字中竖断开。“五”字交股较直，“百”字瘦长。质地为青铜，外郭宽阔，广穿内郭较外郭为细。按大泉五十标准重量12铢，合8.6克，但出土的实物钱径在31—33毫米，重6克左右。大泉五十的出土地多在原吴都建业（今南京）附近地区。
（2）大泉当千
孙权赤乌元年（238年）铸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根据有关文献载，9年后（赤乌九年，246年）孙权就将大泉当千钱废止了。现在所见的大泉当千为青铜材料铸成，形制同大泉五百，钱文多模糊不清，篆书字体，四字旋读，面额大于此者皆按此读法。“大”字为圆弧形，“泉”字为瘦长形，中竖不断，上不接横，“当”字肥大且笔画方折。钱径大小不等，大者径38毫米，重14.5克；小者径25毫米，重3.5克，与一枚汉五铢钱相当。此种钱目前不多见，减重钱在三国及两晋墓葬中有出土。
（3）大泉二千
关于此钱史籍记载不详。其形制与大泉五百及大泉当千同。钱径为33毫米左右，穿径12毫米。其铸行数量少，出土发现更少。1949年以后，在浙江黄岩、广东广州及湖南长沙等地有出土。
（4）大泉五千
大泉五千钱，质地为青铜，形制与大泉五百及当千钱相同。细微之别在于“五”字与当千钱不一样而近似于大钱五百钱，大小与当千钱相近。大泉五千钱现存世极罕，仅数枚而已。《晋书·食货志》载“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很可能就是“大泉五千”之类的钱。由于大泉贬值太甚，百姓不愿使用。赤乌九年（246年），政府停止发行。
图4.3 大泉当千和大泉二千
三国时期，货币的铸行情况与魏、蜀、吴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特点亦比较鲜明。曹魏的经济和国力是三国中最强的，因而其货币制度是三国中最稳定的。曹魏发行的五铢钱数量虽不多，但没有贬值、减重，也没有虚价大钱。曹魏五铢到西晋时还使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魏政权经济基础的巩固。而蜀国发行的大小钱、吴国的大面值当百当千钱都是变相的通货膨胀，也表明其经济的窘迫，从钱币的发行可以看出三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
公元265年，曹魏权臣司马炎篡魏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统一全国后，大封宗室为王，导致晋惠帝时出现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人刘聪攻入洛阳，掳晋怀帝。“永嘉之乱”后，匈奴人再陷长安（316年），西晋灭亡。次年（317年），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在东晋偏安江南的130多年中，北方各族统治者互相混战，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游牧部落先后入主中原，并建立十六国，按先后顺序分别为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南凉、西凉、夏、北燕、北凉等，史称“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时期。从西晋永安元年即304年匈奴刘渊起兵反晋，到宋元嘉十六年即439年，拓跋魏统一北方的约130年中，北方各民族之间的战乱达到有史以来最激烈、最严重的程度。
1.两晋货币
在两晋百余年的时期里，未见官方有铸钱的记载。西晋沿用曹魏五铢；东晋元帝过江后主要用孙吴和蜀汉的旧钱。中国货币经济走入低谷。
两晋所使用的钱有三类：大面值称“比轮”，就是“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一类；中等钱叫“四文”，可能是指蜀汉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类；小钱指“剪轮五铢”和“沈郎钱”。沈郎钱是吴兴富商沈充私人铸造的钱。沈充在明帝太宁二年（324年）因支持王敦叛乱而被杀，因此所铸钱应止于此时。《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沈郎钱是一种轻薄小钱，面文为“五朱”，铜质较差，颜色青白。沈充所铸钱为数不少，大小形同汉代榆荚钱，唐诗人李贺有《残丝曲》为证：“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现在也常有沈充钱出土。
2.十六国货币
北方十六国战乱连绵不断，生产遭受破坏，人口流亡，田地荒芜，中原地区“钱货不行”，倒退到实物货币状态。但在战乱暂停的空隙中，少数政权也发行少量铜钱，可分为两类：一是短期占领中原某部的政权，二是边远地区的割据政权。具体有以下几种。
（1）凉造新泉。前凉（314—376年）铸造。青铜质地，钱文篆书，顺读，书体端庄凝重，布局均匀，但由于铸造技术不高，字体常较模糊。形制分大小两种，小钱制作较为统一，版别不多，凉为三点水旁，中口为曰，钱径18毫米，重1.4克左右。这类钱较多见。大钱则轻重、大小各异。钱径为5—21毫米不等，重量在1.5—2.3克之间。“凉造”二字精整方正，凉字写法与小钱不同，中间的“口”字不再为“曰”了。此类钱较少见。近年来的几次出土都在前凉旧都武威市境内。其他地方出土的不多。
（2）后赵的“丰货”钱。羯族石勒铸造。石勒在永嘉之乱后十几年统一了北方，建立赵国，史称后赵。319年他发行“丰货”铜钱。为了推行丰货，石勒采取抛售官府绢帛的做法，企图压低绢的价格。但由于战乱，整个社会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降不下来。百姓“贱买私钱，贵卖于官，而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还是被实物货币排挤出流通领域。丰货重约3克，径为25毫米，有篆书、隶书两种。1983年，西安阿房村出土凉造新泉100枚以上。
图4.4 凉造新泉
图4.5 后赵的丰货
（3）“汉兴”。十六国之成汉汉兴元年（338年）李寿发行汉兴钱，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年号钱。此钱轻薄狭小，径16—17毫米，重为0.7—1.1克。文字是“汉兴”的有两种：一种钱文是上下排列，字体是隶书，俗称“直汉兴”，传世比较多一些。另一种钱文是左右排列，篆书，称为“横汉兴”，比较少见。汉兴钱主要在四川地区出土。
（4）“大夏真兴”。这是大夏的国君赫连勃勃在真兴年间（419—425年）所铸钱币。匈奴族酋长，自称大夏天王。刘裕南辙后，他领兵在418年攻入长安，消灭了留守晋朝军队，占关中，次年称帝，开始发行铜钱。但其人穷兵黩武，不得民心，425年他死后第二年，大夏被北魏军队所灭。大夏真兴钱属于珍品，传世数量很少。1946年甘肃武威出土一枚大夏真兴钱，径23.5毫米，重约3克。钱文为隶书，大夏为国号，而真兴为年号，在古钱中，将国号和年号同入钱文者，实属罕见。
从420年刘裕称帝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隋灭陈，约170年时间，江南先后建立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此时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货币的铸行和流通范围也较两晋时期增加了许多。
图4.6 成汉的汉兴钱
1.四铢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朝廷面对钱币短缺，设立钱署铸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通行之后，民间盗铸较多。随着刘宋社会经济的发展，钱币的需要日益增加，铜钱不足问题愈加突出。民间盗铸、剪凿之风盛行。
2.孝建
孝建钱分两种，一是孝建背四铢，二是孝建背无文。孝建背四铢钱在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铸行，此种钱虽钱面为四铢，但实重不足，钱体薄小，轮廓不整。民间盗铸愈演愈烈，且掺杂铅锡较多。另一方面，旧钱和新铸孝建四铢钱也多被剪凿。另一种孝建背无文，也是孝建时所铸，但形制比孝建背四铢又稍小。
3.永光、景和
刘子业永光元年（465年），因民间盗铸成风，不可抑制，政府干脆放任“百姓铸钱”，百姓自供铜料在官方的钱署里鼓铸二铢钱。于是，铜钱越铸越小，“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这就是永光二铢小钱。景和钱铸行稍晚于永光钱，重亦二铢。民间私铸品更小，刘宋末年，恶钱成灾，造成社会动荡，政府不得不将官私铸钱一律停止，仅用旧钱。
4.萧梁五铢系列钱——天监五铢、公式女钱和铁五铢
梁武帝萧衍在位时（502—549年）铸行几种五铢钱，从变化趋势来看，其钱法越来越坏。武帝天监元年（502年），铸造“天监”五铢及“公式女钱”二品并行，天监五铢铸造精整，内外有郭；“女钱”则无内外郭，轻小许多。除新钱外，民间仍用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丰货等古钱。朝廷虽多次下令“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但民间使用“古钱”仍有增无减。
图4.7 孝建四铢
图4.8 梁天监五铢（左）和公式女钱（右）
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罢铜钱，铸行铁五铢，因铁容易得，铸钱利厚，一时间私铸大兴，币值大跌。“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可见贬值程度之深。
由于物价上涨过剧，货币经济中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短陌盛行。短陌即不足额支付，源于官府掠夺百姓的一种方式，如用短陌购买人民的财物。萧梁时短陌更加普遍了，当时因地区不同就有九十当百、八十当百和七十当百之分。一般而言，以短陌计算，而物价不变时，等于货币升值。但实际上“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
。因为物价上涨过高，货币难以足额支付时，只好打折。例如以80为100而言，如果价格定得比原来高50%，那么虽行短陌，实际物价还是上涨了20%，具体计算为：
[100×（1+50%）×80%-100]÷100=20%
5.陈五铢——天嘉五铢和太货六铢
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整顿币制，改铸五铢钱，叫“天嘉五铢”，天嘉五铢，也叫陈五铢，是制作厚重而精整，重约3克，一枚当十枚旧钱（鹅眼钱）使用。
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新造“太货六铢”钱，该钱文字、铜质和造工十分精美，可称得上是六朝货币中之最精美者，为当十钱，即一枚当陈五铢十枚。但其实际重量只比陈五铢略重（太货六铢4克多，陈五铢3克），且与陈五铢并行使用。后来又将太货六铢改为值一钱。因为太货六铢是不足值的大钱，百姓不满，并诅咒说：“太货六铢是叉腰哭天子，这是不祥之兆。”果然宣帝不久就死去，陈朝也灭亡了，“太货六铢”成为有名的丧钱。
综上所述，南朝四代的货币流通存在严重问题，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铜钱缺少。铜钱是南朝的主要货币，和布帛并行。“钱帛相半，为制永久。”长江流域、中原一带都以铜钱为通货。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铜钱的使用量日益增加，但朝廷财力不足，铜矿开采少，前代留下来的铜钱无法满足货币的需要。铜币缺少的后果是“钱贵物贱”，造成谷贱伤农，经济问题严重。
第二，钱币减重。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钱减重是共同的趋势，就南朝而言，其发行的铜钱根据重量可分为四个等级：当十大钱；中等钱（五铢和四铢）；减重钱；细小钱。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货币的贬值程度。
图4.9 陈朝太货六铢
（1）虚价大钱。如陈宣帝（579年）发行的“太货六铢”。
（2）五铢、四铢，为中等价值钱。在过去是最小面值的货币，到此时已成为面值较大的货币了。
（3）减重钱。一是剪边减重的残钱；二是私铸恶钱；三是官铸小钱，如刘宋减重的孝建四铢、萧梁女钱，皆属于此类。与五铢的比价为2∶1。
（4）细线（小钱）。重量在1铢以下，如鸡目五铢、鹅眼钱。
第三，剪凿、盗铸成风。剪凿的目的是把剩下的铜再熔化铸成小钱。由于此时官府铸钱少，市场铜钱数量得不到补充，无法满足需要。这样，剪凿、盗铸的恶钱日益兴盛。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朝廷曾对盗铸者处以极刑。但以酷刑来阻止恶钱的做法违背了经济规律，劣钱不能禁绝，最后只得任其自然发展。
第四，“短陌”之风盛行。“短陌”又叫“除陌”，就是账面价值为一百，实际支付时少给，打了折扣，这是铜钱短缺时的一种现象。东汉末时此风兴起，到东晋南朝时更加流行。《抱朴子》中就有“取人长钱，还人短陌”的记载。起初，“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隋书·食货志》），到萧梁末年，经济混乱后，出现了50为1陌，甚至35个钱算作1陌。
从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到581年杨坚建立隋朝，约两百年时间，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先后建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政权，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相对峙，史称北朝。
北朝政权铸造过钱币，在质量上略好于南朝钱。北朝最早的钱币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所铸行的几种五铢钱。
1.北魏五铢
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孝文帝崇尚汉文化，进行了有名的改革，他曾在太和十九年（495年）铸造“太和五铢”。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又铸造了“永平五铢”，这种钱流传到现在的特别少，因而珍贵无比。后来北魏的货币越铸越小，人们讥笑说这些钱可以飘风浮水。永安二年（529年）改铸“永安五铢”。以下为这三种钱币的具体情况：
（1）太和五铢，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开始铸行，并允许民间私铸。《魏书·食货志》记载：“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由于官府和民间同时铸造，钱币重量不等，且工艺粗糙。其中较厚重者如两汉的五铢钱。字体隶中带篆，“和”字写法较特别，口子之上有三点。与南朝相比，北朝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太和五铢钱的铸行数量不多。
（2）永平五铢，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铸造，字体瘦长，“五”字的交股作直笔，边缘也比以前的五铢略阔。宣武帝时，北朝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铜钱的使用范围比前代扩大了。因而，民间对永平五铢钱的盗铸也较多。
（3）永安五铢，孝庄帝在永安二年（529年）开始铸行。孝庄帝初年，钱币多轻薄短小，有鸡目、鹅眼之称，形似榆荚，入水不沉。朝廷铸行永安五铢钱，以整顿滥恶的钱法。个别背面有四出文或“土”字，珍罕。东魏也铸造过减重的（2—3克）的小样永安五铢。
2.西魏五铢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东魏没有铸造什么新的货币。西魏政权在大统六年（540年）和十三年（547年）分别发行五铢钱。这种钱直径较小，重1.5—2.5克左右，合二到三铢，与常见的隋五铢文字、轻重大小同，只是西魏五铢外郭较窄，五字不像隋五铢那样有左侧一竖笔。
图4.10 太和五铢
图4.11 永安五铢
3.北齐“常平五铢”
不久高洋就取代了东魏而建立了北齐，称文宣帝，下令废除“永安五铢”而开始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叫作“常平五铢”，此钱于北齐天保四年（553年）发行。《隋书·食货志》中说：“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常平”是借用汉代财政家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法”的名称，意指粮食等物价常是平稳的。朝廷丰年高价收粮，荒年再低价卖给百姓。这种钱铸造得十分工整，币值较高，但是由于北齐朝廷腐败，以至于货币市场极度混乱，民间更是私铸横行。
常平五铢，四字顺读，篆书体。轮廓分明，字体清晰。钱径一般为25毫米，重3.5克左右，是北朝钱币中存世较多的一种。
4.北周三品
北周三品，也称北周三泉，指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三种北周时期铸行的钱币。
（1）布泉。为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开始铸造。为当五钱币，即一枚当五枚五铢钱，与五铢并行。钱面布泉二字，为玉筋篆，分列于穿右左，字体丰满，篆法秀美。“泉”字与王莽钱不同：北周布泉之“泉”字中竖不断，且笔画浑厚；而王莽布泉中竖断开。钱径一般为25—26毫米，穿径8毫米，重4克左右。
（2）五行大布。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始发。《周书·武帝纪》云：“壬子，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并行。”这里“一当十”指一枚大布当十枚布泉使用。钱文四字，玉筋篆，钱径为23—28毫米，穿径9毫米，重2.1—4克。
图4.12 北齐常平五铢
图4.13 北周布泉和五行大布
（3）永通万国。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铸造。“以一当十”，一枚当五行大布十枚使用。“永通万国”钱篆法华美纯熟，被认为是东汉以来钱中之最精美者。它与五行大布及五铢钱并行。
图4.14 永通万国
以上为北周三品，或“北周三泉”，铸工皆精，被列为六朝铸钱铸造工艺之代表作。其艺术价值很高，但因贬值严重，在当时不受人们欢迎。中国古代铸造精美之钱币多为大钱，这是因为只有价值大的钱币，其铸造利润大，才有可能提高生产成本而精工细作，同时官方为了防止私人盗铸，也不得不有意提高制作工艺，达到防伪的目的。
5.北魏货币流通情况及特点
北魏（386—534年）在建立初的一百年中，由于北方战乱，生产破坏，货币经济倒退到完全用实物交易的状态。直到孝文帝时才开始在国内发行使用铜钱，此后到隋朝，社会经济中一直是铜钱和布帛、谷物并行。
（1）实物货币占主要地位。铜钱在民间逐步恢复，但实物货币如布帛和粮食等还是占据重要地位，北魏发行铜钱后，很多地区钱币数量不足，仍然用布帛交易。“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魏书·食货志》）
（2）新铸五铢受古钱、恶钱的排挤。北朝各代发行的新钱数量不多，而足值的五铢时铸时停，不能满足交换的需要，各地使用的是古钱和各种减重的五铢小钱，政府禁止不了。各钱并行，“贵贱之差，各依乡价”。盗铸轻小私钱现象不绝，但其程度远不及东晋时严重。
1.隋五铢的统一
581年，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他通过减税，来休息养生，社会经济开始繁荣；又整顿币制。因为隋初铜钱混乱，各种旧钱，加上私铸混杂，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发行新五铢钱——“开皇五铢”，“五”字作“区”，规定标准重一贯1000枚五铢（4斤2两），为统一全国货币，还下令在各地关口置百枚样钱，检查合格才允许放行；不合格的，没收回炉重铸。5年后使之成为全国流通的统一货币。
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低于4克重标准重量，在封建经济条件下，4克最合适，如汉五铢，唐开元。隋五铢常见者2.42克，不适应发展。其二，名不副实，轻者仅重1.584铢，低于5铢。
2.后期恶钱泛滥
开皇十年（590年）在扬州铸币，因掺锡多，色发白，百姓称其为“白钱”，轻重大小与开皇钱等，但工艺水平高于开皇。后来隋朝暴政横征，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使国家经济衰退，私铸盛行，恶钱滋生，五铢减重，物价高涨。
图4.15 隋五铢
货币制度的进步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政治上分裂和经济上衰退的时期，因而其币制特点必然是“混乱”和“倒退”的。这时的本位货币是“钱帛相伴”，黄金基本退出流通领域，铜钱的流通有很大的局限，还时常受到实物货币——谷帛的排挤。商品交易中货币实物化倾向明显。
1.钱法混乱的表现
（1）分散铸行。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国家政权四分五裂，地方割据政权林立，加上相互兼并，使得多数政权存在时间较短。政权的割据性和短暂性，决定了各王朝的币制是不统一和不连贯的。各地政权分治，所铸铜钱五花八门；统治范围狭小，朝廷没有财力多铸铜钱，只好允许新旧钱混杂使用。
（2）铜钱减重。西汉时五铢重4克左右，为最小的货币单位，到东汉时减为3克，三国时仅重2克左右，因此到南北朝时五铢钱竟变成大钱了。北魏铸行的几种足值货币，如太和五珠、永平五珠和永安五珠等，铸造成本高，数量少，受到私铸钱排挤，到北周时官方不得不铸行贬值大钱，如北周三品。
2.币制落后的表现
（1）黄金不再为货币。秦汉时大量使用黄金货币，东汉黄金数量大减，金价上涨几倍，计算单位由“斤”变为“两”。魏晋时金在国内贸易中基本退出流通领域，主要用作价值贮藏手段。河西地区使用西域金银钱、拜占庭金币、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等。魏晋南北朝时布帛代替金币，货币制度由秦汉以来的“金铜复本位制”变成了“铜帛并行”的复本位制。
（2）谷帛货币化倾向。这是货币经济衰落的一个标志。谷物和绢帛货币化，一方面是黄金作为上币逐渐退出流通领域，而货币结构体系中又没有其他金属货币能取代黄金的货币地位，于是谷物、帛绢便填补了这一空白。另一方面，在战乱时期，物价波动剧烈，人们关心的是实用价值，即生活必需品价值的变动，换言之，就是实物资产的货币值大体随通货膨胀的变动而相应升降。
因而在币制混乱状态下（如通货膨胀时），贮藏钱币失去了意义，有钱买不到东西，因而储存实物代替了贮藏货币，实物货币（布帛等）代替了金属货币就成为必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实物化倾向。
货币实物化倾向的表现：第一，铜钱停用。自东汉后期董卓发小钱以来，五铢钱制遭破坏，北方地区长期以谷帛交易，民间不愿用铜钱。第二，铸钱明显减少。西晋和东晋时期，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现官方铸钱的记录；而从墓葬出土来看，此时的随葬铜钱数量也大为减少。第三，铜钱行用范围小。北魏虽发行“太和五铢”等币值较稳定的铜钱，但仅限于京师洛阳一带，而大部分偏远地区则仍然以谷帛为币。第四，财政收入实物化。西汉时人民用铜钱纳税，而魏晋时人民用布帛来交税。作为货币的布帛有标准，布长60尺，幅2尺2，绢长40尺一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经济衰退的时期，货币制度也处于低谷。但国家的分裂和经济制度的落后不能阻挡货币发展的内在规律，那就是货币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趋势。中国货币制度到唐朝时出现了通宝钱制，它标志了中国封建货币制度发展的新阶段。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落后的货币制度中，人们仍然能看到这一时期许多币制的细微变化，而通宝制度又是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可见魏晋南北朝及隋朝货币是五铢钱制的最后阶段，它有向通宝钱制过渡的进步趋向，即过渡性特点，这种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量名钱的结束和年号钱的开始
（1）货币名称不再以重量命名。自秦汉以来，钱币一直以重量来名称，称为“量名钱”，如秦半两，汉五铢、四铢等钱币。到唐朝时，货币不再用重量为名称，以开元通宝为标志，开创了通宝钱制。而处在过渡阶段的魏晋钱币，其名称的变化正反映了这种演变的过程。虽然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四铢”“六铢”等钱，但后赵的“丰货”、北周“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币的出现，打破了中国自春秋以来货币以重量命名的传统。
（2）年号钱的开始。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是十六国时期成汉汉兴元年（338年）李寿发行的汉兴钱。后来，相继出现的年号钱有大夏真兴、孝建、景和、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这些为唐朝年号钱的使用推广起了示范作用。
2.钱文更加简明易读
秦汉用小篆，魏晋用隶书，甚至楷书（汉兴、丰货、大夏真兴、太元货泉等）。
3.新的货币计算单位的出现
南北朝时，铜钱的计算单位出现了“文”和“贯”，一文是一钱，一贯是一千钱，穿成一串。
为什么从南北朝开始，用“贯”作为铜钱的计量单位呢？这可能是因为汉代大额交易经常用黄金，而魏晋南北朝时，黄金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它的职能和作用基本上由布帛来代替，但是很多场合又不能完全代替，需要铜钱进行一部分大额交易，钱币成贯使用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计量单位便适应客观形势而发生变化。
西晋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因连年遭受兵祸和灾荒，不断地向南方大规模的迁徙，统治者也纷纷南渡。到东晋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就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北方黄河流域农耕发达地区的百姓到了南方，也带来较高的生产技术，封建贵族的南迁又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先进文化。
南朝政权偏安于江南，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相对安定，因此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商业也兴旺起来。当时南北方虽在政治上形成对峙，但经济上常有往来。南方的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商业繁荣。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也是较大的地方性商业中心。当时通过广州可以同十几个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往来。
南北朝时，南朝的贵族、官僚经营工商业，如他们开设一种邸店，又叫“邸舍”“邸肆”，是为客商住宿、堆放货物及进行商业活动的店铺，也可能有兼营高利贷的业务。如孝武帝诸皇子们“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
。“什一之利”就是他们放债的利率为百分之十。
北魏统一北方后，北方的商业也恢复和发展起来。史书中记述当时的洛阳城“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可见其商业的繁华景象。北朝的贵族、官僚与南朝一样，也普遍从事商业活动。不仅如此，北朝时还出现了官商，尤其在北齐时，诸王多选富商为“国臣府佐”。北齐末年，甚至连胡商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魏晋南北朝时，虽然长期战乱，但借贷活动在南北方各地仍然很普遍。一般来说，信用事业、借贷关系在魏晋时期没有多少新的发展，但到南北朝时却取得了多方面的进步。表现如下：
存款在古代是一种很不发达的信用业务，所谓存款是指供别人利用的一种储蓄。而古代中国的储蓄是自己存，不让别人使用。封建时代的官僚富豪，储存钱财十分保密，有时连家人都不知家藏多少财产，藏在何处。
1.窖藏。南北朝以前窖藏是富户主要的储蓄方式。或埋于地下，或藏于墙壁里。一般百姓则用扑满，就是“以土为器，以蓄钱，以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出之”。和窖藏一样，数目不大。
2.寄存。寄存分三种情况：（1）寄存在亲友家。（2）寄存在寺庙里。南北朝时，佛教流行，庙宇很多，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为社会动荡，许多富家将财产寄存于寺庙中。《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派人搜查长安某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3）寄存在酒家、饭店。这种寄存，很多是属于委托保管的性质，原则上受托人不能利用存款，既没有利息，也没有保管的费用问题，所以不能说是一种业务。但是，如果受托的寺院、酒家能够用这笔款子来营利（经商和放贷），作为生意的周转资金，那就变成真正的储蓄存款了。
南北朝民间借贷称为出责（债）、放债、举贷、举货等，或借钱币，或借实物，都以债券、债契为凭；券契一毁，债权债务就算了结。借款方式有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两种。凭抵押品借钱称为“质钱”，抵押品中有的拿人作为抵押的，如南齐时扬州主簿顾测用两名奴隶向陆鲜质钱。齐晋平太守放债于民，有一家因无钱归还，以其媳妇作抵，被后任太守虞愿救出。也有以物为抵押的，如梁朝庾诜替邻居解诬而“以书质钱二万”钱。
南北朝时期是战乱频繁的年代，高利贷的利率自然是很高的，加之高利贷资本与封建权势的结合，使高利贷成了对贫苦百姓近乎掠夺的剥削。
南北朝时官僚、商人和高利贷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利用做官的权势和地位，欺压一方百姓，大肆赚取钱财。在借贷方式上、手段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花样。如在放债时支付短陌，叫“短钱”，收债时索取足陌，叫“长钱”。宋文帝之子晋平剌王刘休祐在荆州，用短钱100借与民，收成时要归还上等的白米一石，值钱1000，而且只收钱不收米。青黄不接时粮价较贵，按高价把米贷给缺粮的穷人，借据上写贷钱若干，到秋后粮价下跌，却不收钱，必须折成米来偿还。甚至有倚官仗势借人鸡蛋，要求人家还鸡的；借人家布匹，要求人家到秋后一匹布还八百个梨的。有的借钱者以良田、美宅为抵押，期满即夺其田宅。当时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是相当沉重的，如一些达官显贵们兼营高利贷时，借给人民的钱要贷一还十。
在如此深重的高利贷压榨下，广大百姓困苦不堪。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的诏书曾反映了人民受高利贷剥削的情形：刺史收税时，趁机搜刮民脂民膏，“逼民假贷”，十日之内可获利十倍。而受剥削的人家“困于冻馁”，无以度日。
南北朝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信用机构“质库”。质库所经营的是典质业，就是后代所谓的典当业、当行，缺钱者到“质库”（当铺）去做抵押借款，还钱时付息，赎回押品。过期后抵押品归债主所有，一般所借的钱数要大大低于抵押品本身的价值。
中国的古文献中对典质业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从事抵押放款的质库都是由寺庙来经营的。例如，南齐的宰相褚渊，生活奢侈，钱不够花就到处借，负债几十万钱，把皇帝赐给他的白貂皮褥子、礼帽和拉车的黄牛都送到“招提寺”去做了抵押品；他死后，这些东西被他的弟弟褚澄花钱赎了回来。
南梁的甄彬，品德高尚，因为贫穷把一捆苎麻送到“长沙寺”质库去做抵押借钱；后来赎取时发现麻捆里有一个手巾包，内有五两金子。他虽穷，却把金子还给了寺庙。和尚非常感激，表示要送他一半金子，甄彬坚决不收，和尚跑了十几次，他也不收。
中国最早的典当机构之所以是由寺庙经营的。这是由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在民间广泛流行，深得人们信仰。寺院不仅数量多，分布广，且富有资财土地。寺院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殊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统治阶级不仅出钱大修寺院，而且对僧尼有种种特殊优待，如免役、免税等。
第二，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对寺院施舍了大量的钱财和土地。像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由朝廷公卿大臣凑钱一亿把他赎回来。
第三，寺院作为神圣的宗教场所，普遍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保护，平民百姓也不敢赖债不还或者盗窃寺院的东西。即使遇到战乱，寺院的财产也不易受到侵犯。所以当时人们认为把钱财存放在寺庙里最保险、最稳妥。
隋文帝初年，朝廷曾发给京官和各地官员一笔公廨钱，让他们“回易生利，以给公用”。用公廨钱回易生利，即经商或放债取利，公廨钱是官府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开皇十四年（594年），工部尚书苏孝慈等指出各地官府以公廨钱“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劳百姓，败损风俗”
，建议予以禁止。开皇十七年（597年）十一月，文帝下诏禁止将公廨钱用于放债取利，经商仍然允许。隋朝的公廨钱还只是初始形态，到唐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朝瓦解后，开启了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货币流通长期混乱及经济实物化给人们带来诸多痛苦和不便，因而有关货币问题的议论较多。
西晋没有留下关于探讨和论述货币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文献，却产生了《钱神论》这种嘲讽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
鲁褒，字元道，南阳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权力日益扩张。他的《钱神论》就是讽刺日益扩张的货币权力和存在于整个社会的货币拜物教现象的作品。
鲁褒在《钱神论》中虚构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富贵不齿，盛服而游京邑”的“司空公子”；一个是饱读诗书，“尚质”“守实”“班白而徒行”的清贫学究“綦母先生”。二人相遇之后发生了关于钱财的辩论。鲁褒实话戏说，反话正说，通过司空公子对货币权力的描绘和神化，对金钱的赞颂与膜拜，表达了自己对货币权力的认识和对货币拜物教的嘲笑与抨击。
《钱神论》谈钱的部分从货币的产生开始，“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大矣哉！”鲁褒认为货币产生于舜以后“上智先觉”的创造，这是一种变相的“先王制币”说，但毕竟还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考察货币的产生、演变，还是把货币当作人的创造物来认识的。《钱神论》对方孔钱的特点作了形象的描述“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配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这也是“孔方兄”一词的来源，广泛流传于世。
对于货币的职能与特点，鲁褒也有相当的认识和机智的表述：“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并便易，不患耗折。”“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这些说法都是合乎实际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不能对金钱支配人的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他却对拜金主义，对货币拜物教行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对后人的思想也给予了重要的启迪。
孔琳之（369—423年），字彦琳，会稽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东晋、刘宋两朝大臣。关于货币问题主张，是在东晋时阐发。《晋书·食货志》及《宋书·孔琳之传》均有记载。
桓玄在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时，提出“立议欲废钱用谷帛”
的建议，企图以此来解决当时因长期未铸钱而形成的流通中货币缺少问题，孔琳之提出反对意见。归纳如下：
第一，货币是“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既然交易非由货币媒介不可，货币有“通有之财”的作用，而“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肆其业”，不曾“致勤于钱”，那么它就不会妨害农业，所以也就不应将其与本业对立起来，不应禁之、废之。
第二，以铜钱作为“交易之所资”远比谷帛优越。孔琳之从币材的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的角度立论，指出以钱为币不易损坏，易于运输储存，而谷帛为币耗费更大，且易于损坏，不易分割、运输是正确的。
第三，废钱“则百姓顿亡其财”，造成有钱无粮之民的饥困。他说：“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因为有的“仓廪充溢”，有的“粮靡并储”，要借助钱币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一旦废钱，有钱无粮之民就会“皆坐而饥困”。
第四，用钱是“永用之通业”。孔琳之用东汉末和魏初以谷帛为币所产生的弊病和魏明帝时为消除谷帛为币之弊而举朝大议，决定“舍谷帛而用钱”的历史经验，说明废钱之不可行。
孔琳之对于为什么要反对废钱用谷帛的论述，是相当全面相当精辟的，对废钱用谷帛的主张作了比前人更透彻更有力的批判。特别是从币材的自然属性上，比较谷帛与金属的优劣，揭示了谷帛为币的缺陷和以钱为币的优越，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孔琳之的反废钱论同贡禹的罢钱币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贡禹只看到货币的消极作用，孔琳之则只看到了货币的积极作用。两者都有片面性，但孔琳之的结论是正确的。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史学家、文学家，著《晋书》《齐纪》等多种。
沈约主张彻底废除货币。他的论说是在撰写《宋书·孔琳之》时，以“史臣评语”的形式阐发的。其要点是：
第一，货币的作用不大。沈约说，“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货币虽有“通用济乏”的通，但当时生活水平不高，因此“龟贝之益，为功盖轻”。
第二，货币的作用发生变化。货币原来做交易媒介，现在却用来“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即用来购买珍贵物品，已经背离了原来始造之意图。
第三，影响农业生产。沈约认为，随着社会变迁，钱币的弊端超过了钱币的作用，弃农经商的人越来越多，放弃了农业根本，极为有害。
第四，加剧贫富差别。钱币“丰衍则同多余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成了只有害处的东西。
第五，坚决取消钱币，专用谷帛。由于钱币弊端太深，“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
沈约认为自己的“一罢钱货，专用谷帛”的主张见解独到，他批评桓玄“废钱用谷帛”，是“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反对废钱用谷帛，是“睹其末而不统其本”。
范泰（355—428年），字伯伦。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有人建议收购民间藏铜铸造五铢钱，遭到范泰的反对。其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他强调治国之本在于农业。生产不发展，百姓不富裕，国家不可能富足。企图通过铸钱来弥补国用不足，是本末倒置。
第二，认为收铜铸钱是与民争利，违反了“王者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的古训。
第三，认为货币数量的多少无关紧要。“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
第四，当时收铜铸钱的建议者还主张禁铜，范泰认为禁铜器会造成民间不便，特别是将已成的铜器销毁，更是得不偿失。
上述反对铸钱的理由中，可以看出，范泰既不懂得流通中的货币应有适当的数量，过于短少就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也不懂得物价贵贱的波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他认为货币不一定用铜钱，如果真是需要增加货币，那么用龟贝为币也可以。他根本不认识以钱为币的优越性，不懂得以钱币代替龟贝为币是货币演进的必然，再返转回去就是倒退。
南朝宋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建议流传的旧大钱一枚当四铢钱两枚，以防止旧大钱被剪凿，这就是大钱当两。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把旧大钱的名义价值加大到实际价值之上，使其由实重钱变成虚价钱。沈演之支持刘义恭的意见。
沈演之（397—449年），字台真，武康人（今浙江德清）。他看到随着货币流通地区扩大，货币数量没有相应地增加，加上民间竞相剪凿和销毁，使本来已经存在的通货紧缩更趋严重，货币更加不足。沈演之肯定货币的积极作用，他分析了货币不足及所造成的后果，即通货紧缩加剧了“货贵物贱”，“货贵物贱”又加剧了劳苦百姓的负担和贫困，通过这些分析，沈演之得出需要改革货币制度的结论。沈演之的货币观点，属于货币名目主义，他认为只要朝廷法律宣布一当两，钱币的价值就能加倍。
刘义恭和沈演之的主张遭到了何尚之的反对。
何尚之（382—460年），字彦德，庐江人（今安徽霍山），南朝刘宋大臣。他批评大钱当两，“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估货是指衡量商品的价值，即货币起价值尺度作用。“以估货为本”是说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的最根本的职能。
何尚之认为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旧大钱虽然比四铢钱大，却没有大到一枚可以当两枚的程度，“一以当两，徙崇虚价者邪”，即指明了这是虚夸大钱名义价值的铸币贬损。
何尚之考虑到了币值变动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指出：“若今制遂行，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恐非所以欲均之意。”即币值的变动会引起不同人们之间财富的再分配，会使富者得利，贫者增困。货币制度要顺应民情，大钱当两违反了当时的民情，必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