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与信用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

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货币体系

在春秋战国大约600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商朝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开来。最早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进一步解放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在这个时期以铜钱为主，兼用金、银、玉、布帛、贝币。由于在政治上，各国处于分裂状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不同，列国所铸铜币分属不同的货币体系。

（一）布币体系

布币，又叫铲形币，是模仿先秦的农具——钱、镈铸造而成的。钱、镈都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农具。钱，形状像铲，有两足；“镈”也是一种铲状农具，与钱不同的是没有两足，用来掘地挖土，若装上木柄，还可以锄地。“镈”通假为“布”，后来人们把形状像农具“镈”的青铜货币就称为“布币”了。钱和镈分别由原始社会后期的石器工具耒、耜发展而来。

耒——钱，形状像十字形，下部尖，可掘小坑；后发展成下部为两尖叉形。

耜——镈，初为平刃木铲；后发展为铜铲，上部为空首，可装木柄。

商周时期，用青铜制成两足铜耒的农具“钱”和平刃铜铲的农具“镈”，很受人们欢迎，因而也很容易交换到其他商品，于是钱和镈就逐渐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尖足铜耒，容易折断，发展成两个平足的“臿”。

布币的各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名称。

首部，分为空首和平首两种。

肩部，分为耸肩、平肩、削肩和圆肩。

裆部，分弧裆、桥形裆、平裆和圆裆。

足部，有尖足、平足、弧足和圆足。

布币的形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1.原始布

原始布约在殷商后期及西周晚期就出现，又名大铲布，形状像农具铲，是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也是金属铸币的雏形。它尚未脱离钱镈农具原形，体大銎短，粗糙厚重，安柄后基本就可使用，但比真正的铜铲要小，长约11—16厘米。

2.空首布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空首布的基本形状与原始布相同，但比原始布小了许多，轻薄整齐，制作精良，亦称铲布。这种布，銎长，空可入柄。币身有多种形状。多数上面有文字，如“周”“王”等，前者指周王室，后者指王城洛阳。有的正背三道直纹及文字，如安臧布、甘丹布等。最小的为东周布。这些布币单位为“釿”，春秋时重35克，战国早期12—17克，晚期轻至10克左右。近百年来，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空首布上面的文字和甲骨文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其笔意和文字的刀法都与甲骨文相似。根据出土情况，其行用范围集中在潼关以东，郑州以西，太行山以南，河南登封以北，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西岸一带。也就是以周王的王畿为中心，包括晋、卫、郑、宋等国在内的广大范围。

空首布的形制分为弧足空首布、尖足空首布两型。

（1）弧足空首布

此型根据肩部又分为平肩和斜肩两种亚型。

平肩弧足空首布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面文多含地名，也有数目、干支。1970年河南伊川富留店村，出土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604枚，长93—101毫米，足宽约49—55毫米，重30克左右。中型平肩弧足空首布，面文有一两个字，如“七”“下”“卜”等。在河南洛阳分属春秋和战国的5座墓葬中出土12枚，通长83—89毫米。小型平肩弧足空首布，面文以“安臧”为最多，此外有“东周”等。1971年，在河南新安牛丈村曾出土401枚，通长63—74毫米，足宽39—43毫米，重15.3克左右，相当于大型布的一半。

斜肩弧足空首布，有大小两型。大型者，1980年在河南宜阳柳泉乡出土1789枚，长78—88毫米，中距45—51毫米，重18.6—27.2克。小型者面文多为地名。长约70毫米，足宽约40毫米，重约13克。常见面文有“武”“卢氏”等。

（2）尖足空首布

耸肩尖足空首布，布身耸肩、尖足、方裆或圆裆。长銎，銎内留有范芯。面背多有三道平行直纹，有郭。多无文字，俗称“无文大空首布”。形体大小不一。大者长137—145毫米，重35—37克。小者长117—125毫米，重25—30克。1959年，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之春秋晚期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空首布范芯，即内范。

3.平首布

平首布又称实首布，形状比空首布更为轻薄，且精美平整，基本脱离了农具镈的原形，春秋末期始见，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货币本身的发展要求其向更便于携带和计数的方向发展。平首布的铸造和使用范围很广，战国的赵、魏、韩、秦等国都有使用。燕国也发行过平首布。平首布种类多，均布首扁平无銎，布背素面，布面有各种文字，记地名和货币单位釿、寽等。重量从30克到五六克不等，战国时盛行的平首布有晋阳、梁、安邑等釿字布。还有一种叫寽字布，魏国大梁铸，文字较多，如“梁正尚金当寽”和“梁半尚二金当寽”等。

（1）尖足布。多为耸肩、尖足、方裆，由尖足空首布蜕变而来。布文“甘丹”，面首有二直纹，仅有大品。长约83—85毫米，足宽44毫米，重10—12克。为战国时期赵国铸造。1979年河北灵寿县出土。布文“离石”，饰纹同甘丹大布。仅有小品。长51—52毫米，足宽23—28毫米，重5.5克。离石为战国时期赵国的地名，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1979年河北灵寿县出土。布文“大阴”，纹饰同甘丹大布，有大小两型，大阴为赵国地名，今山西霍县境。1979年河北灵寿县和邯郸出土。

（2）类方足布。形制见上文所述。长约4毫米，足宽26—27毫米，重4.8克。布文“榆即”，战国赵国地名，今山西榆次附近。1963年山西阳高县出土。为战国赵国铸币。

（3）类圆足布。布文“平匋”长约50毫米。此为战国赵国地名，今山西文水县西南。

（4）桥足布。布文多有字，因又称釿布。在平首布中，其厚重是仅有的。轻重分等，如二釿、一釿、半釿三种。流行于魏国境内。布文有“安邑二釿”“安邑一釿”“安邑半釿”，“梁重釿百当寽”“梁重釿五十当寽”“梁正尚百当寽”“梁正尚二百当寽”等，“尚”解释为“币”。

（5）方足布。方肩、方足，间有耸肩者。根据铸地不同分为：魏布、韩布、赵布、燕布等。

（6）圆足布。圆首、圆肩、圆足、圆裆。面无纹，背有二斜纹，斜纹间距上窄下宽，有大小两种或大中小三种。

（7）三孔布。形制同圆足布。唯有首及两足有圆形穿孔，因名三孔布。有大小两种。大品背“两”字，小品背“十二朱”。三孔布发现较晚，传世品极稀，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流出国外较多，日本银行所藏三孔布有20枚左右。无出土记录。1984年4月，山西朔县出土的宋子三孔布，为有出土之记录，弥足珍贵。三孔布是铢两币的先导，秦半两钱实源于此。

战国时期各国的布币进一步朝着短小轻便的方向发展，这本身符合于货币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从赵国布币形制的演化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趋势。

战国初期，赵国的布币一般为平首、平肩、平裆、方足形的币布，简称方足布。币面大多铸造有古赵国的地名，以“安阳”布发现得最多。战国中期。赵国铸造了圆首圆足布，有大小两种形式，上有“蔺”和“离石”等字。后来，赵国又铸造了大量的平首方足的小布，这种小布上多铸造有地名，现在已经发现的有50多种地名。战国后期，赵国的布币慢慢地朝圆首、圆肩、圆足的方向发展，这样不易磨损，耐用而且便于流通。赵国晚期铸造的三孔布，分成两等，一等为1两，另一等为12铢。这和圆足布的等分关系有相当的联系。

（二）刀币体系

刀布，就是形状像刀的钱币，主要由齐、燕、赵三国铸造发行。这三个国家都是当时的东方渔猎和手工业发达地区。刀是商周时期在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渔猎工具，在较长时间内被用作交换媒介。刀的用途十分广泛，人们不仅在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要经常用它，而且还可以用刀来写简竹、木简。“刀笔精通”之说就是把刀与笔并列，说明其是最初的书写工具。青铜小刀在黄河下游地区是一种实物货币，其充当等价物身份日益固定，铜刀的实用性也逐渐丧失，外形也趋于轻小化，只是刀的形状依然保留了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按铸造地和形状可分成三大类。

1.齐国刀

齐国是东方的大国，靠近大海，自古渔猎十分发达，刀子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十分重要，因而齐国的货币就由一般等价物——刀子转化而来，从而大量铸造刀币。齐国的刀币厚重而精致，上面铸造有齐、法、货等文字。齐国的大型刀币现在已经发现了七种：

第一，即墨之法化刀。即墨为地名，是山东当时的大都市，今山东平度东南，所辖之地为齐国五大行政区之一，其他四大区分别为平陆、东阿、莒和安阳。这是齐刀铸行最早者，约春秋时期。

第二，安阳之法化刀。人称“五字刀”，是齐刀中之珍品，分为大小两种，后者为减重、贬值的货币。形制近于节墨之法化刀，年代亦相近。安阳为地名，今山东莒县。

第三，齐之法化刀。人称“四字刀”，形制与上两种相似，铸行相近或稍晚。“法币”即“法钱”，就是法定货币之意，铸造地点在齐都城临淄。

第四，簟（谭）邦之法化刀。簟为莒之古字，莒为山东半岛东端的一小国，后为齐吞并。

第五，齐造邦长法化刀（六字刀）。可能为田氏代齐后铸造的纪念币。

第六，齐法化刀（三字刀）。同四字刀意思，为战国中期铸造的法定货币，有固定形状和重量，在临淄铸造，其发行数量最多，在先秦钱币中是最精美的一种。

2.燕国刀

燕国也是靠近沿海的北方渔猎之国，刀币极为通行。燕国刀币比齐刀要轻小些。根据铸造时间的先后，燕国的刀币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针首刀。春秋时铸造，这是燕国铸行最早的一种刀币。铸地在今天的冀北、内蒙古和辽宁等地，当时为匈奴故地，因而又称为“匈奴刀，刀首很尖”，像针一样，刀身短薄，上面文字多为古篆。

第二种，尖首刀。春秋至战国初期铸造，出土地在今天的河北、山东、辽宁等地，比针首刀要广泛一些，上面的文字多只有一个，如行、土、化、工、大、丁、上、中、下、井等。晚期的尖首刀上出现明字，是明刀的先导。尖首刀一般长138—180毫米，宽18—26毫米，重14—16克。尖首刀现存数较多，可能是燕政权发行的正式货币。

第三种，明刀。战国中晚期铸造。所铸刀币上有一个“日”“月”二字，人称明字刀。长约140—170毫米，宽13—22毫米，重15—18克。明刀是目前所发现的刀币中数量最多的，出土地点也较广，不仅在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有大量出土，甚至在朝鲜、日本等国也发现不少。明刀有弧背明刀和磬折明刀两种。

弧背明刀，凹刃，刀柄直纹二道，至刀身而止。刀首略宽于刀身，形制源于尖首刀明显。明字书法多变，作“ ”者年代较早；作“ ”者年代较晚。

磬折明刀，面文明字，作“ ”以后又演变成“ ”。刃部已成直线，刀柄直纹伸入刀身，背文较弧背明刀字数增多。

燕国还曾经铸过一种只在山东通行的刀币，这种刀币清代嘉庆年间第一次在山东博山香峪村出土，人称博山刀或齐明刀，这是燕军攻占齐国后在齐地铸造的刀币。

3.赵国刀

三晋之地的赵国，也铸造自己的刀币。赵国刀币的特征是刀身直，头略圆，刀身比齐、燕刀略小，因而也被人们称为小直刀。还有一种上面有“蔺”等文字的为一种体形更小的小直刀，现在发现的数量很少。赵国刀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甘丹。刀面的文字为“甘丹”，指赵国都城邯郸，这是赵刀中数量最多的。

第二种，白（柏）人。白人为古城市名，史书记载为“柏人”，在今河北隆尧，战国时属于赵国。

第三种，成（城）白。可能是白人的别称，但根据考古发现判断它是战国时中山国都灵寿发行的货币。公元前296年，赵国灭掉了中山国。以上三种赵刀，刀身稍显弧形，长约为138—150毫米。属于赵国刀中之大型。

第四种，蔺、晋阳、晋阳化、晋阳辛（新）化。这几种小直刀上面都有赵国的地名，蔺为今山西离石西，晋阳指太原。现在存世极少。这些类型的赵国刀长约93—110毫米，宽9—12毫米。属于赵国刀中之中型刀。

（三）圜钱体系

圜钱，又叫环钱，就是形状像圆环的钱。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陶制、石制的纺轮，与圜钱相似，据此人们推测，纺轮可能在上古是一种实物货币，而圜钱可能是仿照它的形状而铸造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圜钱是仿照实物货币玉璧、玉环的形状铸造的。 除楚外，战国的其他六国中都铸造过圜钱，其形制可分为两类。

1.秦国的圜钱

相传战国时秦国通行的货币是由纺轮发展而来的。秦国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型式，均为圜钱。

第一型为“1两”钱，钱面上铭文分有“一珠重1两·十二”“一珠重1两·十三”和“一珠重1两·十四”和“半圜”等。这里“1两”后面的字数“十二”“十三”“十四”与纪重无关，可能是表示纪年的。

第二型是“两甾”钱。面文“两甾”，《说文》：“甾，六铢也。”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几种重量单位之间的关系为：1两=24铢，1锱=6铢，2锱=半两。这两种钱都是圆形圆孔的。有人认为“铢”通假“珠”字，表示这种钱币的形状为圆形。两甾钱径29—32毫米，重7.8克左右。

第三型是“半两”钱。无内外郭，背平夷。《史记》中记载有秦惠文王二年（前366年）“初行钱”，说明秦统一中国以前就已经通行半两钱了。这种是圆形方孔形的钱。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战国秦墓出土半两7枚。钱径多在30毫米左右，重量4—7克之间。为秦昭王元年（前306年）所铸，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为迄今所知出于年代较明的战国墓葬中最早的标本。

第四型是“文信钱”。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国的长安君铸造了“长安”钱，而封君吕不韦铸造了文信钱，后一种钱有四道曲文，又叫“四曲文钱”。秦国在攻占赵国的过程中，还在新占领的赵国土地上铸造了一些圜钱，如“蔺”“离石”“武安”等。秦国在占领魏国的土地后，也铸造了一些新的圜钱，如“皮氏”“平备”“济阴”等。1955年河南洛阳市河南故城遗址出土过残石范，河南故城正是吕不韦的封地。钱径23—25毫米，重3—4克。

2.其他各国的圜钱

与秦国同处于西部的周王室、韩、魏等国都铸造过圜钱，基本形制为圆形圆孔。周王室所铸的圜钱，其铭文有“西周”“东周”“周化”“洮阳”“安臧”。其中，“西周”和“东周”文字并非指后人对中国古代朝代划分时的称谓，而是指战国时周王室分离出来的两个小诸侯国。周考王的弟弟揭的封地在今河南，位于王城洛阳以西，故称西周，揭为西周君。公元前367年，西周威公去世，其少公子根在韩、赵两国的帮助下，另立封地，设都城于巩，号称东周君。这两种钱就是由这两个诸侯国发行的。此外，魏国圜钱在钱面上铸有地名，如“坦”“共”等字样。

地处东部的齐国、燕国和赵国则形状基本与秦国相似，亦为圆形圆孔，不同的是文字。齐国的圜钱有三种，文字分别为“賹化”“賹四化”“賹六化”，一枚賹六化钱等于六枚“賹化”钱。“賹”字表示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的重量单位。“賹”又可以写成“镒”或“溢”，《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一镒等于20或24两。

燕国的圜钱有“明化（货）”和“一化”两种，“化”字有人解读为“刀”。另一种叫“明四”的钱，数量不多。赵国圜钱上有“蔺”“离石”等文字，这与该国铸造的圆首圆足布上的铭文相同。

（四）楚币体系

楚国铸的钱，独立成体系，称楚币，也是列国之中最有特色的货币体系。如楚国铸造的蚁鼻钱和鬼脸钱。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在黄金流域的中原地区，被称为“华夏文化”。而楚国在南方江淮地区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即“楚文化”，它的货币也表现出与北方铜币不同的特点。楚币体系主要分三个部分。

1.金币

战国时楚国盛产黄金，这是楚国铸造黄金货币的有利条件。楚国的黄金铸币分金钣和金饼两种。楚国金币是法定货币，属称量货币性质，可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支付。

（1）金钣（版）

又称楚金钣、爰金、印子金。多铸成不规则的方形或圆饼形，外有边栏，中有阳文文字印模凿打印出方格与文字，故称“印子金”。爰金铭文最多的是“郢爰”。郢是楚都城，先在湖北江陵，几次迁都，最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均以郢为都名。也是国名，与楚同用。“爰”是重量单位名称，写成“ ”。近年来，有人认为应读为“爯”，即“称”，是权衡轻重的意思。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攻占郢都，楚国被迫迁都陈县，就是今河南淮阳，后来发行的爰金就称为“陈爰”。1978年8月，安徽寿县出土一种铭文为“廬金”的金钣，以及郢爰、无字金钣和金叶等，总重达5187.5克。分别介绍一下郢爰和陈爰这两种爰金。

郢爰，扁平的版块，一般平面成长方形，也有四角上翘成不规则的方形曲版状者。上面打印“郢爰”二字小方形印记。小方印根据金钣的形状而排列，形成大致平行但不规则的横行或竖行。一般印数在16—24印之间，重量在260—280克上下。1984年8月，河南息县临河乡霸王台东周遗址曾出土一枚铜质、文字为“郢爯”的印模，长宽各11厘米，高37毫米，重68克。“郢爰”在迄今发现的楚金钣中出土数量最多，近几十年来出土地多在原楚国境内（今安徽、湖北、江苏等地），在山东临淄、陕西西安等处也有发现。

陈爰，形状与郢爰大致相同，差别在于陈爰还有做圆饼形者，排列也不如郢爰整齐。一般认为“陈爰”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迁都于陈后所铸。近年来，安徽六安、陕西咸阳、河南扶沟古城村等地先后有出土。咸阳的8块“陈爰”重230—260克，平均重248克。

（2）金饼

呈圆饼形，又叫“圆金饼”，俗称金饼、饼金。1970年安徽阜南三塔乡、1978年河南襄城王洛乡、1979年安徽寿县东津乡都曾有金饼与楚金钣一同出土。

2.蚁鼻钱

这是一种奇特的贝状铜币，它是由商周时代的无文铜贝币发展而来的一种小型青铜贝币。这些铜币外形一端钝，一端尖，正面凸起，背面平且凹入，在尖端有穿孔，或透或不透。正面有阴文文字，其形式古拙，常见的有“ ”，或作“ ”，与下面孔穿一起，合起来像个鬼脸，因此叫“鬼脸钱”。另一种文字如“ ”的，被释读为“名六朱”，外形像蚂蚁，称“蚁鼻钱”。此外还有“君”“金”“行”“匋”“ （釿）”等。楚国的这种铜币因与古代无文铜贝外形相近，被认为是与古铜贝有渊源，故又名为楚铜贝。

楚国原疆域广大，铜币的出土地广泛分布于其势力所及的地区，即今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1963年，湖北孝感县野猪湖一次出土“ ”字铜币4700余枚，多为长20毫米、宽13毫米、厚4毫米，重3.1—4.5克。“名六朱”铜币出土较少，但在河南省舞阳县、江苏省徐州市和陕西省咸阳县等地都有发现，如1962年，在陕西咸阳东北长陵车站南出土48枚，长16—21毫米，宽9—13毫米，重1—3.6克。这些楚国铜币屡次在原楚国疆域内发现，每枚重量早期平均约为5—5.6克，晚期减至2.5克左右。

3.旆布

楚国晚期受北方影响还铸行一种异形布币。币身狭长，铭文为“旆钱当釿”，“旆”原指长条形燕尾大旗，意为形状相似。“釿”为铜的重量单位。即一釿的旆形大钱。背面有“十货”两个字，指一枚旆钱当10枚蚁鼻钱。另有一种“四布当釿”布，大布一当小布四，小布两枚连在一起，一正一倒，四足相连，又叫连布。

二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货币的特点

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统一的趋势，这可以从列国间货币的交流和货币的形制上可以看出来。

第一，青铜货币铸造制度的多样性。各国都铸造了形制不一的货币，但各国所铸的货币可以相互流通，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如赵国有刀币、布币，燕国有刀币、布币、圜钱，齐国有刀币、圜钱，楚国有金银币、布币，从而使以前的那种简单的刀币区（齐燕）、布币区（三晋）、圜钱区（秦）用不同的货币形制联系起来。这与一些国家大规模地仿铸其他国家的货币有关，这样各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例如中山国，除了自己铸造白刀币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中山国大量仿铸邻国赵国、燕国的货币。而在韩国新郑遗址的发掘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圆足布和非韩国铸币的钱范。在齐国都城临淄发现了魏布币等。

第二，货币及其单位已有了等级的划分。各国所铸的青铜货币中，无论是刀币还是布币，都有不同的币值，如秦钱中一两和半两，三孔布有“一两”“十二朱（铢）”的字样等。此外，从金属币材的角度来看，当时已有大量黄金的流通，这是与广泛使用的青铜货币一起共同充当货币的职能，但黄金更多是用于大宗交易和巨额支付，或作为财富贮藏的手段；而青铜货币则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中的零星交易。这与后来的主币与辅币的职能分工一样。这也是当时货币理论——子母相权论在现实中的应用。

第三，仍具有实物货币的特征。战国时期的布币、刀币、圜钱的外形，还保留着实物货币的原始面貌。楚国的蚁鼻钱也是从商周时期的铜贝演化而来的，仍然是仿照原始货币海贝的形状。其原始货币特性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除了铜钱外，战国时期还存在大量的其他实物货币，如珠宝、玉石、布帛等也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充当着实物货币的职能。

第四，货币形制渐趋统一。首先表现在布币向圆形发展，布币由最初的棱角分明到后来的圆首、圆肩和圆足，再到一孔布和三孔布。其次还表现在钱币形状和重量的逐渐减小。春秋时期，金属货币体积大、分量重，比如空首布一般重35—45克，齐刀重50—55克。在发行使用过程中体积逐渐变小，重量也逐渐减轻。战国后期，三晋的方足布只有6克上下，最重不过15克。秦国的两甾钱和半两钱在8克左右。这体现了货币发展的必然规律。另外，在这种规律的作用下，战国晚期的各国基本上都出现了圜钱。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货币的演进，已经预示了中国的统一。

三 先秦的黄金货币概述

黄金在中国的使用有很早的历史。史书中有黄金在上古时代就作为货币使用的记述。如《史记·平准书》中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在《管子·轻重》篇中提到在周代：“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禹汤均开山取金铸币。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也有对西周初年黄金货币的记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九府圜法”是太公姜尚为周朝制定的货币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三种货币的规格要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战国策》中对黄金的记载就有53处，其中“黄金若干”的有10处，而“金若干”或“若干金”的文字有43处。 而其他史书中记载黄金的情况也很多，这些都说明，黄金在先秦时期是作为货币使用的。

黄金在西周以前的情况不详，进入春秋战国以后，黄金的使用明显增加，而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又远远超过春秋。《管子·乘马》中有“黄金者，用之量也”和“金贵则货贱”，说明黄金成为普遍的价值尺度。当时的黄金作为货币，属于称量货币，衡量黄金的单位有“镒”和“斤”两种，1镒合20两，1斤合16两。两个单位可以混合使用。

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金币，大多呈圆饼形，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柿子金。从南方楚国的故地出土的金币数量很多，因为黄金的主要产地就是在楚国。楚国金币中有一种薄版形的金币，古称印子金，或“爰金”。因为它是在已铸造好的金版上用铜印加盖“郢爰”“陈爰”“卢金”“爰”“专”或其他文字。1980年，河南省博物馆和扶沟县博物馆公布了一批在该地出土的楚国金银币。

战国时代黄金的价值，与今天相比是比较低的。从大量出土的黄金来看，其产量也高于银，这就可能使它成为除青铜之外的另一种金属货币。但与普遍使用的青铜货币相比，黄金显然是作为上币，而且常用于大额交易和支付。如《墨子·号令》中讲到两军对垒，一方将领被杀后要悬赏“黄金二十斤”来捉拿凶犯的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朱公（范蠡）的儿子犯罪被囚，朱公以“黄金千镒”作礼物求庄生帮助搭救。另一则记魏公子因研究兵法引起了秦王的不安，秦王便派人携“金万斤”到魏国去行反间计。 战国时黄金作为货币职能还表现在它充当贮藏手段，甚至是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如《战国策》记载：苏秦曾带黄金百斤到秦国游说其连横思想，遭到拒绝后失意地回到家中，不想“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当他发奋读书，又提出合纵的主张，得到了六国的赏识。当他携各国资助的上千斤的黄金返乡时，其家人“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为何前倨后恭？她回答说：“见季子位高金多也。”可见当时人们心目中黄金已经成了财富的代名词了。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信用

一 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渐形成。尤其是井田制的破坏，私田的兴起，各地相继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

春秋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不仅支持各国内部的商业活动，而且还沟通各国间的商业往来。管仲在齐国实行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处商以市井”，商人聚居于市场附近，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晋文公也曾采取扶助农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和“工商食官”等政策。

战国时期，商品交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各诸侯国之间的物资交流日益广泛。商品的交换使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分享到百业兴旺的好处，“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 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过去较大的城市住户不过数千家，到战国时列国的大都市一般已达几万户之多。如齐国的临淄城就有7万户。

二 信用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货币用途广泛，可以买地、购物、交纳赋税、支付租金和工资等。金属货币携带、使用和保存更加方便，为借贷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井田制的瓦解，奴隶变成个体劳动的小自耕农增加，经济力量薄弱，一遇灾荒之年，便靠借债来解燃眉之急。一些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靠借贷做本钱，加之国家征税又在非收获季节，只好先借贷交账。这是借贷活动广泛开展的客观条件。

1.高利贷

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国语·晋语八》中说，晋国大夫栾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极），略（犯）则（法）行志，假贷居贿”。就是放高利贷蓄积财富。

战国时期，民间私贷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放贷成了职业活动。许多贵族、大商人从事高利贷剥削。放高利贷被列为大夫失德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放高利贷的不仅有富商，还有一些大贵族和大官僚。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就是一个高利贷者。他的封地在薛，养有食客三千人，他通过放债取息来供养这些宾客，一年“得息钱十万”，就是一年的利息收入超过10万钱。有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去他的封邑薛去收回贷款。临行时，冯谖问孟尝君要买什么回来。回答说买家中缺少的东西。冯谖到薛后，召集债户，要他们带借券来合券。来了以后，他就假传孟尝君的命令，将所有借券付之一炬，取消了债务，“民称万岁”。复命时，孟尝君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乃臣所以为君市（买）义也。”孟尝君很不高兴。一年以后，孟尝君罢政归薛，薛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此时，他方知冯谖“市义”的用意。

放高利贷的受害者，首先是小生产者。孟子主张农业赋税用助法，批评用贡法。助是徭役赋税，贡是实物赋税。孟子引龙子 的话说：“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用助农，农民只管有公田劳动若干时候，而不问收获多少，经济上没有负担。贡法每年按固定数量交纳粮食，丰年时粮食多，政府可以多收而未多收；荒年时粮食少，政府应少收而未少收。结果农民辛苦一年仍交不起赋税，还要“称贷”就是借债来度日，有的因债务负担过重或破产或逼上绝路。

《管子·治国》分析了高利贷形成的原因及其结果，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但农夫终年劳作，却“不足以自食”。原因有四个：第一，农民的经济特点是“月不足而岁有余”，如果统治者征赋暴急无时，农民只得用“倍贷”来应付急征。第二，农时不能耽误，如果耕种时雨水不足，农民又要用“倍贷”来雇工抗旱。第三，农民在秋收时低价卖出粮食，到青黄不接时用加倍的钱买回粮食，这也相当于“倍贷”。第四，经常性的租赋、徭役等支出也相当于“倍贷”。以上四个原因中，后两个是比喻，前两个是真正的倍贷，即借贷的利息等于原借数，年利率高达10分。农民经常发生经济困难，所以很容易陷入高利贷的罗网。《管子·治国》的作者已经总结出了这一不可抗拒的规律。

受高利贷盘者不仅是平民，也有没落的贵族。战国时，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前314—前256）“为诸侯之所役逼，与家人无异”。他常向人借债，却无力偿还。债主来逼债，他就“上台避之，故周人名其台曰逃债台”。这就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

2.国家的信贷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为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了“弃债”等一系列利民和恤民政策。从公元前636年到前522年，先后实行取消人民对政府债务政策的国君有晋国的晋文公、楚共王、晋悼公、齐景公等。

在发生灾荒或歉收的年份里，各国还采取不同程度的休养生息政策。其中国家的信贷也是一项救济措施。晋悼公时，朝廷把国库里的积蓄都拿出来借贷，还要求所有的贵族也参与借贷。宋国于公元前544年发生饥荒，“宋平公出粟以贷，使大夫皆贷”，有些贷出的粮食甚至不记账。这些措施，都是朝廷以实物借贷的方式对老百姓的赈贷行为。

战国时期，各种放贷的利息差别较大，除了上面所讲的朝廷救济性借贷收取利息较低甚至不取息外，私人放贷的利息是很高的。《管子·轻重丁》中讲到齐桓公曾派人对富商巨贾放债情况做过调查，发现贷出的粮食利息高达10分，低的也有5分；贷出的钱利息高的有5分，低的有2分。于是有人主张用朝廷的借贷取代私人的借贷。

到战国后期，文献中关于朝廷借贷的记载更多了。《秦律》中有不少关于百姓向官府借贷铜钱、粮食和各种用具的规定，若欠官府的债到期还不了，要被罚做苦工以抵债。干一天活算8个钱，直到还清为止。还规定官吏对官府的资金不得私自借贷，“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罪”。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除黄金作为大额支付外，铜铸币盛行。与之相应，中国的货币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单旗于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属铸币流通，形成“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管子》则把当时已经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两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

一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史称单穆公 ，曾为周景王和敬王的卿士，是春秋晚期的一位政治家。他最早运用子母概念阐述货币问题，提出子母相权的说法。他认为：流通流域应该铸造轻重不同的金属货币，或以重币，或以轻币作为基本的计价单位，并使轻重兼行、大小并用，从而可以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以更好地为商品交换服务。这一见解就是货币子母相权论。《国语·周语下》 中记载的《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是单穆公向周景王提出的劝谏记录。主要内容为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东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关系经历了较大变迁，随着一些主要诸侯国国力的增强和相继称霸，东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已是形同虚设。周景王本身的处境，政治上，早已成为任凭诸侯国摆布的“傀儡”，经济上，国力复兴苦无良策，王室财用日渐衰竭，最终只能选择“铸大钱”，推行货币贬值政策，结果遭到单穆公的竭力反对。《国语》周景王铸大钱，是目前最早将铸币称为“钱”的例子。单穆公通过“子母相权”的论辩，提出了单位基准货币的确定及其根据、灾荒条件下“先王铸币说”的铸币起源论，以及货币职能及社会功能等货币理论问题。

关于货币的起源，单旗指出：“古者天灾降戾（至），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赈）救民。”这句话体现了单旗将灾荒铸币看成货币起源，他不了解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自发产物，而将它的产生归之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单旗所认为的起源是违背马克思从价值学说出发提出的货币起源论。事实上，从市场发展角度看，帝王“铸币”具有公法色彩，是超越民间市场主体的法权货币的最早形式。将其看成法权货币的“铸币起源说” 是可以的。

关于单位基准货币的概念。一个单位的钱币大小，体现了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对单位基准货币的要求。“量资币，权轻重”，是指国家在考查物资和货币之间比例关系的前提下，权衡货币的轻重。单旗用“轻重”来表达宏观经济状况，就货币的购买力而言，钱币的价值便“轻”，物价下跌，钱币的价值便“重”。在单一货币形态流通的情况下，就应当按照“子母相权”的原则，调整单位基准货币的重量。

单旗是以轻币、重币并存不废，使二者相辅而行的“子母相权”原则作为他反对景王铸大钱的理论根据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有一轻重大小合适的货币，使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从而便利人们交易与使用；但是，政府适应流通领域的这一要求而改铸轻币，或改铸重币作为新的计价标准单位时，却不应该废除流通中旧有的铸币，与此相关，也就产生了轻重并行、子母相权的必要性了。

单旗的子母相权货币论，作为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货币思想，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它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在他的子母相权论中，强调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认为“王权”的调节必须遵循客观的货币流通的要求，即应以现实的价格水平为准，而不能任意定其大小，也不应该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时贸然行事。

二 墨家的刀籴相为价论

墨家学派，从墨子开始就注意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商业、货币经济诸现象。《墨子》是墨翟及墨家学派的言行辑录，书中多处言及金，钱，刀，布。《墨经》是《墨子》一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经上》《经下》及解释它的《经说上》《经说下》，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墨家的著作。

《经下》说，“买无贵，说在仮（反）其贾（价）”。文字很简略，不易理解它的确切含义。《经说下》的解释：“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贱）。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刀币去购买粮食，刀币和粮食互相为对方的价格。粮食贵也就是刀币轻，即刀币的购买力低。反之，粮食贱也就是刀币重，即刀币的购买力高。君王铸造的刀币并没有变化，但购买到的粮食却有时多有时少。同一把刀币购买到的粮食数量年年不同，就好像刀币在年年变化一样。由此可以推知，“买无贵，说在仮其贾”的意思是买东西无所谓贵，因为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货币贱。

从货币理论上看，墨家的上述认知有一定的意义。墨家已模糊地认识到商品的贵贱不完全是商品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货币方面的原因。墨家已认识到货币、商品双方的交换能力成反比，一方的交换价值提高，就是另一方交换价值的降低；反之亦然。墨家认识到货币就是商品。王刀和谷物可以“反其价”“相为价”，因而货币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墨家没有认识到货币是一种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他们将商品交换等同于物物交换，将货币等同于商品，混淆了简单价值形态和货币形态。

三 《管子》的货币理论

《管子》 “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作”。管仲是《管子》基本经济概念的奠基者，书中保存了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经济及货币思想资料。《管子》对货币的起源、本质与职能、货币干预国家经济等均有阐述和分析。的货币理论主要见于《轻重》部分。

关于货币的起源，《管子》中表述如下：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上述材料中，《管子》所持的观点是“先王制币”说。“先王”观念是我国周朝以来普遍流行的一种统治思想，即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的兴作均托诸圣王贤哲的力量。这在货币起源理论上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说法，它模糊了货币的起源与商品交换的内在联系。

此外，《管子》还认为珠玉、黄金是货币材料，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货币本身是应具有价值的物品，只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稀少而贵重。这种多品位的货币制度，是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职能的要求相矛盾的。对于黄金，《管子·乘马》：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

它表明《管子》作者已懂得通过货币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已涉及了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问题。当然这些认识还是粗浅的，事实上商品价格高对生产并不一定都不利，如适当提高粮价就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社会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多数产品并不是商品，不和货币发生联系。《管子》作者赋予“黄金者，用之量也”以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只适用于同商品经济有关的那部分“事”和“货”。“黄金者，用之量也。”这是认为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货币价值论，实际是说货币自身只存在交换价值，本质上否定了货币本身是有固定的内在价值的。

《管子》对货币职能的基本看法，可以从以下材料中体现：

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

刀币者，沟渎也。

从通施、通货、沟渎，可以看出，《管子》认为货币就是流通手段。尤其是沟渎的概括，即把货币看作是水流动的渠道，商品交换离开它就不能进行。这是一种贴近生活、比较深入的观察。

《管子》把货币的定义归结为流通手段，因而很自然产生货币数量论思想。《管子》的货币数量论是与他的“轻重论”相联系的，即“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增减会使商品价格发生正比例变化。

在对货币职能的认识上，《管子》对流通手段以外的一些职能，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对储藏手段，《管子》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所谓“蓄饰”，是指货币的储备，它是作为财富的代表被蓄积的。

关于支付手段，《管子》也颇多言及，包括财政上交纳和支付、借贷关系等。“士受资以币，大夫受资以币，人马受食以币。”

虽然，《管子》对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认识是模糊不清的，《管子》还是非常重视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管子·国畜》中提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饰以御司命。”对于国计民生，粮食是基本的物资，但是，货币则是国家掌握粮食，干预经济不可缺少的有力工具。《管子》主张通过掌握货币及谷物以平衡物价和购买力，但不要求把物价订死。 Qo/YdTi/F8KmsI7uo2hgffETYVtpHCC70XsV+sptrLhoywSp6nOftA4WmRoINH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