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理政治学在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现实主义阵营中一直有两条并行但又无法兼容的脉流，一脉乃是以“均势”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其中包括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另一脉则是以“霸权”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包括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和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除理论假设大致相同外，这两种理论的内容几乎完全相悖。均势论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因而在所有其他次级目标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霸权的出现，而均势是避免霸权出现的最主要手段；均势论预测，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压力将迫使国家通过制衡的手段来应对那些威胁其生存的国家，尤其是可能确立霸权的国家。霸权论认为，霸权国往往带来体系的稳定，因为霸权国在推进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创立出一整套的规则与规范，从而实现对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治理；霸权论预测，体系霸权的兴衰取决于国家间不平衡增长率，体系最不稳定的时期是衰落的领导者即将被崛起的挑战者赶上之时，因为此时两者都具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强烈动机。 ^[109]

“霸权论”和“均势论”虽然被看作现实主义阵营的两大核心，但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过两者的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是理解地理政治学在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中定位的最关键要素。在理论上，造成“均势论”和“霸权论”对立的关键，是两者对体系霸权有不同界定：“均势论”界定的是以陆上力量为基础的大陆霸权，而不是以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为基础的海上霸权；“霸权论”则是以主导性经济、技术和金融领域和远程力量投送能力（主要是远洋海军）的绝对领先优势界定霸权的。确切地说，正因为二者对体系中霸权有着截然不同的界定，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关注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体系”。“体系”不过是研究者设计的认识世界的工具，因此完全可以想象，现代国际体系乃是由两种不同原则所主导的体系构成的，即由“均势”原则主导的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以及由“霸权”原则主导的全球性大洋体系。地理政治学力图揭示的，就是历史上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和全球性大洋体系间的互动联系，这种联系在现代历史上通常是以领导者和挑战者这两类国家间的斗争形式表现的。 ^[110]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确切地说是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态开启的：一是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进攻意大利，由此拉开了之后几个世纪里不断上演的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的序幕；二是1494年航海“大发现”的两个先驱者（即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斡旋下签订了《托德西拉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 展示了现代世界最早的海洋秩序的雏形。1494—1945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实际上正是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欧洲列强在区域性大陆体系中展开的竞争与对抗，二是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他欧洲海洋国家在全球性大洋体系中进行的激烈角逐。所谓现代国际关系实际上正是这两类不同性质和不同区域的活动交织形成的产物，但这恰恰是“霸权论”和“均势论”都没有体现出来的。在现实主义思想阵营中，地理政治学的首要价值根本上说就在于弥合了当今的“霸权论”和“均势论”的诸多理论分歧，即地理政治学视野中的现代国际关系是一个霸权秩序与均势秩序并存的时期，而区域性大陆体系和全球性大洋体系间的互动联系，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现代世界中领导地位的基础。 ^[111] e7N/UPQIl6M8Dbm5W5FLBm9UDhrYYt6kdn4DVy2UBiIVjLrlVJm3dlS9pY8YvI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