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地理政治学包含的第三个核心命题，是有关心脏地带战略上特有的两重性，这也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对现代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从严格意义上讲，麦金德著作中展示的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间的对抗，仅仅代表了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即心脏地带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并非注定的，而是由边缘地区在某些时期的羸弱造成的。麦金德思想的这一缺憾后来因冷战爆发从而被人们忽视了。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对麦金德思想这一缺憾做出实质性修正的，就是著名的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斯皮克曼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创立和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一起，代表了20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对麦金德与斯皮克曼这两种地理政治思想中核心分歧的展示，不仅有利于人们对几个世纪以来主导世界政治的权力冲突模式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与麦金德的理论相比，斯皮克曼的理论同时也根本地改变了俄国（和苏联）作为心脏地带大陆强国的基本战略属性。
除主导性海洋国家是否应该承担大陆义务外，经典地理政治思想中还存在另一个往往被忽视却很重要的分歧，即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对心脏地带战略属性的不同看法，这种忽视与人们对斯皮克曼思想的错误认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自二战结束以来，人们一般都是将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看成一体的，而这点也就是意味着斯皮克曼创立的“边缘地带理论”本质上乃是麦金德理论的延伸，斯皮克曼的理论只是对麦金德的理论进行了更新和修正，但两者的逻辑上是一致的，即边缘地带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都试图要控制的区域，正是这引发了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的冲突。斯皮克曼的贡献就在于指出，心脏地带国家如果最终控制了边缘地带，将会对美国形成战略上的包围。然而，对斯皮克曼思想的这种认识是错的。首先，“边缘地带”对斯皮克曼理论的意义与“内新月形地带”对麦金德理论的意义是不同的；其次，斯皮克曼与麦金德对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间的冲突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将斯皮克曼的理论与麦金德的理论混淆在一起将导致对心脏地带战略性质的错误认识。 [92]
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间的对抗。技术发展使那些在规模、资源和人力上占据先天优势的大陆国家相对于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而言将可能具备更多的权势潜力，因此，麦金德首要关注的就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93] 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他所提出的“心脏地带”，也就是地理范围上涵盖了俄国（苏联）、东欧、蒙古国、中国新疆和西藏的那片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地区。这个地区之所以在麦金德地理政治思想中占中心地位，关键就在于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不仅是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区，而且是一个海洋国家历来都无法施加任何影响的场所，这片地区历来被草原游牧民族独占。 [94] 麦金德认为，英国建立在海洋优势基础上的全球主导地位，乃要归因于历史上欧洲大陆恰好保持分裂，因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建立起一支与英国相抗衡的海上力量。但工业革命的扩散却使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心脏地带在人力和资源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专制，将可能改变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强国间的力量对比。而这种力量对比上的变化意味着，一个占据了心脏地带的强国有能力向外扩张并且控制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从而最终能够发展起一支具有广阔资源基地支持的海上力量。 [95]
麦金德的地理政治逻辑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在现代技术（尤其是铁路技术）条件下，一个占据了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有可能最终控制欧亚非大陆（世界岛），欧亚大陆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将使这个国家有能力建立一支对英国的海洋优势构成致命威胁的海上力量，而正是这样的可能性导致了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间的竞争与对抗。 [96] 除心脏地带外，麦金德的地理政治思想中还包括了另外两个概念，即“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在麦金德的地理政治框架中，“内新月形地带”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却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独立性，即这个地区历来是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强国间争夺的对象，而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海洋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这片区域阻止心脏地带国家将大陆沿海地区组织为一个整体。 [97] 麦金德界定的“内新月形地带”是一个从属于“心脏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地区，即它本身不是一个有独立地位的地区。“内新月形地带”虽然对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具有重要意义，但战略上是从属于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强国的。
斯皮克曼虽然也认为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所覆盖的区域构成了“大大陆”（即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的主要部分，但明确对麦金德划分的地理政治范畴进行了一系列修正。理解这些修正的意义也正是理解“边缘地带”相对于“心脏地带”重要性的关键。 [98] 斯皮克曼的修正，首先就是将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相当于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形地带”）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边缘地带”（the rimland），环绕欧亚大陆的一系列将大陆和大洋隔开的边缘海构成一条海上大道，从而将边缘地带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其次，斯皮克曼以他命名的“滨外洲”（offshore continents）取代了“外新月形地带”，但英国和日本不属于这一范畴，所以斯皮克曼将英国和日本笼统地称为“滨外岛”（offshore islands）。 [99] 与麦金德正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权势斗争主要发源于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即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历来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内部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力造成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的程度有关”。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斯皮克曼界定的边缘地带并非像麦金德所说的那样处于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之间的被动地位，而是经常与心脏地带国家和海洋国家产生对抗。 [100]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国家不仅是世界政治中权力斗争的重要参与者，而且是国际政治永恒不变的权力斗争的主要发源地。 [101] 斯皮克曼承认麦金德界定的那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间冲突的存在，却不认为这种冲突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用他的话说，“从没有发生过单纯的海上力量同陆上力量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体现为，要么是一些边缘地带国家与英国一起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国家和俄国，或是英国与俄国（苏联）一起对抗一个在边缘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强国”。 [102]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地理政治框架的首要目的，都是试图界定世界政治中反复发生的冲突模式。对麦金德来说，这种反复出现的权力冲突模式只有一种，即海洋国家和心脏地带国家间的对抗，但斯皮克曼却认为，这种反复出现的权力冲突模式实际有两种：一是海上强国及边缘地带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间的对抗，二是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联手对抗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的强国。 [103] 这其中哪一种模式将占据上风则取决于边缘地带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这种差异不仅区分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分析框架，而且反映出他们两人对心脏地带国家战略属性的不同认识。
斯皮克曼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如果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即一个边缘地带的强国最终独占欧洲或东亚），那么美国将面临战略上被包围的危险。斯皮克曼指出，一个位于边缘地带且能够独占欧洲或东亚的强国，不仅能够包围美国，同样能够包围苏联，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如果它们一旦成功，将能把苏联的势力推回到乌拉尔山—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 [104] 在斯皮克曼创立的地理政治框架中，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要么是在心脏地带强国和海洋强国两者间保持分裂，要么是心脏地带强国和海洋强国联手对抗某个企图独占欧洲或东亚的边缘地带强国。 [105] 边缘地带战略上的两重性同样也改变了心脏地带的战略属性。麦金德坚持认为，俄国和苏联作为一个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是海洋国家（二战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的天然对手；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战略上的两重性同样决定了俄国和苏联作为一个心脏地带强国战略上的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通过向外扩张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只要俄国和苏联自己不打算在边缘地区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也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 [106]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首要贡献在于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同盟和阵营做出了完全不同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解释。斯皮克曼认为，在拿破仑战争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海洋国家（首先是英国，后来还加上美国）都是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即俄国和苏联）一起联手来对抗一个位于边缘地带且力图独霸欧洲或东亚的强国的。 [107] 从麦金德的视角看，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的对抗是压倒性主题，但从斯皮克曼的视角看，随着边缘地带权力中心的变迁，一种冲突模式（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的对抗）将会被另一种冲突模式（即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联手来对抗某个边缘地带的强国）取代。这两种模式的转换取决于边缘地带的权力分布状况。 [108] 基于斯皮克曼的逻辑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一个位于边缘地带权力中心（中国）的出现，再加上冷战后的心脏地带强国（俄罗斯）的持续衰弱，实际上恰恰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俄罗斯）和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间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要防止边缘地带出现一个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