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地理政治学包含的第二个核心命题，是有关主导性海洋强国承担大陆义务（Continental Commitment）的意义，即这种义务对维持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即欧洲与东亚）的均势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除规模上的相形见绌外，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给主导性海洋国家造成的另一个非常不利的政治后果，就是使海上力量作为一种大战略工具的有效性日益减少，而这点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主导性海洋国家如果要防止大陆均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变化，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而这点不仅是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著作传达的主要信息，也导致了地理政治学的关注点由“海权论”向“陆权论”的转移。1919年，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就明确表达出对一战前英国自由放任式的大陆政策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使他要利用一战后的有利时机来重新安排中东欧地理政治格局；1943年，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表达出的核心观点，同样是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与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均势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也是斯皮克曼所揭示的美国介入二战的关键。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强调的重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即海洋国家如果想继续保持现有优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
。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国家（即1945年前的英国以及1945年后的美国）虽然一直都可以通过海上力量或空中力量保护自己，但它们无法承受一个大陆霸权国带来的风险，因为一个控制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欧洲或东亚）的霸权国将可能最终战胜海洋国家。而这点同样也正是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尽管在大陆上既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也没有扩大影响的动机，却总是在必要时倾全力干预大陆事务的发展以恢复大陆核心区域（欧洲或东亚）强国间的均势。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虽然对必要时干预大陆事态很少表现出犹豫，但其内部对这种干预的方式历来存在着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核心就在于海洋国家（尤其在和平时期）究竟是否应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这种对大陆义务的分歧不仅是地理政治思想史上曾经出现的“海权论”与“陆权论”（即马汉与麦金德及斯皮克曼间的分歧）的分界线，还同样体现在当代美国学者有关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政策的讨论中，尤其体现在“离岸制衡”和“选择性干预”的争论中。 [74]
马汉阐述的海上力量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海洋经济（即产业、运输和殖民地）是决定一国繁荣的关键要素，海军优势可以保护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国家利益；二是一个有海洋优势的国家总能够战胜一个在大陆上占优势的国家，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英国在1660—1815年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75] 马汉集中从国家繁荣和历史进程两方面来说明海洋优势的重要性，他最著名的“海权的历史影响”系列著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代历史上英国海洋优势崛起历程的考察。马汉将英国在1688—1815年的崛起历程归结为英国政府“大力运用了海权这一威力强大的武器——这种崛起也是对英国政府推行的那种具有高度连续性且专注于一个特定目标之政策的回报”。 [76] 历史上英国对海洋优势和海外利益的专注有两个具体的内涵：一是在和平时期尽量远离欧洲大陆国家的联盟，从而得以腾出足够的精力和资源专注开拓海外利益；二是只有在欧洲大陆均势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才进行必要的干预，因为大陆均势的破坏最终可能将导致某个单一强国或国家联盟建立起大陆霸权。 [77]
马汉对1660—1815年英国海洋优势崛起的阐述和分析一直被后人当成经典，但问题是马汉认为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战略模式也同样适用于未来。 [78]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英国对欧陆政策的成功主要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单纯靠皇家海军的力量就足以确保英国的本土安全以及必要时对欧洲大陆局势的有效干预。但19世纪中期后，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的扩散及随之而来的工业技术对海军力量的影响，都极大地削弱了皇家海军保卫本土和有效干预大陆局势的能力。英国的海洋优势乃是基于其经济实力的。当那些具有更大领土规模和更多人力资源的大陆国家的工业水平逐渐超过英国时，英国享有的海洋优势便理所当然难以为继了。 [79]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同样使海上力量原先相对于陆上力量的各项优势（尤其是机动性）出现了大幅下降。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实际上已经无法单纯靠皇家海军的力量来调控和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了，这正是英国发现自己不得不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与欧洲大陆两个强国（法国与俄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的原因，并且不得不在1914年一战刚刚开始时就迅速向大陆派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陆上远征军以最终战胜德国。 [80]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马汉从来没有忽视过海上力量赖以维系的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他有关影响一国海上力量发展的六个要素的论述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马汉明确指出，英国在1688—1815年参与的一系列重大战争绝不是单纯的海上战争，因为陆上力量对英国的本土防御及其对欧洲大陆与海外世界的远征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81] 马汉创立的“海权历史哲学”的主要缺陷，就是认为英国可以在不承担大陆义务的情况下单纯靠海洋优势便足以维持其优势性地位。麦金德与马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麦金德认为，在工业革命不断得到扩散的背景下，英国如果想要继续保持海洋优势以及对海洋优势至关重要的大陆均势，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 [82] 麦金德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引人瞩目的事态，并不是同盟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德国几乎成功地征服了心脏地带。德国如果没有在东西两线发动攻势，而是将兵力集中在东线，那么将很有可能占据心脏地带，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最终控制世界。麦金德强调，英国如果想要在不久的将来避免类似的灾难，除了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别无选择。 [83]
麦金德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战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东欧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他特别强调，必须设法在德国和苏联间建立起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即他命名的“中间带国家”（Middle Tier States），以此作为将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地理政治大国隔开的战略缓冲区。 [84] 麦金德指出，东欧“中间带国家”几乎无法单纯靠自身力量将德国与苏联隔开，这些国家只有彼此间密切合作且必须得到区域外国家的大力支持，才能够有效地发挥战略缓冲的作用，否则一战后东欧地区的权力真空将引发新一轮欧洲大陆霸权的争夺。 [85] 值得一提的是，麦金德对构建“中间带国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条件，尤其强调海洋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对这些国家进行支持的必要性。有许多后来的学者指出，麦金德提出的“中间带国家”的建议，与一战后“巴黎和会”建立的一系列中东欧国家的行动从战略上看是非常相似的，但这些中东欧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能够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86] 对麦金德的这类批评虽然表面上看是非常正确的，因为20世纪前期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种批评的准确性，但问题是，这种批评完全忽略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即一战后的海洋国家（即英国和美国）从来没有承担或认真履行过麦金德反复强调的那种支持“中间带国家”的义务。
麦金德之所以强调必须在德俄两国间建立一系列“中间带国家”，并且指出海洋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必须对这些国家承担义务，其目的就是说明海洋国家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对维持大陆均势是至关重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义务”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核心要义之一。从地理政治的角度看，斯皮克曼对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设想与麦金德对一战后英国对外战略的建议本质上是一致的。 [87] 斯皮克曼指出，美国的安全历来都与欧洲和亚洲的均势相伴随，但欧亚大陆上的均势从来都不是自由放任的产物，而恰是需要持续和谨慎的努力加以维持的结果。斯皮克曼对现代地理政治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所创立的“边缘地带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如何保障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安全利益。 [88] 值得注意的就是，斯皮克曼从来没有提出美国应当推行所谓“离岸制衡”战略，他认为，美国必须在欧洲和亚洲承担相应义务才能够保证欧洲和亚洲的均势体系得以维持。实际上，斯皮克曼在他的理论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主导性海洋强国需要在海上力量的支持下，在欧亚大陆上的核心区域（主要是战后的欧洲与东亚）承担起相应的大陆义务。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便取代英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和领导者，与此相对应的是，二战后美国的政策界和战略界有关大战略之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美国作为一个远离大陆的超级大国如何处理与欧亚大陆上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斯皮克曼认为，美国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必须密切地关注欧洲和亚洲的均势运行，但做到这点需要美国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因为从长远看，美国主动承担大陆义务以维持大陆均势的成本更低。 [89] 斯皮克曼指出，美国或许可以选择和平时期退出大陆，但此后可能需要倾全国之力来重建欧洲或亚洲的均势，这么做的成本实际上要远高于一开始便主动承担起大陆义务的成本。对斯皮克曼来说，“离岸制衡”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版本的孤立主义，但现代世界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都不会促进和平与安全。 [90]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有关“离岸平衡”和“选择性干预”的论争仍然是围绕斯皮克曼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问题展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虽然都主张美国在冷战后应当推行“离岸制衡”战略，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直面斯皮克曼曾经表达的观点，更不用说推翻这些看法了。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