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大战略理论框架,地理政治学包含的首要命题是有关海洋优势与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欧洲和东亚)均势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共生性关系。这种密切的共生性关系不仅是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即1945年前的英国和1945年后的美国)历来关注的核心焦点之一,而且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主导性海洋国家(即英国和美国)虽然在大陆上似乎并没有多少切身的利益,却在现代历史中总是会反复干预大陆(欧洲和东亚)局势的发展。地理政治学对海洋优势与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欧洲和东亚)均势间共生性关系的关注,从根本上说不仅是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外政策关切的体现,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国家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即防止欧洲大陆或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欧洲和东亚)被任何单一强国独占。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核心利益的驱动,才使主导性海洋国家主导和参与了历史上反对大陆国家企图统一大陆的历次重大战争,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反对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的一系列重大战争。 [53]
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地理政治学可以归类为“均势现实主义”,即是以“均势”原则为核心构建的且认为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体系内主要国家间权力分布大致平衡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理论。 [54] 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不同的是,地理政治学包含的均势观,既不是高度抽象的,也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对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而言,均势原则实际上只适用于大陆,确切地说,仅适用于1945年前的欧洲或1945年后的欧洲与东亚。不仅如此,这种大陆均势的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维持其海洋优势以及在体系中总体性优势地位的一个必要前提。 [55] 对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而言,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实际上也正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维持自己在体系中总体性优势地位的两个核心支柱,这两者彼此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共生性关系,即主导性海洋强国如果要维持其体系中的总体优势地位必须两者兼备,或者说这两者彼此间不存在任何选择。这种在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间的共生性关系实际上也正是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核心主题。
虽然在马汉的思想诞生时期,“地理政治”一词还没出现,但作为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海军史学家,马汉以他的“海权历史哲学”为现代地理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马汉的“海权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建立在他对现代历史上欧洲的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间冲突和竞争的详细考察基础上的。这种竞争的主角,首先就是以奥地利和西班牙为核心的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对优势曾经使其他欧洲国家面临最终被统一的危险;其次是路易十四的法国,法国在这个时期里发展出具有优势的大陆力量和海上力量,其优势甚至威胁到整个欧洲,再次是拿破仑的法国,这个时期的法国曾经征服了除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马汉对1792—1815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时期)英法两国间竞争与对抗的历史考察,集中体现了他对海洋优势与大陆均势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共生性关系的认识。马汉指出,法国以征服或结盟的方式控制了欧洲大部地区,同时还关闭了欧洲大陆上的所有港口(即拿破仑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其最终目的是“攫取和整合欧洲国家的海军,从而直接向英国发起挑战”。 [56]
对马汉来说,拿破仑的法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使得其有机会利用整个大陆的资源建立起一支具有优势力量的海军,这支海军最终将有可能在海上战胜英国;一个国家如果既拥有了欧洲大陆霸权同时又建立起能够战胜英国的海上力量,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也将会有能力统治整个世界,即拿破仑的法国正在威胁的实际上是整个世界。 [57] 在马汉看来,海上力量相对于陆上力量的优势,不仅在于海洋能提供的经济收益和运输便利,还在于普通的军事胜利虽然可以击溃一支大规模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却根本无法打败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民族运动,或是由类似拿破仑这种“举世无双”的统帅领导的大国。 [58] 马汉虽然历来被称为“海权福音的传道者”(The Gospel of Sea Power),但他绝非只重视海上力量。马汉明确强调,英国拥有的海洋优势,不仅在于其国土资源提供的规模、人口和经济力量,同时也在于欧洲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如果某个单一强国最终能够统一欧洲大陆,那么它同样也将有能力打败英国,或者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它将最终能够以“陆地征服海洋”,这正是英国必须与法国血战到底的原因。 [59]
马汉与麦金德都认为,一国陆上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将决定其海上力量的强弱,不同的是,马汉认为海权与陆权的历史模式同样适用于未来,麦金德却担心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扩散将导致海上力量对陆上力量的优势发生颠倒。 [60] 麦金德对现代地理政治学的主要贡献是他的“心脏地带理论”,这个理论乃是基于对历史上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间冲突模式的考察,这种考察的重点主要是:克里特vs.希腊;凯尔特不列颠vs.罗马;英国vs.欧洲大陆国家。 [61] 麦金德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三项非常重要且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地理政治发现:一是海上力量必须依赖安全可靠且资源丰富的陆上基地;二是一个拥有更丰富的资源而且不受到其他陆上国家干扰的大陆强国最终将能够战胜一个海洋强国;三是最佳地理战略位置是一个既有岛屿性特征同时又拥有丰富资源的地方。 [62] 麦金德据此进一步指出,欧亚非大陆(即世界岛)不仅承载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同时也具有潜在的岛屿性特征,如果一个大陆强国控制了世界岛的主要资源且不受其他陆上国家的干扰,那么它同样也将成为最强的海洋国家。 [63]
麦金德的理论并非旨在说明大陆国家或陆上力量必然要优于海洋国家或海上力量。麦金德认为,大陆国家如果要战胜海洋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是拥有建立优势海上力量的充足资源,二是不受到其他陆上国家的干扰,否则,像英国这种拥有可靠的领土资源基地的海洋强国仍然将最终胜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麦金德强调,控制了世界岛核心地区的国家,同样也将能获得丰富的资源,从而建立起能够战胜海洋国家的强大海军,英国因此必须反对任何企图统一欧洲或取得欧陆霸权的国家。 [64] 麦金德认为,所谓“心脏地带”是大陆上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区域,是未来世界性帝国的潜在发源地。这是一片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连绵广阔的平原的地区,海洋国家对此地历来都无法施加任何影响,但占据这片地区且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大陆国家,却可以向除北面之外的任何一个方向扩张。麦金德指出,此前占据“心脏地带”的大陆帝国之所以未能统治世界,原因一是人力资源的短缺,二是陆上力量相对于海上力量的机动性不足,但进入20世纪后,人口的增长及铁路的出现已经消除了这两个主要障碍。 [65]
在麦金德看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一个占据了心脏地带的大陆帝国有能力首先征服其他大陆国家,进而最终彻底战胜海洋国家。正因为如此,麦金德认为海洋国家及其大陆盟友“必须要反对企图统一东欧和心脏地带资源的任何强国”。 [66] 麦金德得出的这个结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英国的海洋优势与欧洲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存在着密切的共生性关系。与麦金德的理论相似,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同样也坚持认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美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实际上是欧洲和东亚的均势,而这点也正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必须坚决维护的首要利益。 [67] 斯皮克曼指出,从地理政治意义上说,美国与欧洲及东亚的关系类似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对英国来说,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关系到英国的安全与海洋优势;对美国来说,保持欧洲和东亚的均势同样直接关系到自身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 [68] 正是在这种地理政治类比(美国vs.欧洲或东亚等同于英国vs.欧洲大陆)的基础上,斯皮克曼进一步明确指出,“维持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是保持新世界(美洲国家)的独立和美国在全世界权势地位的绝对必要的前提”,如果只依靠本土性防御,这对美国而言存在着巨大风险。 [69]
早在1942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处在胶着状态时,斯皮克曼就明确对轴心国取得战争胜利的后果发出了警告。他认为,“如果德国—日本的联盟在欧亚大陆上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进而将其所有力量用于与新世界对抗”,那么战略上美国将面临难以突破的全面包围。 [70] 他强调,为防止美国陷入这种包围,“即使和平时期,我们的持续政策关切就应当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旧世界(即欧亚大陆)的国家或者是国家联盟能够在任何区域(即欧洲和东亚)占据支配性地位,进而最终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71] 与麦金德略有不同的是,斯皮克曼并没有将欧洲或东亚的均势与美国的海洋优势完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但他的认识实际上更进了一步。他反复强调,欧洲和东亚的均势不仅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本土安全,还关系到美国在整个世界上的总体地位。 [72] 斯皮克曼明确地指出,只有始终坚持“不让任何单一国家在欧洲和远东获取绝对支配性地位”的政策,才能够最终保障美国在战后世界上的独立与安全。但斯皮克曼没有能够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美国在全球范围的总体优势。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