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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作为人类伟大的理想目标，必须找到合适的实现道路，沿着正确的道路方能踏平坎坷、行稳致远。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理想目标，不可能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必然要在传承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情况下加以推进。
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境界，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千年梦想，但在以往的社会道路下都只能走入死胡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徘徊在生存线上下，无法实现质的提升。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帝国主义无情地掠夺践踏，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民众面对的只有共同贫困、生活无继的悲惨遭遇，温饱既不可得，小康、大同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无从谈起。只有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政权，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步入社会主义道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才有了解决的现实可能。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固的人民政权，并最终走上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共同富裕才有了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而开创的，也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是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接力探索和接续奋斗中坚持和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总结道：“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走上充满活力、人民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就走上了一条基础坚实、充满希望、前景无限的康庄大道。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而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共同富裕实现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制度中，原始共产主义制度所能实现的最低限度的生存也难以维系。在生产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共渡难关，是原始人类让种族得以延续的极限生存的最优策略；在奴隶社会制度下，奴隶消耗最少的物质财富、创造身体条件允许的最大社会财富，是让一小部分奴隶主过上小康或富裕生活的条件，也使得一部分人得以有闲暇从事精神文化层面的探索；在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下，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在一些王朝的繁盛时期，在以王朝首都或贸易港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会阶段性出现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相对性的巨大跃升。《清明上河图》所刻画的北宋市井繁华就是一个艺术缩影。但即便是最强盛的封建王朝、最发达的都市，所能达到的经济繁荣都是很有限的，普遍贫穷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现实写照。
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无论是处于全球体系顶端的霸权国如英国、美国，或者是被认为社会主义色彩颇浓的北欧国家，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性的贫困特别是内生性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共同富裕从来不被认为是一种有必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的竞争必然带来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总之，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仅共同富裕成为必然的社会共同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政治制度、组织制度、经济制度等制度也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进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有了这些坚强保障，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了实现的现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形成体现公正、富有效率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保障。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因此，推进共享发展，必须构建有利于包容性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所有制状况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不同的收入分配状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有制）是一种“普照的光”，影响并决定其他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形态中，收入分配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展开，工人在劳动中不断生产“异己”的力量，“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越少，而且越受到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运用近300年的长时代历史数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并不支持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形曲线”假说。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具有不断扩大的内在趋势。
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整体社会是难以实现共享发展的。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进而决定了我国广大劳动者有条件避免异化、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占有”，通过劳动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共享发展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不断丰富其内涵，为共享发展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世界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必然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打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局面，商品经济逐步兴起，在指导思想上，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市场主体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秩序不完善，虽然传统计划手段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但是市场手段配置资源在广度、深度和运用手段上都受到很大限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也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必要条件。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原文进一步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此前“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置条件删去。十八大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对于之前的论述，前置条件越来越少，地位作用却越来越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说明中指出：“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自动形成的，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有力保障，既不越位也善于补位，弥补市场失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我国出现了深刻教训，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关键是要找准市场功能与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政府与市场的两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做到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合力推进共富的实践进展。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具特色的论断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发展环境“三个没有变”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三个没有变”决定了我国仍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所在，也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首先，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仍然普遍存在，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这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其次，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供给结构、供给水平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新需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动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新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再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尚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生产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中，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事件，中国都将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持续创造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物质财富，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包括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对人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收入分配本质是利益分配。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提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利益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是首先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回避利益问题，而且把利益问题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不断取得新成就，关键是要保护、尊重并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构建合理的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客观来说，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高、结构明显改善，总体上适应事业发展需要。同时干部队伍也存在种种复杂情况，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干部思想困惑增多、积极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为官不为”。这一问题的出现，除了一些干部自身素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外，也有我们工作上的原因，还有社会上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更广泛更有效地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现在看来也十分紧迫。”要不等不拖、辩证施策，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为此，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要明确相关的具体情形和政策界限，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健全激励保障制度，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有利于干部奋发有为的社会环境，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只有把各方积极性特别是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改革才有最深层次的澎湃动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有不竭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