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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在旧中国的经济版图中，长期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其中，苏南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公认为中国的富庶之地。“苏湖熟、天下足”，是对江南繁华的生动刻画。鸦片战争之后，处于全国经济发展前沿的苏南等地，较早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明清时代萌发的所谓江南资本主义萌芽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冲垮。特别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江南手工业一度呈现繁盛景象，但在更具竞争力的英国棉纺织业的冲击下走向衰败。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以苏南的一个村落为案例，系统分析了当时经济社会状况，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费孝通指出，现代制丝业的先进技术进入日本、中国之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
清朝末期、民国初年，以张謇、荣氏家族为代表的江苏先贤探索实业救国道路，为日后苏南乡镇企业勃兴埋下了伏笔。但在旧中国，无论是江宁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早期军事工业，或是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开采等近代采掘业，抑或民族资本设立的丝厂、纱厂以及缫丝、食油、面粉等工厂，都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江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总体上处于温饱不足的悲惨境地，共同富裕无从谈起。
从世界各经济体的成长历程看，打破最初的“低水平均衡发展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等各类“贫困陷阱”需要同时具备许多条件，许多经济体长期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我国古代社会虽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但广大民众在整体上始终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贫困陷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经济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得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逐步跳出千百年来难以摆脱的“贫困陷阱”。
一是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打破“贫困陷阱”、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以南京市为例，1952年2月，南京市郊区的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1953年，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南京市委、市政府在南京市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将这座过去为官僚服务的、臃肿庞大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生产城市。到1956年底，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结束。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南京初步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
二是建立新的劳动制度，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在国民政府时期，企业用工均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存在较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江苏企业的劳动制度，从多种用工形式并存和有进有出的劳动制度，逐步变为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国家相关政策在1959年规定，凡用劳动指标从社会招收的人员都实行固定工制度。至此，江苏全省各行各业均以固定工制度为用工的主要形式，固定工人数占到职工总数的80%左右。直至1990年固定工仍占到职工总人数的67.8%。新型劳动制度的建设，使劳动者直接获得劳动工资福利，并成为企业主人翁，有效地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为增加社会财富、跨越“贫困陷阱”提供了条件。
三是商品经济顽强存在。在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江苏仍然存在商品经济的元素，社队经济是代表性经济形态。“文革”前后，江苏社队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到1978年底，已办各类企业7.2万个，其中工业企业5.2万个。
作为乡镇企业重镇，无锡县到1976年共有县办、社办、队办工厂1800多个，工业产值为解放初期的28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
无锡县最早在1970年代初提出“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后来被苏南社队企业广泛借鉴。1971年至1976年，无锡县社队工业共积累19252万元，其中44.7%用于农业，达8606万元，平均每年1436万元；1976年为1749万元，相当于当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7倍。
1965年至1976年间，无锡县粮食生产总产量从83662万斤提高到119227万斤，增幅达43.5%。农业收入也从10889万元提高到13671万元，增长25.55%。以无锡县为代表的苏南社队企业在“文革”前后的迅速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历史传统与制度变迁的互动、近代工商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互动、政策外部推动与村落内部需求的互动。
社会经济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扩展，为苏南率先跨越“贫困陷阱”创造了物质条件。
四是修建大量水利工程、兴办大量厂矿，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根据《江苏省志》记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江苏在农业领域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骨干工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占总投资的比重较大。在工业领域，“一五”时期投资主要用于原有轻纺、农用机械、化肥和能源企业的扩建和改建；“二五”时期重工业投资猛增，占总投资比重达44.38%，轻工业投资比重降至2.18%；三年调整时期，轻工业投资比重恢复到8.30%，重工业投资比重降为38.66%，形成了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矿、小农机“五小”工业群；“四五”时期，加强冶金、矿山、能源、化肥、水泥等工业建设，逐步形成一批产量上规模的企业。1976年以后，为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市场生活用品供应，在增加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同时，调整了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五五”期间轻工业投资比重增至11.06%，“六五”期间又增至12.52%，重工业投资比重则降为47.47%和38.52%。到1978年，江苏人均GDP为430元（计174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6%，在世界银行公布的134个国家（地区）中，江苏与第129位国家水平相当。总之，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江苏第一次具备实现共富的制度条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江苏发展虽经历曲折但仍取得历史性进步，为跳出“贫困陷阱”、实现温饱创造了基础条件。但江苏真正跳出“贫困陷阱”仍需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实现。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其中第一步目标，是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将第一次告别贫困，人民群众第一次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江苏发展基础较好，在改革初期的高速发展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率先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为迈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率先推进农村体制改革，释放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生活水平历史性迈过温饱门槛。江苏农村改革从泗洪上塘起步。“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是当年上塘人的生活写照。1978年，大旱，上塘公社人无粮、牛无草、地无种。作为上塘最穷的生产队，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小麦亩产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为渡过难关，上塘实施包产到户探索。1979年，第五大队出售余粮1.25万公斤，还清1000多元集体贷款。1958年后，这里年年吃救济粮。直到1979年，生产队才第一次靠自己解决口粮
。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就是江苏农民靠改革“挖穷根”的鲜活案例。从1978年到1990年，江苏粮食产量从2400.65万吨上升到3264.15万吨，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从105.87亿元上升到580.53亿元，第一产业产值从68.71亿元上升到355.17亿元，江苏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5元上升到884元，江苏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温饱，其中，苏南农村农民由于从社队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中获得较多的非农收入，整体生活水平跨越温饱、进入小康区间。
江苏对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大贡献在于，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高产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农业都已“大包干”。发达地区农业到底能不能包，“大包干”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当时需要回答。
宜兴县在1982年推行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增产7000万公斤，工副业产值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新华社记者周振丰深入宜兴农村调查，采写出题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也可以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称赞，说苏南的问题解决了，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调查报告被分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阅。《人民日报》在1983年1月23日发表这篇调查，并配发《大包干不要再堵》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全国轰动。就这样，“大包干”在苏南太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和胶东半岛等经济发达地区迅速推开。当时有人认为，宜兴县农民带头建立适合发达地区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继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声春雷。
江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不搞“一刀切”。苏南地区更多采取专业承包、包干分配的办法，淮北地区更多采取大包干的办法。据当时统计，包干分配占50.9%，包产到户占46.8%，还有1.4%生产队保持原来的经营管理形式，继续由大队或生产队统一核算。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生产条件好，集体经济发达，就没有分，上面也没有指责。
——诸记录：《农村改革的江苏贡献》，
《世纪风采》，2018年第8期
二是深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城市发展动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率先超越温饱。改革开放以前，江苏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实施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企业自主权很小。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在推进农村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步在城市推进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改革试点。1982年，国务院批准常州市进行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1984年，南京市被列入全国大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促进了江苏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企业改革。1987年7月起，全省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广泛推开。1992年，江苏在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有1000多个大中型企业进行其他形式的企业经营改革试点。企业改革的推进，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提升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激发了城市发展动能，带动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入高速增长新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全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其中，钢材产量从60.31万吨上升到203.1万吨，发电量从126.42亿千瓦时上升到404.47亿千瓦时，农用化肥产量从72.18万吨上升到145.90万吨，水泥产量从444.10万吨上升到1532.89万吨，化学纤维从2.11万吨上升到40.76万吨，彩色电视机从0.03万台上升到36.64万台，家用电冰箱从零起步上升到83.18万台，汽车产量从15079辆上升到46291辆，轻工业产品、生产用产品产量呈现快速跃升的势头；第二产业产值从131.09亿元上升到692.59亿元，职工平均工资从513元上升到2129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88元上升至1464元，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这一期间，江苏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在全国率先越过温饱线，进入了迈向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1992年初，徐州市开始对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搬掉“铁交椅”，干部能上能下；改革用工制度，端掉“铁饭碗”，职工能进能出；改革工资分配制度，搬掉“铁工资”，职工收入能高能低，引起很大反响。后进一步总结完善为“四改”、“四建”。“四改”即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效益定升迁，能上能下；改革工资分配制度，以效益定收入，能高能低；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以合同制为主要形式，能进能出；改革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强调“与市场对口”，不强调与上级部门对口，力求精简、高效。“四建”即以资产增值为目标建立企业积累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科技进步机制。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及时总结推广了徐州的这些经验和无锡等市国营企业引进乡镇企业灵活机制的经验。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综合经济志》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共建共享共富的时代典型。20世纪70年代，我国经济属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农村经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苏南农村经济以粮食生产为主，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生活难以维持温饱。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利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集体农业积累，利用手工业匠人、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利用与城市企事业单位千丝万缕的联系，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风险，在全国率先兴办和发展了以工业为主的社队企业。至1978年，苏南乡镇企业总产值达25.9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2.51%，实现了由以农业经济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历史性转变。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1984年的中央1号、4号文件，提出要大规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于是苏南乡镇企业乘改革开放之风而异军突起。到1990年，苏南农村工业企业个数增至33813家，职工人数达到279.57万人，总产值734.77亿元，发放职工工资40.02亿元，实现利税25.1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97.11亿元，以上各项指标1980—1990年年均增长幅度分别为14.31%、15.59%、37.60%、27.09%、14.69%、37.96%；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高速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引发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1983年，原无锡县堰桥乡（现惠山区堰桥街道）率先在企业中实行“一包三改”。“一包”就是实行以厂长、经理为主的经济承包制，承包者承担企业经营成果的全部责任，有权指挥企业的一切经营工作。在完成和超额完成承包指标后，其报酬可高于本人工资的30%，有特殊贡献的可高于本人工资一倍以上。如完不成任务，则与工人一样按比例扣除基本工资。“三改”则是改企业干部由“任免制”为“聘用制”，聘用期为1年，可以连聘连任，完不成承包合同的，一律就地免职；改工人由“录用制”为“合同制”，不端“铁饭碗”，对表现不好、教育无效者，厂长有权将其改为临时工，甚至辞退；改干部工人的“基本工资”为“浮动工资”，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的分配原则。“一包三改”改革如星星之火，迅速在全乡点燃。当年，除机关、供销社、影剧院外，“一包三改”在全乡各行各业全面推开，广大农民的改革热情被彻底激发，全县第一个私人购买拖拉机的社员、第一个私人组建的建筑队、第一个私人承包农场等一批“改革先锋”在全乡迅速涌现。
短短一年间，全乡就出现了“亏本企业扭亏为盈，盈利企业突飞猛进”的大好局面。与1982年相比，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4%，人均收入504元，增长了一倍多。“一包三改”，犹如石破天惊，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1984年2月，时任无锡市委副书记郁谦带领市委政策研究室人员前来调研，将堰桥9大改革归纳为“一包三改”。无锡县和无锡市委先后发文，推广堰桥乡的做法。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堰桥乡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的消息，并配发了《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的评论员文章，肯定了堰桥人民的首创精神，这也让“一包三改”经验正式从堰桥公社走向全国。
——马悦：《堰桥“一包三改”改革创新回访》，
《无锡日报》，2018年10月25日
苏南乡镇企业是共建共享共富的典型，这得益于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和时代特色。在投资与产权结构上，苏南早期乡镇企业的投资主体是社区集体，因而苏南乡（镇）村企业的所有权属于社区劳动农民，即乡（镇）办企业属于全乡（镇）劳动农民共同所有，村办企业属于全村劳动农民共同所有。在就业结构上，苏南乡镇企业采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方式进行，本地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在获得传统农业收入的同时，增加工资收入；同时，外来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带动了外地劳动者的收入提升。20世纪80年代末，无锡县有外地劳动力30万人，江阴市18万人，据估算苏南农村外地劳动力在高峰期曾达300万人左右。苏南本地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极少。苏南广大群众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和共建共享者。
1984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碧溪乡发展农副工建成新型集镇》。两天后，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碧溪之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碧溪“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亦工又亦农，集体同富裕”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这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创新性实践，成为领先全国发展的“苏南模式”的重要源头。
历史上的碧溪，因濒临长江，土质多沙，是个纯棉区。1958年，碧溪诞生第一家社办厂。从此，社队企业如石缝中的小草，不屈不挠，顽强生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碧溪干部群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短短几年，乡镇工业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从现象上看，“碧溪之路”是产业结构调整之路。原来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以农业为主，碧溪乡从实际出发，在搞好农业生产特别是棉花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社队工业，率先迈出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碧溪之路”是农村劳力转移之路。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亦从农业转向工业，从田头走向工厂，从单纯务农趋向亦工亦农；“碧溪之路”也是集镇建设之路。工厂开办了，农民进来了，集镇热闹了，需求丰富了，农村集镇建设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订规划、搞开发、抓管理，工厂、商店、集贸市场、文化中心、中小学校、医院等布局比较合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逐步上马，乡村与集镇的配套建设成为“碧溪之路”的重要内容。以上情况也表明，碧溪乡实际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乃至苏南发展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碧溪之路”从某种意义讲也是苏州发展之路、苏南发展之路。
——赵洪生：《也谈“碧溪之路”的传承与创新》，
《群众》，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