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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生态经济学中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是，自然是否价值的直接来源和（或）实质。有些人将价值直接归因于自然资源，并认为货币交换价值（价格和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代表从自然中提取的价值。另一些人把自然作为一种客观条件或价值基础，定义为精神收入或“享受生活”。本文将马克思对重农主义的批判运用到当代的这场辩论中。这两派生态经济学家都没有充分考虑使用价值与资本主义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两者从根本上都对自然价值的市场形式不加批判，没有区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环境危机和资本主义引起的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危机。马克思对自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思考为打破这一僵局提供了一条潜在的出路。
一个人对自然经济价值的看法有助于塑造他对自然在生产和环境危机中的作用的看法。然而，考虑到经济价值问题所带来的难题，自然的价值长期以来尤其困扰着经济学家。这尤其适用于当代生态经济学，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处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这一主题的复杂性，这一点非常恰当——坚持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尽管如此，在生态经济学家中，关于自然价值的两种广泛立场似乎已经出现。一种是将价值直接归于自然资源。尽管这一立场一直由能源价值学派（energy value school）主导，但也包括生态-斯拉法学派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eco-Sraffian and eco-Marxist theorists），他们认为货币交换价值（价格和利润）大体上或完全代表从自然中提取的价值。与这种自然价值分析相反的是另一种较为广泛的视角，它把自然——尤其是低熵物质和能量——作为一种客观条件或价值基础，定义为精神收入或“享受生活”（psychic income or“enjoyment of life”）。本文从马克思对重农主义的批判出发，对这一价值争议进行了阐释。
马克思与重农主义的交锋集中在自然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上，然而，它却被当代的自然价值辩论所忽视。因此，本文在概述了生态经济学家关于自然价值的争论之后，回顾了重农主义体系的基本要素。结果表明，重农主义思想是生态经济学家所持立场的复杂混合体。有趣的是，马克思批评重农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强调自然是财富或使用价值的来源，而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的价值与其自然基础混为一谈。事实上，他批判性地将重农主义的要点融入到他自己对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分析中。
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者的分析被应用于生态经济学家之间关于自然价值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像重农主义者一样，没有充分考虑使用价值和资本主义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双方对自然价值评估的市场形式从根本上都未加批判，都未能区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环境危机和资本主义引起的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危机。文章最后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方法为摆脱这种分析僵局提供了一条潜在的出路。
生态经济学家对有限的自然条件在人类生产中的作用深为关切。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相反，他们坚持认为生产依赖于人力和技术无法替代的不可再生资源。生态经济学家之间围绕价值辩论的主要问题是，将经济价值直接赋予自然，是否将这种对有限自然条件的关注建立在对自然和当代环境问题的市场评析之上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
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将自然视为价值的直接来源和实质。这一思路是由“具体能源”（embodied energy）理论家主导的，他们认为，生产的“主要投入”是能源。因为“免费的”或“可用的”能源是生产所有商品和服务所必需的，是其他投入所不能替代的，所以它被视为“唯一的‘基本’商品……最终成为唯一的‘稀缺’生产要素” [2] ：
一种能源价值理论认为，至少在全球范围内，来自太阳的免费或可用的能量（加上过去作为化石燃料储存的太阳能和地核的余热）是该系统唯一的“主要”输入。劳动力、制造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中间投入”。因此，人们可以将价值理论建立在可用能源生产的使用上。 [3]
这里的假设是，“能够解释交换价值的基于生产的理论”必须赋予物质生产的某一特定投入以逻辑或时间上的首要地位 [4] ，还假定价值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释经济系统中的交换价值（市场价格）” [5] 。简而言之，具体能源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成本理论，所有成本都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太阳能上” [6] 。该方法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密切而自觉地一致，认为能源取代劳动成为主要生产要素 [7] 。
鉴于刚才提到的相似之处，用来检验能源理论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斯拉法的价格决定的投入产出分析，这不足为奇。事实上，真弓浩三（Kozo Mayumi）表明，具体能源投入产出框架在形式上与当下和过去的劳动条款所表示的斯拉法系统相同 [8] 。唯一的区别是，能源系统用直接和间接能源需求取代了各部门产出的直接和间接劳动力需求 [9] 。将能源核算框架应用于美国数据，能源分析师发现部门产出的货币价值与直接或间接体现在这些产出中的能源数量之间有很强的统计相关性 [10] 。其他更综合的分析则调查国民生产消耗的总能源（控制燃料质量，以从不同来源获得的能源所占份额为代表）与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的货币增加值之间的相关性。这类研究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中，总能源消费与总货币增加值的比率相对稳定或至少是可预测的 [11] 。
尽管有三位支持者认为“能源价值论……似乎是将一般生物物理价值理论操作化的唯一合理、成功的尝试” [12] ，这种方法“由于未能认识到物质特性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系统中除能源限制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13] ，而受到强烈批评。这种对“能源是价值的唯一原因” [14] 的否定沿着三条分析路径发展。
第一种路径反对所谓的“新李嘉图和经济估值的具体能源方法的趋同” [15] ，它使用斯拉法的投入产出模型来分析市场交换价值的决定（以及分配冲突和经济危机的相关问题），但没有将任何单一的主要投入作为唯一的价值来源。从这些模型的角度来看，能源作为生产的首要因素的观念取决于其他因素具有可重复性的外在假定——具体来说，就是将它们的再生产任意简化为纯能源。
人们不能用斯拉法模型来论证“劳动而不是其他投入——例如玉米、铁或能源——创造价值并被剥削” [16] 。同样地，斯拉法的分析为那些认为生态经济学应该“没有一般的价值理论”的人提供了一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价值独特地赋予了能源或任何其他“主要投入” [17] 。因此，生态-斯拉法观点认为，生产和货币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资源和环境服务”的所有物理和生物多样性 [18] 。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仍然把自然当作价值的直接来源。
第二条路径是“概括”（generalizing）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使之不仅包含对劳动的剥削，也包含对自然的剥削。由于马克思对劳动剥削的分析是在剩余价值范畴下展开的，这个“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涉及把自然本身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进行处理。然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与能源价值理论家不同，他们并不以纯粹的能源术语来概念化自然资源的使用，或者他们至少认为，生产只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可以还原为能源加工。在他们看来，自然开发涉及从生物和物理上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中提取利润，因此，它要求的不是价值能源理论，而是真正的“生物物理”或“生物能量”的价值理论 [19] 。
例如，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认为，只要资本主义从自然中获取的财富多于投入的财富，它就是“一种榨取的生产形式”，其中“价值从资源转移到利润” [20] 。他认为，这种“可提取的剩余利润”使“整个生产过程，在所有层面……获得更多的价值……比劳动本身所创造的还要多” [21] 。这种价值提取的形式使资本家和/或工人获得更高的货币收入——更高的收入是以牺牲“自然，以及间接牺牲子孙后代” [22] 为代价获得的。类似地，布伦南（T. Brennan）认为资本主义剥削自然，只要“自然物质”“消耗的速度快于它们自我再生产的速度” [23] 。
第三条反对能源价值分析的路径是由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和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主导的。他们的批评由两部分构成。首先，像前两条路径一样，罗根和戴利反对将生产还原为能源学。他们指出，有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仅涉及能源，还涉及质量上多样化的物质储备和流动，这使得各种形式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和智慧——劳动、科学和技术——成为这一过程的基本要素 [24] 。尽管所有的生产都需要能量，但“物质也很重要”，因为“在宏观层面上，不存在将能量转化为物质或将任何形式的物质转化为能量的实际程序” [25] 。其次，与前两条路径不同的是，罗根和戴利并没有将经济价值直接归于自然。相反，他们将自然视为生产提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一个基础或条件（以及人类活动和人类知识），用非物质使用价值术语将价值定义为“享受生活” [26] 。
罗根和戴利通过应用热力学定律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这两点，他们首先观察到生产“既不生产也不消耗物质—能量；它只吸收物质—能量，并不断地将其抛出” [27] 。然后，他们诉诸熵定律，认为生产涉及物质和能量从更有序（因而更有用）的形式转化为更无序（因而更没用）的形式。简而言之，“宇宙中最终可用的物质是低熵物质—能量……它以两种形式存在：陆地存量和太阳流（a terrestrial stock and a solar flow）” [28] ，这两种形式都是有限的（即使一些低熵物质—能量存量“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是可再生的”）。因此，低熵物质—能量——作为生产的最终投入和约束——意味着在某个时刻，全球经济将不得不调整到“稳定状态”，以确保其自身的可重复性 [29] 。
然而，在反对能量值分析时，罗根和戴利否认生产可以简化为纯能量，甚至纯熵。正如罗根所说，“认为（生产）可以用一个庞大的热力学方程组来表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熵过程在人格化范畴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移动，尤其是效用和劳动。” [30] 同样地，戴利观察到“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低熵物质—能量” [31] ：各种低熵物质—能量在适合人类生产和消费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转换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罗根和戴利从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角度出发，将价值定义为生产的“最终产品”，而不是任何一个或几个生产要素的首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的“真正产品”“不是物质和能量消耗的物质流动，而是享受生活——也包括劳动的苦差事” [32] 。价值因此被定义为“精神收入” [33] 、“一种非物质的通量”，低熵物质—能量和有目的的人类劳动是其基本前提 [34] 。换句话说，“服务（精神净收入）是经济活动的最终收益。吞吐量（熵物理流）是最终成本” [35] 。
尽管重农主义者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在生态经济学家的价值争论中，重农主义者很少受到关注。克利夫兰（Cutler Cleveland）认为重农主义者“对自然是财富来源的坚定信念在整个生物物理经济学中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36] ，但他没有同时作出详细说明。罗根将重农主义（特指魁奈的《经济表》）描述为一种“分析—生理学方法”，意思是“将经济现象进行类似于生物学的生理分析的显著努力” [37] 。但他并没有把这种方法论上的描述与自然价值的问题联系起来。同样，在“生态经济学的历史根源”的概述中，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将重农主义者（以及其他前古典和古典经济学家）列入了一些人的行列，他们通过使用“从土地上获取的物质和食物的转化角度来看待生产”的“再生产”方法，显示出“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方面的早期关注” [38] 。然而，他没有考虑价值理论问题，尽管他断言斯拉法分析是这种早期“再生产”传统逻辑上的继承人 [39] 。
除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重农主义者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好奇心” [40] 之外，再没有别人了，他们在自然价值辩论中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热力学和能源价值理论在这场辩论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事实上，重农学派的出现早于热力学定律的发展，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不仅在生态价值分析的历史上，而且在一般的生态经济学历史上几乎被抹杀。因此，马丁内斯-阿里尔（Juan Martinez-Alier）颇具影响力的生态经济学史只关注那些“计算卡路里”的经济学家。因此，它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热力学定律已经建立起来”——其理念是“把能源的使用作为生态经济学的中心点，在分析上不会损失太多”。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这种能量还原论的观点，那么从重农主义身上学到的教训会更加深刻。
18世纪中期，法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双重危机的阵痛之中。与英国相比，法国的制造业不发达，效率低下，而封建生产关系（农民和佃农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在场地主的严重剥削）和“大量的税收”阻碍了法国农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用于支持“一系列灾难性战争和宫廷的奢侈”的繁重的粮食出口税 [41] 。在农民那里，“起义已经成为长期性的” [42] 。重农主义者试图通过发现支配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自然规律来确定这场危机的原因，以及克服危机的最佳政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决定经济活动总体水平的根本原因的运作”，或“如何使像法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从低水平提高到高水平” [43] 。总而言之，正如他们伟大的祖师弗朗斯瓦·魁奈所言，重农主义者的目标是“为社会实现尽可能的繁荣”，与“自然秩序的一般规律”相一致。 [44]
重农学派进行调查的方式既受到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受到该学派创始人兼主要人物魁奈的个人经历的影响。正如韦尔所指出的，“重农主义者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而是从法国官僚机构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攀上了土地拥有者的行列，甚至进入了贵族阶层” [45] 。尽管重农主义者所属的“新地主阶级”“很快就获得了贵族的论调” [46] ，但它比它所模仿的贵族更资产阶级。这尤其适用于新的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农业资产的态度，他们以强烈的商业视角来看待这些资产。“在旧地主时代，对土地的一切要求就是谋生”，但是
新的地主……盈余是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不管贵族的追求和与他们的接触有多大的吸引力，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官员都不会满足于不产生盈余的资本。 [47]
魁奈的医学科学背景（他因1755年在尼维尔奈购买了一大片地产而升为贵族）有助于强化重农思想中对农业盈余生产潜力的潜在关注 [48] 。除了接待蓬巴杜夫人和路易十五，魁奈博士还写了大量关于人体生理学的文章，强调血液循环，以及需要一种终极的“首要力量”来启动和维持这种循环 [49] 。有了这样的背景，重农主义者不仅“相信把经济活动设想成一种‘循环’的形式，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循环流动是有用的”，而且“努力发现一些关键变量，其运动可以被视为在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平上引起扩张或收缩的基本因素” [50] 。考虑到他们在半封建的重商主义体系中的资产阶级地主地位，农业负担过重，制造业落后，重农主义者自然而然地“发现农业领域是经济的主要流动领域”，认为“其他一切都取决于农业的扩张” [51] 。
重农主义者的理论是基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独特能力 [52] 。对于他们来说，非农业生产包含农业创造的生存物质资料的有用性的增加——“将原材料与在这种增加之前就存在的消费支出结合起来所带来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农业生产是“相互结合的财富项目的相加”。相比之下，农业需要实际的“财富的产生或创造”，只要它“构成再生财富的更新和真正的［物质］增长” [53] 。事实上，重农主义者将真正的财富和经济价值与土地所产生的“生存和基本物质”联系起来。 [54] 正如杜尔哥所说：
地球……始终是所有财富的第一和唯一的来源，它是作为耕种的结果产生所有收入的地方，它也是在所有耕种之前提供第一笔预付的地方。
因此，根据定义，只有农业能够生产超出农业劳动者生存所需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净产品”或“过剩”。然而，尽管这种剩余是大自然“纯粹的礼物”，它的生产还是依赖于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净产品“是肥沃土壤的物质结果，是使土壤肥沃的智慧（远远超过辛勤劳动）和手段的实际结果” [55] ；因此，正是“农夫的劳动”“产出超过了他的需求”，并作为“独立的、可丢弃的”剩余的来源，“土地将其作为纯粹的礼物给予耕种者” [56] 。重农主义者因此将农业劳动视为“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劳动分工顺序”的起点，这是首要的。在这种意义上，非农业劳动者的物质生存依赖于农业劳动者“生产超出其劳动工资的产品” [57] 的能力。因为农业本身就能产生剩余的物质生活资料，即，农夫的劳动给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第一个动力：“这种循环，通过需求的相互交换，使人们成为彼此的必需品，形成了社会的纽带” [58] 。
诚然，耕耘者和非农业的“手艺人”“同样勤劳”，但耕耘者的劳动“从土地上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土地上吸取不断涌现的财富，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生活和一切需要的物质”；另一方面，工匠只是“致力于给这样生产出来的材料提供使其适合于人使用的准备和形式” [59] 。简而言之，“农夫在自给自足之外，收集一种独立的、可丢弃的财富，他既不购买也不出售”。而就物质而言，非农业工人通过加工农业提供的物质财富，“只生产他们的生计” [60] 。
考虑到农业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区别，重农主义者将社会划分为生产阶级、私有阶级、贫瘠阶级的广为人知的做法，直接遵循了他们对财富生产的基本设想。生产阶级当然是“通过耕种其领地。带来国家财富的再生” [61] 。“业主阶层”或土地所有者“依靠耕种的收入或净产品生存”。最后，
非生产阶级是由所有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服务或工作的公民组成的，他们的费用由生产阶级和业主阶级支付，业主阶级本身从生产阶级获得收入。 [62]
魁奈假定工匠是自营职业者，因此没有区分非农业工人和资本家。杜尔哥明确地将非生产阶级或工薪阶级划分为“资本家和纯粹的工人” [63] 。两人都基于马尔萨斯式的理由认为，工人之间的竞争将农业和非农业的工资限制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因此，“两个劳动阶级或不能自由支配阶级”只得到“劳动的报酬” [64] 。因为，在重农主义者的物质流动视角中“除了土地的净产出外，没有任何收入”，而农夫“使土地生产出超出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产品”的财富数量是：
［非农业工人］得到的作为其辛劳报酬的工资的唯一基金。当后者利用这种交换所得再购买农夫的产品时，只是将自己从农夫那里所得到的全部又返还给农夫。 [65]
同样，所有非农业利润“都是由这种收入所支付的，或者构成用来生产这种收入的开支的一部分” [66] 。
重农主义者虽然把农夫视为唯一的生产（剩余生产）阶级，但并不认为其他阶级是完全无用的消费者。首先，所有者可以依靠净产品生活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可以被雇用来满足社会的一般需求，例如战争和司法行政” [67] 。或者，所有者可以“将其部分收入（即净产品）交给国家，用于雇用工人以提供这些一般需求” [68] 。这一安排的社会功能与重农学派成员的个人情况相匹配，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地主和政府官员。此外，重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将“土地的产品”转化为有用的商品和服务需要“漫长而艰难的准备” [69] 。因此，他们认为，在财富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贫瘠阶层是一个“有用而必要的”齿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理由接受“足以提供食物、住房等的货币价值……和［在非农业业主的情况下］预付款的回报” [70] 。没有实际价值的阶层的货币支出（因而非农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对产生（通过市场销售）农业净产品也是必不可少的。
考虑到农业本身产生的“可支配盈余超过必要成本” [71] ，重农主义者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增加农业净产品的规模。减少农业出口税将通过农产品价格上涨增加净产品 [72] 。同样，将过多的农业税合并为单一的对土地净产品征收的适度税，将增强“简单、公正和节约”（因为所有的税收无论如何都必须“最终从这一基金中支付”），同时提高农业投资回报的水平和确定性 [73] 。最后，自由放任的政策，特别是“完全竞争自由”和终止对效率低下的非农业企业的重商主义保护，将在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74] 。这种均衡将鼓励农业投资的稳定增长，而不会过度抑制产生与加工净产品所需的非生产阶级支出和非农业活动 [75] 。《经济表》为简单再生产的情况阐述了这种理想平衡的循环条件 [76] 。
重农主义是当今生态经济学家对自然价值持有的不同观点的有趣混合体。与重农主义者一样，自然价值理论家（能源学派、生态—斯拉法学派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将自然视为经济价值的直接来源。重农主义的论点，即土地的剩余生产能力是财富生产的基础，与能源价值理论和罗根、戴利的“享受生活”方法一致，这两种方法分别找到了能源和“低熵物质—能量”的最终净投入。然而，由于罗根和戴利反对能源理论对主要净投入的价值认同，他们不会认同重农主义的论点，即农业是净价值产品的唯一来源。尽管如此，罗根、戴利以及重农主义者都认为人类活动不仅仅是财富生产的一种独立的物质投入：在这两种观点中，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对于释放自然的物质能量生产力并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商品和服务至关重要。只是重农主义者不把经济价值与“享受生活”等同起来，而把经济价值与物质生存手段等同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把价值定义为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实质，而不是用非物质的、精神的术语来理解人类生活。
马克思在价值问题上与重农主义的主要接触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章。这一章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者的极高敬意不仅限于魁奈的《经济表》，也延伸到他们的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在马克思看来，“重农主义者伟大而具体的贡献”是“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 [77] 。在马克思看来，重农学派“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相反” [78] ，这使得他们的分析是第一次“试图分析剩余价值一般的性质” [79] 。它还解释了为什么“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 [80] 。
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者的思想印象尤为深刻：
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工具、原料等等这些物质存在形式，脱离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当作资本来理解，总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在它们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要素的形式上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理解，并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形式。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 [81]
然而，尽管马克思赞扬重农主义者关注生产的“物质规律”，但他认为重农主义者的错误认识是把“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82] 。马克思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问题在于重农主义者没有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自身的财富价值形式，也就是说，没有从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考虑“价值”。结果，他们混淆了真正财富的自然实质与资本主义的“价值”。马克思因此指出，重农主义者“对价值性质的一般看法，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物质，由土地、自然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 [83] 。这是一种“把价值同物质混淆起来，或者确切些说，把两者等同起来的看法”，它塑造了“重农学派的全部见解” [8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将经济价值归结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物质：抽象的（同质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因此，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重农主义者对价值和物质财富的混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把价值一般归结为它的简单实体：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85] 。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 [86] 。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劳动力生产的商品能够包含比其工资更高的价值。当然，这种剩余的前提是农业劳动的生产力足以生产出比农民自己所需更多的生活资料。否则，农业中就没有剩余产品，也就没有非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因此就没有（农业或非农业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余价值有其自然基础。不幸的是，重农主义者将这种自然基础与具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价值的实际决定混为一谈：
农业劳动者得到的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绝对必需品”，而他们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多于这个“绝对必需品”，这个余额就是地租，就是由劳动的基本条件——自然——的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进行劳动的，所以他创造的价值大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换句话说，他归还的劳动大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而是说：劳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总量小于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量，因而剩下一个使用价值的余额。如果他只用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来进行劳动，那就没有什么余额了。但是重农学派只抓住这样一点：土地的生产率使劳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假定为已知量）生产出多于他维持生活所必需消费的东西。这样一来，这个剩余价值就表现为自然的赐予，在自然的协助下，一定量的有机物（植物种子、畜群）使劳动能够把更多的无机物变为有机物。 [87]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既没有否定剩余产品，也没有否定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尽管他认为以非历史的、非社会的方式对待剩余价值，仅仅将其视为“自然的纯粹礼物”是错误的，但他仍然说重农主义者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农业劳动者得到的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绝对必需品’，而他们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多于这个‘绝对必需品’，这个余额就是地租，就是由劳动的基本条件——自然——的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 [88] 。事实上，马克思特意为重农主义者的困境开脱，因为重农主义者对农业生产力的关注是由他们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重农学院“只是从这个方面把农业同还很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加以对比” [89] ，另外，
在农业中，土地从它的化学等作用来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机器，这种机器使直接劳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较早地提供剩余额，因为这里较早地使用了机器，即自然的机器。 [90]
马克思甚至宽恕了重农主义者，因为农业是唯一“劳动工具的自然力明显地能够使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多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领域” [91] ：
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增殖之间的差额……无论在哪个生产部门都不如在农业这个最初的生产部门表现得这样显而易见，这样无可争辩。劳动者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或者说，他消费的物质总量，小于他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在制造业中，一般既不能看到工人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不能看到他直接生产超过这个生活资料的余额。过程以买卖为中介，以各种流通行为为中介，而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分析价值本身。在农业中，过程在生产出的使用价值超过劳动者消费的使用价值的余额上直接表现出来，因此，不分析价值本身，不弄清价值的性质，也能够理解这个过程。因此，在把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又把使用价值归结为物质本身的情况下，也能够理解这个过程。所以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 [92]
因此，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把农业劳动同其他一切劳动部门区别开来的是剩余价值形式” [93] 。其缺陷是重农主义者有限的社会历史视野使他们无法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的财富价值和剥削的具体形式，也就是说，“重农学派完全抛弃了形式，仅仅考察单纯的生产过程” [94] 。因此，他们“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 [95] ：
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那种由于植物自然生长和动物自然繁殖而使农业和畜牧业有别于制造业的物质增加，同交换价值的增加混淆起来了。在他们看来，使用价值是基础。而一切商品的被归结为烦琐哲学家所说的普遍物的使用价值，就是自然物质本身，而自然物质在其既定形式上的增加，只有在农业中才会发生。……他们对剩余价值本身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对价值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把价值归结为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归结为劳动时间，不是归结为没有质的差别的社会劳动。 [96]
鉴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重农主义者强调农业，却将资本主义价值与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混为一谈，这似乎是矛盾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悖论反映了重农主义的历史背景——“在封建社会框架内盛行的新资本主义社会……脱离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社会”。因此，重农主义者“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 [97] ，但它“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方式的再现” [98] 。
重农主义体系的这种“封建外壳”有助于解释它的一些局限性和矛盾，特别是它关于“资本最先得到独立发展的工业部门……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只不过是农业的附庸而已” [99] 的论述，因此，它没有将非农业生产视为剩余价值的来源。重农主义者认为，“地租，就被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不存在真正的资本利润” [100] 。换句话说，重农主义者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而“工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是地租依以进行分配的各个不同项目” [101] 。简而言之，在重农学派中，“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它所推动的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102] 。它是“是按封建主义方式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交往引申出来的” [103] 。尽管如此，马克思说，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 [104] 。
如前所述，重农主义的三阶级模式假定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不言而喻，这里是假定土地所有者作为资本家同劳动者相对立” [105]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假设至少使重农主义者中的一位，即杜尔哥，能够“在农业劳动范围内对剩余价值是有正确理解的，他们把剩余价值看成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产品” [106] 。重农主义的“土地所有者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家”，他“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与自由劳动者对抗”，马克思一语中的：
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分离，是土地——劳动的这个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中的力量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 [107]
由于重农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视为自然条件（至少在农业领域），他们未能分析这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财富价值具体形式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们对定性的价值形式问题几乎没有兴趣。因此，在他们的体系中，“价值本身只不过归结为使用价值，从而归结为物质”，“重农主义者对这个物质所关心的”不是它的社会形式，而是“量，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超过消费掉的使用价值的余额，因而只是使用价值相互之间的量的关系，只是这些使用价值的最终要归结为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 [108] 重农主义价值理论对定量的强调体现在他们把货币仅仅当作一种方便的交换媒介和价值衡量手段，而不是用这种价值作为一般代表的必要性表示潜在的生产关系，反之亦然 [109] 。另一方面，重农主义者将交换价值和货币视为财富或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而不是（潜藏着矛盾的）资本主义财富价值形式。因此，他们支持“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工业摆脱国家的任何干预、垄断等等”，以及对农业征收单一税，以确保农业净产品的流通和生产转型“不受干扰地、最便宜地进行” [110] 。
马克思与重农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将“价值”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价值的具体形式。重农主义者将经济价值的来源和实质界定为自然的物质生产力和一般的农业劳动，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价值应该从资本主义特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将价值贬低并物化为商品同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把这种贬值（reduction）看作是劳动者与土地和其他必要的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分离的基础上，社会生产主要是通过竞争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些企业雇佣劳动力以获取利润。换句话说，劳动时间的贬值并不代表马克思关于哪一种物质生产投入最重要或最“主要”（无论是逻辑上还是时间上）的判断。马克思始终坚持，就实际财富或使用价值而言，自然和劳动是同等重要的 [111] 。马克思在抽象劳动中发现了价值的实质，简而言之，就是他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结果 [112] 。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的贬值不适用于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没有把抽象劳动时间看作是财富（包括自然财富）的合适的表征或衡量标准。事实上，在《资本论》中，使用价值（包括其自然基础和实质）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马克思的分析 [113] 。因此，尽管他指出价值必须用一般等价物——货币来表示，即使他指出价值和剩余价值必须物化为可出售的使用价值，马克思也没有断言商品的货币交换价值准确地反映了所有自然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财富——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114]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交换价值没有定性或定量地把握住自然条件对资本的特定有用性，因为它们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这一矛盾表现在向具有垄断性质的自然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支付租金（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上。马克思的分析也没有断言租金充分反映了自然对于资本的使用价值，更不用说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然对于人类再生产和发展真正有贡献的使用价值了 [115] 。
马克思关于价值的社会历史性关系的方法与重农主义者粗糙的唯物主义（因此也是唯心主义）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他能够批判性地将某些重农主义概念纳入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思想中的重农主义元素源于他对资本的物质需求的理解：可剥削的劳动力和工人劳动在可出售的使用价值（商品）中的物化 [116] 。只要大自然能提供这些条件，它就有助于资本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是取决于资本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构成资本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机器和固定资本要素以及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管这些物品的价值如何。 [117]
尽管资本主义价值的实质是抽象劳动时间，但物质世界必须为资本提供“物质实体”（material substance），而这些“资本的物质要素”必须“用来吮吸追加劳动，从而也可以用来吮吸追加的剩余劳动，由此形成追加资本” [118] 。
鉴于资本的物质需求，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等是以某种自然规律为基础的” [119] ，也就是说，“以土地的肥力为基础，即以能生产出多于工人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为基础，这种自然生产率当然以它的——土地等的——无机自然界性质为基础” [120] 。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这一核心原理的认可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即没有农业剩余，农业中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力，也就没有非农业工人的生存手段，因此整个经济中就没有剩余价值。在这方面，马克思唯一的抱怨是重农主义者将剩余价值的社会物质规定降低到这个自然基础上，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少在农业方面）。
和重农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经常把生产的自然条件称为自然的“礼物”。只要这些礼物能够提供条件，使其能够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力并物化为可用价值，而不增加生产商品所需的雇佣劳动力，资本就会无偿占用这些礼物。大自然的礼物可以作为资本的免费礼物。换句话说，这是因为即使它们不是雇佣劳动的产品，它们仍然提供了资本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与重农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礼物“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当交换价值的形成要素” [121] 。他认为无偿占用自然的礼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将自然的礼物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是通过从土地和其他必要的生产条件中“解放”劳动力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礼物的资本化既是资本主义系统将实际财富异化的条件，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结果 [122] 。
与重农主义者一样，生态经济学家并不将自然价值问题归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将劳动力从土地和其他必要的生产条件中“解放”出来，并将劳动力和生产条件重新统一为雇佣劳动和生产商品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自然价值的争论并没有把自然的货币价值作为一种具体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来考虑。与重农主义一样，对于系统的内部经济关系及评估自然的方式之间的联系缺乏关注，其后果是将自然的价值与其使用价值相混淆，接受交换价值和货币是评价自然界的自然方式，以及对自然价值的片面量化视角。这些倾向产生的方式是由辩论各方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不同概念所决定的。
对于能源理论家来说，具体化的能源——真正的初级投入或资源——最好地解释了商品的相对成本和总生产成本。假设价格反映的是生产成本，他们认为能源体现的是真正的来源和经济价值的实质，以货币来衡量。
问题是，市场估值被认为在质量和数量上足以衡量生产的真正资源成本。因此，在抨击能源价值理论时，戴利（H. E. Daly）指出，该理论不仅隐含地假定资源和生产商品的市场不存在垄断性的“缺陷”，而且还假定生产中使用的所有能源和能源类型都存在市场，包括照亮和加热地球的免费太阳能，没有太阳能显然就无法进行生产 [123] 。鉴于这种难以置信的假设，在能量和货币价值之间呈现的统计相关性极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经验发现”，而是“分析框架的强加结果”，特别是“只有一个主要投入，即能量”的假设 [124] 。更糟糕的是，由于寻求主要投入的单一的量化“圣杯”（quantitative Holy Grail），能源方法假定所有自然资源都可以简化为纯粹的能量。结合“体现的能量价值是……市场价值的准确指标，反之亦然”的假设，这表明“市场能源价格可能被用来根据其中蕴含的能量来评估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 [125] 。
科斯坦扎（Costanza）对戴利的批判所作的回应验证了能源理论的还原论及其对市场的非批判方法。关于将自然的使用价值降格为生产投入的能源，他只是以更“物质”和“熵”的术语重申了该理论的两个假设：（1）“隐含能源 [126] （Embodied Energy）生产有组织的物质结构所需的直接和间接能源（与非结构化质量结合）”；（2）“物质结构中蕴含的能量被作为其组织程度的衡量标准——它们所包含的低熵量”。如果这两点阐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能源理论对主要投入的探索是由它将价值问题简化为寻找某种通用的使用价值衡量标准所驱动的，这种标准是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生产关系而设定出来的。做出这一设定后，人们就会认为，货币和市场只是方便的社会工具，用来将这些量化的“能源价值”记为交换价值。
的确，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能源理论家对价值量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对货币和货币价格的推崇，将其作为使用价值的单维度衡量标准。例如，汉农（Hannon）通过类比“容易理解的……使用公约数（如货币）的效用”，来“衡量价值”，提出了“能源价值标准”的理由。显然，“应该采用货币以外的评价标准……为传统的货币价值标准增加另一个维度” [127] 。尽管如此，这个额外的维度仍然是纯定量的（英热单位），并且本身是用货币来评估的。因此，汉农提到，“能源消耗较少的各种商品或服务的替代品的金钱成本” [128] 。
在这种自然价值理论中，市场的缺陷被归结为货币兑换价值与能源价值的数量偏差。此外，这些偏差并不要求放弃市场，以支持其他（比如政治）的经济决策形式，而是要求更完全和完善的自然市场化：
隐含能源的价值理论假设，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将通过复杂的进化选择过程，达到与隐含能源强度成比例的价格。国家投入产出表所涵盖的交易是在表现相对良好（尽管不完美）的市场中进行的，该理论预测了这些部门的市场价格和隐含能源强度之间存在良好（尽管不完美）的经验关系。这是对现有市场运作方式的积极表述。鉴于这个陈述是相对准确的，我们可以对市场（影子）价格在完美状态下会是什么作出一个规范性的陈述。戴利批评说，隐含能源的价值理论意味着市场价格与隐含能源强度之间不可能存在差异，这是不准确的。相反，我看到大量交易（即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市场不存在或不完整。这些系统的隐含能源明显偏离市场价格。正是这些分歧点最有趣，因为隐含能源可能有助于纠正不完善的所有权和其他市场缺陷。 [129]
在科斯坦扎看来，市场导向的生产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并不是因为自然财富和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任何本质上的紧张关系，而是因为自然财富的市场缺失、不完整或不完美。显然，如果自然的使用价值被适当地减少到它所包含的能源，然后适当地用货币来衡量，环境问题就会自动纠正。简而言之，正如戴利所指出的，“能源价值理论令人惊讶和不安的含义……是它将市场价格扩展到至今仍被认为在市场领域之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130] 。事实上，汉农将货币范畴直接应用到能源本身的数量上，指的是一种新货币的未来“流量”，“由特定时期能源预算的数量调节” [131] 。最近，为了回答“自然如何评价人的价值”，汉农分析了非人类生态系统的“净产出”（简化为纯能量项），使用了市场价值、价格和利润率的范畴 [132] 。
能源理论家对自然市场化的非批判立场也反映在他们对新古典效用理论（市场价格与个人主观对自然的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的不可解释的主张上。科斯坦扎因此声称“隐含能源（或能源成本）的价值理论与基于效用的价值理论之间没有内在的冲突” [133] 。显然，效用本身最终可以简化为能量流（或者反之亦然？），否则，主张“以最优化为基础的经济原则”来揭示基于成本的方法和基于效用的方法的一致性是毫无意义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法伯等人在倡导了能源价值理论之后，能够支持构建自然资源人工货币估值的各种尝试，包括在相关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基于个别受访者的主观估值。
鉴于能源学派在价值问题上深刻的社会主义方法，其主要成员科斯坦扎基于技术悲观主义，即对新技术克服经济增长预先确定的自然（特别是熵）限制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就不足为奇了。尽管科斯坦扎提到了方法论多元化，但他的生态经济学并不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价值以及生产耗尽和破坏自然条件的趋势之间的任何内在联系。
与能源学派一样，生态—斯拉法学派（eco-Sraffian）也倾向于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纯粹量化、货币化和市场化的评价自然化，并将环境问题归咎于自然资源市场的缺失或不完整。最基本的问题是斯拉法投入产出模型不能区分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对其他投入的剥削。他们将生产视为由特定技术参数连接起来的离散生产要素的组合，并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的具体剥削关系：雇佣劳动。因此，这些模型不能用来构建资本主义对自然价值具体形式的批判视角。
例如，佩瑞（Charles Perrings）告诉我们，他的动态投入—产出分析的目标是“确定价格机制在经济—环境系统中可以预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134]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支撑（或多或少）一般市场关系的具体生产关系，而是声称“强制性生产制度，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或徭役制度，直接类似于我们更熟悉的对非人类环境的剥削” [135] 。结果，他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不在于该制度的生产关系，而在于“环境外部效应” [136] 。显然，问题在于，并非所有“资源都受制于权利和财产”，因此，有些自然资源“具有商品的地位，而有些不具有”。总之，“环境资源在经济的价格体系之外”，其结果是“持久的外部影响”。假设所有自然资源都能以某种方式市场化和货币化，“价格制度使环境过程不可观察和不可控制”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137] 毫不奇怪，佩瑞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倡议，即利用“环境纽带”作为实现“外部效应的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 [138] 。这种债券相当于购买者支付的自然资源使用费，费用将根据与使用相关资源有关的社会（“外部”）成本的货币价值来确定。当然，这一工具假定金钱是衡量自然财富的适当标准，尽管与有关自然资源使用的所有不确定性、质量上的各种收益和成本，以及人的价值相冲突。
同样，高迪（J. M. Gowdy）首次提出了投入—产出“增长核算框架”，该框架“将显示劳动、资源和环境服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39] 。然后，他赞同在货币方面对这类模型进行实证量化的各种努力，甚至赞同“根据环境破坏调整GDP” [140] 的尝试。对于那些批评对自然财富进行货币估值的人，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任何值得做的事，做得再糟糕也值得做。考虑到这些损失，关注全球环境质量加速恶化的人，需要开始量化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141] 但这种回应假设了对自然财富的货币量化是“值得做的”，也就是说，它不带价值判断，如“越多越好”，也假设了人为财富和自然财富的可替代性，这与高迪和其他生态经济学家的本体论立场相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本评论的意图并不是反对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来表示生物物理和能源生产数据，来作为对“经济的社会机构和信号系统”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分析性问题的一种方式 [142] 。当输入输出系统被货币交换价值所覆盖时，困难就出现了，而货币交换价值被认为是表示自然“价值”（真正使用价值）的质量上足够的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方法甚至被一些在其他地方坚持自然使用价值不可通约性的生态经济学家所使用。
例如，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和胡安·马丁内斯—阿里尔（Juan Martinez-Alier）强烈批评了自然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即将其贬低为数量交换价值和“回报率”。然而，他们也使用斯拉法投入产出模型来分析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冲突的问题。在一篇文章中，他们将价值与交换价值（相对价格）等同起来，并认为即使“环境成本一般不能令人信服地转化为价格”，斯拉法定价模型仍然可以提供“关于自然资本库存和流动估值的洞见”。他们的“斯拉法生态经济学”代表了“工业商品经济”中“关于自然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利益冲突”。尽管经济的生产关系没有明确规定，但该模型假定商品生产和自然使用价值的货币通约性。事实上，它甚至将货币价格和利润的范畴应用到非商品过程中，如“经济所有者将经济浪费……植入到环境中，［这］带来了些许生态资本的退化”以及“生态资本”本身的生产。 [143]
基于这些假设，“生态价值体系冲突”被“描述于两个层面。首先是定义……现行价格制度；二是在此价格体系中被定义的剩余价值分配的竞争” [144] 。因此，所有冲突的结果都被简化为纯粹的货币数量，作为生态“价值”的精确度量，其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相一致。显然，模型假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说教”。正是因为斯拉法框架“没有处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如政治筹划、价值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合法性制度” [145] ，它必然会塑造一个人对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冲突的基本愿景。因此，奥康纳和马丁内斯—阿里尔将他们的斯拉法方法与“一般均衡方法”进行了一个正向的类比，发现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然资源的“市场缺失”和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企业“成本转移”，“转移到当地共同体、‘纳税人’和后代身上” [146] 。尽管他们急忙补充说，“通过定义［产权］权利和随后的‘资本化’来创造市场不一定是迈向社会正义和可持续性的一步” [147] ，但他们自己的分析逻辑与这一设定相违背。
在切断了系统核心生产关系与其对自然的估值之间的一切可能联系之后，当生态—斯拉法主义者不把环境问题归咎于市场缺失时，他们或多或少地诉诸飘忽不定的意识形态、制度和技术因素，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高迪将“现代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称为“攫取性心态（extractive mentality）的一个主要例子”，这种心态与“由统治阶级推动的某些‘仪式性’活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一起，导致了文明与自然极限的冲突 [148] 。另一些人则指责“工业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因为它也曾折磨过苏联，而且据说被马克思和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 [149] 。工人及其共同体、土地和其他必要的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可能与生态问题有关，这一点似乎被忽视了，这可能与教条地使用模型有关，这些模型没有具体说明系统的阶级关系。
在论证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从劳动力而且直接从自然中提取价值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含蓄地对资本主义价值采取了一种不加批判的立场，这似乎有些矛盾。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并没有通过系统对工人与自然条件的社会分离以及他们作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统一的异化形式，来调节资本对自然条件的占有。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将价值直接归因于自然的尝试，在试图解释“自然的价值一旦被提取出来会以何种形式出现”时，遇到了矛盾。
根据希尔贝克（Skirbekk）的观点，每当“一部分自然资源被使用而没有得到恢复，没有等量的财富被归还给自然”时，而且“这种对有限自然财富的破坏性开采代表着子孙后代的贫困”，自然就被剥削了。 [150] 注意，在使用“剥削”一词来表示自然财富的净提取和由此造成的子孙后代的贫困时，这种方法将价值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人们不需要价值理论就能说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生产）侵占了自然财富。但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自然利用和自然价值的具体形式与其他历史形式有何不同一无所知 [151] 。
当希尔贝克试图展示剥削自然如何创造更高的货币收入时，这种困难变得明显起来。一方面，他认为资本家和/或开采行业（如石油）的工人从以高于其劳动价值的价格出售自然资源中获益，这是“开采性剩余利润”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他认为利用资源的工业受益于自然资源的定价过低，从而使其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于其产出价格降低了 [152] 。显然，开采性剩余利润涉及自然资源相对于其劳动价值同时发生的定价过高和定价过低——但希尔贝克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两种不平等交换形式在总体上不能相互抵消。
另一种说法是，自然剥削的路径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 [153] 。例如，在马克思的观点中，个人交换价值可以包含占用稀缺自然条件的剩余利润。然而，这种剩余利润代表了剩余价值以租金形式的再分配，不要与新的剩余价值的产生混淆 [154] 。
更根本的是，就自然资源定价过低和定价过高而言，整个剥削概念的前提是，市场价格和货币可以在质量上充分代表自然的使用价值。如果价格被“合理”设定，或许就不会有对自然的剥削（但这当然会与“剥削”并提取自然财富［使用价值］相矛盾）。与能源理论家和生态—斯拉法主义者相似，这一观念绕开了作为自然财富形式的市场价格和货币的生态矛盾。因此，自然剥削方法将资本对自然的破坏性利用降格为定量的“开采”一词，这往往混淆了系统对生态掠夺的各种定性形式。
罗根和戴利将低熵物质—能量的有效利用视为精神收入或“享受生活”的价值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拒绝将价值直接归因于自然的“生产成本”方法。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分歧，他们也未能将自然价值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这反映在对市场估值的批判立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关系的归化采取了分配和规模之间任意二分的形式。要开始理解这一点，请考虑一下罗根或戴利对基于成本的价值理论的批评，可以用简单的供需术语重新表述，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需求侧的因素。正如戴利在提到假设的低熵价值理论时所说：
尽管低熵是一个东西具有任何价值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能充分解释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值。首先，熵完全处于供应或成本层面。还需要再作考虑。铁杉的熵可能比橙汁低；加热到211°F的洗澡水的熵比110°F的洗澡水低，但并不更有价值。 [155]
这种批评理所当然地认为，价值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相对价格，而供求分析是实现这种解释的适当方法。显然，市场价值是，或者可以是，在享受生活意义和获得这种享受的成本方面的充分价值指标。当人们考虑到罗根和戴利的享受生活概念与新古典主义的“纯偏好和选择的心理范畴” [156] 有多么遥远时，这种暗示就变得特别令人不安。戴利的“价值”尤其认为，非物质的享受生活根植于“人类或其他物种的客观需求，它们被认为是与生态群落和社会系统相结合的生物实体” [157] 。罗根在人类需求和抽象效用（或公开偏好）之间做了类似的对比，并用它来论证需求是不可衡量的、可满足的和“等级化的”。戴利认为，这种层次结构可以分为“相对的需要和绝对的需要” [158] ，前者涉及对自己与他人状况的主观比较，后者则不涉及这种比较。
我们一会儿再来讨论相对欲望和绝对欲望的区别。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罗根和戴利对抽象效用理论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指出了享受生活所必需的生态和文化基础，但他们仍然没有质疑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和市场价格充分表现和衡量的新古典主义原则。这种对市场估值的不加批判的接受，表明了新古典主义和罗根、戴利在将财富市场化与体系的核心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这一方面的共同失败。
矛盾的是，戴利将市场仅仅视为分配资源的便利工具，这一点在他对市场的环境批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反对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幸运的是只有相对需求是无法满足的，而考虑到满足人类需求的“终极手段”（即低熵物质和能量）的“绝对稀缺”。不幸的是，市场只关心“相对稀缺性”，即“一种特定资源相对于另一种资源的稀缺性” [159] 。换句话说，市场体系的问题不在于资源分配效率低下或以反生态的方式进行，而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绝对的稀缺——规模的问题。因为“规模不是由价格决定的”，它要求“反映生态限制的社会决策” [160] 。市场“通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激励来解决分配问题，它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它没有解决的是最优规模的问题” [161] 。
支持这种分配—规模二分法的观点是，市场交换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方便统筹，也就是说，市场分配比规模问题更私人化、具有更少的社会性。尽管市场所迎合的相对需求涉及主体间的比较，但这一点仍然得到了肯定。正如戴利所言，“分配和规模涉及关系……这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 [162] 。他在与科斯坦扎合著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与微观分配问题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函数是那些致力于最大化自己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私人效用的个人的成本和收益函数。市场协调和平衡这些个人主义的最大化努力，并在这样做时设定了一套衡量机会成本的相对价格。个人被允许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由于这种征用的收益大多是私人的，而成本主要是社会的，有一种过度扩张经济规模的趋势……因此，宏观配置或规模问题应被视为一种社会或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市场决策。 [163]
因此，分配—规模、私人—社会二分法模仿了环境问题“外部性—缺失市场”（externalities-missing markets）的标准观点。唯一的区别是戴利从宏观层面概念化了外部性，即经济对低熵物质—能量的过度使用和对高熵物质—能量的过度排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样，戴利将经济本身视为一个社会关系黑箱，其内部结构关系被简化为自由流动的个人之间的私人市场交易。毫不奇怪，戴利的政治对策与新古典主义环境经济学的对策非常相似。他建议利用私人市场来定价和分配自然资源“消耗指标”以及总出生率指标。换句话说，“根据生态和伦理标准确定数量限制，然后允许价格制度通过拍卖和交换，有效地分配消耗配额和出生配额” [164] 。戴利对市场手段的赞赏也反映在他对“自然资本”的货币估值的支持上，以及“调整”国家甚至世界收入的衡量标准以考量资源消耗和其他环境成本的努力上 [165] 。
当然，围绕这整个方法的关键问题是，分配和规模是否真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独立方面。一旦人们偏离了经济作为低熵物质—能量的集中处理器的愿景，就会清楚地发现，对特定（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形式（或应用于不同财富水平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家庭中的任何出生指标）的消耗指标设置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决策。鉴于环境“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中是“生产和消费过程固有且普遍的部分” [166] ，几乎毫无例外。此外，上述指标的市场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物质的再生产模式当然会对自然和社会财富，即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文化和生态多样性产生各种数量和质量上的影响。简而言之，要将规模与分配分开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将市场对后者的决定视为自然的“给定”，并相应地将规模的所有问题减少到总（即全球）低熵物质—能量使用，用且只能用货币的单一指标来衡量。
分配—规模二分法（allocation-scale dichotomy）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罗根和戴利的方法无法对人类是如何陷入目前的环境困境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由于缺乏与经济生产关系和分配机制相关的批判性视角，人们倾向于诉诸外生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因素。罗根将经济史简化为“物质—能量的熵的退化”，甚至将化石燃料的发现视为一种原罪，使“现代工业发展的狂热”成为可能，人们因此“沉迷于工业奢侈品”——问题在于“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他总是对明天发生的事感兴趣，而不是对几千年后发生的事感兴趣”。 [167]
戴利则指责“重新设计世界的技术项目（用技术圈代替生态圈）以允许无限的经济增长”，并说“这种增长狂热的概念根源可以在‘相对稀缺’和‘绝对需求’的正统学说中找到”。 [168] 尽管戴利批判了对于满足欲望和增加利息收入贪得无厌的“货币拜物教”（money fetishism），但他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支配力量与这种制度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米达斯 [169] 的故事毕竟是相当古老的）。因此，他没有质疑过对货币和利息的批判是否同样适用于资本和利润 [170] 。总而言之，我们被建议不要与充斥着环境破坏气息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利润生产制度作斗争（那将是太危险和不切实际的），而是要攻击“增长的意识形态” [171] 。显然，最有希望的攻击路线是由“传统宗教”提供的，“教导人们通过知识、自律和克制倍增的欲望，使灵魂符合现实” [172] 。
尽管马克思肯定重农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唯物主义分析，甚至借用了重农主义的一些概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自然馈赠和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的概念），但他批评了重农主义对价值、对自然的物质使用价值的认同。在他看来，这种认同带来了资本主义价值形式（交换价值、货币和利润）以及支撑其阶级关系的不幸归化。这篇文章表明，同样的批评适用于当代的自然价值争论。与重农主义者一样，这场辩论的参与者将价值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并没有批判性地处理一般财富（特别是自然财富）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所提出的定性问题。与重农主义一样，这种差距可以说是源于生态经济学家未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他们没有在一般意义上把自然的生产使用价值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要求区别开来，所以辩论的参与者无法把可持续发展同可持续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事实上，他们甚至无法用资本主义的术语具体地说明环境危机的原因。因此，他们无法区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环境危机和资本主义引起的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危机。
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物质要求直接与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矛盾。因此，马克思能够清楚地区分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例如，由于原材料短缺）和资本对自然条件的剥削占用所带来的人类发展条件的危机 [173] 。马克思用来获得这些洞见的方法和所涉及的分析中介太过复杂，在这里无法完全叙述。就目前的目的而言，只要注意到马克思在自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方法上起到的关键作用就足够了。
在马克思看来，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对劳动时间的价值贬低建立在这种制度下劳动权力与土地及其他必要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之上，并且只有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以获取利润的情况下，二者才会重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形式植根于福斯特所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资本主义的价值评估还体现了价值和资本的物质要求、使用价值要求——可剥削的劳动力，这种剥削能够发生的条件，以及将工人的劳动物化为可出售商品的必要性。毕竟，资本主义是人类物质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因此，它仍然有材料、使用价值的要求。但是，与经济和自然健康地、可持续地互动的要求相比，这些要求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原则上可以在任何自然条件下继续自我再生产，无论其退化程度如何（以及熵值水平多么高），除非人类生命灭绝。这正是为什么从总体上分析区分资本主义再生产和人类—自然再生产是如此重要。
此外，马克思坚持认为，市场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价值必须物化于可销售的商品中）本身是建立在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的分离之上的。的确，市场和货币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但利润驱动的商品生产的主导地位和生产者不断面临的竞争压力，应归功于“自由”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自主（现在是“独立的”）企业支配生产条件、雇佣劳动力。将自然条件转化为纯粹由市场和利润驱动的生产条件（通过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或通过将自然条件正式资本化为可产生租金的私人或国家财产），特别是由于劳动力从这些条件中被“解放”出来。今天，只要公共土地私有化，只要公司获得更自由的支配，可以开发国家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个过程就会继续下去。
马克思的分析包含了对资本主义自然财富价值的有力的生态控诉 [174] 。它凸显了资本主义对抽象劳动时间的贬值与自然对财富生产的贡献之间的矛盾（人们经常把这种矛盾归咎于马克思，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它还强调了价值的货币形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自然和生态财富在质量上的多样性与相互关联性、位置上的独特性和数量上的限制相比，货币是同质的、可分割的、流动的、在数量上是无限的。资本主义环境危机——包括积累危机和人类发展条件的危机——清楚地体现了这些紧张关系 [175] 。
马克思分析的影响力在于它建立了自然的市场价值与资本主义的核心阶级关系——雇佣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货币交换价值与自然的真正财富及其再生产条件之间的质和量的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使生产者与他们的生存条件相异化。这一观点向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共同体提出了挑战：将资本主义对自然价值的异化社会形式转化为明确的公共形式，以适应人类与环境（包括其他物种）共同发展。只有通过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能够控制其生存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将其置于剥削和无政府竞争的牟利手段之下），社会才能够以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调节其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交换。这种生产者和生产条件相结合的愿景，以及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特殊性和有限性的认识，使马克思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比那些隔绝了历史和乌托邦，接受货币、资本和市场作为人类和自然财富的永久社会形式的方法要“开放”得多。
[1]
本文译自Paul Burkett，“The Value Problem in Ecological Economics：Lessons From the Physiocrats and Marx”，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vol. 16，no. 2，2003，pp. 137-167.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2023SJZD074）的阶段性成果。译者为王鸽。
[2] S. C. Farber，R. Costanza and M. A. 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41，no. 3，2002，p. 382.
[3] S. C. Farber，R. Costanza and M. A. 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41，no. 3，2002，p. 382.
[4] S. C. Farber，R. Costanza and M. A. 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41，no. 3，2002，p. 382.
[5] S. C. Farber，R. Costanza and M. A. 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41，no. 3，2002，p. 383.
[6] R. Costanza，“Embodied energy and economic valuation”，Science，vol. 210，1980，p. 1224.
[7] S. C. Farber，R. Costanza and M. A. 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41，no. 3，2002，pp. 376-377，382-383.
[8] K. Mayumi，The origins of ecological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2001，pp. 65-66.
[9] Cf. D. H. Judson，“The convergence of neo-Ricardian and embodied energy theories of value and price”，Ecological Economics，vol. 1，no. 3，1989，pp. 267-268.
[10] R. Costanza，“Embodied energy and economic valuation”，Science，vol. 210，1980，pp. 1219-1224；R. Costanza，“Embodied energy，energy analysis，and economics”，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p. 119-145.
[11] C. J. Cleveland，R. Costanza，C. A. S. Hall and R. Kaufmann，“Energy and the U.S. economy”，Science，vol. 225，pp. 890-897；R. Kaufmann，“A biophysical analysis of the energy/real GDP ratio”，Ecological Economics，vol. 6，no. 1，pp. 35-56.
[12] S. C. Farber，R. Costanza and M. A. Wilson，“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ncepts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41，no. 3，2002，p. 384.
[13] D. H. Judson，“The convergence of neo-Ricardian and embodied energy theories of value and price”，Ecological Economics，vol. 1，no. 3，1989，p. 266.
[14] Ibid.，p. 268.
[15] Ibid.，p. 267.
[16] A. Saad-Filho，The value of Marx，London：Routledge，2002，p. 24.
[17] J. Martinez-Alier and J. M. Naredo，“A Marxist precursor of energy economics：Podolinsky”，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 9，no. 2，p. 219.
[18] J. M. Gowdy，“The entropy law and Marxian value theor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 20，no. 2/3，1988，p. 38.
[19] J. P. Deléage，“Eco-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M. O'Connor ed.，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New York：Guilford，1994，pp. 48-50；A. Salleh，Ecofeminism as Politics，London：Zed Books，1997，p. 154.
[20] G.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 100.
[21] G.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 100.
[22] Ibid.，p. 101.
[23] T. Brennan，“Economy for the earth”，Ecological Economics，vol. 20，no. 2，1997，p. 185.
[24]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p. 216-217.
[25] N. Georgescu-Roegen，“Energy analysis and economic valuation”，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 45，no. 4，1979，p. 1040；Cf.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25.
[26] N. 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in H. E. Daly ed.，Economics，Ecology，Ethics，San Francisco：Freeman，1973，p. 53；N. Georgescu-Roegen，“Energy analysis and economic valuation”，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 45，no. 4，1979，p. 1042. See H. E. Daly，“Postscript：Unresolved problems and issues for further research”，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 168；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36.
[27] N. 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in H. E. Daly ed.，Economics，Ecology，Ethics，San Francisco：Freeman，1973，p. 50.
[28]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21.
[29] H. E. Daly，“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64，no. 2，1974；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in H. E. Daly ed.，Economics，Ecology，Ethics，San Francisco：Freeman，1973，pp. 53-54，58.
[30] N. Georgescu-Roegen，“Energy analysis and economic valuation”，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 45，no. 4，1979，p. 1042.
[31]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25.
[32] N. Georgescu-Roegen，“Energy analysis and economic valuation”，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 45，no. 4，1979，p. 1042.
[33]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p. 31-36.
[34] 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in H. E. Daly ed.，Economics，Ecology，Ethics，San Francisco：Freeman，1973，p. 53.
[35]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36.
[36] C. J. Cleveland，“Biophys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Modelling，vol. 38，1987，p. 50.
[37] N. Georgescu-Roegen，Energy and Economic Myths，New York：Ergamon，1976，p. 236.
[38] P. P. Christensen，“Historical roots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1，no. 1，1989，p. 18.
[39] Ibid.，pp. 33-34.
[40] C. J. Cleveland，“Biophys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Modelling，vol. 38，1987，p. 50.
[41]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 25；Cf. H. Higgs，The Physiocrats，New York：Langland，1952，pp. 5-11.
[42] N. J. Ware，“The Physiocrats：A study in economic rational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21，no. 4，1931，p. 613.
[43]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 19，368；Cf. J. J. Spengler，“The Physiocrats and Say's law of markets. II.”，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53，no. 4，p. 345.
[44] F. Quesnay，“General maxims for the economic government of an agricultural kingdom”，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231.
[45] N. J. Ware，“The Physiocrats：A study in economic rational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21，no. 4，1931，p. 608.
[46] N. J. Ware，“The Physiocrats：A study in economic rational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21，no. 4，1931，pp. 608-609.
[47] Ibid.，p. 609.
[48] V. Foley，“An origin of the Tableau Économique”，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5，no. 1，1973；E. Fox-Genovese，The origins of Physiocrac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ch. 2.
[49] H. S. Banzhaf，“Productive nature and the net product”，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32，no. 3，2000，p. 539；P. P. Christensen，“Fire，motion，and productivity：The proto-energetics of nature and economy in François Quesnay”，in P. Mirowski ed.，Natural images in econom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264-265.
[50]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19；Cf. H. S. Banzhaf，“Productive nature and the net product”，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32，no. 3，2000，pp. 546-547.
[51] J. J. Spengler，“The Physiocrats and Say's law of markets. II.”，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53，no. 4，1945，p. 320.
[52] P. P. Christensen，“Fire，motion，and productivity：The proto-energetics of nature and economy in François Quesnay”，in P. Mirowski ed.，Natural images in econom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 271-273.
[53] F. Quesnay，“Dialogue on the work of artisans”，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207.
[54] P. P. Christensen，“Fire，motion，and productivity：The proto-energetics of nature and economy in François Quesnay”，in P. Mirowski ed.，Natural images in econom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 272.
[55] A. R. J. Turgot，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iches，New York：Macmillan，1898，p. 9.
[56] Ibid.，p. 14.
[57] Ibid.，p. 9.
[58] Ibid.，p. 7.
[59] Ibid.，p. 10.
[60] Ibid.，p. 9.
[61] F. Quesnay，“Analysis”，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150.
[62] F. Quesnay，“Analysis”，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150.
[63] A. R. J. Turgot，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iches，New York：Macmillan，1898，p. 54.
[64] Ibid.，p. 15.
[65] Ibid.，pp. 7-8，96.
[66] Ibid.，p. 96.
[67] Ibid.，p. 96.
[68] J. J. Spengler，“The Physiocrats and Say's law of markets. I.”，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53，no. 3，1945，p. 201.
[69] A. R. J. Turgot，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iches，New York：Macmillan，1898，p. 5.
[70] J. J. Spengler，“The Physiocrats and Say's law of markets. I.”，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53，no. 3，1945，p. 200；Cf. L. Herlitz，“The Tableau Économique and the doctrine of sterility”，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9，no. 1，1961，pp. 12，39.
[71]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20.
[72] H. S. Banzhaf，“Productive nature and the net product”，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32，no. 3，2000，pp. 518-519；N. J. Ware，“The Physiocrats：A study in economic rational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21，no. 4，1931，p. 607.
[73] H. Higgs，The Physiocrats，New York：Langland，1952，p. 44.
[74] F. Quesnay，“General maxims for the economic government of an agricultural kingdom”，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237；A. R. J. Turgot，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iches，New York：Macmillan，1898，p. 83.
[75]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396；F. Quesnay，“Dialogue on the work of artisans”，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 223.
[76]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 265-296；F. Quesnay，“Analysis”，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6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83] 同上书，第19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85] 同上书，第19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91] 同上书，第290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93] 同上书，第20页。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90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96] 同上书，第37、138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98] 同上书，第23页。
[99] 同上书，第23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6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04] 同上书，第23页。
[105] 同上书，第24页。
[106] 同上书，第31页。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08] 同上书，第25页。
[109] F. Quesnay，“Dialogue on the work of artisans”，in R. 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Essays and trans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 217-219.
[1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111]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p. 26.
[112] A. Saad-Filho，The Value of Marx，London：Routledge，2002，ch. 3.
[113]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ch. 7.
[114] R. Rosdolsky，The Making of Marx's‘Capital’，London：Pluto，1977，ch. 4 and 5.
[115]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pp. 90-98.
[116]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ch. 5.
[1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1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4页。
[1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122]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ch. 5.
[123] H. E. Daly，“Postscript：Unresolved problems and issues for further research”，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p. 168-169.
[124] Ibid.，p. 167.
[125] Ibid.，p. 168.
[126] 隐含能源是指产品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译者注
[127] B. M. Hannon，“An energy standard of valu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 410，1973，p. 139.
[128] Ibid.，p. 140.
[129] R. Costanza，“Reply：An embodied energy theory of value”，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p. 189-190.
[130] H. E. Daly，“Postscript：Unresolved problems and issues for further research”，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 167.
[131] B. M. Hannon，“An energy standard of valu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 410，1973，p. 153.
[132] B. M. Hannon，“How might nature value man？”，Ecological Economics，vol. 25，no. 3，1998，pp. 273-277.
[133] R. Costanza，“Embodied energy，energy analysis，and economics”，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 140.
[134] C. Perrings，Economy and Enviro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12.
[135] Ibid.，p. 20.
[136] Ibid.，p. 1.
[137] Ibid.，pp. 10-11.
[138] C. Perrings，Economy and Enviro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164. See also C. Perrings，“Environmental bonds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 innovative activities”，Ecological Economics，vol. 1，no. 1，1989，pp. 95-110；R. M. Solow，“The economist's approach to pollution control”，Science，vol. 173，1971，pp. 498-503.
[139] J. M. Gowdy，“The entropy law and Marxian value theor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 20，no. 2/3，1988，p. 38.
[140] Ibid.，p. 39.
[141] Ibid.，p. 39.
[142] C. Perrings，Economy and Enviro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7. Cf. M. O'Connor，“Entropic irreversibility and uncontroll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vol. 3，no. 4，1993，pp. 285-315；W. E. Rees，“Consuming the earth”，Ecological Economics，vol. 29，no. 1，1999，pp. 23-27.
[143] J. Martinez-Alier and M. O'Connor，“Ecological and economic distribution conflicts”，in R. Costanza，O. Segura and J. Martinez-Alier eds.，Getting Down to Earth，Washington：Island Press，1996，pp. 161-164.
[144] Ibid.，p. 166.
[145] Ibid.，p. 163.
[146] M. O'Connor and J. Martinez-Alier，“Ec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ed sustainability”，in S. Faucheux，M. O'Connor and J. van der Straaten e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cepts，rationalities，and strategies，Boston：Kluwer，1998，p. 38.
[147] M. O'Connor and J. Martinez-Alier，“Ec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ed sustainability”，in S. Faucheux，M. O'Connor and J. van der Straaten e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cepts，rationalities，and strategies，Boston：Kluwer，1998，p. 38.
[148] J. M. Gowdy，“Marx and resource scarcity”，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 18，no. 2，1984，p. 397.
[149] J. Martinez-Alier，“Political ecology，distributional conflicts，and economic incommensurability”，New Left Review，vol. 211，1995，pp. 70-88.
[150] G.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 99.
[151]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pp. 101-102.
[152] G.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p. 99-101.
[153]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pp. 102-103.
[154] Ibid.，pp. 90-93.
[155]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25.
[156] H. E. Daly，“Postscript：Unresolved problems and issues for further research”，in H. E. Daly and A. F. Umaña eds.，Energy，Economics，and the Environment，Boulder：Westview，1981，p. 171.
[157]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213.
[158] Ibid.，p. 40.
[159]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39.
[160] H. E. Daly，“Allocation，distribution，and scale”，Ecological Economics，vol. 6，no. 3，1992，p. 188.
[161] H. E. Daly，“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macroeconomics”，in R. Costanza ed.，Ecological econom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 35.
[162] H. E. Daly，“Allocation，distribution，and scale”，Ecological Economics，vol. 6，no. 3，1992，p. 190.
[163] R. Costanza and H. E. Daly，“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ion Biology，vol. 6，no. 1，1992，p. 41.
[164] H. E. Daly，“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64，no. 2，1974，p. 20.
[165] R. Costanza and H. E. Daly，“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nservation Biology，vol. 6，no. 1，1992，pp. 41-43；H. E. Daly，“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macroeconomics”，in R. Costanza ed.，Ecological econom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 41；H. E. Daly and J. B. Cobb，For the common good，Boston：Beacon，1989，pp. 401-455.
[166] R. U. Ayres and A. V. Kneese，“Production，consumption，and external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59，no. 3，1969，p. 295.
[167] N. 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in H. E. Daly ed.，Economics，Ecology，Ethics，San Francisco：Freeman，1973，pp. 54，58.
[168] H. E. Daly，“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64，no. 2，1974，p. 17.
[169] 米达斯（Midas），亦译“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王。他贪恋财富，求神赐予点物成金的法术，酒神狄俄尼索斯满足其愿望。最后连他的爱女和食物也都因被他手指点到而变成金子。他无法生活，又向神祈祷，一切才恢复原状。——译者注
[170]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p. 45，186-187.
[171] H. E. Daly，“The economics of the steady stat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64，no. 2，1974，p. 19.
[172] H. E. Daly，Steady-state economics（2nd ed.），London：Earthscan，1992，p. 44. Cf. H. E. Daly and J. B. Cobb，For the common good，Boston：Beacon，1989.
[173] P. Burkett，“Nature and Value Theory：Airing out the Issues”，Science & Society，vol. 67，no. 4，2003.
[174] P. Burkett，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1999，ch. 6-8.
[175] Ibid.，ch.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