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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历史和方法论两个层面上评论了利比兹的文章。在历史层面上，利比兹忽视了苏联留下的生态遗产，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内容和生态内容的历史作用。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利比兹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辅之以大量的“波兰尼主义”思想，才能使生态正确。对此，作者从方法论层面上反驳道，利比兹混淆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观点与苏联教条主义片面“肯定”生产力历史发展的观点。利比兹狭隘的工业主义解释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理论。
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的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政治学之间的历史和方法论关系。在历史层面上，利比兹指责马克思的世界观是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生态和政治的产物。然而，在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时，他忽视了苏联教条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留下丰富生态遗产的整个历史。最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论述道，这一遗产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反革命。利比兹还忽视了苏联的孤立和西方国家的外部攻击在促进采用资本主义技术和实现“为生产而生产”的目标方面所起的作用，其结果是在苏联国内普遍存在生态破坏。
利比兹似乎不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历史作用。我们被告知，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未来的讨论，都必须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这一纯粹的思想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对一种思维方式的应用”。这里明显的思想/行动二分法并不符合利比兹对整个“受卡尔·马克思思想启发的政治政权和社会运动”的政治生态谴责。这种未解决的二元论有一种模糊的影响，即不同的“志同道合的个人”可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捏造它的新版本）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不同。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内容和生态内容本身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利比兹呼吁抛弃“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思想支撑”，是基于苏联教条主义者对这一范式内容的解释。
因此，利比兹试图将“马克思学”（Marxology）归为某种纯粹的知识领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有助于使他对马克思的生态批评的采纳合法化，所有这些批评都是通过苏联教条主义的有色眼镜来解读马克思的。只要对关于马克思生态意义的“马克思学”文献进行认真考察，就会使利比兹的整个思想和政治计划成为风口浪尖上的问题，而不是空洞的断言——是友好的辩论，而不是把持不同意见的人驱逐到一个虚构的、与政治无关的纯粹思想领域。
尽管人们不可能从利比兹的论述中了解到这一点，但近年来，对马克思的反生态的“生产主义”解读一直受到强烈质疑。与马克思进行这种新的生态学嫁接的目的并不纯粹是知识性的，尽管它的部分动机是需要从苏联教条主义的滥用和红绿（包括现代和后现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中恢复马克思主义。诚然，任何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尝试，都必须对以马克思及其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思想支撑”进行认真而彻底的反思。特别是，它必须从一个生态的角度细致地分析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种范畴——这是一个“思想”专题研究，与许多马克思的生态批评家所使用的机会主义引述和廉价的语言游戏手法大不相同。但该专题研究更根本的目的是帮助构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方法论基础，它能够宣告（并被告知）一种生态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非马克思主义绿色运动明显的理论弱点增强了这一目的。尽管利比兹注意到了这一弱点，但不幸的是，他仍然强调这一点，他重复了一句陈词滥调，即马克思主义必须辅之以大量的“波兰尼主义”（Polanyian）思想，才能使生态正确。这一论断忽视了波兰尼关于人类生存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限度的宝贵论述，明显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工作日分析——这一分析将人类劳动力视为受到资本及其“市场力量”威胁的共同资源，在资本对人类和人类以外的生命力的破坏之间找到了许多相似之处。
在这一点上，如果读者想从更平衡的角度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问题，或许只需参考前面脚注中的出版物即可。但是，我不想仿效利比兹“置身事外”的做法，而是要提到两个具体问题，他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讨论已经相当过时，甚至在纯粹的逻辑基础上也是存疑的。
首先，有人断言，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核心作用的关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资本主义中，都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利比兹将马克思与苏联教条主义片面地“肯定”生产力历史发展的观点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就好像马克思没有分析工人和共同体相对于社会发展的劳动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异化，又好像马克思没有分析和谴责资本将这些生产力转化为“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2] 的破坏性力量。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利比兹没有提供逻辑上的论据，论证为什么强调人类生产关系和人类生产力的方法论，必须在定义上削弱自然生产条件和环境问题的作用。
事实上，利比兹为反生态生产主义的指控提供的唯一证据，简要提及了本顿（Ted Benton）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分析的尝试 [3] 。我之所以说“尝试”，是因为本顿忽视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基本范畴（特别是劳动工具和材料）的详细区分，以及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区分（后者包括生态规范的生产过程，不需要生产条件和人类劳动之间直接的、即时的联系）。一旦考虑到这些差异和马克思的其他方法论程序，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在生态学上比本顿的更正确（例如，通过能够将甚至不涉及生态调节劳动的狩猎和采集过程纳入其中来衡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生态调节生产的详细分析（本顿完全忽视了这些分析），远远超出了绿色理论家近期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自然条件与资本周转等基本范畴的衔接方面。简言之，本顿的劳动过程批判无法支持利比兹浮夸的指控（例如，马克思声称效忠于“征服自然的圣经式的笛卡尔意识形态……达到极致”）。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以人类生产和发展为中心的生态学观点无需仅仅将自然看作是为了人类发展目的而被掠夺的物质使用价值的来源。甚至本顿也认识到，关于自然的“人类中心”观点不一定是纯粹的“工具”观点，也就是说，“人类福利生态学家所认可的一些与自然有关的人类需求，实际上很难与生态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与自然的‘工具’关系相适应”。不幸的是，本顿显然混淆了“有用”和“工具”，阻碍了这一点的发展。这使他无法认识到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进而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发展的整个概念）完全涵盖了人类对自然的非工具性“使用”，例如纯粹的审美使用价值以及当代环境经济学家所称的“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s）——不需要人类直接接触特定的自然条件。非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本顿首创。
利比兹对“生产力”的批判提出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正如本顿所指出的，对人类发展的任何生态分析都必须赋予“社会生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特征”以核心作用，进而言之：“非人类世界的要素和关系是由人类活动的众多条件和材料构成的，而这些条件和材料建立在社会关系、技术手段、社会生产的知识和文化形式的历史变化模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需要某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t）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把握生态危机的原因，而且要设想和争取一个人类发展更契合自然条件的替代系统。我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特殊阶级形式的生产主义，但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运动规律和它所产生的斗争，以便设想一种新的生产主义，在这种生产主义中，人类的发展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可持续的共鸣。
在马克思针对这一问题的阶级方法中，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剥削性和异化性的发展，矛盾地创造了使人类与其自然和社会条件之间限制较少、更符合人性的关系的潜力。马克思关于限制较少的人类发展的概念远非即刻反生态的，而是涉及更丰富、更普遍、更多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显然不能归结为资本主义遗留的、对环境不利的生产消费技术的进一步量化发展。但是这种潜力的实现需要生产、科学、消费在物质上和社会上的质的转变。这又需要生产者及其共同体进行长期的斗争，争取一种社会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新的结合。简而言之，马克思的革命愿景决不能还原为利比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狭隘的工业主义解释。当然，现在是时候摆脱这种由冷战引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上的不正确性的陈词滥调了。
[1]
本文译自Paul Burkett，“Marxism and Ecology：A Comment on Lipietz”，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11，no. 2，2000，pp. 90-96.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2023SJZD074）的阶段性成果。译者为王鸽。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3] 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New Left Review，vol. 178，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