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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无偿占用”范畴并没有包含反生态的偏见，而是澄清了财富的真正来源（自然和社会劳动的结合）与资本主义将财富作为抽象劳动时间的货币表征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对马克思价值分析的一些最流行的生态学批判，未能把握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本界定。如果理解得当，相较于那些不加批判地将价值“赋予自然”的人的非历史方法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环境问题提供了更敏锐的洞见。
人们常说，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低估了自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重要性。即使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人们也发现了这样的论断：马克思认为自然条件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成本的，而且/或者实际上是无限的，没有真正考虑到自然资源的稀缺。例如，德里格（Jean-Paul Deléage）假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赋予自然资源内在价值”。类似地，坎贝尔（Robert W. Campbell）提到，“一些成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成本，即机会成本……自然资源”。显然，马克思“在无限资源的假设上阐述了他的经济理论”，不能或不愿意“将资源稀缺因素纳入他的理论”。
最近有人试图为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辩护，反对这些批评。这种新兴辩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承认：尽管价值不能充分代表自然条件，但这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不是马克思分析的矛盾。马克思认识到自然和劳动都对使用价值作出了贡献，也认识到资本主义把财富简化为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抽象的社会劳动时间。因此，马克思的分析“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把经济过程看成价值的转变（价值形式和价值增殖），把经济过程看成物质和能量的转变（劳动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 [2] 。尽管“自然环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至少在资本主义的计算中没有价值”，价值的生产仍然“意味着改变自然”，尽管“按照资本价值投资的原则，从环境的具体情况中抽象出来”。 [3]
然而，马克思价值分析的生态辩护主要是在基本价值/使用价值（basic value/use value）的区分上进行的。本文对关于马克思的分析最常见的一些生态学批判（如上所述）一一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回应。这一回应将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支付的货币价格）与价值（商品使用价值中客观体现的必要的雇佣劳动时间）和使用价值（自然总是对其作出贡献）区分开来，将资本的使用价值要求与人、社会、生态发展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区分开来。本文所考察的这些批评家都（或明或暗地）提到了马克思的所有三个关键范畴（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们对价值分析的具体批评都涉及对上述范畴之间的区别和关系的误解。
接下来的两节论述了这种误解的一个方面，即马克思将自然条件视为“资本对自然的无偿赠予” [4] 。接下来的两个部分讨论了最近试图将价值归于自然所产生的困难，并批评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对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必要的。马克思价值分析的生态批评家将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反复地混为一谈。这种混乱导致了分析上的不一致，以及无法把握资本主义自然社会化的剥削性和历史局限性。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是对价值生态批评的全面回应，更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受到的所有生态批评的全面回应。只是希望将马克思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范畴系统地应用到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身上，有助于使关于马克思价值分析的生态意义的辩论更加尖锐和明确。简而言之，这里的目的是激发进一步的讨论，而不是阻止讨论。
马克思关于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的引用，通常被用来证明反生态的假设，或者至少是对自然资源限度的严重漠视，它被构建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例如，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反驳了马克思关于“自然提供的一切都是免费的”的教条，而卡彭特（Geoffrey Carpenter）则把马克思关于自然条件的论述当作“生产者可以免费使用”，来支持他自己的主张，即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一种无限丰富的资源”。要评价这种解释，就必须重构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用。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只要生产条件有利于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增加生产商品的总价值，资本就无偿地占用生产条件。鉴于价值的实质是必要的雇佣劳动时间，被无偿占用的条件不应是雇佣劳动的产品，如下文所述的情况：
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绝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生产资料没有价值可以丧失，就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当交换价值的形成要素。 [5]
注意，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价值和资本积累的条件的使用价值。无偿占用的生产条件所贡献的使用价值可能是在生产中的使用价值，也可能是在消费中的使用价值，或者两者都是，但它们绝不应与作为生产并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工具的使用价值相混淆。当然，当生产条件被无偿占用时，将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加以利用，可能会影响到生产条件在货币积累之外的用途。现在的观点是，当马克思考虑资本主义的无偿占用时，他谈论的是有助于满足资本的绝对使用价值要求的条件：可剥削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在这种条件下，这种劳动力可以通过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剩余劳动力的物化而被剥削。
在这类无偿占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我们发现，“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水、风、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 [6] ：
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7]
当马克思把无偿占用的自然条件说成是“无须付代价”的自然条件时，这是从价值和资本整体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一定是从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为与这些条件相关的使用价值所支付的货币量的角度来理解的。下一节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涉及特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资本也无偿占用重要的社会生产条件。这些包括“来自分工、协作、机器的一切生产力”，而且就额外的雇佣劳动时间而言，“不花费任何代价”。 [8] 资本还无偿占用科学知识。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被无偿占用的自然条件的利用往往是由科学知识提供的，科学知识也被资本无偿占用：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 [9]
当资本运用关于自然力量的科学知识提高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时，其结果是相应的被生产产品的贬值：
自然因素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它不可能给产品增加任何价值，而且相反，只要它能代替资本或劳动，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积累劳动，它就会使产品的价值减少。只要自然科学教人以自然因素来代替人的劳动，而不用机器或者只用以前那些机器（例如利用蒸汽锅炉，利用许多化学过程等，这也许比以前还便宜），它就可以使资本家（以及社会）不费分文，而使商品绝对降价。 [10]
此外，资本还无偿占用了人类的某些自然和社会劳动能力。例如，考虑劳动的“保存材料和工具的价值”，即“而原料和工具所以被保存，恰好是由于它们同活劳动重新接触并且被当作工具和原料来使用”的事实。马克思坚持认为，这种“产品价值的保存不花费资本” [11] 。因此，
劳动的这种起死回生的自然力——它在使用原料和工具时以这种成那种形式保存了它们，从而保存了对象化在它们中的劳动，即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自然力就像劳动的每一种不是以前劳动的产物或不是必须重复的那种以前劳动的产物（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等）的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变成了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 [12]
一般来说，资本无偿占用个人和集体劳动能力，这些劳动能力不仅是商品消费的产物，也是工人家庭生活的产物，也是工人成长和生活于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不会因为能够思想而得到报酬” [13] 。这也是马克思将“人口的增加”描述为“劳动的一种不用资本支付报酬的自然力” [14] 的意义。
马克思从资本对生产力的无偿占用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发展来分析资本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资本只有在“它们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的限度内”的情况下才自由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 [15] ：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 [16]
简而言之，尽管“自然力”对资本来说不费分文，但“自然力推动的原动机，或使自然力适用于劳动过程的原动机是有价值的” [17] 。
前面的引述表明，当马克思谈到资本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用”时，这并不意味着从一个全面的、全社会的立场上来看，这些条件是无成本的或无限的。相反，资本主义的无偿占用仅仅意味着不需要雇佣劳动力去生产作为物质手段或社会手段的价值生产和积累的特定条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无偿占用当然并不意味着被占用的条件没有机会成本或其他用途。关于无偿占用的更广泛的、超越历史的概念也可以这样说，它包括所有自然和社会条件，这些条件的存在虽然有助于产生可出售或不可出售的使用价值，但并不需要花费任何劳动时间来生产或不生产商品。显然，人类个人和集体对许多自然条件（例如洁净的空气）进行了利用，这些自然条件不需要人类劳动进行任何事先加工，就能产生使用价值。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条件是有限的，因此具有正机会成本，无论它们是否在给定的（当下的和预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由人类劳动生产出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某种东西可以“直接”或“自然自发地提供”，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从社会（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是稀缺的或有价值的。换句话说，马克思将某些自然条件描述为“免费礼物”，这并不意味着赞同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社会形式）在使用它们时倾向于挥霍。无偿占用不一定意味着浪费、破坏或不可持续的占用。大自然的恩赐被珍惜和关心的程度取决于管理其使用方式的特定社会组织。
再次聚焦于资本主义，资本显然可以无偿占用土地的使用价值（例如，土地靠近空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的数量是无限多的。的确，如果土地是无限的，资本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将劳动力排除在这种必要的生产条件之外，因而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指出，
假如土地作为自然要素供每个人自由支配，那么，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一个最重要的生产条件，而且是——如果不算人和人的劳动本身——唯一原始的生产条件就不能转让、占有，因而不能作为他人的财产同劳动者对立并因此把他变成雇佣工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他人的无酬劳动的“生产”，就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完结了。 [18]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者与有限的自然条件的社会分离，将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将自然的使用价值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偿占用条件，都是一个单一过程的各个方面。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并不意味着对自然条件的无限供应，这一点从上文引用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段落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里，马克思讨论了一种情况，即无偿占用的自然条件变得稀缺，导致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商品价格更高：
因此，如果这样一种本来无须付代价的自然力加入生产，那么，只要利用它提供出来的产品足以满足需要，它在价格的决定上就不会计算进去。但是，如果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提供的产品比利用这种自然力所能生产出来的还要多，也就是说，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或者说必须在人或人的劳动的协助下生产出这个追加产品，那么，一个新的追加的要素就会加入资本中去。因此，要获得这个产品，就需要付出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资本。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就会变得昂贵。 [19]
这种对价格变化的分析显然假定了在无偿占用的情况下，自然力量的可用性是有限的。当然，马克思也承认，许多自然条件为个别土地所有者或企业带来租金［正交换价值（positive exchange values）］。收取这种租金本身假定了有关的自然条件相对于竞争公司对其所有权和/或使用的需求而言是稀缺的。事实上，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成为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 [20] 。这种有用的自然条件数量的有限是它们垄断的先决条件。然而，只要这些条件及其租金能够产生有用的效果，只有通过支出额外的雇佣劳动时间以及扩大对其他自然条件的利用，这些条件及其租金才会被无偿占用。
无偿占用产生租金的自然条件清楚地表明租金本身再分配的基本性质（见下一节）。此外，它澄清了卡彭特在以下陈述中的误解：
马克思对自然界的评价是天然地无价值的，这源于他对稀缺性的定义。马克思假设，自然作为一种无限丰富的资源，是当代经济学家所说的“零价格商品”。经济学家将零价格商品定义为经济中生产者或消费者可免费获得的商品或资源，或没有直接交换价值的商品或资源。 [21]
根据他的错误假设，只有无限丰富的资源才会是零价值。卡彭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无偿占用的自然条件可以有一个价格，即“一个没有价值的物有着一个价格” [22] 。
到目前为止，应该很清楚，马克思的无偿占用概念并没有贬低自然条件对使用价值或财富生产的贡献。事实上，有用的财产往往是自然条件所具有的，而不需要任何人类劳动的帮助。事实上，资本无偿占用自然条件的这种基础非常重要，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中占有显著地位：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 [23]
仔细研究一下，认为马克思的无偿占用概念贬低了自然价值的观点包含了一个双重错误。一方面，它忽视或贬低了马克思所坚持的观点，即价值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中，而自然和劳动总是对使用价值作出贡献。鉴于这一要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偿占用的自然条件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支持资本积累，通过提供便于资本榨取剩余劳动力、物化劳动力可供出售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条件。“与生产资料一样，无偿占用的自然条件”可以吸收额外的劳动，因此“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增加利润” [24] 。因此，在“决定积累量的情况”中，马克思不仅提到资本对“劳动对象……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的无偿占用，还提到土地对“（农业）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 [25] 马克思强调，只有通过这种对有用的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资本才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26] 。例如，资本无偿占用自然条件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收益，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增加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增值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劳动能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 [27]
难怪马克思以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为例，来说明“最初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充当经济关系的物质基质的使用价值本身是怎样作为一个决定因素进入经济范畴的” [28] 。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忽视了马克思的分析中使用价值的重要性，“无偿占用”的生态学批判绕开了资本的自然条件的使用价值与更广泛的自然的使用价值概念之间的关键区别，一旦使用价值和自然对资本的贡献不被简化为仅仅是价值增殖的条件，自然的使用价值或许会成为可能。实际上，通过将自然降低到资本积累的状态来“贬低自然的价值”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但马克思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种贬值的神秘面纱，并以此为基础，通过非剥削性的生产关系，设想并争取自然财富的非剥削性的社会化（non-exploitative socialization of natural wealth）。
马克思赋予了无偿占用重大的社会意义，认为它是资本发展生产的社会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利用劳动和自然中潜在的生产力来促进竞争性货币积累的扩张性、变革性驱动。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对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用如何强化了资本生产社会化所固有的人的异化。随着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支配地位日益增强，使用价值（劳动和自然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结合）越来越不是主导生产的动机，而是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价值增殖。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就会对生产者施加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只要生产形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就无法对他们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进行任何协作性的调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条件”成为“对于工人来说是异己的情况” [29] ，因为“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而“各种自然力和科学也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 [30] ：
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以及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在生产中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 [31]
简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无偿占用是资本发展自然和社会生产条件的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只有通过“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 [32] ，通过这种“与实际生产者分离的社会生产条件……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 [33] 。生产条件所获得的“异化的、独立的社会权力”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生产者及其共同体构成了挑战。这一挑战在于，通过明确地“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 [34] ，以更民主的社会化取代资本异化的、阶级分化的生产社会化。
马克思认为，即使“这就像使用价值总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如果一物没有使用价值……它也就没有交换价值” [35] 。既然自然总是对使用价值作出贡献，那么自然和使用价值都是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尽管它们对交换价值的数量没有贡献——至少在交换价值受价值调节的情况下是这样。鉴于交换价值是价值（抽象的雇佣劳动时间）的必要形式，我们也可以说，自然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然而，将价值直接归于自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些难题在甘纳·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对马克思的批判中得到了说明。希尔贝克认为，只有在生产投入仅由劳动力产生，而不是从自然中提取的情况下，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来源。对于后一种情况，希尔贝克认为，自然为产品增加了价值：
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生产的再生产形式是有效的。但在开采性生产形式中，价值从资源转移到利润，这时可称为开采性剩余利润（extractive surplus profit）。这种剩余利润可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生产过程，在所有层面上，能够从中获得比劳动本身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 [36]
但是自然的价值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希尔贝克的答案是，自然的价值体现在工人和资本家从开采自然资源并将其用作生产投入中获得的更高的货币收入。这些更高的货币收入对应着工人和资本家以牺牲自然和后代为代价获得的更高的生活水平：
但是，谁被这种开采性的剩余利润所“剥削”（exploited）呢？答案是大自然，以及未来的世代（间接地）。开采性剩余利润代表着未来的贫困化。例如，石油公司不仅免于结算当前的生态支出，而且还通过剥夺后代的重要资源来节省未来的支出。 [37]
简而言之，每当“一部分自然资源被使用而没有得到恢复，没有等量的财富被归还给自然”，“这种对有限自然财富的破坏性开采代表着子孙后代的贫困”，自然就被“剥削”了。 [38] 因此，“剥削”一词既意味着自然财富的减少，也意味着这种减少所造成的后代生活水平的降低。不幸的是，尚不清楚如何撇开后者来定义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将内在价值归因于自然就不成立了。把在自然中进行的开采与导致子孙后代贫困的开采相提并论，就是把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由于马克思坚持自然的使用价值，希尔贝克的批判已经失败了。此外，尽管马克思的分析使我们将一般的自然财富与作为价值和资本积累条件的自然财富较为有限的作用区分开来，但希尔贝克却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无法作出这样的区分。事实上，通过将对自然“价值”的“剥削”限制为“开采性的生产形式”，希尔贝克似乎将资本主义的倾向归化了，即将自然视为一个被动获取使用价值的取之不尽的蓄水池，而不是一个与人类生产共同进化的生物圈系统。
希尔贝克的论点中还有另一个同样严重的矛盾。认识到人类的生活条件取决于社会组织对自然产生的使用价值的占有是一回事，但是，断言利用自然条件，包括以更高的货币收入形式提取价值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除非人们愿意将价值封存并交换价值。当希尔贝克思考如何获得从自然中提取价值的货币收入这个问题时，这一难题就显而易见了。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收入取决于市场上自然资源的低价，这使得利用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和部门享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开采部门内部（例如石油工业），由于从自然中提取的价值，自然资源价格超过了这些部门中劳动力的单位增加值，自然就被剥削了 [39] 。显然，对自然的剥削同时关系到对自然资源的定价过高和定价过低，是哪种情况呢？另一方面，希尔贝克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开采部门自然资源的定价过高并不能抵消资源利用部门自然资源的定价过低，从而导致从资源开采中获得的货币净收益为零，因此自然的开采率为零。
这里的问题在于，通过对自然资源定价过高和定价过低来定义自然价值及其剥削，希尔贝克实际上是在论证价值可以在交换领域增加或减少。换句话说，他将价值与交换价值等同起来。事实上，他甚至将这一推论扩展到对劳动力的剥削本身，认为工人被剥削的范围是“由产品中劳动力的低报酬产生的利润” [40] 。更一般地说，希尔贝克认为，由于“利润等于销售价格减去成本价格，可以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或降低成本价格来增加利润” [41] 。他没有解答这一推论该如何解释单个企业所挪用的是货币交换价值，而不是整个经济中所产生的价值以外的任何东西。简而言之，希尔贝克试图将价值归因于自然，结果却落入了将不平等交换视为价值来源的普遍错误的陷阱 [42] 。因此，他忽略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尽管从自然条件的买卖中实现整个系统正剩余价值（positive surplus value）的净占有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在交换中的收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但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并不取决于不平等交换，而是取决于工人在既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消耗超过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劳动能力。正如阿尔特法特（Elmar Altvater）观察到的：
在价值的创造中，实际上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能量循环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即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能量（大脑、肌肉、心脏和双手）比他最终以能量和物质的形式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能量更多。剩余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流向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形式使工人（对他来说）产生了这种精力消耗的赤字……但是大自然呢？它的价值创造能力在哪里？自然创造的价值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如果按照热力学定律进行自然再生产，剩余是如何产生的？ [43]
希尔贝克试图回答阿尔特法特的问题，他的前提是将特定交换价值与更一般的价值范畴混为一谈。的确，个别交换价值可以囊括从占有和生产性利用稀缺自然条件中获得的剩余利润，马克思在他对资本主义地租的分析中处理了这种价值的再分配。然而，希尔贝克不仅忽视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而且混淆了地租形式的价值再分配与价值本身的生产。
最后，通过自然资源定价过低和过高的概念，通过对自然的“开发”，希尔贝克假定价格形式可以充分代表自然的使用价值。这使他绕开了作为自然财富社会形式的交换价值的矛盾。例如，目前自然资源定价过低的观念似乎表明，更高的价格将解决资源耗竭问题。然而，根据希尔贝克自己的逻辑，更高的价格不仅会加剧开采业对自然的货币剥削，它们还会刺激资本主义企业寻找和开采新的资源储备，并加强对目前已知的储备包括以前未利用的替代资源储备的开采，从而加速资源消耗。马克思的地租分析可以解释这一矛盾，而希尔贝克的框架却不能。
大卫·奥顿（David Orton）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贬低自然这一主题提出了另一种常见观点，他抱怨说，对马克思来说，“自然是没有价值的，除非经过人类的加工”。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奥顿是用使用价值，还是用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物质的价值来衡量“无价值”的。在这方面，奥顿的批评至少具有模棱两可的优点，而杰弗里·卡彭特（Geoffrey Carpenter）则倾向于直接将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
对马克思来说……自然的使用价值只有在生产环节中才能实现，在生产环节，自然被劳动转化为商品或服务。马克思说，“没有人类劳动被物化的纯自然材料就没有价值，因为只有物化的劳动才是价值”。 [44]
鉴于这种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混淆，奥顿和卡彭特都没有为价值归于自然所引发的任何一个基本问题提供可行的答案，即：自然的价值形式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自然的价值是什么，又为谁服务？然而，与其立即驳斥他们的论点，不如让我们依次考虑这两种可能性。首先，马克思是否认为自然财富只有与人类劳动结合才能作为使用价值实现？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能够将使用价值定义为“劳动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承担者” [45] 。然而，这里经常被忽略的是，马克思把初级占有（狩猎和采集、捕鱼、采矿，甚至更基本的行为，如呼吸、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等，特别是在我们讨论一般的财富生产而不仅仅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时）纳入了他的劳动概念，而这种劳动是实现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使用价值的自然财富所必需的。大自然产生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占有后才能满足人类（生产或消费）的需求，这一点与这些使用价值必须存在于大自然中才能被占用这一事实一样显而易见。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 [46] 。换句话说，马克思坚持把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条件，这几乎不排除把目前未被占用的自然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一部分计算在内。马克思所表明的是，未被占用的自然财富作为潜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人类劳动最终的结合，即使这只是初步占用劳动。
第二，马克思是否只在自然条件物化人类劳动的情况下才赋予其价值？答案还是肯定的。然而，这里必须记住，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包括生产商品的雇佣劳动。例如，这排除了吃饭、睡觉和其他恢复体力的活动——更不用说抚养孩子的劳动和维护居住场所的劳动——也就是由工人在“下班时间”（一般定义为包括工薪阶层家庭的所有非工资劳动时间）进行的劳动。这些活动当然涉及对自然财富的侵占，不仅包括人类以外的自然条件（例如清洁的空气），而且还包括家庭劳动力的自然力量。但是，与这种家庭活动有关的可剥削劳动力的维持和发展却被资本无偿占用。它是一个使用价值，而不是一个价值。只有在家庭活动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通过提高工资劳动的生产率或降低工人的商品化消费要求）的情况下，资本增强对家庭劳动力的无偿占用才会提高剩余价值率。
前面的讨论揭示了马克思价值分析的生态学批判的一个基本困境。为了自圆其说，这一批判当然要谴责马克思，因为他没有把价值归于家庭劳动和资本无偿占用的自然财富。不幸的是，这样的论断加剧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混淆，从而加剧了资本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货币积累条件的资本）与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使用价值的混淆。在将价值归于自然和将价值归于家庭劳动各自所产生的问题之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交换价值可以而且应该被“修正”，以充分考虑到自然、家庭劳动等的使用价值，这一概念等于否定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积累的物质和社会需求与真正使人类、社会和生态发展的物质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相当于断言，生态和其他人类社会使用价值可以货币化，同时充分保持它们的人类发展特性。简而言之，它归结为这样一种主张：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存在阶级矛盾的、历史上有限的人类生产和发展的历史形式。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对马克思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到底是何种“马克思主义”？
本文指出，那些指责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贬低自然价值的人，应该把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本身。价值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特殊财富，并不代表马克思对自然的规范性评价。从《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47]
既然价值是财富的一种社会形式，就不能把它看作是由自然决定的。然而，正是因为价值是财富的一种形式，它的积累取决于财富的自然基础和实体。这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不是马克思分析的矛盾。
相比之下，任何不考虑财富社会形式的历史特殊性而直接将价值归因于自然的尝试，都会导致无法具体说明自然所采取的准确的价值形式（价值是什么？为了谁？），而不会遇到严重的理论困难。这里最常见的问题是，在没有界定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无法定义自然的“价值”，从而掩盖了与资本无偿占用自然相关的真正的生态矛盾和阶级矛盾。
[1]
本文译自Paul Burkett，“Nature's‘Free Gifts’and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Value”，Capital & Class，vol. 22，issue 68，1999，pp. 89-110.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2023SJZD074）的阶段性成果。译者为王鸽。
[2] Elmar Altvater，The Future of the Market：An Essay on the Regulation of Money and Nature after the Collapse of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London：Verso，1993，p. 188.
[3] Elmar Altvater，“The Foundations of Life（Nature）and the Maintenance References of Life（Wor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20，no. l，1990，p. 24.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50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4—62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2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26页。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14] 参见同上书，第37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44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3页。
[20] 同上书，第727页。
[21] Geoffrey P. Carpenter，“Redefining Scarcity：Marxism and Ecology Reconciled”，Democracy & Nature，vol. 3，no. 3，1997，p. 147.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696、697页。
[26] 同上书，第69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
[30] 同上书，第317页。
[31] 同上书，第316—318页。
[32] 同上书，第318页。
[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35] 同上书，第728页。
[36] Gunnar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 100.
[37] Gunnar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 101.
[38] Ibid.，p. 99.
[39] Gunnar Skirbekk，“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 5，no. 4，1994，pp. 99-101.
[40] Ibid.，p. 100.
[41] Ibid.，p. 100.
[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31页。
[43] Elmar Altvater，“The Foundations of Life（Nature）and the Maintenance References of Life（Wor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20，no. l，Spring 1990，p. 14.
[44] Geoffrey P. Carpenter，“Redefining Scarcity：Marxism and Ecology Reconciled”，Democracy & Nature，vol. 3，no. 3，1997，p. 146.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2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