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理论家）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体力劳动越来越涉及那些可以被界定为“脑力”的过程，新的交往技术越来越要求主体具备丰富的知识。这并不简单地是脑力劳动已经臣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标准的问题，而是说一种新的“大众智力”已经形成。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正围绕着非物质性被组织起来。这种把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成一种有控制力、能进行信息处理、具有决策能力的劳动过程，表达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主体”这一口号远没有清除等级制与协作、自治与听从命令之间的冲突，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构了这一冲突，因为它既调动了工人的个体性，又对其进行压制。非物质劳动实践迫使我们对劳动和劳动力的经典概念质疑。非物质劳动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雇佣劳动和直接从属不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主要形式。形式多变的自我雇佣的自主劳动已经成为主流。从生产循环的全球视野出发，在非物质劳动中，价值增殖过程与社会交往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非物质劳动同时生产了主体性和经济价值这一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侵入了我们的生活，推翻了经济、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各种对立关系。
当前对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再加上相应的丰富的理论反思，使我们有可能对劳动的新概念及其隐含的新的权力关系作出界定。
对这些成果的初步总结——以力图对工人阶级的技术和主体—政治构成作出界定的术语为框架——可以用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来表达，它指的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非物质劳动概念涉及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就商品的“信息内容”而言，它直接指向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的新变化，其中直接劳动要求的技能越来越涉及控制论与计算机控制（以及横向和纵向的交流）。另一方面，就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而言，非物质劳动包含了一系列通常不被视为“劳动”的活动，换句话说，涉及界定和制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标准及其更具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的活动。它曾经是资产阶级及其后代的特权领域，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些活动逐渐成了所谓的“大众智力”（mass intellectuality）领域。这些战略性部门中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管理和调节（对生产的组织），而且深刻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作用及其在社会中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大转型”改变了问题提出的条件。体力劳动越来越涉及那些可以被界定为“脑力”的过程，新的交往技术越来越要求主体具备丰富的知识。它并不简单地是脑力劳动已经臣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标准的问题，而是说一种新的“大众智力”已经形成，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和工人“自我价值增殖”的反抗斗争相结合的产物。旧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二分法，已经无法把握新的生产活动的本质，后者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对它进行了改造。概念与实践、劳动与创造、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分裂在“劳动过程”中同时被超越了，并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政治命令得到了重申。
大工厂中进行了20多年的结构调整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悖论。各种不同的后福特主义模式一方面立足于福特制工人的失败，另一方面立足于对（越来越知识化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的认识。在今天结构调整后的大工厂中，工人的劳动在各个层面越来越涉及在不同的替代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能力，因此也涉及在决策过程中承担一定的责任。研究交往行为的社会学家所使用的“接口”（interface）概念为这类工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定义——作为不同功能、不同工作团体、不同等级结构等之间的接口。现代管理技术寻求的是“把工人的灵魂变成工厂的一部分”。工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必须被塑造得适于组织和管理。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正是围绕着非物质性被组织起来的。这种把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成一种有控制力、能进行信息处理、具有决策能力的劳动的过程，包含了对主体性的投入，根据工人在工厂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对工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它其实表达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劳动因此可以被界定为激发生产协作并对其进行管理的能力。在这一阶段，工人被期望在不同生产功能的协调中成为“积极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服从者。我们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集体性的学习过程成了生产力的核心，因为问题不在于寻找不同的方式来协调或组织现有的工作职能，而在于开发新的职能。
然而，主体性问题及其集体形式、构成和发展问题，已经作为劳动组织形式中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问题直接表现出来了。应当指出，我在这里描述的不是某种乌托邦式的重构场景，而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现实领域和条件。
资本家需要找到一种直接的方式来建立对主体性本身的控制，对任务的规定和界定转变成了对主体性本身的规定。西方社会的新口号是我们都应当“成为主体”。参与式管理是权力的一种技术，是创造和控制“主体过程”的一种技术。由于不再可能使主体仅仅局限于完成指令，因此就有必要使主体在管理、交往和创造领域具备一定的能力，以适应“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一条件。因此“成为主体”这一口号远没有清除等级制与协作、自治与听从命令之间的冲突，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构了这一冲突，因为它既调动了工人的个体性，又对其进行压制。首先，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一种威权主义话语：你必须表达自己，你必须言说、交流、协作，等等。“语调”仍然是泰勒制下指令式的，但内容变了。其次，如果工作或责任不再能严格地加以指派或区分（以前曾经用“科学”研究来实现这一点），相反需要协作和集体性的协调，那么从事这一生产的主体必须具备交往能力——他们必须是工作团队的积极参与者。交往关系（既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因此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预先设定的，它从属于“信息交流”，此外不可能成为别的。在一个经由管理而彻底常规化的交往语境中，主体成为编码和解码的简单中继者，它传递的信息必须“清晰而毫不含糊”。强制命令的必要性及其伴随的暴力在这里采取了规范交往的形式。
“成为交往主体”这一管理要求比之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严格区分可能更具威权主义味道，因为资本主义力图把工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都卷入价值的生产中去。资本需要这样一个场景，其中命令居于主体内部，产生于交往过程中。工人在工作团体中担负起责任，发挥能动性，而无需监工介入，监工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协助者。实际上，雇主对由此产生的双重问题极其焦虑：一方面，他们被迫认识到劳动的自治和自由是生产协作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迫（关乎资本家生死的必要性）不去“重新分配”这一全新的劳动及其组织形式中所隐含的力量。今天的管理思维之所以考虑到了工人的主体性，只是为了使之适应生产的要求。这一转型阶段再一次成功掩饰了以下事实，即工人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与公司利益是不一致的。
我已经把工人阶级的劳动界定为一种抽象活动，它包含了主体性的运用。然而，为了避免误解，应当补充这一生产活动形式不限于技术工人，它如今指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更一般地说，它指的是后工业社会中各种生产主体的活动形式。人们可以说，在高技术、高素质工人中，“交往模式”是预先给定的、已然成形的，其可能性是清晰可见的。然而，在年轻工人、“不稳定就业”工人和失业青年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纯粹的虚拟性，是一种尚不确定、却带有后工业生产主体全部特征的能力。这一能力的虚拟性既不是空洞的，也不是非历史的，相反，它是一种开端和可能性，它把福特制工人“反抗劳动的斗争”以及更晚近的社会化过程、教育形成过程和文化上的自我增殖过程视为其历史根源和先驱。
当我们考察生产的社会循环时，这一劳动世界的转型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是“分散化的工厂”和去中心化的生产，另一方面是第三产业化的各种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估量非物质劳动循环在生产的全球组织形式中所占据的战略位置。各种各样的研究、论述、人力资源管理等活动，与各种第三产业活动一起，在一个计算机化和多媒体化的网络中被组织起来。这些是我们用以理解生产的循环和劳动的组织形式必须使用的术语。科学劳动与工业劳动和第三产业劳动的结合，成为生产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成为生产循环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一结合正是在生产循环中组织起来的。
后工业经济的所有特征（工业领域和整个社会中）在“非物质”生产的经典形式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音像生产、广告、时尚、软件生产、摄影、文化活动，等等。这类非物质劳动实践迫使我们对劳动和劳动力的经典概念质疑，因为它们结合了不同类型的劳动技能的成果：就文化信息内容而言的知识技能；就结合了创造力、想象、技术劳动和手工劳动的能力而言的手工技能；就管理社会关系及建立社会协作（自身为其组成部分）而言的创业技能。这一非物质劳动直接把自身构建为集体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只以网络和流动形式存在。非物质劳动生产循环的组织形式（因为一旦我们抛弃工厂主义偏见，这就是它的本来面目——一种生产循环）对我们来说并不明显，因为它不局限于工厂的围墙内。它发生于工厂外的社会中，发生于所谓的“非物质劳动洼地”中。小型甚至微型的（经常只由一个人构成）“生产单元”被组织起来，以完成专门的特定项目，而且它们可能仅仅存在于这些特定的工作期间。生产的循环只有在资本家的要求下才启动。一旦工作完成，循环就重新消融于网络和流动中，后者为再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性。不稳定性、超级剥削、流动性和等级制是大都市中非物质劳动的显著特征。在“自我雇佣”的独立工人的标签下，我们发现的实际上是知识无产阶级，他只有在剥削他的雇主的眼里才是如标签所描述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劳动存在中，闲暇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区分越来越困难。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和工作难以区分开来。
这一劳动形式也以现实的管理职能为特征，后者包括：（1）管理自身社会关系的一定能力；（2）在非物质劳动洼地中激发社会协作的能力。这种劳动力的性质因此不仅仅由专业技能来加以界定（它创造了商品的文化信息内容），同时也由其“管理”自身活动的能力和作为其他人的非物质劳动（循环的生产和管理）的协调者的能力来界定。这一非物质劳动表现为“活劳动”的现实变形。这里我们离泰勒制的组织模式已经很远了。
非物质劳动发现自己站在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十字路口（或者说交汇处）。生产协作的激发和与消费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激发都是在交往过程中或通过这一过程而实现的。非物质劳动的角色就在于，在交往的形式和条件方面（从而在劳动和消费中）激发持续的创新。它赋予需求、想象、消费品位等以形式，并使之得到实现，而这些产品反过来又成为需求、形象和品位的强有力的生产者。非物质劳动（其基本的使用价值由其作为信息和文化内容的价值来设定）生产的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没有在消费活动中被消灭，而是扩展、改变和创造了消费者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文化环境。这一商品并没有生产出物理的劳动力，而是改变了它的使用者。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要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创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它成功实现这一生产时，它的活动才具有经济价值。这一活动使物质生产中被“遮蔽”的东西直接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生产的首先是资本关系。
我的假设是，非物质劳动的循环以一种社会劳动力为起点，它是独立的，它既可以把自己的劳动组织起来，也可以把自己与其他商业实体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工业并没有形成或创造出这一新的劳动力，它只是现成地使用它，并改造它。工业对这一新劳动力的控制预设了劳动力的独立的组织形式和“自由的创业活动”。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了解，把我们带到了关于劳动的本质的争论中来，它发生于后福特制阶段中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在经济学家中，这一派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非物质劳动在工业核心地位所允许的各种组织形式中发挥作用。从这一共同基础出发出现了两个不同流派：一个是新古典主义分析的扩展，另一个是体系论。
在新古典主义分析的扩展中，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对市场框架的重新界定来实现的。有人建议，为了解释交往现象和组织形式的新维度，我们不仅应该引入协作和劳动强度，还应该引入其他分析变量（人类学变量？非物质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最优化目标等。实际上，新古典主义模式很难使自己从一般均衡理论所强加的一致性约束中摆脱出来。劳动的新现象学、组织形式的新维度、交往、自发性协同的潜能，所涉及的主体的自治性和各种网络的独立性，这些都是无法预见的，或者说是相信物质劳动和工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般理论所无法预见的。今天，在新数据面前，我们发现微观经济在反抗宏观经济，经典模式正在被一种新的不可还原的人类学现实所侵蚀。
体系论通过清除市场的限制和赋予组织形式以优先地位，对劳动的新现象学尤其是非物质劳动的出现，保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在更为发达的体系论中，组织形式被构想为各种因素的集合，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既包括个体的也包括集体的，它可以允许特定的团体实现其目标。这一组织过程的成功需要调节工具，不管它是自发的还是自动的。它使我们有可能从社会协同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事物，非物质劳动可以因其全球有效性而被大家接受。然而，这些观点仍然与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及其社会领域联系在一起，其中，从经济观点出发来看的有效活动（换句话说，符合目标的活动），在集体性的认知机制中不得不被视为一种剩余。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作为体系性的学科都无法摆脱这一立场。
我认为，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和对其组织形式的描述，可以使我们超越商业理论的前提预设——不管是在其新古典主义学派中，还是在体系论中。它可以使我们为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协同的激进自治在地域层面划定空间。我们可以由此毅然离开旧的思想学派，创立建构性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
一旦这一观点在社会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会发现，生产模式的连续性中出现了中断。我的意思是，和许多后福特主义理论家所持的立场不同，我不认为这一新劳动力对于新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及其积累和再生产过程来说，仅仅是功能性的。这一劳动力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产物，它发生于劳动的人类学现实中，发生于劳动的意义的重构中。雇佣劳动和直接的从属（组织形式上）不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主要形式。形式多变的自我雇佣的自主劳动已经成为主流，一种自我创业的“知识工人”已经进入了瞬息万变的市场和网络中。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出发，对非物质劳动概念进行了分析和构建。如果我们现在从生产循环的全球视野出发（这是生产循环的一个战略阶段），来考察非物质劳动，就能看到后泰勒制生产的一系列特征，它们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我将重点说明，价值增殖过程是如何与社会交往的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阶段（价值增殖和交往）如何直接具有社会和地域维度。非物质劳动概念假设并事实上导致了生产协作的扩大，后者包含了交往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也包含了其最重要的内容：主体性。如果说福特主义把消费结合进了资本再生产的循环中，那么后福特主义就将交往结合了进来。从一种严格的经济学视角出发，非物质劳动的再生产循环切断了“凯恩斯良性循环”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再生产体系中阐述过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推翻“供求关系”，而是要对生产和消费关系作出新的界定。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消费者一开始就内嵌于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消费者不再局限于消费活动（在消费过程中消灭商品）。相反，他们的消费应当根据必要的条件和新的产品成为生产性的。消费因此首先是对信息的消费。消费不再仅仅是产品的“实现”，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过程，是当前用交往这一术语界定的社会过程。
为了认识非物质劳动生产循环的新特征，我们应当把它与大工业生产和服务业进行比较。如果说非物质生产循环直接向我们展示了后泰勒制生产的秘密（也就是说，构建后泰勒制生产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都成了生产性的），那么考察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如何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如何迫使我们对“生产”的经典形式进行重述和重构，都将是十分有趣的。
后工业企业和后工业经济都立足于对信息的掌控。现在的企业不再像19世纪企业那样，要确保对生产过程的内部运行进行监督，要对（包含了劳动力的）原材料市场进行监督，它们关注的重点在生产过程之外：关注销售以及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它总是更偏重于商业和金融，而不是生产。产品在生产出来之前，就必须被卖出去，即使在汽车制造这样的“重工业”中也是如此。一辆汽车只有在销售网络中获得订单之后，才会被生产出来。这一策略以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为基础。它动用重要的传媒和市场策略来获取信息（认清各种市场趋势）和交流信息（构建一个市场）。在泰勒制和福特制生产体系中，通过引入大众对标准化商品的消费，福特仍然可以说，消费者在一款黑色T5轿车和另一款黑色T5轿车之间有选择的余地。“今天，标准化商品不再是成功的窍门，汽车产业本身曾是伟大的‘低价’系列产品之冠，现在则夸耀自己是一个个性化的新产业”——还有品质。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生存就意味着永不停息地追逐新的商业契机，后者意味着更充足、更细分的生产线。创新不再仅仅服从于劳动的合理化，同时也服从于商业法则。因此，后工业商品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包含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创造性过程的产物。
如果我们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大银行服务、保险，等等），那么我所描述的这一过程的特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今天我们所见证的其实不是服务的增长，而是“服务关系”的发展。对泰勒制下服务的组织形式的超越以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一体化为特征，在这里消费者实际上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介入了产品的构建。“服务”产品成为一种社会建构，成为一个“构想”和创新的社会过程。在服务业中，“后勤”任务（传统服务工作）减少了，“前台”任务（与顾客的关系）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人力资源向企业外部发展的新变化。近年来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服务部门的产品越是表现为非物质产品，它就越是使自己远离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工业组织模式。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这一新变化，对泰勒制下服务业的劳动组织形式来说，具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既质疑了劳动的内容，也质疑了劳动的分工（从而使构想和实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方面的）。如果产品由消费者的介入来界定，因而永远在变化，那么就很难对服务生产的标准作出界定，从而建立一种“客观的”生产力标准。
后工业经济的所有这些特征（既体现在大工业中，也体现在第三产业中）在“非物质”生产形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音像生产、广告、时尚、软件、地域管理，等等，都由生产与市场或消费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来界定。这里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远离了泰勒制模式。非物质劳动不断地创造和改变交往的各种形式和条件，后者反过来作为接口又改变了生产和消费关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仅生产了商品，也生产了资本关系。
如果今天的生产直接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那么非物质劳动的“原材料”就是主体性和这一主体性得以生存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环境。主体性的生产不再是一种社会控制（为了商业关系的再生产）的工具，而直接成为生产性的，因为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是构建消费者/交往者——把它构建为“积极的”。非物质劳动（那些在广告、时尚、市场、电视、网络等行业中工作的人）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构建了这一需求。非物质劳动同时生产了主体性和经济价值这一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如何侵入了我们的生活，如何推翻了经济、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各种对立关系。社会交往过程（及其主要内容、主体性的生产）在这里直接成为生产性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生产”了生产。“社会的”（以及更具社会性的语言、交往等）借以成为“经济的”这一过程，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实际上，一方面，我们很熟悉把主体性生产界定为建构“过程”的分析，尤其是在“与自我的关系”中，在知识与权力的生产形式方面（正如在某些后结构主义法国哲学流派中），但这一分析没有充分考虑资本主义价值增殖形式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构成的网络（具有意大利后工人主义传统）发展出了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扩展分析，但这一分析没有充分地把主体性的生产视为价值增殖的内容。现在，后泰勒制的生产模式正是在发挥主体性的作用这一点上得以界定的，它既体现在促进生产协作中，也体现在生产商品的各种“文化”内容方面。
但社会交往的生产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呢？主体性的生产是如何发生于这一过程中的呢？主体性的生产是如何转变成消费者/交往者及其消费和交往能力的生产的？非物质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的观点是：交往的生产过程倾向于直接变成价值增殖过程。如果说交往过去主要由语言工具和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组织起来，那么今天，由于交往嵌入了工业生产，它则是由特定的技术体系（知识、思想、意象、声音和语言再生产技术）再生产出来的，是由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载体即各种组织和“管理”形式再生产出来的。
为了把握社会交往的形成过程及其纳入“经济”的过程，我们将使用包含了创作者、再生产和接受的“美学”范式，它将比“物质”生产模式更为有用。这一范式揭示了传统经济学范畴通常忽视的一些特征，而后者正如我将要阐述的，构成了后泰勒制生产资料“特有的差异”。
生产的“美学/意识形态”范式将被转变成一种小型的社会学模式，带有这样一种社会学转型所特有的各种局限和困难。创作者、再生产和接受这一范式需要一种双重的转型：首先，这一创造过程的三个阶段必须直接以其社会形式为特征；其次，这三个阶段必须被视为一个现实的生产循环的表达。
“创作者”必须丧失个体性维度，进入一个工业化组织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某种劳动分工、投资、订单等），“再生产”成了一种根据利益法则组织起来的大众再生产，而观众（“接受者”）成了消费者/交往者。在知识经济的这一社会化过程和吸纳过程中，“意识形态”产品获得了商品的形式。然而，我应当强调，资本主义逻辑之下的这一吸纳过程以及产品向商品转化的过程，并没有破坏美学生产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并没有破坏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创造性关系。
让我来简要说明一下，构成非物质劳动生产循环的各“阶段”（非物质劳动本身、其“意识形态/商品产品”和“公众/消费者”），相对于“资本”再生产的各种经典形式，所具有的特殊差异性。
就非物质劳动作为“创作者”而言，有必要强调它的各种生产协同的高度的自治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非物质劳动迫使我们对劳动和劳动力的经典概念质疑，因为它来源于对不同种类的专业技能的综合：知识技能、手工技能和创业技能。非物质劳动直接把自身构建为各种集体形式，它作为网络和流动而存在。这一协作形式和这些技能的“使用价值”向资本逻辑的屈服，并没有取消非物质劳动结构上的自主性及其意义。相反，它打开了对抗性和矛盾，如果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的话，这些对抗性和矛盾至少需要一种“新的阐释方式”。
“意识形态产品”彻底成了一种商品。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并没有把产品当成现实的一种“反映”，当成对现实的虚假意识或可靠意识。相反，各种意识形态产品生产出了现实的各种新的层级，它们是权力、知识和行为交织的场所。观看和认知的新模式要求新的技术，新技术要求观看和认知的新形式。这些意识形态产品完全内在于社会交往的形成过程中，也就是说，它们既是这些过程的结果，也是这些过程的先决条件。意识形态产品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的意识形态环境。意识形态产品转化成了商品，却没有丧失其特殊性，也就是说，它们总是在对人言说，它们从“观念上阐释意义”，因而提出了“意义”问题。
一般公众倾向于消费者模式（听众/顾客）。公众（在使用者的意义上——读者、音乐听众、电视观众）也就是言说的对象具有双重的生产功能。首先，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的受众，公众是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要素。其次，公众是生产性的，他对产品的接受在生活中赋予产品“一个位置”（换句话说，把它结合进社会交往中），赋予其生命并使其不断演化。从这一观点来看，接受就是一种创造行为，是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不能废除这一双重的“创造”过程；它必须按它本来的样子接受它，尽力控制它，并使它屈从于自己的价值。
因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不能消除的是事件性，是创造的开放过程，后者是在非物质劳动和公众之间建立起来的，是由交往加以组织的。如果非物质生产中的创新是由创造的这一开放过程开启的，那么企业家为了扩大消费和不断推出新产品，将不得不模仿公众/消费者生产的“价值”。这些价值预设了存在方式、生存模式和支持它们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思考出发，出现了两种后果。首先，社会价值被“用来生产出经济价值”。意识形态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歪曲了社会想象，后者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但同时，商品生产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无力性，就自身的生产而言。第二个后果是生活方式（以其集体的、协作的形式）现在成了创新的源泉。
对非物质劳动循环这些不同“阶段”的分析，使我得出以下假设，即根据直接生成“意义”的情态而言，社会关系的整体（这里以创始者—劳动—观众之间的关系为代表）具有“生产性”。这一类型的生产的特殊性，通过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不仅在生产过程的“形式”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提出了资本主义占有这一过程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协作是经济学无法预先决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社会生活本身。“经济学”只能占有这一协作的形式和产品，使其标准化、常规化。而创造性的、创新性的因素是与只产生于生活方式中的各种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创造力和生产力一方面存在于生活方式与其所产生的各种价值的辩证关系中，另一方面存在于构成它们的各种主体活动中。企业家（赞成熊彼特理论的）在自己的创新能力中寻找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根基，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不生产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他们甚至不生产创新。对经济学家来说，这里只存在管理和调节非物质劳动活动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对交往和信息技术及其组织过程的控制，创造某些手段来控制和构建公众/消费者的可能性。
这些简单的思考使我们有可能质疑脑力劳动特有的创造和传播模式，从而超越创造性是“个性”的表达或是“上层”阶级的继承物这一概念。西美尔和巴赫金的著作，写作于非物质生产刚具有“生产性”的阶段，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探讨非物质劳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西美尔从完全肯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出发，提出了一种脑力劳动创造性理论。其次，巴赫金从拒绝现有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出发，提出了一种社会创造力理论。实际上，西美尔通过由阶级关系调控的模仿和区分现象，阐释了“时尚”的功能。因此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是时尚的创造者，而下层阶级则力图模仿他们。时尚在这里的作用就像一个屏障，它不断地推倒、重建。有意思的是，根据这一概念，创造性的非物质劳动仅限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并且只有通过模仿才能扩散开来。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一模式接受了建立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后者以调节创造和创新的社会化过程并使其神秘化为目标。如果说在大众消费诞生的时刻（西美尔已经敏锐地预见了其效果），这一模式与非物质劳动市场的机制之间还存在某些对应的可能性，那么，在后工业社会，它无法说明非物质劳动和消费者—公众之间的关系。相反，巴赫金认为非物质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分，显示了创造力如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巴赫金和列宁格勒学派其他成员论“美学生产”的著作具有同样的社会关注维度。要发展一种关于非物质生产的社会循环理论，这是最有希望的研究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