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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皮佩尔诺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
马克思认为科技知识在生产中的系统应用，将把工人从工厂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以人类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财富标准彻底失去作用。事情并没有照马克思说的发展下去，劳动时间仍然支配着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计算机以一种特有的时间观念带来了构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信息知识使不同形式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识模式的不同等级秩序。计算机技术在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引入有力地促成了记忆的语义学变化。我们的文化已经经受了口承文化中神话的消亡和书写的出现，今天我们同样痛苦地经历着技术信息知识世界的到来。思维模式的转变是与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由技术创新导致的。即使信息技术确实造成了失业，但机器未必就是失业者贫困的根源，我们要勇于给劳动一词设定新的意义，以寻找抵抗的可能性。
为了消除失败的阴影，我们选择阅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经典段落“机器论片断”，这里的文字读起来有预言的味道，而对该文本的适当评价将是对自动化理论的简要阐述，也就是说，对都灵机器的广泛描述。从控制论机器角度来构想生产，使生产具有了自然科学特征，具有了科学再生产自然过程的特征。同时，它也把人类身体的活动、活劳动还原为这一过程的简单要素：有意识的器官，是防止这一过程出现中断的观察的眼睛。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认为科技知识在生产中的系统应用，将把工人从工厂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以人类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财富标准彻底失去作用。
事情并没有照马克思说的这样发展下去。劳动时间仍然支配着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其矛盾性结果是，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被抛入非劳动的深渊。对经济学家和经济感性而言，人类劳动时间仍然是社会财富的微薄基础。然而，如果经济感性概念和定义得以保留，那么人类劳动从工厂生产中的解放，这一由马克思直觉提出并在今天我们眼前得到实现的条件，似乎会带来共同感情和情绪的突变、对共识的不同处理、日常生活中关键概念（比如时间、真理和记忆等）的语义变化。
计算机以一种特有的时间概念为标志，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最终无法代表人类的状况。计算机特有的时间是最短的时间间隔，即与计算机的物理过程相关的最快的迭代速度。计算机特有的时间接近于光学时间，即用光速测量的时间。对计算机来说，一秒就相当于无限。由地球自转形成的时间单位“天”，几乎成了无止境的时间，极其漫长。
如果我们回顾技术发展过程中人类时间和机器时间之间关系的历史，很容易就会发现计算机与简单的工具和钟表之间的巨大差异。只要机器是人类劳动的工具，人类手工制作的工具，它就遵循人类身体的节奏。身体和工具是同步的，机器没有任何自主运动，因此技术领域遵行的时间和人类赋予它的时间是一致的。当工具被（以机械时间为特征）钟表取代时，人类身体经历了要赶上机器节奏的令人困惑的阶段。机器时间在工人身体中安营扎寨——例如，想象一下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最终，计算机的出现引入了一种超出人类经验范围的时间。计算机编制和执行计算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人类的思维根本无法捕捉。计算机把劳动简化为计算，它带有令人眩晕的速度，它使过去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数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当下时间的这一巨大膨胀打乱了现代的时间心理，这一心理机制建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元结构上。时间把自身揭示为一种语言惯例和词语建构，而不是现实的固有属性。这一祛魅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社会自由：重接定义时间的自由，改变时间这个词的含义。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计算机实现了现代性精神，因而耗尽了现代时间。在这一点上，生产和再生产数学语言的特定人员也属于机器，因为数学知识的极限和计算机的极限是一致的。世界的数字化就这样完成了。可以用数学形式表达的内容和机器实际或潜在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
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技术的终结，而是技术意识形态的重组：技术的数学神话，数学作为技术真理的保证。与这一最终的完成、极限的碰触相对应的是人类意识的飞跃，是一种构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例如，正因为数学计算是计算机的一个功能，在自然的再现中，我们可以把数学抛之脑后，我们可以忘记数学。
与书写一样，计算机是一种知识技术。它的出现类似于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逻辑”思维其实是一种比较晚近的思维，它由字母书写及其所包含的学习经典塑造。人类学研究有大量证据表明，书面文化中的言说者通过概念思考，而口头文化中的个体通过情境思考。字母和语音书写为理性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条件。从表意符号到字母，再从书写到印刷品，口头文化对记忆术的偏爱失去了意义，在知识的传承中叙述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赫西俄德那里，正义是一个行动的人，他被感动，也遭受苦难，而在柏拉图那里，正义只是一个概念。口头文化中的人物和英雄以及神话传说中的主人公，通过书写转化成观念和原则。
显然，字母的出现和书写文字的发展并没有驱逐声音文字，只是改变了它的构成。在共同体能够使用书写文字以前，口语服从声音文字的核心地位，后来声音文字降为书写的对象。因此，举例来说，诗歌和歌曲无疑在书面文化中保留了下来，但它们的记忆功能和百科全书功能无疑被破坏了，只在文字的严格意义上具有美学价值。
在西方，书写文化的扩张过程由于投身声音本身的领域，即音乐领域，而进入了一种矛盾境地。书面音乐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它在音乐的口头传统外，发展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这一活力离不开与书写和声音之间的联系的比较，因为音乐作品与乐谱是一致的，乐谱是一劳永逸地写在纸上的抽象符号结构。乐音被称作“音符”，也就是书写的符号，这不有点矛盾吗？音符指的是音乐视觉再现的约定俗成的系统。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把音乐和乐谱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就相当于把思考贬低为书写的句法规则。
散文写作当然不是哲学、法律或科学思想的简单表达，尽管这些文化领域在书写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实际上，如果没有书写的话，就不存在日期、观察表、图表、法律条文和哲学体系——更不要说对这些的批判。由于书写的出现，记忆逐渐脱离了个体，也脱离了集体。知识凝结在文字中：它就在这里，唾手可得，可以查询、比较。这一类客观的记忆使知识脱离了个体或集体的存在形态。知识不再培养人，使人成为特定语言共同体的部分。它成了分析、批判和检验的对象。在其现代批判意义上，对真理的需求成了有形记忆坏死部分的附带结果，当知识被书写编织的符号之网捕获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正是书写保证了理论和阐释学这两种知识模式的传播，这已经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老生常谈”。正如其词源显示的，理论意味着视野、观照。它是通过视觉隐喻产生的，知识通过视觉获得，人们通过视觉接触书写文本。理论也是一个序列，一个接一个的符号序列形成文本。因此，在数学文献中，例如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一长串公理跟随着几个定理，就像古希腊人列队跟在祭司和神像后面去参加奥林匹亚庄严的盛宴。另外一种认知模式，即寻求意义的阐释学，是通过与占卜活动的类比，作为解读符号的隐喻而产生的。在所有的书写文明中，对意义的追寻都通过对神圣文本的解读达到了顶点，一代又一代的专职人员带着一种本身同样神圣的狂热献身这一事业。此外，毫无疑问，与阐释学一样，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模式在早期的口头文化中就存在，但只有文字的发展才使它获得了一种认知构成上的优先地位，并成为一种主导知识类型。
让我们来看看书籍的例子。在古希腊，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书籍必须被大声朗读，因为只有通过响亮的声音，文本才最终完成。在现代，书对读者来说不再是帮助记忆的符号，而是反过来如席勒所说的，人类的身体和声音为无声的思想提供了表征。对现代人来说，写作直接表达了无声的思想，思想通过书写获得了身体和声音。
计算机传播了完全不同于理论与阐释学的第三种知识模式：信息知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应该避免幼稚地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认为信息知识诞生于今天，担心它会使经典的知识模式土崩瓦解，而应看到正在发生的是知识形式的不同结合，形成知识模式的不同等级秩序，例如，控制论现在占据主导地位，它使理论和阐释降到从属地位，如果说没有彻底被边缘化的话。理论和阐释被从主导位置上赶了下来，正如之前时代，诗歌、歌曲和故事被理论散文和阐释评论从知识的主导类型宝座上赶了下来。
信息知识以其操作性区别于其他知识模式。显然，它具有双重性质。第一个原因在于，控制论要根据各种界定清晰的操作规则处理大量互不相关的符号。第二个原因在于计算机为了操作的目的而存储信息的特征。无论是决策、诊断、管理还是计划，信息知识的核心目标不是事实和判断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而是程序的优化。信息知识不断改进程序，从而使行动更有效，最重要的是更快。
操作性文化相对于理论和阐释的优先性，通过前者对后者的贬低性重新界定而得到确认。即使是数学理论的制定也开始被科学界视作一种美学装饰活动。日常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发展局限于（并非完全令人失望）模拟、数学模型、“开放系统”和最新的完整数据库。理论退化为促进计算的记忆技巧——只要构建了一个聪明的算法来进行预测和行动，即使不提供任何解释，人们也可以摆脱这些技巧。计算模式现在已经侵入了生物学、心理学甚至社会科学领域，它把理论重新界定为一种不成功的计算，正如19世纪人类学家将野蛮社会的知识重新界定为错误的或不连贯的理论，尽管它根本不是理论。
计算机技术在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引入有力地促成了另一个关键术语“记忆”的语义学变化。一开始，人们可能会认为，以数据库形式无限增长的计算机信息存储，继续了之前由书写来完成的知识的积累和保存任务。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库并不能收集与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所有真实数据，而只是为特定付费用户提供可用的全部知识。世界上储存的信息，近三分之二涉及极其专业的策略、经济、商业或金融数据。使用数据库的原因首先是操作性的：尽快获取最可靠的信息，作出最有效的决策。过时的数据被系统性地清除了，因此与其说数据库是一种记忆，不如说是一面镜子，尽可能忠实于市场或专业活动的给定瞬间。
“专家系统”可以被认为是最复杂的数据库，能够通过利用现有信息，自主得出新结论，这加速了记忆一词的语义流失。这些系统实际上不是为保存专家的专业知识而设计的，而是以专家们那里借来的知识核心为起点，不断发展。“专家系统”程序并不需要在每次得出原创性结论后重新编写，说明性语言使系统的完善和更新不需要从头来过。在某种程度上，“专家系统”在获得经验的基础上自动改进其功能。在这里，知识不再凝结在书写文字中，而是通过不间断的运动被人们占有，不断变化，因此总是最新的，随时可以使用。在这里，记忆被托付给自动机器，成为操纵和阐释的对象，如此地外在于个体的身体和集体习惯，因此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意义。
在口头文化中，集体和记忆是一体的，知识致力于保存同一性、本身永恒的变化。记忆的半客体化是书写文明的特征，它使现代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成为可能。因此，信息知识从人类的“记忆”活动中解放出来，或者说，信息存储成为机器的一种功能，从而使真理不再是知识的基本目标，而是有利于操作性和速度。
书写文明通过把口承文化中的人物和冒险英雄转换成概念，使存在思想的展开得以可能。计算机通过在程序中粉碎由书写文明构想出来的概念，通过把逻辑作为一种动力，在纯粹的加速度中重新吸收了存在思想。我们集体性地感受到了文化的衰退和知识模式的式微，那是我们通过长期的教育学会要珍视的东西。我们同样认识到了抵抗的无效。信息技术将继续存在，而我们只是处在交往模式和思维模式转型的开端。
正在发生的转型和古希腊人发明某些类型的“理性话语”有些类似。我们所面对的思维模式的变化和口承文化向书面文化过渡时发生的情况类似。这种比较应当被视作对我们的知识模式的历史性的一种提醒：新生的都会消亡。我们的文化已经经受了口承文化中神话的消亡和书写的出现，今天我们同样痛苦地经历着技术信息知识世界的到来。
最后，为了避免妄下结论，我应当提醒大家，计算机的特点起到了可能性条件而非决定性条件的作用：一台新机器总是能与旧的胡说相容。思维模式的转变是与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由技术创新导致的。计算机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拥有的集体自由，来改变那些看似永恒的词语的意义，这也意味着改变词语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情绪和感受。这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很难得到很好使用的自由。因此，即使信息技术因为使重复的人类劳动完全成了多余，从而确实造成了失业，但机器未必就是失业者贫困的根源，未必就是从被社会认同的工作中排斥出去而导致交流的丧失的根源，这既痛苦又屈辱，未必就是那种私人化的时间观念的根源，它在反抗梦想的、混乱的、反社会的时间观中危险地发展。失业带来的贫困是真正的贫困，自由决定自己时间的痛苦源于欲望，或者说源于欲望的缺失，源于自身不敢给劳动一词设定新的意义，设定另一种时间表，一种不同的集体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