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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雷韦利
（意大利东皮埃蒙特大学）
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厂赋予工人个体以意义和内容，从工人进入工厂的那一刻起，语言上的不同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开始变得趋同，开始形成一种集体文化。80年代早期，由菲亚特事件所导致的重组过程影响到所有工厂。它“消解”了工厂，使工厂不再是归属和聚集的场所，给工人阶级的集体性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构建集体行动是70年代工人阶级运动关注的焦点。它是一种反对工厂异化的自我防御性“生理机能”，也构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对自身作为可变资本的存在方式的拒绝。工人中的少数派试图占领工厂“沙漠”，把它变成可以培育自身工人阶级身份和阶级归属感的场所。他们可能确实在那里建立起了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抗一切的精神。工人中的这些少数派被资本的流动性打败了，然而，这并没有消除这一方案的伟大，它可能是抵抗结构性虚无主义现实的最后堡垒。
如果我们从“根基性”和“运动”概念出发，来回顾过去25年中的政治发展，很容易会得出令人失望的结论，或者说有悖于直觉的结论。在这一时期，曾经的变革主体似乎失去了活力，成了静止的马达。工人阶级曾经是反抗现存秩序的最杰出要素，但它现在似乎把维持现状、维持静止状态和僵化的实践视为自己的首要武器，而另一方面，从目的和动机来说，抵抗、变革、多变性和速度——现代性的各种宏大神话——却成了资本的特性，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已经转移到资本家阵营。简言之，“社会运动”的本质似乎成了保持不动，而保守主义的本质则变成了促进社会运动。这正是我们在意大利贫乏的（实际上极度贫乏）社会学文献中发现的悖论，这些文献覆盖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整个社会领域，换句话说，这一文献并没有局限于最初的群众自治运动，或中间阶段的工会主义运动和常态化运动，而是涉及了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经济腾飞到危机，从60年代到80年代——，从而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视角”作出判断。
对部分文献作一个简单的评述可以澄清这一悖论中的某些术语。例如，《菲亚特的另一面》（The other face of Fiat）
是一本反映都灵米拉菲奥里菲亚特工厂（“Mirafiori”Fiat auto plant）历史的书，作者都是下岗工人协会成员，描写的是他们的个人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2个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自传”，他们在“菲亚特35天”（指1979年大罢工失败）之后，继续组织起来反抗，而发表这一著作也是为了保持和深化这一集体身份。这22个故事完全不同，不管是叙述者的语言，还是他们的籍贯、年龄、政治立场以及对工会的态度，但它们在一个问题上是立场一致的：即工厂作为一个有利空间，在形成和发展他们的集体身份（通过冲突）的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位置，他们都决心捍卫这一归属感，愿意因此而承受工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后果。在直接的政治性之外，这一集体文献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社会运动与归属感之间显著的相互作用是每个个案的普遍特征：运动作为个体的命运，而归属感则作为一种理想。
这些人似乎被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不断地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从书中的一些章节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普利亚到菲亚特》《从卡拉布里亚到菲亚特》《从普利亚乡村到米拉菲奥里》《从林格托到米拉菲奥里》《从米拉菲奥里到福瑞斯托尔》《从米拉菲奥里到失业》《去博尔加罗托以及回来》，等等。同时所有这些叙述都包含了一种明显的怨恨，在他们的“社会游荡”生涯中，他们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一个可以安放他们的归属感的“国度”（然后又再次失去）。仿佛从个人的孤立状态中脱离出来以进入一种更集体性维度的这一事实，预设了运动的停止，预示着进入了一种较慢的、更具积累性的生成节奏中。
当然，你可能会说，这是都灵，这是菲亚特。并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都灵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城市。菲亚特在整个意大利都是个例外。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詹弗兰科·波尔塔（Gianfranco Porta）和卡洛·西莫尼（Carlo Simoni）的著作《困难时期》（The difficult years），这是对布雷西亚FIOM金属加工厂（FIOM metalworker shop）工人的有趣研究。
这一研究一旦扩展到意大利其他城市，最终将为我们展现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的社会史，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和菲亚特同样的情形。作为本书素材的50个长篇访谈，包含了不同个体对自己生活的阐述，描述了与都灵极其相似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同样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来自非常不同的社会阶层，但都聚集到一个地方：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厂，这一场所赋予了所有个体以意义和内容——不仅为政治意义提供了基础，也为潜在的动机、共享的价值观、解读社会和规划自身的能力提供了基础。从工人进入工厂的那一刻起，语言上的不同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开始变得趋同，开始带上合唱的色调，成为一种集体文化。你甚至可以从他们工作地点的名称和名称缩略语中感觉到这一点：Pietra、OM、Atfb、Idra，等等。提到特定年代也能唤起这一感觉：1968—1969年是一个“新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个团结的年代，1974年和布雷西亚爆炸案（Brescia bombing）是政治动员的顶峰。最后，出现了一种具有共同的基本假设的文化。在关于布雷西亚的叙述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种一致的意见，即认为危机始于80年代早期，由菲亚特事件所导致的重组过程开始影响到所有工厂。它“消解”了工厂，也就是说，使事物重新流动起来，打开了一个流动过程，使工厂不再是归属和聚集的场所，使个体重新回到原子化孤立状态。就像在菲亚特发生的情形一样，在布雷西亚，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被迫的失业，伴随着技术和市场的要求（现代离乡背井的典型形式），给工人阶级的集体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转至防守态势并瓦解它，这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生存层面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病理上的。
8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对都灵工人阶级的研究：《马塔依亚合作社：劳动力流动时期菲亚特工人的特征和姿态》（Cooperativa Matraia：Caratteristiche e comportamenti degli operai FIAT in mobilita）。
这一研究记录了菲亚特工人的不屈不挠，他们扎根于工厂，不愿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同时也是心理上和生存层面的）接受任何形式的“流动性”。你可以称之为拒绝，这和他们在工厂中建立的集体身份的力度和参与冲突斗争的强度是直接相关的。超过60%的受访者（更精确地说是62.2%）声称他们完全拒绝到菲亚特帝国之外去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37.8%的受访者中，只有3.2%的人可以说是适合“流动的”，就像1980年菲亚特协定所界定的那样——换句话说，适合于流动到其他生产部门中类似的工作岗位上去。（事实上，在流动名单上的6500名工人中，通过这一时期发明的不切实际的程序，最终只有29人在其他工厂中找到了工作，为这一不妥协提供了奇特的理由。）另外11.2%的人——在这一研究中被称为“先锋”——把自身被当成冗余劳动力这一事实视作一种新的开端，一种把自己从工人状况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方式，而其他19.2%的人——“流动工人”——则把它当成离开城市、实现地域性流动的一个机会。
最有趣的数据可能和受访者的年龄和进入菲亚特的时间有关。绝大多数的工人“先锋”（64%）和“流动工人”（58.4%）年龄在25岁以下，几乎所有人都是在1975年后参加工作的，很少有人赶上了“大转型”时代的斗争。另一方面，那些斗争的主力们——尤其是那些“出走者”（仍然把工厂视为可以回归的“家园”）和“激进分子”（工会成员和积极分子）——年龄大约在30—45岁之间，他们进入工厂的时间大致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换句话说，他们是斗争环节的核心人物：他们通过这一集体经验“强化”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因为这一“身份认同空间”的解体而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进一步的新研究是由皮埃蒙特大区的卫生部门资助、由菲利波·巴尔巴诺（Filippo Barbano）带领的一个社会学团体完成的，研究成果的名称是：《下岗工人及其心理问题》（Laid-off worker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这本书记录了工厂主对工人实施的强迫“流动性”所造成的心理问题和付出的人力和社会成本。1981年以来，大量下岗工人因为各种心理问题（从单纯的抑郁到自杀）向都灵精神医疗部门寻求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65.4%）来自30—50这一年龄层，来自意大利南部或各岛屿（67.5%），只接受过一点中学教育，被划归为工厂工人（90.3%）。换句话说，他们在某些方面是60—70年代早期工人斗争中的主人公的社会学镜像。他们是对改变工厂作出贡献最多的群体，但反过来也是在工厂转型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这一事实是对“工业共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industrial consensus）的一种断然拒斥，后者一度声称工厂中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不那么糟糕了。这一事实也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用以解答我们的首要问题：运动和归属、身份认同和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本质问题。
彼得罗·因格劳（Pietro Ingrao）是对的，他在给《菲亚特的另一副面孔》所写的精彩导论中，强调了“劳动团体”的重要性。他谈到了一种“具有物质架构的集体，它似乎对不可还原的个体经验的特殊性进行监督并加以改造”。他也强调了大工厂对工人个体所带来的挑战的戏剧性本质，认为有必要“创造集体行动方式，以应对长期而艰苦的较量”
。构建集体行动可能是70年代工人阶级运动关注的焦点。它是一种反对工厂异化的自我防御性“生理机能”。然而，它也构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换句话说，它特有的表达自身对商品形式的拒斥的方式，和对自身作为可变资本的存在方式的拒绝，这是通过确认个体得以保存其人性的唯一方式来实现的。在一种共产主义的语境中，工人阶级通过联合行动抵制由技术导致的“无根性”。
这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种“归属感”，即对某个“地方”的认同，他们可以在那里培养集体意识，伴随其伦理符码、不成文律法及其正义标准。为了产生实际效果（改变现实，而不仅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运动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固定视野、一个从地理和技术坐标出发得以界定的领域。这一方案正是被同等但相反的一个过程打败的，被资本的极端的形态变化打败。资本把自己的本质伪装成具体的、“静止的”（作为生产资料的集合），把自己乔装打扮成货币和抽象知识。
几年前，在一本题为《出走和革命》（Exodus and Revolution）的有趣的书中，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他把出走者视作各种革命理想的原型。
他想用这一概念来强调运动、过程和解放之间的相互联系，其中回响着旅行、进程和生成这些隐喻。然而，在接受这一点的同时，我必须承认，在朝向希望之地的途中（“在运动中”）、在朝向自身解放的集体维度的途中，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动力（“在一起”），更多的可能是沙漠中的无方位感、非流动性和不变性，而不是对靠近某种最终的将来目标的任何希望。
这可能就是7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工人中的少数派试图占领工厂“沙漠”，把它变成可以培育他们自身工人阶级身份和阶级归属感的场所。他们可能确实在那里建立起了这一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抗一切的精神——反抗技术创新的客观过程，也反抗后物质主义社会中的主体机制，这和“运动中”的多数人朝向消费主义和（如果可能）超越工人阶级条件的趋势是完全相反的。工人中的这些少数派被资本的流动性（被其速度）打败了，被这一沙漠的形态变化和转型打败了。然而，这并没有消除这一方案的伟大，它可能是抵抗今日现代性的、结构性的虚无主义现实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