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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莎·德尔雷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在福利国家中，再生产劳动构建了妇女与国家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从妇女问题框架出发，可以为分析和克服福利国家危机提供新角度和动力。由福利国家所实施的再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转变传统家务劳动的一种方式。这些传统家务劳动不再限于私人领域，而是由国家机构来组织或由国家来控制。与这一社会化相联系，再生产实现了向雇佣劳动的转型，再生产的这一“职业化”标志着再生产劳动的深刻转型，标志着妇女的特定类型的劳动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女性成了福利体系的消费者和雇佣劳动者，用她们的工作来补偿体系的失灵。这在妇女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当前关于福利制度的研究没有考虑再生产的主体问题，没有意识到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促进了福利体系的发展。资本主义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福利体系中得到了再生产和社会化，面对这样一个掩盖了再生产真实成本的体系，妇女必须有能力介入我们社会的重要问题，并为改变带来强有力的新维度。
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俄狄浦斯的身体和欲望对他的自由意志、自主性以及知识与意志之间关系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体，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的身体，却几乎不可见。我们对她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她的欲望、她的内疚，也不知道她是否明了自己遭遇的这一切。
她不知道自己是俄狄浦斯的母亲，而爱上了自己的儿子，此外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包括她的顾虑、愿望和需求。她没有欲望：在俄狄浦斯神话中，她默默承受一切，然后消失。甚至弗洛伊德对她也不感兴趣，在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神话的阐释中，他无视这位母亲的存在，但她无疑也遭受了痛苦，经历了强烈的情感和欲望。母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对二者欲望的阐释也是非对称性的，在神话故事本身和当代精神分析对它的阐释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它的残缺不全的解读。因此，俄狄浦斯神话鲜明地代表了那些自称“科学”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读。这一类型的解读否认故事中包含的性别差异，拒绝承认伊俄卡斯忒是现实和思想形成中的结构性要素。
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法刊《科学人文》最新一期一系列文章提出，人文科学立足于少数几个不断重述的主题、问题或神话，它们一直都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动力。
这些文章并没有考虑性别差异问题（作为一种关键事实）。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它们分析的对象——人类，是有性别差异的，性别是人类社会构成中的结构性要素，或者性别问题对于种族、阶级和族群概念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性别差异不是和一些基本问题相关的小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点根本无人提及。性别差异因此被掏空了意义，首先是以主体的名义，在研究者的象征秩序中，这一主体被想象为男性，其次是以社会的名义，这一社会的权力和组织结构正是建立在这一男性主体之上的。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视为非对称的、不可比较的，这意味着对现实作出了新解释，对把性别差异视为社会现实的基石的生产话语作出了新解释。男女之间的差异构建了一种必要的价值观，它能导致变革，因此，它代表了一种优于当前的各种研究范式的分析工具。值得强调的是，不只是在我们的研究中要“加上”女性的问题，这样一种行为不啻在一个永恒不变的象征秩序中增加了一点新元素。社会科学中的女性主义话语已经提供了很多建议，指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向，它可以赋予现实以意义和人性价值。
性别差异问题被吸收进对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中，这戏剧性地凸显了一个经常被遗忘的问题，也就是个体在社会的、私人的、物质的和精神层面的再生产问题。对女性来说，再生产和生产劳动、解放和传统妇女角色之间的持续更替，隐含了她们对现实的解释的变化，隐含了她们自身生活组织方式的变化。单一的传统阐释结构（例如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发展）与更为复杂的各种转型图景相冲突。如果我们接受下述说法：（1）认识到自身的性别角色，这暗含着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它立足于性别化主体之间的关系；（2）这样一种关系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也是必然变化的；（3）即使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概念，至少也包含着社会变化的火花
，那么，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成果就成了一种文化工具，用来表达各种科学范式（尤其是社会科学范式）对于理解现实来说是多么不充分。
因此，妇女——她们的存在、她们的本质以及她们的各种活动——成了哲学和知识话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承认女性在多种象征场合和物质场所构建起来的主体性，可以揭示今天仍然被视作普遍的世界图景中所包含的局限性。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浪潮把两位共和党人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之后（现在由民主党的克林顿取而代之），通常以贬义被提及的福利国家这一术语，现在用来指代各种公共开支（例如，公共教育和公共交通、公务员工资、公共医疗和养老金）。
应当弄清楚的是，国家提供的一系列物品和服务（例如公共交通）和福利国家并没有什么联系；此外，公共教育也不是在福利国家的领域中诞生的，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培养世俗化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必要手段。
其他几种公共开支（例如国防、公共秩序和司法方面的开支）与国家的普遍职能有关，也不是福利国家所特有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被统称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管理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因为自由放任理论无法提供有效的工具来管理复杂的工业经济，这同样不是福利国家所特有的。一旦世俗的团结原则取代了宗教的慈善原则，福利国家就建立起来了。福利国家的理念是，所有公民都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使由于一开始出身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允许。
救助、社会安全和公共医疗因此与福利国家有关，并代表了一种收入形式和社会服务分配形式。
黑尔佳·玛利亚·赫内斯（Helga Maria Hernes）谈到了两波福利主义：第一波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第二波则涉及再生产领域。
也就是说，这里在方向上有一个从商品生产领域向再生产领域的转变，在商品生产领域，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得到保障以使生产得以继续，而在再生产领域，得到保障和控制的（和生产没有直接关联，但无疑也以生产为目的）是个体的再生产。
历史地看，个体的再生产一直是妇女的任务。在福利国家中，再生产劳动构建了妇女与国家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一直以来，国家都是调节积累过程和人口的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之间关系的机制。现代国家控制了内在于雇佣劳动分配、劳动力的特定分配及其所包含的资源中的冲突。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体系中，再生产劳动主要是由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构成的。通过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并利用其社会权威（由其特有的不稳定薪酬而间接得以巩固），体系确认了自己对生产和再生产的永恒过程的统治。两个过程之间的“恰当的”平衡关系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延续提供了条件。
许多制度和管理实践也涉足了不同性别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它们反过来也直接受福利国家相关措施的影响：例如，劳动的性别化分工（包括看护工作组织和从业人员）、雇佣劳动（作为进入当前社会中核心的管理形式的通道，作为一种求生手段）、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准入机制。
公民获得生存手段的途径得不到保障，这使国家对部分人口承担起了直接的责任，尤其是雇佣工人、失业者和那些无法直接靠工资生活的人。
然而，国家在社会阶级问题上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在性别问题上也一样。实际上，国家对妇女的控制可以使它实现对人口的控制。在劳动力作为最基础的商品的生产世界中，人口是关键因素。由于福利制度的存在，国家容许妇女付出更多的劳动，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她们比男性更穷，更少得到保护。尽管国家在与再生产相关的问题上承担了直接的责任，但它介入这一领域不是要替代家庭，而是要维系家庭。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政策中，妇女总是被含蓄地要求履行其家庭责任。整个福利体系主要都是针对男性雇佣劳动者的：实际上，女性得到的经济资源的比重要小得多，因此存在于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领域中的歧视实际上得到了巩固。
即使在妇女参加雇佣劳动比例较高、公共服务范围较广的那些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妇女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劳动为核心），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瑞典是个发达国家，它的例子也表明，要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机构中消除妇女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手段这一信条，有多么困难。
然而，需要补充的是，与国家的关系领域实际上已经给妇女创造了从对男性雇佣劳动的依赖的私人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在女性的斗争策略中，国家并不总是被视为敌人。从女性主义在欧洲各国穿越各种制度的“长征”历史中都可以看到：只要提到争取同等机会的漫长斗争就可以了，这不仅包括消除工作场所和薪酬方面的歧视，同时也包括确认行为，一套考虑某个工作与再生产劳动的相容性的机制。
这些斗争的局限性在于，它们成了获得工作的前提条件，它们帮助妇女（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再生产劳动）去适应雇佣劳动的各种条件。
然而，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和对法律上的平等概念的空洞形式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转变成对福利国家的彻底拥护。女性主义对其庇护主义的态度总是提出特定的要求加以反抗，例如增加收入，提高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在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这些要求已经伴随着一种迫切的普遍的吁求，即建立一种实体性的福利制度，但真正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女性已经不再根据人口计划生育孩子，因此为她们自己也为她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再生产任务的降低相应地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1990年，意大利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福利方案，这一方案回应了民众的诉求，被称为“及时的提案”。
提案的目的是要克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通过对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不仅包括两性之间，同时也包括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平等的重新分配，使个体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模式：由于出发点是时间和进度问题，它也囊括了城市结构问题，因为它将商讨我们居住其中的空间的功能问题。这一模式已经在几个地方进行了试验。
妇女生活中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相互交织，已经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激发了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
在欧洲各国妇女中引起了更多兴趣的这一动议，除了是由妇女提出（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在各政党中并没有得到讨论，在意大利议会中也没有激起讨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没有区分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时间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它考虑的是整体的生存时间，而不只是局部的时间，考察的是日常生活中需要得到合理安排的时间。个体再生产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工作场所和市场中的从属地位，是由女性提出的这一“普遍性”方案中的基本要素。
对于女性来说，更多需要的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关注，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关注（即使经济因素在获得自主性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需要一种批判原则，它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剥削机制，战胜复制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的法律上的分配逻辑的局限性。明确地诉诸妇女问题框架，可以为分析并克服福利国家问题提供新的想法和动力。
在电影《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盖里·库伯（Gary Cooper）扮演的一个正直建筑师提出：“为其他人提供免费劳动的人是奴隶。”那么女性呢？女性总是无偿地为其他人提供再生产劳动，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我们不想意识到这一点，即使这一劳动中的部分是有偿的，如果照价算的话，它会在国家预算中占多大比例呢？
由福利国家所实施的再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转变传统家务劳动（例如医疗、卫生、抚养和教育）的一种方式。这些传统家务劳动不再限于私人领域，而是由国家机构来组织或由国家来控制（除家庭中对家务劳动的普遍控制外）。与这一社会化相联系，再生产实现了向雇佣劳动的转型，这些工作岗位包括与控制个体的再生产相关的岗位，尤其是为女性创造的工作岗位，如社会工作者和护士。再生产的这一“职业化”标志着再生产劳动的深刻转型，标志着妇女的特定类型的劳动（即历史上一直以来赋予女性的工作）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1991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从事医疗、教育和统称为“其他服务”的行业以及销售和餐饮业的妇女，在妇女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中超过了50%（与男性28%的比例相比）。在同一年份，94%—100%的从事学前教育的教师是女性，这一比例在中学教育中有所下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中学教师中只有25%为女性。
尽管教育严格来说并不是福利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学前教育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服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实际上加深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既在纵向层面上（在不同的部门），也在横向层面上（在不同的行业）。我们必须认识到，很长时间以来，服务业是唯一一个妇女从业岗位出现大幅增长的部门：它成功地使妇女成为雇佣劳动人口的组成部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一方面给妇女提供了保护
，另一方面也对她们进行剥削，榨取她们未获承认因而无偿的劳动力品质、特长和能力。
国家对家庭制度的介入已经使部分传统家务劳动进入了公共领域，例如，育儿、教育、看护病人、看护老人等工作的社会化。因此，这些原本由女性在家庭、教会和当地社区中从事的劳动，现在出现了职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现在女性成了福利体系的消费者和雇佣劳动者，用她们的看护性工作来补偿体系的失灵，用超出狭义的雇佣关系的能力和需求来补偿它。这在妇女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批评道，雇佣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最基本的生活实践不断地货币化、职业化和雇佣劳动化，来使自身永恒化，尽管这一批评忽视了性别差异。
像许多构想未来的福利制度的理论家一样，高兹忘记了，在工作之外，无偿为自己或他人提供这类日常或基本的劳动服务也不是一件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我必须对高兹提出的“充分就业”社会进行一种性别化的解读，以便弄清楚劳动分工应该是怎样的，不同的任务将分配给谁；否则，一个更公平、只存在最低程度的剥削的社会，对于两性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相反，这样一种乌托邦将立足于对妇女及其无偿的再生产劳动的剥削之上。
经济危机造成了失业（首先是在服务业），但女性并不必然成为失业者。她们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增加了非活跃的、非工作人口的数量。这一过程——强制性地解雇女性劳动力——从不被视作丑闻。也许一些愚蠢的社会学家会说，这是一种个人选择，即使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女性雇佣人口缩减的另一个影响在失业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形势非常严峻，因为与福利体系相关的服务业看上去并不会有大发展的可能性，它们总体上将吸收这部分劳动力。
在当前关于福利体系转型的讨论中，居于核心的是关于供应（提供商品和服务）和权利（获得这些物品的权利）
之间的冲突的讨论，因为很显然，越来越大量的物品的供应对应的是越来越清晰的对获得这些（物品的）权利的限制。一个最新的对福利体系的解释（非常具有局限性）是“工作福利”（workfare）这一概念，它来源于美国，现在欧洲也很流行。工作福利在社会权利和救助以及接受者的劳动能力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
这一方法将把所有弱小的主体或其他依赖他人工资生存的人排除在市场外。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它将迫使无偿的再生产劳动来承担这一“改革”的所有成本。
私人的即公共的，妇女运动的历史已经揭示了这一观念在制度中的影响，女权主义运动曾用这一口号来揭露妇女遭受的剥削。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法律和行政领域就可以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侵入再生产领域，也就是所谓的私人领域。这样一些干预经常采用社会和文化政策的形式，也就是说，它通过吸收和挪用妇女运动所自主产生的经验形式来发挥作用。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干预的方式介入再生产领域、家庭以及在劳动关系中保护妇女的弱势地位，这无疑带有官僚主义和统治的特征。
对妇女最有利的福利政策往往与生育方面的保护有关。这些政策有漫长的复杂历史，包括劳动管理条例（减少工作量、产假、不上夜班、避免繁重的劳动）、服务设施（哺乳室、妇产医院、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机构）以及收入的再分配政策（福利补贴）。
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没有构成特定的社会权利。伊丽莎白·沃尔加斯特（Elizabeth Wolgast）把它们称为“虚假权利”。例如，妇女的生育权实际上保护的是婴儿或胎儿的权利。
妇女需要得到保护的首要权利应该是她们自主决定是否成为母亲的权利，而且不冒生命危险——也就是说，对她们自己的身体作出决定的权利。
在这一语境中，想想20世纪初保护生育权的法律是与反对堕胎和反对避孕的法律一起发展起来的，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用权利语言进行抗议显然意味着要求获得国家的允许来对妇女权利进行保护。“权利”被抗辩、实施和保护，但同时也被法律加以限定。性别差异因此被缩减为社会角色问题，受到国家的保护。此外，尽管社会权利是在再生产领域建立起来的，因此主要关注妇女，但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权利是对妇女有利的，因为女性享有的社会权利悖论性地比她们自己付出得少。她们的再生产劳动（受国家控制）发挥了福利体系的替代物的作用。
此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妇女之间的差异是如何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再现、身份、社会地位和政治选择有关，它们既体现在实践中，也表现在理论上。在《欧洲社会政策中的性别问题》（The gender of social policies in Europe）一书中，通过“性别的社会状况和关系”这一研究团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发现，戈蒂耶（Gautier）福利体系中的消费者和雇员、斯彭斯基（Spensky）的“普通母亲”和“未婚妈妈”，救助者和救助对象，那些由于不同族群而得到不同照料的人，以及杰森（Jenson）的“激进的”、“工联主义的”或“革命的”女性主义者，如何代表了妇女之间不同的模式、团体以及多变的关系和集合体。
它们都有助于构建一种政治话语概念，其中利益的表达是某一调停的结果，如果确实存在这一调停或者说这一调停是可能的话。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政策如果没有成为一种障碍，充其量它也只是试图在雇佣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进行调和。
并且，它们甚至没有覆盖调整女性劳动力以使其适应市场要求的劳动行为模式（它计算的结果是每个男性劳动者都需要配备一名全职太太）的成本。这些成本因而被转嫁到所涉主体的“私人”资源领域（主要是家庭中的其他女性，年幼的和年长的）。当这一切发生时，全球社会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过程就开始了，它立足于女性人口内部的严格区分，更具歧视性。
承认福利国家及其社会政策的性别特征，可以视作是对这一主题的分析文献的一种重要修正，这些文献经常陷于对阶级和公民概念的一般界定而不自知。
在现有的许多对福利制度的研究中，每种研究所使用的阐释概念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交换概念（根据这一概念，获得保障的权利是和雇佣劳动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与分配方式并置（根据这一方式，同样的权利立足于个体的需求）；功能主义方法（其中，社会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功能性的）与冲突性方法对峙（后者把福利体系视为工人社会收益和斗争的结果）。
所有这些分析的首要主体是穷人、工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公民。即使是最新、事实上最正确的关于福利制度的研究，也没有考虑再生产的主体问题，没有意识到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促进了福利体系发展的机制，在它看来，福利国家使再生产的动力从属于生产（从而对个体的整个生活建立起了一套超常的控制机制）。
这样，这一分析掩饰了其内在的矛盾，从而与不同的建议或实践模式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在福利体系中，妇女是雇佣劳动者，是享有特权的消费者和被规训的个体，她们不仅无偿地把她们的知识和技能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社会领域，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使其合乎标准。福利体系给生活质量设定了限制：妇女总是反抗这些限制，与其作斗争，要求得到更好的社会服务和更高的收入。
资本主义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福利体系中得到了再生产和社会化：男性=生产，女性=再生产。然而，它也引入了内部协调机制（例如，看护工作已经转变成了雇佣劳动），从而把再生产劳动从对其他人工资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再生产劳动中，妇女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分工：有依赖福利体系的人，也有对福利体系进行管理的人，有从事看护工作的人（有偿或无偿），也有因此得以从事其他工作的人。看护性工作作为福利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另一大特征是再生产了一种性别化的等级结构（即使是在典型的“女性化”工作中）：在这一工作的金字塔结构中，越是远离照料他人的实际工作，工作本身就越具有男性特质，因而更受到重视，获得的报酬也更高。
现在，由于欧洲遭遇的经济危机，我们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同样看到了一种衰退的、压迫性的重组。这一动向重创了妇女的物质生活条件，并削弱了她们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工会和传统左翼当前践行的福利体系维护措施只是让这些制度缩减为纯粹的保护性手段。它们不能被视为一种有力的政治途径，以帮助妇女揭露体系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冲突，从而对这一体系结构质疑。在意大利，“北部联盟”（Northern Leagues）令人迷惑的方案和他们所谓的“新进展”——建议降低税收，让妇女回归家庭，回归一种非社会化的再生产领域——已经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例如，面对学前教育的私营化和费用的日益高涨，妇女们组织和发展了一种儿童照看制度。伴随着人口的下降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的推迟，一种防御性的、妇女代际间的网络已经形成，这一网络可以使妇女抵御福利体系的削减。
这是否意味着妇女要起来斗争以保护当前的福利体系？对于福利国家制度，目前存在一种基本的误解：即使在其全盛时期，它也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不是因为它成本过高（就像他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为个体再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即使在其草创的进步时期，福利体系也立足于妇女的劳动，它没有对这一点质疑，也没有把妇女的劳动列入社会再生产成本。由于经济危机，这些没有计算在内但更多地落在妇女肩头的成本，将不断上升。
有些事情已经无法逆转：一方面，家务劳动再也无法取代某些服务；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人都无法忽视看护劳动的成本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看护第一次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且很显然，对从事这一行业的所有人来说（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它都变得极其昂贵。那些专门从事看护工作的女性（在医疗系统或在社会服务、心理服务、教育服务领域）最近才发现她们的劳动是如此昂贵。这一发现赋予了这一领域的斗争以新意义和新价值，可以给劳动本身的管理及其未来发展方面带来各种创新。（我在这里联想到的是法国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的各种斗争。）
由福利体系导致的再生产的社会化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反常的过程，因为妇女无偿劳动中的一部分已经作为“女性”特有的岗位得到了社会化。同时，以商品的再生产和积累为核心的模式并没有动摇，再生产劳动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核心部分。福利不是变革方案中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它总是相信，或者说迫使自己相信，再生产应当与生产体系及其变化保持一致。福利作为一个体系的构成性要素之一，是它把再生产视为一种社会事实，把妇女的再生产劳动视为可控的和可规训的。这意味着通过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对妇女进行社会性控制和规训，使其生活扁平化。
今天的问题因而在于，要正视社会再生产方面的激烈冲突，不认为个人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个自我防御的私人空间，也不认为自己应当适应当前生产方式和市场的核心地位。到目前为止尝试的各种激进变革模式（例如夺取政权、战争甚至革命）都不太有效。面对这样一个掩盖了再生产真实成本的体系——迄今为止一直是妇女在承担这一成本，不管是以金钱和劳动来衡量，还是以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品质来衡量——女性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展示她们的账单。首先，我们必须尽力从整体上使再生产劳动呈现出来，而不只是展现其通过福利体系向公众展示的那一部分，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再生产劳动相对于生产和市场的核心地位。因此，妇女必须有能力介入我们社会的重要问题，并为变化带来强有力的新维度。这些新维度，例如把提升生活质量视为我们的新目标，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时间，以此来超越福利制度，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妇女之间的政治协调才能构想出来并最终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