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本最初的英和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本木正荣等编，1814年）中收录了polity和politic，都译作“政理学”。1862年堀达之助编译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出现了以下一组与政治相关的对译词汇：“Police，政治；Policy，政治斈、手形；Politic，政ニ拘リタル、賢キ；Political，政ニ拘リタル；Politically，政事ニ拘リテ；Politician，政治斈ニ長ジタル人；Politics，政治斈；Polity，政度。”
其中，“斈”是“学”的异体字。这些译词在几年后出版的《改正增补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一仍其旧。
1869年出版的《改正增补和译英辞书》是《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堀达之助编、堀越龟之助增补）的改订本，其中继续收录Police等词，但译词略有改正或增补，如：“Policy，政治学，処置（公事ノ），取扱方（私ノ事ノ），請合証文；Politician，政治学ニ長ジタル人；Politics，政治学。”
[5]
词典中所见表记为“政治学”的日文汉字词首次出现于此。之后于1871年出版的《大正增补 和译英辞林》（
An English-Japa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继续保留上述译词，该辞书在1885至1887年间至少有10个版本流行。荒井郁之助编《英和对译辞书》（1872年）以及《稟准和译英辞书》（1873年）、《广益英倭字典》（1874年）几乎完全抄录上述译词。知新社徒编译的《英和字典》（知新馆藏版，1872年）也几乎都收录了上述词汇，不过略有不同，如Policy译作“政治ノ法、用心”，Politics译作“政治学，国政、政事”。而《英和字汇》中将Politics译作“政治学、国事”。
在早期出版的荷日双语辞典中，pleit被解释为“政ノ捌キ；公事ノトリサバキ”（处理公事）。staat有几种含义，其义项之一是“王居ノ地 都 領地 国政”，由此派生出与国政相关的词族；被译为“国政”的词还有staatkunde、staatsbestien、staatsbewind等。
这些是与政治学最为接近的词汇，但尚未出现“政学”“政治学”“政事学”之类的译词。在1872年出版的德日双语词典中，Politik已被译作“セイジガク 政事学”
，或“政治学”
。同年，文部省刊印的《国法泛论》第一册首卷中出现了“国家学”以及“国法”（Staatsrecht）、“国政”（Politik）等译词。
[6]
奇怪的是，在美国人平文（J. C. Hepburn）编译的《和英语林集成》诸版本（1867年初版、1872年再版、1886年三版、1894年五版）中均未收录political、politics。在《英华和译字典》中虽然收录了police、policy、politic、politics，但其译语与上述词典有所不同。其对politics的解释是：“政，セイジ，sei-ji，マッリゴト，matsurigoto；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政知，治国总知，セイジ ガク，sei-ji gaku，セイ ガク，sei-gaku；to converse on politics，论政，マッリゴトヲカタル；to study politics，学政，セイジ ガクヲマナブ；political affairs，国事，コクジ。”
其中的义项“政知，治国总知”，是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原有的汉语译词，对应的日文译词是“セイジ ガク”。青木辅清编的《英和掌中字典》（1873年）也是以“セイジ ガク”作为politics的对应译词。
以上表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的双语词典中，将Politics/Politik等西文词汇译作“政治学”已经较为普遍，但是并未统一，同时也存在着“政理学”“政事学”“政知”“国政”“セイジ ガク”等其他译词。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将Politics译作“政治学”的词典已较普遍，但少见收录Political Science。另外，在德日双语词典中，“政治学”和“国家学”的译词也常见，在有的词典中一个原语单词对应几个同义译词或一个译词对应几个原语单词。例如，Politics，政学、政治学、治国学。
Staatenkunde、Staatskunde，統計学；Staatenlehre、Staatslehre，国家论；Staatswissenschaft，国家学。
Politik，国政学，政治学；Staatslehre，政治学；Staatskunst，政略，政治学。Staatenkunde，Staatskunde，国家学，国誌学，統計学。Staatswissenschaft，国政学。
当时的德日双语词典中，以Staat（国，国家）作为词根的词汇非常丰富，除了以上所列举的，还有如Staatengeschichte（国家沿革史），Staatsgeschichte（国政沿革史），Staatsphilosophie（政理学），Staatsprincip（治国原理），Staatsrechtslehre、Staatsrechtswissenschaft（国法学），等等。
译名不统一也体现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翻译的讲义和所编之词典中。《学艺志林》（1880年7、8、10月号）上刊载的《世态开进论》，是井上哲次郎等翻译自其老师费诺罗萨（E.F.Fenollosa）的讲义，其中使用了“政理学”这一译语。在井上哲次郎等编的《哲学字汇》（东京大学三学部，1881年）中，Politics译作“政治学”，而Political Philosophy和Political Science译作“政理学”。《哲学字汇》再版（东洋馆，1884年）重复了这些译语。Political Philosophy和Political Science此前均未收入《英和对译袖珍辞书》等其他日译西文词典，却见之于西周的《百学连环》（1871年），其中将Political译作“政学上之”“政理学上ノ”；Political Philosophy译作“政家哲学”“政理家之哲学”。同时，西周也将Political Science译作“政事学”。前述《英和对译袖珍辞书》等诸多词典将Politics译作“政治学”，而在《百学连环》中则将其译为“政事”“政事学”“政理学”。
译名纷歧的原因须追溯其背后的知识来源。词典往往只提供简单的译词，而且辗转沿袭，难以确查译语创制的缘由，因此还需要从人员往来、学术教育机构及文本方面考察。
近代日本对西方政治的了解，是从接触兰学开始的。文政十年（1827年），青地林宗受幕府之命翻译兰书，成《舆地志略》稿，在其中的“谙厄利亚”部分谈到英国的议会政治，“政府谓‘把尔列孟多（Parlement），政臣会集之厅分为上下二厅……此辈称作‘昆蒙斯’（Commons）”。天保十四年（1843年），“天文台译员杉田成卿翻译荷兰国宪。……此前受水野阁老之命翻译荷兰的兵书、政书”。
在引介西方知识体系和政治词汇之创制方面，西周的贡献尤为突出。1863年，西周和津田真道由幕府派往荷兰留学。两人在莱顿大学师从毕洒林（Simon Vissering）学习Staatswetenschappen，西周称毕洒林所授者为“政事学之大本”，其别之为性法学（Natuurregt）、万国公法学（Volkenregt）、国法学（Staatsregt）、制产学（Staatshuishoudkunde）、政表学（Statistiek）。
他们学成之后，分工翻译所习之五科之学，除了西周所译的《性法说约》因故未刊，其他皆于明治初年梓行于世。西周又设私塾育英舍，自1871年11月开始口授《百学连环》讲义。就这样通过译书和讲义将毕洒林所传授的西洋知识体系经过一定的转化后系统地介绍给日本国民，于是关于政治学的概念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指谓，但是其内涵和外延趋于明确。
西周在《百学连环》开头就说，“英语的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译作政事学连环，即为口授的学问。今欲效仿此例，引导浅学之士。”那么何谓“政事学”呢？他并没有专门给出定义，但指出：一切学问都有“学域”，有definition（即定义），于政事学必须知晓其作为政事学的定义。例如，说某处有某国时，必须知道国为何物，仅仅有土地还不能称之为国，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才能称之为国。西周还谈及，“政事学politics。其中有一条唯一的真理是liberty，就是自在。不仅动物要自由自在，草木也要自由自在。……人也是如此，最要自由。对此加以束缚的只是法律”。在介绍西洋学术发展史时提到亚里士多德所授的七科之学，其中之一为“政理学”。另外，还提到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英法学者及其著作。
《百学连环》还介绍了政治学在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据其分类，各学科首先分属普通学（Common Science）和殊别学（Particular Science）两大类。殊别学之下又分为不同层次的学科群。第一层次分为心理上学（Intellectual Science）和物理上学（Physical Science）；至第二层次，心理上学包括五大类——神理学（Theology）、哲学（Philosophy）、政事学并法学（Politics & Science of Law）、制产学（Political Economy）和计志学（Statistics）。
西周在讲义草稿中写道：“Politics云云，谓哲学上之政论于Political Economy之外别无科目存在□法学即Politics。”这些要点在永见裕笔记的口授讲义中稍有展开：“如此虽称政事学、法学，然皆出自经济学，此外并无政事学及法学。因都包含于哲学，故由哲学中提升至法学，谓之政事学。此学即指Science of Law。”这是说政事学与法学、经济学及哲学的关系。又说“计志学”是“政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可见在幕末时期，日本人就已经了解到在欧洲的学术体系中存在一门名为“政事学”的学问，只是西周所说的“政事学”有时是指荷兰的Staatswetenschappen，有时是指英语中的politics或political science。
[7]
据手岛邦夫的研究，“政事学”和“政理学”都被推定为西周的“新造词”。但《百学连环》中将politics、policy译作“政理学”，与《谙厄利亚语林大成》中的译词一致，西周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政事”和“政治”都属于手岛邦夫所说的“汉籍和佛经里有出处，近世以及之前的日本书籍里也被使用的词汇”，而且在西周开始口授《百学连环》之前出版的英和辞书中已经出现了“政治学”译词，但是西周却用“政事学”而不是“政治学”作为politics、policy、political science、Staatswetenschappen等西文的译词，可能还是受《论语·先进》所载之“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的影响。
以下再从日本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变化来看政治学与教学科目的关系。
明治政府在1870年2月（阴历）发布了大学规则及中小学规则，以此规定全国的学校制度。按照规定，学校分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小、中学设于各府藩县，大学仅于中央设立一所。大学设专门五科（教科、法科、理科、医科、文科），其中法科有政治学一门；中学亦为五科，与大学相同，唯程度高低差异。同年闰十月，由教习洋学的开成所演变而来的大学南校制定并公布了大学南校规则，规定学生分普通、专门两级，普通科习语学、数学、地理、历史、穷理学等科目，专门科分法科、理科及文科，其中法科开设的科目大体上依据上述明治政府颁布的大学规则，但未见列入“政治学”。
由于日本国学者、汉学者以及洋学者之间的纷争，1871年7月（阴历），明治政府废止大学本校，设文部省，大学南校回归独立，改称南校。1872年8月（阴历），文部省颁布学制，在全国实行学区制。这一制度大纲主要模仿法国学制，同时也参考欧美其他国家的制度，而在教育内容上较多受美国的影响。在由12人组成的学制草案起草委员会（“学制取調掛”）中，国汉学者只有2人，其余均为当时著名的洋学者，或为法国学权威，或曾留学荷兰，或擅长英美学术。其中箕作麟祥、内田正雄、辻新次、河津祐之、瓜生寅等5人属于开成学校·南校系统的人，对于明治学制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以“英学”著称的文部“少教授”瓜生寅当时供职于文部编辑局，从事教科书的编译工作。他编著（译）的教科书有《日本国尽》《启蒙智慧之环》《合众国政治小学》，均于1872年出版。《合众国政治小学》译自美国学者Andrew W. Young为美国学生编写的政治学入门教科书 The Government Class Book （Clark & Maynard，1865），不过这本书实际上只译了原著的第一部分（Principles of Government）和第二部分（State Governments）共25章。此前一年，在江户英语学校担任校长的何礼之根据Andrew W. Young的 First Book on Civil Government （1867）和 The Government Class Book （1865）两书抄译的《政治略原》（盈科斋藏版，1872年春正月）已经出版。
学制颁布后，南校改称第一大学区第一番中学，1873年4月从文部省获准改称开成学校，成为文部省所辖之教育诸科专门学生的官立大学校，由法学校、化学校、工学校、诸艺学校、矿山学校组成。同年10月，东京开成学校举行开学仪式。
据当时所定之《东京开成学校规则》，学科分为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预科第一年第一期课程中有“地政（ポリチカル）”，第三年第二期课程中有“经济学（ポリチカル、エコノミー）”。在本科阶段，法学专门第二年（本科中级）的课程是：列国交际法、英国法律、罗马法律、政学（サヰンス、オフ、ポリチクス）、修身学及论文、法兰西语。在这份课表中，地政即political，经济学即political economy，政学即science of politics。而在《东京开成学校一览 明治九年》中，可见普通科第二年第二期开始学习“经济学（ポリチカル、エコノミー）”，而法学科的课程中则未见“政学”。《东京开成学校第四年报》中也未提及“政学”。而据《文部省第一年报》所载之课程表，最初法学校预科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课程中都有“法科总论”和“国势学”。
另从该校藏书的汉文分类表来看，有天文、地理、物理、博物、性理、法律、经济、史传等类别，但无“政学”或“政治学”类名。而在《东京开成学校文库书目英书之部》（ A Classified List of the English Books in the Tokio-Kaisei-Gakko ，1875）中则有Political Economy、Politics、Social Science等类别。列在Politics类别下的图书及其作者为：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Guizot，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Europe ；Mansfield， Political Grammar of the United States 。
1877年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在原东京开成学校的基础上设置了法理文三学部，其中法学部和理学部分别继承了旧开成学校的法学科和理学科，文学部则系全新设置。当时的文学部以史学、哲学及政治学作为第一科，和汉文学作为第二科。课程设置方面，第一年两学科的课程大同小异，第二年开始各学科专修本学科的课程。史学哲学政学科第二年至第四年所习课程有文学、哲学、欧米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列国交际法等。其中政治学（Political Philosophy）、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哲学（History of Philosophy）由费诺罗萨讲授。费诺罗萨自编讲义，其英文讲义稿未见流传，但根据他的学生冈仓天心等留下的部分笔记、井上哲次郎等借其讲义翻译的《世态开进论》和一份译者不明的《フェノロサ政治学讲义》，以及《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一览》等相关资料，可以推知其讲义内容。他讲政治学，先从“世态学”即社会学（Sociology）开始，然后才介绍“政治学的原理”。关于政治学原理，他让学生自己阅读斯宾塞的《社会原理》第一卷（H.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1，1876）、白芝浩的《物理政理相关论》（W.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1872）、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论》（L.H.Morgan， Ancient Society ，1872）、利伯的《公民自由与自治》（F.Lieber， 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1859）和吴尔玺的《政治学》（T. D. Woolsey， 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 ，1877）等著作。 [8] 从费诺罗萨担任的课程名称、讲义的参考书目及其日文译词来看，“政治学”对应的英文词汇至少包括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通过费诺罗萨的讲义，他的学生或其他读者从斯宾塞、吴尔玺等英美学者的著作中领略到政治学的概念。
与费诺罗萨在东京大学讲授政治学差不多同时，美国传教士拉尼德（D. W. Learned）在同志社英学校也讲授这门学问。小崎弘道将其政治学讲义的部分内容翻译发表于《六合杂志》（17~25号，1882年2月至10月），题为《政治学大意》（后由宫川经辉完整翻译，以“政治学”为书名出版）。从当时大江义塾“政治学”口授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述吴尔玺《政治学》的影响来看，可以推测拉尼德向义塾师生推荐了这本书。事实上吴尔玺是拉尼德的伯父，也是后者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校长和恩师。
果然，在宫川经辉翻译的《政治学》“绪言”中，拉尼德说：“自古以来论政治之书虽然不啻汗牛充栋，但论其要领之良书终究不多，而吴尔玺氏《政治学》则享有最良之书的评价。”由此可以说通过拉尼德的讲义以及吴尔玺的《政治学》，重视秩序和规则之上的个人自由的政治学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日本的影响。
西周所谓的“政事学”大概有两重意思，广义相当于国家学（Staatswetenschappen），狭义就是政治学（Politics），实质上就是法学（Science of Law），强调从法的关系上来理解政治问题。费诺罗萨的政治学讲义则偏重从社会学的角度或从社会进化的过程来探究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因而也注重对历史进程的研究。显然，由于知识来源的不同，西周所接受的政治学概念与费诺罗萨所传播的政治学概念并不一致。尽管如此，无论是作为私塾的育英舍还是作为官立教育机构的开成学校和东京大学，都为日本年轻的智力精英们提供了“政治学”所对应的西学文本及其所呈现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引导他们对Staatswetenschappen或politics的概念理解从日本传统的“政”“政治”“祭りごと”等意涵朝向欧美的国家与法、经济与社会的方向转移。
当然，西周和费诺罗萨所带来的政治学概念也只是近代日本政治学概念谱系中的早期成分，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归国以及更多外国顾问和教师加入，从美英法德各国接受的政治学都在日本传播，形成了多元的政治学概念体系。自美国翻译的政治学除了前面提到Andrew W. Young的读本，还有波多野传三郎等合译的《政学阶梯》（1882） [9] 等众多著作。英国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穆勒的自由论、边沁的功利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阿莫斯（Sheldon Amos）也是值得关注的人物，其所著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mpany，1883）被译成《政理泛论》（报告堂，1883年）出版，这是一本政治学概论性质的著作。法国方面，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艾米尔·阿科拉（Emile Acollas）的《社会进化论》等经过中江兆民等人的译解对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酒井雄三郎等将阿科拉的 Philosophi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Paris：A. Marescq Ainé，1877）译为《政理新论》（日新阁，1884年），但所译只是原著的前编。此外，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k）编纂的两部政治词典为明治法政体制的构筑者和批判者都提供了依据性理论。 [10] 对日本产生影响的德国著作有伯伦知理（J. C. Bluntschli）的《国家论》《国法泛论》《政治学》和那特硁（K. Rathgen）的《政治学》《行政学》等。
不过各国学派在日本的影响程度不一，且呈现阶段性的变化。从官方的态度来看，19世纪70年代初，岩仓具视使节团巡访欧美，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普鲁士、英国等国的君民共治政体更符合日本的国情，而法国和美国的共和政治并不适合百废待兴、政局不稳的日本。当时，在一份选派欧美留学生的建议书中，主张将研修“政治学”的留学生派往荷兰和德国。
1875年天皇颁诏，决定采取渐次立宪政体，确立了渐进主义的政治路线。在英、法学派推动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德国学派处于劣势地位。但是由于政府的支持和英、法学派的分裂，尤其是明治十四年政变，成为局势逆转的契机，德国学派由此被视作适合日本国体，为设立宪法不可或缺的根据性理论。在井上毅的推动下，成立了独逸学协会，并在参事院中设置一局，集中加藤弘之、平田东助、山胁玄等德国学者对德国的法政书籍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翻译。借助于藩阀势力的扶持，德国的法政学成为明治国家官僚制度形成和运作过程中的统治之学。
大体上，在明治前十年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书名中含有“政”“政治”“政学”字词的比较普遍，如《英政如何》（铃木唯一译）、《真政大意》（加藤弘之著）、《政治略原》（何礼之抄译）、《合众国政治小学》（瓜生寅译述）、《政学提纲》（林正明译）、《共和政治》（中村敬宇译）、《泰西政学》（林正明译）、《政学概论》（中金正衡著）等。这一时期尚未见到包含“政治学”命名的著作。有关政治的学问在《明六杂志》（1874年4月2日创刊，次年11月14日停刊）中被写作“政学”“政事ノ学”“政事学”“ポリチカルノ学術”“政法学”“国政ノ学”，不仅没有统一的术语，也未出现“政治学”一词。目前所见，最早以“政治学”为书名的是1882年9月至1883年7月出版的中根重一翻译伯伦知理所著的《政治学》。此后逐渐增多，而以“政理”“政学”命名的著作逐渐消失，同时“国家学”名词也开始频繁出现于论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