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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季国人的著述中，“政治学”一词首次出现于黄遵宪编著的《日本国志》中。其中“学术志”的“西学”部分，介绍了日本吸收西学的由来及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称东京大学校“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
。《日本国志》初稿成于1882年，修订稿完成于1887年，而正式刊行则在1895年冬。1897年冬，梁启超作《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将《日本国志》列为时务学堂“溥通学”功课的“涉猎之书”以及“颛门学”之掌故门的“专精之书”。
1897年底，康有为编成《日本书目志》，卷五“政治门”下分为国家政治学、政体书、议院书、岁计书、政治杂书、行政学、警察书、监狱法书、财政学、社会学、风俗书、经济学、横文经济学、移住殖民书、统计学、专卖特许书、家政学等17类。列入“国家政治学”类的书籍有26种，“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分类的专有名词开始出现，其中列举了石原健三、木下新三郎合著的《政治学》、山崎哲藏翻译的《政治学》以及高田早苗所著的《通信教授政治学》，另外还有以“国家学”“国家论”“政学”“政治原论”作为书名或书名中含有这类名词的著作。
康有为在按语中并未使用“政治学”，而是用“政治之学”。康有为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故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吾中国法古经之治足矣，本非取于泰西，所以可取者，参考其书，以著其治强之故，正以明吾经义之可行。近人习于国故而忘经义久矣，反以近时掌故自尊为中国之学，而诃斥外人。岂知吾之掌故，历秦、元诸霸朝，已非中国先圣经义之旧，而礼失求野，外国乃用吾经义之精。”“《春秋》之义，惟德是亲，日本未足以语是。然译泰西之书而能保养其民以自强，其政治亦可借鉴矣。”但这不过是“西学中源”的论调，看不出他对日本的“政治学”有何具体的认识。
《日本书目志》成书后，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宣称“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并呼吁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撢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
通过《日本书目志》，梁启超此时应该注意到其中的政治学类书籍。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示内外大小诸臣应“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养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并命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6月26日，光绪皇帝再谕军机处、总理衙门“迅速复奏，毋再迟延”。
梁启超受托代拟章程，“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学堂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其中分设“初级政治学”和“高等政治学”。
7月3日，内阁奉谕准照军机处和总署所议章程办理，另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并令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同日，上谕特赏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启超随即奏呈译书局开办情形并拟译书局章程十条，一方面强调“诸子中与西人今日格致、政治之学相通者不少，功课书即专择此类加以发明，使学者知彼之所长皆我之所有”；另一方面又表示“初级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学四门，悉译泰西、日本各学校所译之书”。
梁启超在所拟译书局章程中还认为，译书应“先政而后艺，先总义而后专门”，应译之书“当首译其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律例学各书”，且先译东文。
由此可见，在将作为学校教学科目之一的“政治学”从域外引进并纳入帝国教育体制的初期规划过程中，梁启超确系先行者。
孙家鼐受命办理京师大学堂，在人事选聘上排斥康梁一派，又奏请译书局编纂各书须经管学大臣审阅后进呈御览，旨在防止梁启超借主持译书局之便将“康学”塞进学堂教科书中。
稍后又奏陈筹办大学堂情形，将此前梁启超所拟大学堂章程中的普通学十门裁并为经学、中外掌故、算学、格致、政治、地理、体操七门，并再次强调“编书宜慎”，以防范康梁借机夹带私货。
虽然还有“政治”一门，但孙家鼐所理解的“政治”与梁启超原拟的“初级政治学”和“高等政治学”当是各有所指。尽管戊戌政变后大学堂未被废除，且于年底开学，然“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然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及庚子事变，师生散逸，大学堂形同停顿。
当时对日本的“政治学”接触较深的当是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承命拟择功课书”的白作霖在给校方的呈文中说，“本思取中国掌故，择要编授”，但“抉择不易”，“因念日本研究政治学，其序由历史为之基，自古而迄最近，乃终以文明史、社会学，使其融化事实；次乃及国家国法等学；再次各国法制；而本邦宪法、行政等，以公法法理等学辅焉；终之以统计、美辞、论理诸学，以要其成，其书具有刊本。今虽不必悉仿其程，要可略师其意”。并附课表，其中有“政治学”一科。之后他又就南洋公学中院第三班功课、钟点、书籍开呈意见，谓“吾国向未有教科书……拟参仿彼中探迹国法论与国法各论之意，仿英国宪法史之例，再略依其立法、行法等部别，采中国古来法制，撮要为之，俾略识本邦政法沿革之略。……唯是中国向来所谓掌故书，多详于国法沿革，而于政则不及（伯伦知理谓法与政有动静行止之异，法犹躯体，政乃其精神也。作霖以为三通等书亦是，论躯体处多，说精神处少），故第就行政法论之，已苦无善例可循”。
可见白作霖当时对日本的政治学已有一定了解，且拟以日本的政治学作为学校课程设置和编译教科书的取法对象。
以上事实表明，在汉语语境中出现的“政治学”一词，都与日本有关，可以肯定其来源于日本，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称之为“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
。那么作为日语的汉字借词“政治学”（せいじがく）又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