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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禁教以后，雍乾两朝相沿不改，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闭关锁国的状态才开始逐渐被打破，西方文化接续明季再度输入中国。一般认为，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来华传教拉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直至20世纪初留日学生成为间接输入西学主力的近百年时间里，可以说传教士扮演了向中国输入西学的主要角色。传教士通过办校、办报、出版等多种途径，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政治知识介绍到中国。此外，中国驻外使臣也将他们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见闻笔录口传，成为输入西学与西政的又一渠道。
晚清中国人对西方世界包括政治的认识是从舆地知识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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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教传教士以英美籍为主，对西方政法知识的介绍自然就置重于英美两国。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传》如此介绍英国之朝政：“首有国君与各部治理国内之事。下谕出战、约和、建城、军需、铸钱、封官、定生死罪等事，皆归君主意，惟设新律、重粮税，此不归君自定也。惟国内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之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但凡要设新律，或改旧律，有事急或加减赋税，则两大会必先商量之，然后奏与君上定意，如此国之大权，分与三分，君有一分，众官一分，百姓一分，致君难残虐其民，诸侯不能行霸，百姓不能作乱也。”又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
1822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全地万国纪略》中也介绍了美国的总统和国会两院制度，并称赞其甚有次序，而国家少有作乱和暴虐。
在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发行的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亦时有涉及欧美政治制度的内容。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期“新闻”中提到英国议会：“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挡，自操权焉。五爵不悦，争论不止。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良民不安，必须固执自主之利也。”
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一月期所载《北亚米利加合郡》中谈及美国政治制度，“此民自主治国，每三年一次选首领主，以总摄政事”。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期上刊出的《自主之理》一文，则介绍了英国的政体与法治。
此后，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所编的《遐迩贯珍》对英美政治制度有更为全面的介绍：1853年第3号上刊出的《英国政治制度》介绍了英国的君主、议会、立法、司法、选举、审判、预算等方面内容；1854年第2号上又刊出《花旗国政治制度》，对美国的国会两院选举、总统选举、总统的任期和职务、立法程序、预算、司法、陪审制度、行政等情况均做了详细的介绍。而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描述更为详细。晚清传布较广、影响很大的《万国公报》对西方政治知识也作了很多介绍，如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就是一篇系统介绍西方宪政的文章。
传教士在介绍西方政治的同时，也涉及其学术分科和教育制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已向中国人介绍欧洲的教育制度。伟烈亚力为《六合丛谈》创刊号撰写的《小引》中列举了西学分支，但尚未涉及政治学。不过，艾约瑟为该刊所撰写的“西学说”系列文章在介绍希腊、罗马古典学问分类中提到了“义理”“律法”“国政”“性理”“治平之学”等学科，这些与后来所谓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都有重叠之处。1874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撰写的《德国学校论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德国的学校制度，其中与政治、法律相关的教育是在“仕学院”和“太学院”中的“法学”科。此后艾约瑟编著的《西学略述》和丁韪良所撰写的《西学考略》对西国学校、西学源流及科目等也颇有介绍。特别是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1885年），是“戊戌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篇幅最大的一部书”。
道咸之际，国人一般只能通过传教士的著作了解西方，少有人置身国外目睹西国政情。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总理衙门的设立与驻外使臣的派遣，始有清朝官员和留学生走出国门，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对各国的政治、学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期间，重视探究西洋政教原理和西学。郭氏在日记中对英国政治制度颇多记载，涉及政党议会辩论、行政立法分权、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等。出使英国的黎庶昌、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出使英法意比等国的薛福成，也各自在日记中记录了其出使国家的政治情状。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记载了他访问各国议院的情况，回国后还将自己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一卷刊行，表示赞成维新派开议院、行宪政的主张。《德国议院章程》是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人了解西方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文本。作为游历使被派往海外考察的刘启彤，其编著的《英政概》《英藩政概》《法政概》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描述更为系统和深入。对西方政治制度与学术分科的描述，也见之于一些非外交官身份的海外游历者的游记，如王韬的《漫游随录》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
新教传教士乃至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西政和西学分科知识的介绍，是晚清读书人政治概念转型的主要思想来源。其影响所及者，不仅有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人士，也包括许多应试科举的普通士子。而出使或游历海外的中国官绅又进一步将他们的见闻传布于社会，形成更广泛的思想影响，对中国近代政治概念的生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并给传统的政治概念注入新的内涵的主要是郑观应、马建忠、王韬、薛福成、陈炽等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但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统治者以及一般士大夫所注意的主要是西方的工艺制造，对中国传统的治平之道仍抱有信心，他们的认识水平基本上还停留于传统儒家的政治概念。
从政治概念的词语表述来看，自鸦片战争前夕至甲午战争乃至戊戌变法时期，“政治”尚属边缘，主要以“政”字作为政治概念的统摄用词，以“政”字为核心的邻接词也继续使用，延续了先秦时代的儒家传统，不过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寻求如何对译西文政治语词的努力上。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字典和辞书中，对译西文politics、political、sciences politiques、politiek（staatkunde）、rule、govern等词语的汉语译词有：“义理”“律法”“国政”“章程”“治国之道”“性理”“政事”“人生当然之理”“治理学”“政治”，等等。
以马礼逊在1820年前后编纂出版的英汉字典为例，与政治相关的词语主要有politics、govern、democracy等。politics被解释为“国政之事：the affairs of public courts，衙门之事”。“国”的对应词则是nation和country（nation被译为“国，邦”，country又被解释为“region，地方”），而state或condition of the nation被解释为“国势”。对people的解释是：“民、小民、百姓、白衣、布衣，these terms apply to all those who have no rank，or title in the state；or those who未有功名‘not having merit and name，’all those who have no honors for services done to the country；or who have not purchased rank，as every person of property in China does”，以及“黔首、黎民、黎元；平民；烟户等”释义。与people相对的是officer（译为“官”“官府”“官员”）和governor（译作“督宪”）。
以上“国”的含义偏重于地方性和民族性，政治性的state一词尚未上升为“国”的主要概念，people主要定位于中国传统政治概念中“官vs民”图式，多被解释为“被统治者”。因此，democracy受到贬斥，被解释为“is improper；since it is improper to be without a leader，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而对govern和government的解释则较多援引儒家经典语句。如，“When the empire is governed well（agreeably to reason），legislation is not usurped by great officers，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the common people have no deliberations on the affairs of government”。其中，govern的释义是“to rule a nation，治国；治民”。government则被解释为“政事，or朝廷政事，the affairs of the court. The affairs of the national family，国家之事” [2] 。
由此看来，作为中国政治概念（汉语主要表述为“政”）的英文对应译词主要是govern和government，偏重于政府统治或官员管理的义项，类似的词语还包括rule、regulate、rectify、serve，而较少是名词意义上的politics，即“国政之事”。这种情况在马礼逊字典之后出版的几部中西双语字/词典中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汉语译词，如“政知”“治国总知”“治国之理”“政论”“治国之道”等 [3] ，意味着politics的知识、原理或“学”的含义受到关注。另外，democracy的译文语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4] 不过，在这些双语字/词典中并未出现“political science”以及“政治学”，那么作为politics或political science译名的“政治学”何时出现于汉语？渊源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