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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后，我国经济整体上保持着缓慢中稳定发展的向好态势，经济增速幅度平缓且持续游走在合理区间。零售消费平稳增长；进出口同比降幅收窄；投资增速拉动经济整体向上运行；PMI连续5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继续改善。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虽仍处在下行筑底阶段，但经济增长出现质量和效益逐步改善的趋势，增长快速回落的风险有所下降。在整体宏观经济背景良好的大环境下，企业劳动力成本总体上亦有小幅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制度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机关事业单位此前沿用的1956年的工资制按员工岗位级别划分，不仅经济效益低下，而且由于人员工资薪酬结构失衡，员工难以通过努力工作提高薪资待遇。经过市场化改革的洗礼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与其工作绩效相挂钩，工资增长机制更具灵活性。
表2.1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单位：元）
表2.1从行业角度统计了2010年至2007年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状况，整体上来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具体到行业，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均呈递年增加的态势，总体趋势保持一致。其中，只有采矿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2015年下滑2273元，考虑到其对行业整体影响较小，其逆势变动并不影响总体逐年上升的趋势。
除工资因素之外，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以及工资薪酬制度变革也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随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将与员工相关的各种保障费用强制性地纳入企业员工薪酬体系中，大幅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工资的上涨不仅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多因素的共同驱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第一，居民生活成本的内在驱动因素。国民经济的发展导致食品、教育、医疗等各种生活日常所需物价持续上涨，居民生活成本随之提高。
第二，区域经济差异和户籍流动限制因素。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岗位空缺急需补充劳动力，而这离不开发展缓慢的中部和西部尤其农村地区向外输出劳动力。东西部地区以及城镇农村彼此间存在信息壁垒，供求矛盾进一步扩大。例如在经济出现危机时，劳动力市场萧条，大批农民工会因需求锐减而返乡，而经济转好时，农民工供给机制难以及时做出反馈，导致供需偏误状况显著，进而引发民工荒现象。另外，受区域户籍制度的影响，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受限、流通性不足，短期内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加剧，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
第三，劳动力供需体系中主体年龄层次及教育背景结构性差异的触动因素。一方面，由于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年龄层次分布不均衡，不同岗位适龄劳动力难以及时供给；另一方面，受员工教育背景差异以及区域工业发展差异的双重影响，部分行业技术岗位准入门槛较高，表现在制造业发达地区，对劳动力自身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而现实中具有技术背景的工人供给却严重不足。
第四，政府积极推动改善民生的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是促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政策助推因素，近年来不断提高职工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政策，员工福利待遇及受益范围得到扩大，这些都潜在地推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
第五，全球化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外部因素。首先，我国融入国际环境后，自身经济发展迅速，就业需求窗口进一步打开；其次，全球化引入更为先进的国际化劳工标准理念，如社会责任报告中将有关员工道德方面纳入报告体系，企业与员工不再是简单的雇用关系，要求企业在使用劳动力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员工权益的保障，间接地提升了企业用工成本。
此外，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供需机制并未能得到正常反映，劳动力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近年来工资上涨恰是对这一现象的修正。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个别地区农民工工资甚至未达到该地区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即使在农民工外出打工造成当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仍远低于正常水平。在国家三农政策实施后，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劳动力整体工资上涨降低了农民工外出打工意愿。此时，长期不合理的廉价劳动力问题被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化解，逐渐回归正常工资机制，劳动力供需关系根本上趋于合理化。
不可否认的是，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区域经济差异及户籍制度、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以及全球化发展进程等因素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仍将继续保持，尤其是受关注的文化传媒企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文化传媒企业将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状态下的劳动成本上涨。
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由于经济发展上涨的趋势明显加快，销售收入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也有所增加，具体如图2.2所示。
图2.2 劳动力成本占销售收入比重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有很多原因。譬如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用工荒。2005年起，劳动力市场中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罕见的用工难状况。根据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从2005年开始竟形成30多万的用工缺口。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长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时，如今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这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需求集中的产业发展。“用工荒”直接导致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点分析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现状。
第一，对劳动力自身的进一步要求使得用工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匹配需求。用工单位为了自身能够持续发展，希望吸收更多的高学历员工，而这些员工往往对薪资、福利待遇等的要求更高。对于文化传媒行业，需要具有丰富教育背景的劳动力，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
第二，劳动者自身偏好占极大主动权。如今，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不再被动，在择业时会将工作环境和所处社会地位纳入影响决策的因素之中，企业的高工资未必会吸引劳动者。所以，当一份工作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不能达到劳动者内心的追求时，企业的高工资、好福利才能够吸引到企业需要的人才，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第三，近年来宏观经济引致行业整体发展迅速。如今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保持着明显的上涨势头，考虑到全球其他各国受经济危机影响普遍陷入经济困局，我国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速，成绩瞩目。经济突飞猛进的背后，一方面离不开廉价劳动成本带来的出口商品价格红利；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以及汽车工业近年来蓬勃发展，二者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行业，并且其协同效应也驱动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在房地产及汽车两大行业的带动下，市场消费空间进一步扩大，整个行业的发展也刺激了劳动力需求，这同样加快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本部分按照传统的划分，将我国大陆地区划成三大经济区域来比较各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开放的就是东部沿海地区，所以总体上来看制造业最初密集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然后逐步辐射到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制造业整体起步就晚于东部地区，且发展速度受地理环境和交通便利程度的制约，相对较慢。但是随着关于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并不断完善，制造业一线员工的工资受最低工资标准的制约不断上升，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使得中西部的成本优势逐渐凸显出来。本研究首先对我国这三大地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状况进行了比较。这三个地区
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对比具体见表2.2，具体趋势见图2.3。
表2.2 2006—2017年东、中、西部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单位：元/人）
图2.3 2006—2017年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平均劳动力成本对比
图2.3分区域反映了十多年间各地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无论是绝对变化量还是相对变化率，总的来看均显现较为直观的上涨态势。具体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最高，西部地区紧随其后。但内陆地区的成本水平总体上都低于全国平均值，这更加说明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它大幅度地拉高了全国的均值。就上涨幅度而言，东部上涨程度显著地大于中西部，且增长速度相对中西部地区并未放缓，这也侧面反映了地区差异正在不断拉大，这使得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对这些制造业的吸引力不断变大。表2.3所示是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状况。
表2.3 2008—2015年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状况
（单位：元/人）
中国三大经济区域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见图2.4所示。
图2.4 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劳动生产率状况对比
观察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分析。首先是增幅比较明显的2009—2012年阶段，这时三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在快速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幅度和增加的数量上，中西部地区都高于东部地区的水平，这说明这段时间内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稍见成效，对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东部地区受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未能完成的限制，劳动生产率的增量相对较少。
第二个阶段是2013—2015年，这个时间段内三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呈平缓的上涨趋势，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步入高成本困境。单从区域对比来看，三个区域中原先是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最高，而到了后期中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逐步赶上，甚至在2013—2014年有稍稍超过东部地区的迹象，而西部地区水平相对低一些。
根据上述比较，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东部地区有明显的差距，这样看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更具优势。
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基层员工的素质要求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因此员工（尤其是流水线一线的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与本市的最低工资水平相近。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的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最高档），来比较地区间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线员工的差异。
表2.4中的最高值、最低值分别来源于各地区省会城市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后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2.4 2006—2017年东、中、西省会城市最低工资对比
（单位：元）
根据表2.4，绘制三个区域最低工资的柱状图，见图2.5。
图2.5 2006—2017年东、中、西省会城市最低工资对比
从图2.5整体趋势可以看出，三个地区最低工资的增速基本保持相同的速率，从2009年起，增幅逐步变大保持在16%左右，主要是由政府硬性规定每年要保持13%增速导致的。从三个地区的对比发现，东部地区整体上每年都高于中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在200元左右。而在这个指标上，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基本持平。三个地区的最低值差距较小，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最高值的比较，截至2017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最高档次的最低工资差值达到520元。说明东部地区主要城市（尤其是上海、广州）最低工资的增幅非常明显且在不断扩大，必然导致成本的上升，与中西部有较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为企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迁移提供了依据。
人口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比较大，而出现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层次结构，即指所有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占比提高和这个国家生育率降低，这样的改变使得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内形成少年儿童以及老年人的抚养比重都比较低，劳动力资源相对发达、生产力大的同时负担较小，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十分有利，是国家经济黄金时期。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口红利指的就是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由于人口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而且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劳动者得到了超过稳定收入的额外的经济收入。劳动力人口指的是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口，而大于64岁、小于15岁的人口则是需要劳动力人口抚养的依赖人口。在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的人口经济学家提出来的针对社会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新学说就是人口红利。自1997年开始，许多西方学者的论文和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一学说，普遍认为人口红利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三种不同的机遇：首先，适龄劳动力充足，劳动力年龄小、价格低，在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其次，年轻劳动力收入高则会使得资金的存储率更高，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来理财和投资，使得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最后，由于社会劳动力整体较为年轻，老龄化人口数量不多，所以社会需要用于社会保障的负担较小，社会财富的累积速度从而可以加快。
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口红利必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提高的重要有利因素。富足且廉价的劳动力人口让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动力的源泉。人口红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生产领域和消费与储蓄领域两个点来说明。
首先，人口红利对生产活动领域的作用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上。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来看，我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人口最富足的时期，然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劳动人口的增速放缓，我国劳动力人口在2015年已经停止增长。通常，如果国家或者社会的劳动人口不再增加，那么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将迅速来到。但是我国由于有城镇与乡村的存在，所以劳动力问题在我国来看，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大量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向城镇提供充裕的劳动力人口。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的潮流中，城镇化速度迅速发展，假如每年城镇增加1%的人口，那么城镇会需求1500万的劳动力人口。假设当我国达到发达国家行列时大多数人口在城镇，那么农村人口的转移还要持续至少20年。所以在未来的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内，我国依然会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提供。这样，人口红利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仍然会促使我国社会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
其次，人口红利对于消费和存储的作用也是影响巨大。我国老龄化的逐渐加剧在一定时间里并不一定导致存储率的降低，与之相反，还可能导致存储率的提高。因为在社会老龄化的初期，刚刚达到老年的人口通常都有相对而言较高的存储率。对于这一现象，有人把老龄化的开始时期看作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期并不是老龄化开始的时期，而是老龄化开始一段时间后的时期，如果可以好好利用存储金以使资本得到很好的回报，那么第二次红利期依然可以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创造贡献力量。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两个方面来说，人口红利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近年来处在一个很好的时期，也是人口红利最好的时期，从今后20到30年的时间来看，人口红利必然还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
当依赖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不大于50%时，可以称社会到了人口红利期，但是当这个比值大于60%的时候，社会就会进入全新阶段，叫作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人口结构转变历程上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但是它可以带来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宝贵机遇。当然社会在经过人口红利期后将会有一个朝着人口负债期过渡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来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乃至工业革命，都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会人口结构的前提下完成的，只有年轻的社会结构才能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带来无限的希望。放眼国际，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1970—1995年），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大这一点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高达40%左右。通过人口红利这一学说也可以解释在第二次世家大战之后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样，日本在20世纪中后期经济高速发展甚至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也是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社会负担较小。当然西方也有相同的例子，西方新大陆的经济增长超出旧大陆的部分几乎可以全部归功到年轻的社会结构上。然而，现在世界的各发达国家正处于相反的社会结构上，人口红利不断下降，生产力的价格自然也就不断上升，所以才会出现发达国家将生产工厂迁至劳动力低廉的国家的情况。现在许多西方的发达国家，甚至东方的日本、新加坡等国，都存在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问题。有专业人士指出，许多国家的人口衰退在2050年前都难以出现扭转态势。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富足和廉价的劳动力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其间，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着资本短缺的问题，但是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弥补了这一缺陷。然而，伴随近几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的减少，我国人口红利已然逐步衰退。
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一个转折点，它是说在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农村农业劳动者逐渐向非农业的行业转移，农村农业劳动者渐渐减少，从而形成瓶颈。我们可以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人口无限提供阶段，这个时候劳动人口过剩，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劳动人口的工资；第二阶段就是指劳动人口稀缺的时候，工业将农业的富余的劳动力全部吸取，此时劳动生产力决定了工资。当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状态转换时，劳动人口从剩余变成了稀缺，对应的劳动人口供给曲线逐渐向上倾斜，劳动人口工资水平逐渐上升。经济学家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叫作“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拐点可以被认为是与两个变化同时期产生的：一个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另一个是适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的降低。人口红利不断衰退则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自然会导致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导致很多企业把工厂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的区域和国家。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就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同样，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也使得社会的负担加重，财政入不敷出在所难免。
人口老龄化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又进一步导致社会负担逐渐加重。人口的抚养比指的是需要被抚养的儿童和孤寡老人所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当今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也直接导致了人口抚养比的持续提高。据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在外劳动者同比仅增长0.1%。面对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时代，我国抚养比从2011年的34.4%增长到2014年的36.2%。根据联合国相关统计数据的预测，未来我国老年抚养比的增长会越来越迅速，2050年可能增至6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的13%增长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降低不仅说明了我国大量劳动力的优点的不复存在，还说明了我国未来的养老负担会逐渐加重。提高的人口抚养比不仅会加重同一时期年轻人包袱，并且也无益于社会积累财富，更严重的，将会影响劳动人口收入的合理分配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生活的困难。同时，由于社会财富向孩子和老人集中，也会引发人际关系、养老政策及保险甚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经济后果》文件中提到了老龄化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老龄化的标准是所有人口中超过7%的人口达到了65岁。从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我国自进入21世纪后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我国目前老龄化的特点是速度快、规模大，这已经严重造成了我国劳动力供给失去平衡。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规定，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的退休年龄是55岁（女干部），我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60岁。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还没有成为老年人就提前到了退休养老的阶段，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浪费。由于种种因素，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特别快，导致了我国已经处在人口红利的末期。然而我国社会经济刚好处于快速发展期，而且人均GDP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很低，一旦因为老龄化问题而发生劳动力急缺的状况，我国此前的劳动人口优势就会荡然无存，这会导致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很多问题。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负担不断加重，也导致了年轻人压力逐渐加重。2002年，我国劳动力赡养老年人的指数在抽样了11.6%的全部人口后，相比1982年水平提高了3.6%。而且人们生活水准变得越来越高，老年人也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用来追求精神层次的享受，以此来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实现人生的追求。由此可以推断，人口老龄化必然将加重劳动者的赡养费用和负担。
在经济方面，在21世纪初，我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仅有958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老龄化时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了10000美元，是我国的10倍还多。我国老龄人口在2013年已经有1.77亿，占全部人口的13.3%，此时人均生产总值只有6767美元。未富先老可以很充分地描述我国老龄化所处的尴尬局面。放眼全球，人口老龄化这一状况对人类财富累积和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巨大影响。就日本而言，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90年代老龄化危机加重，直至21世纪达到了老龄化顶峰。但是在9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就已经有3.12万美元。由此可知我国比其他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在医疗养老方面，人口老龄化必然会极大地影响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伴随人体器官逐渐衰老，各种不同疾病也越来越多，所以老龄人对医疗保健护理的需求远远超过其他年龄阶段的人，而近年来社会的卫生保健事业已然无法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人数虽然是世界最多，但是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明显缺陷。
首先，普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有差距，当然，还有农民工和农村的养老保险等各种各样的制度的差距，不同制度下的老人的养老待遇相差太大。截至2013年，依据官方资料，可以发现，我国养老保险人数占总人口的79.7%，高达8.19亿，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距离养老保险全覆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还存在许多因资金问题无法继续缴纳保险而中断参保的参保人。最后，养老保险在跨省时由于统筹不到位会存在很多问题。至今，我国多数省份都存在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现象，养老金赤字不断增加，预计会在2035年左右达到赤字顶峰。
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红利的衰退所带来的未富先老，给社会、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危机。
本部分试图深入分析在当前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交叉点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多个因素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第一，人口优势逐渐消失。我国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时间推移下逐渐产生了效果。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适婚年龄，我国生育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使得我国劳动人口占比大幅度地下降，我国的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2014年，劳动年龄段人口（15—59岁）年均减少350万人以上。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已经饱和。目前，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长久以来一直通过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城市第二、三产业输送动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例已经逐步达到了饱和。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转移动力开始出现不足，且未来缺口会不断变大。
第三，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也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参与率表示的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22%，在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大约为10亿基础上，这0.22%意味着每年我国将最少减少220万左右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但劳动力供给在不断下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时均衡点的移动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
根据早前国际上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我国制造业员工劳动报酬明显偏低，是新兴国家的1/10、部分发展中国家的1/3左右，与发达国家比差异更加巨大。为此，发达国家为了削弱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低成本优势，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借口，订立了《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A8000）》来制约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其中规定，企业应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与生活环境，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2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有明确规定，要求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该政策的出台强制性地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以深圳市为例，其最低工资的变化趋势如图2.6所示。
图2.6 深圳市2006—2017年最低工资变化
图2.6的最低工资数据来源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具体数据参考第一类标准。由图2.6的数据可以发现，从2010年以来，深圳市每年都在调整最低工资的标准，且每年平均增长数量在200元以上。最新一次调整是在2017年，增幅为4.9%，调整后最低工资水平突破了2100元，和2010年的最低工资水平相比，已经增长了一倍。虽然最低工资标准不等完全同于制造业一线职工的实际报酬，但其上调必然能推动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上涨，增加企业负担的劳动力成本。
第二，《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该规划指出，2011—2015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这项规划也强制性地逼迫企业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社会保险主要涵盖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等多个方面，该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将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企业没有向员工直接进行货币支付，但通过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间接提高了企业支付的劳动力成本。
一般来说，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劳动生产率越高。我国教育事业在不断发展进步，劳动者素质逐步在提高，这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大推力，主要由两个方面体现：一是高学历人才成为主要劳动力，其在求职时对收益、报酬的期望会比以前更高，为留住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技术性人才，企业需要提高薪资标准。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获得竞争优势，一般都会向员工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再培训，该过程需要花费更多的培训成本。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近10年来全国的CPI值涨幅基本维持在3%及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物价上涨速度惊人。同样增长的还有医疗成本和教育费用，这些成本的共同上升必然会导致劳动者花费更多金钱来获取这些资源，抵消了劳动报酬的增长效应。因此，生活成本等的上升会提高劳动者对劳动报酬的期望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物价上升的部分最终还是会由企业来承担，进而增加劳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