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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日趋增长。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它的成本就是劳动力价格，其上升主要取决于市场对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改变。随着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的大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使行业整体发展迅速。虽然我国产业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当前推进产业升级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产业发展不具有总体规模，产业集群优势不够明显，某些要素如土地、环境等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发展与优化。要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走集约化发展道路，要积极顺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将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各项投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等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投入要素，其在不同区域的价格差别导致这些区域的产业布局和分工存在差异。在这些区域的产业布局与分工的差异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不同的区域在考虑相关产业发展时会优先利用其优势要素，但随着利用优势要素带来的竞争优势丧失，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引起成本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在企业层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规定，企业在聘用员工过程中向其补偿有关劳动力方面的工资奖金、福利保险费，以及各种形式补贴补助的全部费用支出构成劳动力成本。在以上企业承担的三部分主要支出中，工资占主要部分。除工资因素之外，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以及工资薪酬制度变革也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随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员工相关的各种保障费用将被强制性地纳入企业员工薪酬体系中，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因此，工资的上涨不仅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差异和户籍流动限制、劳动力供需体系中主体年龄层次及教育背景结构性差异的触动、政府积极推动改善民生的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作用也不可忽视。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区域经济差异及户籍制度、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以及全球化发展进程等因素的作用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仍将继续保持。
除此以外，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一方面，过去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能够提供给市场的劳动力资源呈下降的趋势，工薪阶层社会福利保障意识日益增强。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势必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的也不再是只做简单重复工作的劳动力，而是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优秀人才，对劳动力自身的进一步要求使得用工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匹配需求，而这样的高工资必然导致企业总成本的上升，进而缩减利润，使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财务业绩产生冲击的问题，其解决办法可以是引入高科技生产线、投入工业机器人等。由于机器的大规模投入，企业不但可以用机器替代很大一部分人力、节省用人的成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采用大样本实证检验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产业升级和转移行为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优势，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近30年内一直被当成是一个稳定的外生变量。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土地租金、水电费、原材料等价格的全面上涨又进一步导致企业的经营压力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企业因销售量锐减导致减产、停产，企业规模的缩减引发了大幅度的裁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用工反弹的现象。2009年8月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现象尤为明显，而在这些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已使企业不堪重负。
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它的成本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其波动主要取决于市场对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层阶级开始兴办企业，投入固定资产，雇用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劳动力需求量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过去的几十年一直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已经远远低于国际平均值。近几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呈下降态势，这就导致了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力价格不断提升，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步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那个时间点上，属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就已经到来，中国早就不是那个可以无限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大国，我国的人口红利期所带来的机遇已经过去了。即便是遭遇了金融危机，这些也是不可改变的。刘易斯拐点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农业人口的比重太大，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使得劳动力成本被压得非常低，但是到了某一天，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劳动力的使用率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从劳动力数量来看，供不应求的现象势必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除此以外，企业需要的不再是只做简单重复工作的劳动力，而是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优秀人才。然而，这类人才毕竟是比较罕见的，这种劳动力质量供求不对等的现象也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见图1.1）。
图1.1 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
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政府退居幕后，扮演着宏观调控的角色，它是一只有形的手，它的一举一动也会对劳动力成本造成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福利成本的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工薪阶层社会福利保障意识的增强，国家越来越重视企业员工的社会福利待遇：一方面，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维护工薪阶层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员工在享有工资的同时，享有其他的福利保障，进一步维护职工权益。
劳动力成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其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导致企业总成本的上升，进而缩减利润，使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趋势时，很多企业采取了裁员的方式，并通过增加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弥补裁员带来的巨大生产销售压力。也有企业采取了降低招聘门槛、用具有职业技能的技校学生代替大学毕业生的手段，以期减少支付给每位员工的薪酬。另外，利用外包劳务单位接收派遣工的方式也在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是企业试图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种途径。有些学者认为，同等条件下，资本运作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雇用劳动力生产销售所创造的回报。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以期能够创造更多价值。
技术替代劳动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以机器替代人工。生产的全自动化、半自动化替代了依靠人工完成的工序。这样做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也为企业节省了大笔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需支付的额外资金。机器作为一种固定资产，它的价值比较稳定，而且使用周期较长，在一定的时间内，不会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机器的出错率也远远低于人工，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具有更高的规范性。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以往高度依赖人工的雕花、针织等传统技艺，也无法抵挡被机器取代的命运。那些拥有传统技艺的工匠的命运值得同情，但同时，也无法否认机器给社会带来的技术革新。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变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我国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逐渐减弱。在我国部分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等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好的是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当前，我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与国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力支持的双重关键时期。
对外投资方面，其与转型升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同时期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与运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近年来，国内的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寻求产业外迁的机会，到国外投资建厂，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可以预见，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鞋服产业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或将迎来行业的洗牌。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我国通过产业向内转移推动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的实现还具有一定难度，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产业向内转移的速度及成效也不明显，但从长远以及工业化进程的角度看，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外迁相对落后的产业是不可避免、无法阻挡的趋势，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产业地区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重组了产业结构，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更加平衡，有利于扩大就业，缩小我国东西部贫富差距，从而促进我国工业化的发展。
暨南大学教授冯邦彦认为，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企业有两条变革之路，一是选择企业投资行为，二是选择搬迁企业，否则只能被市场所淘汰。因为充足而又低廉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了。选择搬迁的企业不少，比如说富士康将沿海的工厂内迁，英特尔将上海的生产基地搬迁到了成都等。内陆地区拥有地价低、有国家政策扶持等优势，是许多企业内迁的主要驱动力。而据消息称，继富士康将生产线从深圳搬迁至内地三四线城市后，富士康计划在印度建厂，觊觎当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驱使企业不断进行厂房的搬迁。曾几何时，我国被誉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规模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扶持，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许多跨国企业放弃在我国建厂的首要因素。还有部分企业选择企业投资行为来维持企业的竞争力。比如说，作为我国最大的手机品牌商，华为在它的技术创新之路上越走越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华为用它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的方式，在世界排行榜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据不完全统计，华为从2006年以来，其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约370亿美元），2006年，华为研发投入仅为68亿元，此后每年保持阶梯式增长。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这类企业放弃依靠低成本优势，走向依靠技术、知识创新和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的道路。这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选择产业转型或是企业迁移的“倒逼”作用。
本研究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采用大样本实证研究，以及以凤凰传媒、红豆股份、天虹纺织、富士康、三一重工及中联重科为对象的案例研究，探究劳动力成本对微观企业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倒逼作用。本研究主要有以下意义：
在理论意义上，本研究将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微观企业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并对已有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的影响与企业升级和转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总结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企业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制造业的研究，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是比较少的。而本研究选取了文化产业的一个典型案例，探讨了文化产业转型的路径，丰富了产业转型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不同行业的企业转型升级绩效。同时，笔者发现企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总部转移的绩效研究，对承接地、迁出地的影响等方面，并没有深入研究企业生产活动的转移，也没有对企业转移中的企业内迁进行延伸和概念内涵的界定。而本研究根据企业产业转移的分类对我国制造类企业的内迁活动进行了相关的总结和定义，有利于在理论上对我国企业产业转移的模式和由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的企业产业转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分析了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产业升级与转移后产生的经济后果。本质上来说，企业选择产业升级或转移实际上是企业的一次财务投资决策。从财务视角来研究效果，可以清晰地反映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的企业产业升级或转移选择是否可行：它是否能降低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改善企业业绩？为此，本研究结合经济学和财务学相关理论，以多家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