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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的概念站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但对劳动者来说却是收入。劳动力成本的核算内容比较广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02）的规定，劳动力成本的范围不仅仅涵盖工资报酬项，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资和薪金，以物质或非物质形式表现的福利（如住房保障、技术培训、社会保障以及雇用员工发生的税收成本等）。
由于我国对劳动力成本的核算依据是国家统计局和劳动社会保障部建立的“职工工资”，因此统计口径与国际劳工组织并不完全相同。劳动部相关文件规定，劳动力成本应该包括：职工工资总额、社会保险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费、劳动保护费、职工住房费用和其他人工成本费用等七大项。
工资是狭义上的劳动力成本，工资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长度来计算，分为日薪、月薪和年薪。它是指雇主依据法律、行业规定，或者适合员工的合约，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概括起来，国内目前对工资的理解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W 1 =基本工资等级表部分
（3.1）
W 2 =W 1 +奖金+津贴
（3.2）
W 3 =W 2 +福利（医疗、住房、培训等）
（3.3）
W 4 =W 3 +延期支付（养老金、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
（3.4）
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与工资之间是一个包含关系。工资涵盖的范围小于劳动力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成本是工资概念上的延伸，属于广义上的工资。在我国现有的相关年鉴中涉及工资统计的数据主要使用的核算内容是上式3.2中提出的W 2 结构。虽然W 4 的概括更为全面，但在核算过程中福利和延期支付难以准确计量，下文在计算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时会采用年鉴中使用的W 2 概念。
国外的学者较早开始对劳动力成本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Salter（1960）认为，面对要素价格的变化，企业倾向于降低总成本，而不是特定的某一种要素的成本，他认为能降低总成本的技术进步都是受欢迎的。Fellner（1961，1962）认为，不管是在垄断竞争市场中还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面对一个要素价格的上涨会采取技术要素来进行替代。Acemoglu（2010）进一步指出，在劳动力短缺和高工资背景下，外生性的工资上涨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技术性支出。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有效劳动力资本存量的上涨会减少生产成本，这促使企业进行创新。Romer（1987）认为，高工资激励着企业进行创新，若是降低工资，企业的创造力会下降。Turner（1993，1997）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出，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可以用来衡量制造业的竞争力。
我国学者对于劳动力成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受到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许多学者主要通过对国外文献的研读来定义劳动力成本，分析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随着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学者的目光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动因及产生的影响上。目前，我国对于劳动力成本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将研究成果分为四个方面。
唐庆银（1999）在查阅外国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劳动力成本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单位）在一定期限内，因聘用一定数目的劳动力而支付的全部支出。其核算的中心指标有四个内容，统称为劳动者报酬。具体包括工资总额、福利费、保险金和公积金以及职工教育、培训产生的费用。类似的，方建平和钱佐华（2008）也持相同的看法。张声明、顾庆良和王若明（2004）指出劳动力成本不仅是一种成本还是一种投入，在核算过程中既要考虑直接与显性成本，又不能忽略间接与隐性成本。贺聪等人（2008）指出了唐庆银核算过程中的不足并进行了补充。他们认为核算劳动力成本时应当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既要考量职工工资这类直接成本，又不能忽视社会保险、职工教育培训等间接成本。张本波（2008）也将其核算内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两类来计量。他尤其强调了社会保险费用部分，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构成，它占了20%的比例；而在间接费用中，它约占60%的份额。
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完善，部署和影响的范畴也在积极扩张，其对应的比例还会继续提升。廖萍（2008）基于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背景，指出新法的颁布对劳动力成本必然会有深远的影响，而当下企业支付的劳动力成本核算内容就要增加因解除劳动关系而支付的经济补偿以及带薪休假薪酬部分。贺聪等人（2009）在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进行国际比较时，根据“劳动力市场关键性指标”（KILM）体系来评价劳动力成本，可以认为核心指标是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黄顺春、王倩妮（2013）与贺聪从同一个角度核算劳动力成本的内容。他们也强调应该从企业的立场出发，劳动力成本应该囊括企业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占用劳动力的总过程，包括获取成本、使用成本、激励成本、辞退成本四个部分。
廖骏（2007）从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是生活资料开销的增加和教育费用的上调致使工资水准的上行。就制造业而言，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市场供求力量都会促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方建平和钱佐华（2008）认为，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劳动力素质逐步提高时，劳动者本身对于职工工资的期望也会随之提高。宋丽萍（2010）在生活成本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个新的因素，即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刘厚俊和王丹利（2011）归纳了制造业劳动力薪资水准的上升因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并不会导致在国际上比较优势的消失。梁达（2010）从“民工荒”的角度来看待其动因，认为农业部门收入的不断提升会导致农民放弃务农选择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变大，导致一些劳动力回流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倒逼劳动力成本上升。类似地，金三林和朱贤强（2013）认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又根本性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樊华（2013）依据费-拉尼斯模型，发现除了最低工资的提高以外，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提高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刘焕鹏、徐炜和董利红（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房地产投资对劳动力成本存在显著的推升效应，且房地产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0%以上。此外，不同规模和收入水平的城市房地产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推进效应存在差异，规模越大、收入越高的城市房地产投资的劳动力成本推升效应越大，但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相对贡献率越小。
陈俊（2006）分析了20个国家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并与我国制造业水平进行对比。他发现，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报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相对较低，而且劳动生产率与报酬水平不能相互匹配，但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廖骏（2007）以制造业为例，指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从而导致产品价格的增加，这将削弱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甘满堂（2010）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员工待遇。曾国华和王跃梅（2011）从效率工资理论和资本替代劳动两个角度出发，将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系转为分析工资与利润的关系，结果发现成本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程承坪等人（2012）通过构建脉冲响应函数，试图验证成本上升对国际竞争力的冲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在长期内这种影响将越来越不明显。
周丽等人（2013）全面分析了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的影响：① 能够增加产业产品的需求；② 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③ 从经济效益出发，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的结构升级和管理变革；④ 负面效果上，成本上升会导致制造业出口有所下降，使一些外资制造类企业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姬振天（2013）通过对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中，发现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已经不能扭转，但是对制造业进出口的打击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更明显的是能够促进这类企业转型升级，推进我国朝制造业强国迈进。阳立高等人（2014）将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选择2003—2012年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能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或是退出市场；促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总体上是推动制造业的结构升级。文章还建议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贾小玫（2015）首先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然后通过研究其正负效应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进出口额、物价、外商投资、就业水平有负面影响，而对内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有正向影响。李伟和贺灿飞（2017）经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4年以前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我国已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而出口型企业仍然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杨宜勇和张英（2006）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逼迫企业放弃原先依靠的低成本优势，由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过渡到知识、技能密集型企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除此之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有助于拉动内需，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梁达（2010）认为我国低成本优势的变化，能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企业寻找新的定位。赵镇成（2011）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使得企业无法过度依赖国外投资和低级产品出口来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的机制。罗来军等人（2012）认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低工资水平阻碍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如果企业只依靠低劳动力成本获取利润，企业必然会失去研发创新的动力。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反而导致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因此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适度上升将有利于我国的产业升级。郑延智（2013）通过江西省的数据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地方经济结构及其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对该地区的投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能明显地促进居民消费，拉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转变经济结构。詹新宇和方福前（2014）在典型事实的基础之上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我国经济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加剧了通货膨胀率的波动。余翔（2015）采用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出口竞争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在2010以后这种负面影响更加显著。程晨和王萌萌（2016）在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作用过程中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企业转型升级有积极的影响，能够调动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积极性。程虹和唐婷（2016）基于规模以上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企业创新有激励作用；而且不同规模的企业激励的力度不同，大型企业的创新速度相对较快，而中小型企业的创新速度并不明显。郭念枝和村濑英彰（2018）以我国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导致了企业利润压缩为出发点，经研究发现，在外部经济条件没有较大改观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上升压缩了企业利润；投资者通过把资金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来应对这个变化，抑制了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