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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等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投入要素，其在不同区域的价格差别导致这些区域的产业布局和分工存在差异。有多种理论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了这个问题，其中资源享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雁行形态论则从动态角度出发论述了产业结构与产业转移相关问题。在这些区域的产业布局与分工的差异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不同的区域在考虑相关产业发展时会优先利用其优势要素。但随着优势要素的利用的竞争优势丧失，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引起成本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从世界范围来看，其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各个地区的要素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和技术稀缺，成本较高，但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成本较低，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对企业的要素投入影响越来越大，面对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企业选择减少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增加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即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为主导；进入知识和技术主导的时代，知识和技术投入成为要素投入的重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成为产业的主导。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密切相关，经历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变化发展过程。
我国的很多企业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都有惊人的发展，尤其是从财务数据来看，这些企业都是具有竞争力的。但是，这些企业都是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比起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的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其生产成本自然就会降低，在国际上凸显出价格优势，并把这种优势扩大，变成规模优势。然而，无论是企业所处的行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劳动生产率，还是管理效率以及竞争力方面，国内的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都无法在国际上展现持久的竞争力，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也相对最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占比相对较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而且其增长速度一直保持低增长，增速低于GDP。《日本通商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从整体上来看，平均劳动力成本都较低，约占产品总成本的4%，而在我国，这个比例仅为3.5%。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者工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确给我国带来了一些优势，如国际上同等条件下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中国商品，这正是由于价格的优势。但是长远来看，为了满足国内外需求，提高利润，我国部分企业更愿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重视研究核心技术开发新产品，不重视创立品牌，不重视更新设备、使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给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本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反而成为企业的劣势，就会束缚企业提高其核心竞争力，限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让企业自主放弃低成本产品，进一步开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可能性较小，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相反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其长期以来的优势，反而会促使其放弃低成本产品来开发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促进其不断开发核心技术，更新设备和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升级产品层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以此推动产业升级。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个国家的分工合作逐渐深化，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通过将一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更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这种产业转移以美国和日本较为显著。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率先将钢铁、纺织等传统行业从国内转移至日本和联邦德国，从而给本国发展电子、通信以及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提供空间；20世纪70至80年代，已经发展壮大的日本又转而将钢铁、纺织这些传统行业纷纷转移到东亚地区，随之转移至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开始发展电子、汽车、通讯等产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产业转移不再是简单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某种产业或者产品，而是表现为价值链在生产环节的转移，即某产业或产品中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加工环节和程序，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承接不同产品的生产环节，以这种分工合作来实现价值的增值。由于某一产业或产品在不同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的附加价值不同，因此在当今的国际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附加价值环节的分工。通常情况下，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劳动力投入较大，其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投入越大，成本就越高，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而本地区企业则加大对资本以及技术的投入，来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改变本地区企业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低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发达国家企业的目光，满足其进行产业转移的条件，因此我国成为其产业转移的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产业转移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在积极引进各种传统加工制造业和重工业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其他配套产业也随之迅速发展，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平衡。但是，我国区域间的收入和贫富差距却随着国际产业的不断转移逐渐加大，尤其国际产业转移的首要选择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因此，对于各种资源以及产业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的东部地区，其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各种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等价格快速上涨，产业转移成为其不二选择。那么进行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就是经济不够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拥有天然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及国家各种政策的鼓励与支持，将这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可谓是明智的选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广泛，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无论是经济体系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还是近年来发展飞速的新兴市场国家，或是进入相对平稳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受其波及。对于我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所受影响最大，虚拟经济的全球性危机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出口”这一环节遭到严重危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和长三角地区的很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也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产业地区的转移速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部沿海区域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以逐年增长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向中西部进行转移。
这种产业地区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重组了产业结构，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更加平衡，有利于扩大就业，缩小我国东西部贫富差距，从而促进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另外，产业转移也确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企业自发进行的行为。这是因为进行产业转移和承接转移的主体都是企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负责当地的区域发展，而我国又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这样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竞争激烈，为了能够多引入来自东部沿海输出的产业，促进本地区的发展，地区在资本与项目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也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如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资本的注入，向企业收取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费用，而这也给某些外来企业提供可乘之机，部分外来企业从政府取得土地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投资生产，它们或将廉价取得的土地转售以赚取高额差价，或违背当初签订的土地合同约定，将工业用地用作商业开发；为避免产业转移途中产生不必要的风险，除非政府给予特定的财政补贴，否则部分企业不愿转移；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政府只看到眼前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盲目招商引资，承接产业的过程中不注重引入环保型和节能型产业，忽视长远发展，这一方面导致当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使能源消耗加速，实际上是在“开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