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自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被发现到现在,已逾80年了。
毋庸置疑,作为一代戏曲文献宝库,80年来受到了有关学术界和出版界极大的关心和重视。早在赵本古今杂剧被发现的同时,卢前、叶德钧、徐调孚、章夷荪、傅惜华等名家纷纷出面评述,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著名学者、出版家,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的张元济也参与其中,郑振铎致信希望他能够积极推动,增广流传,因为“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
此建言得到了张的首肯,当年年底即与作为教育部代表的郑振铎签订了合作协议。
次年,张元济即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和热情落实了这一批戏曲文献的整理排印工作,从选定剧目、校订文字到制版印刷,可称事必躬亲。郑振铎自然更不例外,从选目到校订,全程参与。这是一件大事,不仅是在出版界,而且是在学术界。为保证学术质量,张元济还聘请了著名学者王季烈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王学识渊博,也是公认的曲学行家,曾著有《螾庐曲谈》一书传世。鉴于元明杂剧部分已有通行本的现实,最终收录144种罕见珍本的《孤本元明杂剧》于1941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使得传世元明杂剧数量骤然双倍增加。王季烈的校正文句、勘定讹误,以及统一体例等辛勤付出,使得这部选集成为“现行断句本元剧总集之最佳者”
。
《孤本元明杂剧》面世后,学术界予以高度肯定的同时,也有论者对其整理校改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进行了分析,对商务印书馆未出全部剧本进行质疑和表示遗憾。
正因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整理出版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工作并未停止,用力最勤的仍然是郑振铎。郑氏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编订《古本戏曲丛刊》,其中第四集即将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全部复印出版。《四集》于1957年10月付印,1958年12月出书,以此向社会展示了赵本古今杂剧的全貌。整理出版赵本古今杂剧的另一个功臣是隋树森,作为一个元曲研究大家,他除了较早关注《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并写有评介文章外,最重要的是广搜博览,从各种元曲版本中选出62种明人臧懋循《元曲选》所未收录者,编成了《元曲选外编》,为研究元杂剧者提供了方便。而其中出自赵本古今杂剧的就有43种,超过该书剧目总数的三分之二。该书于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除此而外,卢前编纂《元人杂剧全集》(1936)、周贻白选注《明人杂剧选》(1958)、王起主编《全元戏曲》(1999)、徐征等编《全元曲》(1998)、廖可斌编《稀见明代戏曲丛刊》(2018)、程华平等《明代杂剧全编》(2020)等选集和总集,以及吴晓铃等编校《关汉卿戏曲集》(1958)等杂剧别集,也对赵本古今杂剧有着较多的倚重。另一方面,中国台湾学者也做了积极贡献。陈万鼐于1979年编辑出版的《全明杂剧》,其中65种出自赵本古今杂剧,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正由于赵本古今杂剧的发现,作为元明杂剧文献整理基本标志的总集、选集和别集得以先后完成。
除了整理元明两代杂剧总集、选集和别集并进行最大化地利用外,对这批戏曲文献的研究工作也在同时展开。郑振铎、卢前、叶德钧、徐调孚、章夷荪、傅惜华等人的介绍本身即包括初始的研究,尤其是郑振铎,他发表的长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涉及赵琦美生平、脉望馆书目及抄校本古今杂剧的版本、剧目、流传、存佚情况,条理清晰,可以称得上是本领域的最早奠基之作,所作结论至今仍是该专题研究的出发点之一。与郑振铎情况相似的是王季烈。毫无疑问,他受委托编纂《孤本元明杂剧》的过程,也是其卓有成效的研究过程。除了辨析和校正等文献整理基本研究外,王氏撰写的《孤本元明杂剧提要》“对全书所收各剧的剧情、本事、版本进行介绍,还简要评述了各剧的艺术特点及优劣之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郑骞也认为,王编“此书的确是一部戏剧宝库”,而且“各剧宾白里有许多研究元代明初及明中叶戏剧的资料,或者是关于剧本的体制,或者是关于戏剧史的演变,其中更有许多社会风俗史料,是研究戏剧的宝库”。肯定之外,郑骞还对王氏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批评和建议,思考比较成熟和全面。
与郑振铎、王季烈同时在此领域辛勤耕耘的一批学者专家,全力以赴并取得较大研究成果的是孙楷第。早在1939年8月,当《孤本元明杂剧》正在编纂进行时,他即从北京赶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花了3周的时间研读了这批剧本,据称仅笔记即有10余册,其间还向张元济请教:“其疑似难明以及欲抄录而未果者,辄询之张菊生先生。幸前辈高明,不吝指示,书问三反,教诲益勤。”
回京后,他写成20万字的《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一书,以《北平图书馆季刊》专刊的名义于1940年12月出版。1947年夏,鉴于初版的仓促和粗疏,孙氏又对之进行重大修订,“去其重复语,累赘语。材料之有遗漏者,亦补完之”,改题《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交由位于上海的上杂出版社1953年11月出版。该书内容分收藏、册籍、版本、校勘、编类、品题六章,主要围绕授受渊源、册籍装订、版本、校勘、品题等问题展开,后附《余所见钱谦益重编义勇武安王集》等5篇相关的论文。今天看来,《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一书虽在收藏流传方面并没有提供比郑振铎跋语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目光集中于“授受之源,一出一人,以及本之离析合并”,在相关问题的论证方面更加细致和缜密,对赵本古今杂剧的册籍、版本、校勘的探讨尤见功夫。王季烈在《孤本元明杂剧》序中赞孙著“考订甚详,足使此书增价”,并在撰写《孤本元明杂剧提要》时“略采其说,入提要中”
。另一位研究者容媛称赞该书:“非特于书之授受渊源,本之离析合并,毛举栉剔,阐发靡遗,即元剧中之专名,如折、楔子、开、砌末、竹马、路歧、书会、捷讥引戏,为今人所不易了解者,皆有详尽之叙论。仅观书名,固不能知此书之博大也。”
此说应是对孙氏此书最为中肯和全面的评价。
当然,孙楷第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因系开山之作,只能停留在最基本的外部叙考,而未深入文献内部进行戏剧学、剧场学专题讨论。试图填补这方面空白的是女学者冯沅君。和孙楷第相比,冯的研究条件差了许多。当时正处抗战时期,冯氏任教于撤退至四川三台办学的东北大学,受到交通、通信不便等条件的限制,她无缘接触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全貌,即使王季烈所编《孤本元明杂剧》也不能全部得见,只能看到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借自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据《孤本元明杂剧》所钞藏的21个剧本,不到全部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冯沅君“经过几番玩索后”,还是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以此撰就《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一书,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专刊丛书之一,194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包括写作缘起、穿关考订、对唱念“题目正名”者的探索、元剧联套程式补正、“脱剥杂剧”阐释、《狄青复夺衣袄车》文本校勘等六大部分,涉及元杂剧从剧本体式到舞台演出的主要方面,虽然只有56页,薄薄的一册,但切实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于“穿关”的考订,对于认识元杂剧上演时各脚色服装状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至今仍为多数论者所接受。1956年,冯沅君又将该书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古剧说汇》。
20世纪50年代后,相关研究逐渐沉寂,除了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书目著录较好地利用了赵本古今杂剧以外,研究方面仅见《人民日报》1958年3月14日曲六乙的《阅读“孤本元明杂剧”》及1960年10月号《读书》上宜山的《古典戏曲琐记》一文中对《孤本元明杂剧》的介绍等,中国台湾学者郑骞、曾永义等也在各自的领域对赵本古今杂剧做了探讨。进入新时期以后,对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研究开始有了起色。数量不多,却有着实实在在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蒋星煜发表的《常熟赵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与校注》一文
,该文在他发现清康熙年间张远《元明杂剧书后》的基础上,结合张氏《无闷堂文集》《无闷堂诗集》和元明年间藏书家陆敕先《觌庵诗抄》,对赵本古今杂剧的流传、校勘和批注等问题,有了若干重要的新发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郑振铎和孙楷第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张远一家,明确了秦酉岩、何煌等人的特殊作用,同时基本上否定了季振宜作为钞校本古今杂剧直接收藏者的身份。蒋星煜认为,清初常熟地区收藏赵氏钞校本元明杂剧的不是如郑振铎、孙楷第等人所见的仅钱谦益—钱曾一条线,而是存在三条,即由钱谦益、钱曾而张远,由陆勅先、钱曾而何煌,还有秦酉岩自成一条。蒋星煜的研究,虽仅是一篇文章,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曾在出售赵本古今杂剧给季振宜后,何以仍拥有同名文献之矛盾,以及赵本存在着同一剧作重复出现等问题,值得重视。蒋星煜以外,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还有文化学者黄裳。早在1956年,即蒋星煜发表文章25年前,黄裳就注意到张远《元明杂剧书后》一文,其在《来燕榭读书记》谈及张著《无闷堂集》的版刻情况时即明确指出:“超然(张远字)交钱遵王、毛斧季,居虞山久,得《也是园古今杂剧》,存跋文一篇,最可补书林掌故。”
20世纪90年代,他又发表了《关于张远》一文,以更为清楚的笔触叙说了同一件事,文章在全文录出张远跋后这样写道:“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书跋,它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书从赵清常归钱牧斋,又归钱遵王、张远。这是郑、孙两跋都没有说及的。”
黄氏并非专业戏曲学者,能较早发现此类信息,足见其超常的学术敏感度。不过也正因此,他的看法对戏曲史界直接影响不大。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来燕榭读书记》中显示了《也是园古今杂剧》的相关信息,而且时间比较早,但当时并未公开发表,而《关于张远》一文问世时已进入90年代了。但无论如何,指出其在蒋星煜之外发现并提出此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信息。
蒋星煜、黄裳以外,中年学者潘建国和吴真的研究也值得关注
。前者《也是园古今杂剧发现及购藏始末新考》一文,通过检阅诸多相关当事人之日记、书札、题跋等史料,发现并纠正了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遗漏或误记。后者《〈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史之再发现》一文,则注意到早在郑振铎发表论文之前,已有上海的“新陈”(陈乃乾)在日本《书志学》期刊上发表《元剧之新发见》,为这一批杂剧文献最早的研究成果。此二文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知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的《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更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总而言之,80年来相关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整理是重视的,成果堪称丰硕。然而,也正由于原书发现未及百年,迄今全套虽已有《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1958)、线装书局推出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2016)和国家图书馆推出的《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集部·古今杂剧》(2011),查阅不再困难,但均为影印本,并非校勘整理。整理方面,虽然《孤本元明杂剧》《元曲选外编》和王季思编《全元戏曲》、徐征等编《全元曲》、陈万鼐编《全明杂剧》、程华平等编《明代杂剧全编》等总集以及《关汉卿全集》等曲家别集等已有部分涉及,但迄今仍未有涵盖全部作品之校点整理本问世,甚至版本校勘等基本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此与号称文献宝库之地位极不相称。
研究方面,则大多处于基本面貌的介绍和描述阶段,囿于明代杂剧选本同出一源的传统认知,未能将赵琦美钞校本和同时代其他杂剧选本进行比较研究,更未能放到戏曲文献史以及藏书文化等历史大格局中讨论,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所有这些均提示着整理与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性。而自20世纪40年代郑振铎、王季烈、孙楷第、冯沅君等人之后,相关专题性研究却沉寂下来,尽管不无成果出现,但除了蒋星煜偶尔参与以外,一流大家井喷式研究即不复再现。进入21世纪后,情况有所变化,除了黄天骥、吴书荫等前辈学者持续关注外,一些新人加入了研究队伍,视野和方法均有所扩大,如钱超尘、曹培根等人的赵琦美及其家族研究,潘建国、吴真等人对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史的研究,宋俊华、郑莉等一批年轻学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服饰、曲律、音韵等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献整理方面,老一辈专家黄天骥先生主持、黄仕忠等中年学者参与的国家重大课题《全明戏曲》的整理编纂也将带来较大期待。但由于涉及面太宽,问题太多、太复杂,虽据说已完成结项,但尚未最终付梓面世。一句话,所有的努力都还是任重而道远。
所有这些,正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需要说明四点:第一,本课题为笔者2013年承担并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因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发现“脉望馆”与“钞校本古今杂剧”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作为体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课题最终成果题目以“赵琦美”取代了“脉望馆”。第二,“整理与研究”为更具学术研究性的“考论”所取代。由于古文献整理涉及240多个剧本,工作量太大和太复杂,原课题是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申报的(结果获批的是一般项目),当时有颗雄心,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一文献宝库的整理和研究承担起来,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课题组发现实际工作量将大大超过原定的预想,即使作为重点课题亦很困难,更非一般项目的时间、精力和经费所能完成,因而在当年课题中期检查时即将其作为重大事项变更的内容予以申请,获准改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研究》。自然,熟悉本课题的同行朋友都知道,本课题经过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最终成果的内容也显示,尽管名称已经简化,但本课题的研究依然建立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之上,区别仅在于整理的结果不体现在点校本,而体现在本课题对现有赵本古今杂剧的考论之中,这也是本成果现有题名之由来。第三,鉴于明代江南藏书与常熟赵氏家族对于研究和理解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极端重要性,赵本古今杂剧作为元明杂剧基本文献的独有特质,更由于认识到版本比较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的研究现状,本课题的重点将放在赵氏家族与明清江南戏曲藏书文化和赵氏钞校本古今杂剧的版本校勘著录两大领域,而以现存赵本古今杂剧之版本比勘作为重点。第四,本成果大部分内容题为“校录”,关于校录,学界有不同理解。本稿所指,“校”即比勘,“录”即录存,“校录”者,版本比较结论之录存也,不附文本,先此说明。
希望本课题研究成果能给关心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同行朋友提供一定参考,有助于未来研究之进一步深入。
[1] 徐子方:《关于赵琦美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几个问题》,《戏曲艺术》2016年第4期。徐子方:《赵琦美生平履历考论》,《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舞台艺术(戏曲、戏剧)》2019年第3期转载。
按:本人一贯认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提法可疑,当以“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更较稳妥。其理由有三:(1)今存《脉望馆书目》无论题署万历四十一年的玉简斋本还是题署万历四十六年的涵芬楼秘笈本,均未收录这一批杂剧。(2)今存赵琦美钞校古今杂剧的跋文,涉及校藏地,除了两处为“真如”外,均在京师,同样与脉望馆无涉;(3)赵琦美晚年离京后并未回常熟,乃居浙江德清之武康,藏书并与焉。赵氏书跋及时人多有记载。因此笔者得出结论:脉望馆与赵氏钞校本古今杂剧无涉,“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是这一批杂剧文献最合理的题署。不久前读到赵铁锌《〈脉望馆古今杂剧〉名实关系及相关问题考辨》商榷文章(载《戏曲艺术》2019年第2期),作者用大量篇幅进行辩驳,却偏偏回避了上述最关键的三点,读后颇有舍本逐末、扭曲作直之感。本欲专文讨论,但一来时间有限,二来本来很明白的问题,讲清楚即可,无须浪费版面。基于此,本稿仍以“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名之,期盼更多高质量的考辩论文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