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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煌（1668—1745）字心友，一字仲友，号小山，别号仲子，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光绪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何焯屺瞻、弟煌心友》载：“煌字心友，号小山，尝自署何仲子。”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曹永源、李根源纂《吴县志》卷六十八列传六以煌附其兄焯传：
煌字仲友，初随兄往京师，归里后与蒋杲、陈景云辈以文字往来，所居曰语古斋，喜收旧籍，遇宋椠即一二残本皆购藏之，平生校书颇富，经籍而外，若前后《汉书》《说文》《通典》，流传至今最著有国初《说文》汲古阁本，毛斧季因笔墨小讹，每多剜改，致失宋版之真，煌以朱笔纠正，且赞之曰：“劝君慎下雌黄笔，幸勿刊成项宕乡。”（见《说文》下题跋）阮文达校勘《十三经》，其疏于《公羊》《谷梁》，皆据煌所校宋椠官本，又校《孟子经注》旧刻。嘉庆时，元和顾广圻以朴学名家极称煌所校本为精碻云。
传不长，记事也简。其言煌随兄何焯往京师，未言任何职。历史上何焯名气较大但官位不显，康熙二十四年始拔贡，其后十余年科试未见进益，四十一年冬因李光地推荐，特赐举人。次年会试下第，再赐进士，选庶吉士，命值南书房。先后任武英殿纂修、编修。数因忌者搆难而遭削职，甚至一度入狱。所任多闲职，卒赠侍读学士。很显然，以何焯之官位，无法在官场上给何煌以切实支持。况何煌并无科举功名，这一点他和钱曾、毛扆，乃至赵琦美皆有相同之处。只是赵琦美的父亲官做得大，靠着荫庇可以当上小京官，其他几位无此条件，只能白衣终身。所以可以肯定，何煌赴京师，纯为跟着兄长增广见闻，当然其间亦未免没有借机阅读宫廷藏书的目的。达到与否，资料所限，无从判断。然有一点可以肯定，惟其无功名，且终身未做官，何煌可以潜心做学问。谁都知道，何氏兄弟均嗜书，何煌尤甚，据云遇有珍惜古籍，即使零星残本散页，亦多方搜求，视为珍奇。何焯在京之南书房和武英殿修书，得弟支持不少。不仅如此，何煌与当时的学者名流往来颇多，上文言及蒋杲、陈景云皆为藏书名家。《藏书纪事诗·蒋杲子遵，蒋重光子宣》：“三径家风比杜暹，赐书高拥邺侯签。荒凉松菊图重绘，想见廉州太守廉。”说的就是曾任广东廉州知府的蒋杲，史称其“文学博赡，兼长吏事”。
《江南通志》有传。另一位陈景云（1670—1747）亦为藏书家、校勘学家，字少章，曾撰《绛云楼书目注》4卷，并著有《读书纪闻》12卷、《韩集点勘》4卷、《柳集点勘》3卷、《三国志举正》4卷、《通鉴胡注举正》2卷、《两汉订误》《纲目辨误》《纪元考略》和文集等。卒后门人私谥文道先生。此外，何煌与常熟藏书家毛扆也有交往，文中透露他们围绕汲古阁本《说文》因过度校勘而剜改，几致使宋本失真的一段争论。“劝君慎下雌黄笔，幸勿刊成项宕乡”显示了著者校勘观的严谨。然上文称何煌藏书室名“语古斋”则属误记。据孙楷第检视，今存《义门先生集》以及《何义门题跋》等书中载何焯《娄寿碑跋》《杨大瓢所藏痤鹤铭跋》《予宁堂法书跋》《杨安城补臂图册跋》《跋李贺歌诗编》《鸿都十经跋》等文均题署“语古小斋”，可知其并非何煌所专有。何煌自己本人更是酷爱聚书和校刻，校勘有《汉书》《说文》《通典》《云烟过眼录》《孟子经注》以及《左传春秋音义》《经典释文》《国语补音》等典籍。嘉庆时阮元、段玉裁校刊《十三经注疏》及《公羊》《谷梁》等书，所据皆何煌校本。何煌藏书印传世有“虹桥何氏”“仲子考藏”“小河水部”等。
何煌对戏曲古籍亦较留意，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最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大书：《元刊杂剧三十种》和《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就戏曲文献收藏而言，纵使拥有这两部书中的任何一部即当值得自豪，何况同时拥有两部。非但如此，根据上引张远《元明杂剧书后》，与赵琦美钞校本同时存在的陆敕先抄校本同样归了他。其他收藏者，如钱谦益虽“声抢”了赵琦美全部藏书，但对其中的钞校本古今杂剧却毫无整理，任其散置。虽然在整理《义勇武安王集》时曾经利用过“内府元人杂剧”，
但全无跋语，在其所编《绛云楼书目》时竟然不将其收录，可见其轻视。至钱曾虽进行了初次编目，但与校勘并未措手。张远同样，除留下一篇《元明杂剧书后》外，亦未在今存本古今杂剧上留下其他任何印记。何煌则不同，他不仅是收藏者，而且还是这一批杂剧作品的校勘者之一，今存本上目前所知有五处留下了他的校笔，他用收藏的元刊杂剧与赵氏本进行对校，解决了一些文本来源不同所导致的问题，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何煌校语数量不多，分别题于五个剧本之末页：
（1）抄本《单刀会》跋：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刊本校。
（2）息机子刊本《看财奴》跋：雍正乙巳八月二六日灯下，用元刻校勘。
（3）息机子刊本《范张鸡黍》跋：雍正乙酉秋七夕后一日，元槧本校。中缺十二调，容补录。耐中。
（4）新安徐氏刊《古名家杂剧》本《魔合罗》跋：用李中麓所藏元刊本校迄了。清常一校为枉费也。仲子。
（5）新安徐氏刊本《王粲登楼》
跋：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八日，用李中麓抄本校，改正数百字。此又脱曲廿二，倒曲二，悉据抄本改正补录。抄本不具全白，白之缪陋不堪，更倍于曲。无从勘正。冀世有好事通人为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足致名优演唱之，亦一快事。书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记。
以上校语分两大块，前四条用元刊本，后一条用元抄本校赵氏本。归结起来，至少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何煌所得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包括抄本，也包括刊本，与张远《元明杂剧书后》所述相符，校勘时间由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日至雍正七年乙酉秋七夕后一日，前后延续四年之久，且直接在文本上题跋，定为这批书的收藏者。前节说过，张远得自钱曾的赵本古今杂剧后来去向如何并无确凿史料可供判断，现在可以断定何煌所得正是张远所藏。至于何煌如何得到张远的藏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次，何煌戏曲藏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自李开先藏书，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也包括少有人知的李开先所藏元抄本，这种元抄本不止《王粲登楼》一种。上述第五条之后，何煌又附了《梅香》《竹叶舟》《倩女离魂》《汉宫秋》《梧桐雨》《梧桐叶》《留鞋记》《借尸还魂》8种，前后相加共得9种，其中《竹叶舟》《借尸还魂》2种并见于元刊本。和元刊本一样，这批抄本无疑显示元杂剧文本在明代的另一种遗存。惜今已佚，否则与元刊本相较，弄清楚是否为同一个版本系统，倒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第三，何煌以元刊本和李开先所藏抄本校赵本，更容易看出元明杂剧文本方面的发展演变，与赵琦美主要以同时代的抄本和刊本之间互校，其认识意义要大得多。孙楷第以此认为赵琦美所校“于是正文字方面，无甚收获。琦美之于元明旧曲，其功不在于校而在于抄”，
话说得虽过于绝对，琦美钞校及考订自有其价值，但以此反证何煌校书价值则是相当明确的。
岂止跋语，何煌校对成就更多地体现在正文上。
检视何煌所校五剧，墨笔校改处可谓比比皆是，平均皆在200处以上，校对量特别大。而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以及增补异曲则非不同版本难为，赵校既根据同一版本来源，“于是正文字方面，无甚收获”，这方面更可见何煌校对成就。以《单刀会》为例，全本校改处达240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37余处，增补了7支异文曲子；又如《看财奴》剧，全本校改处达260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33余处，增补了23支异文曲子。《范张鸡黍》一剧全本校改处达270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8处，较之前二剧虽不算多，但何煌发现与原刊本相较赵本少了12支曲子，依旧收获不菲。《魔合罗》剧中全本校改处达280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21处，增补了4支异文曲子，同时指出了2处倒曲、3处失曲；《王粲登楼》剧中全本校改处达220余处，其中涉及重大、连续字数超过5个以上的异文比勘有20处，增补了17支异文曲子和大量宾白，同时指出了末折“一本【水仙子】有【殿前欢】【乔牌儿】【挂玉钩】【沽美酒】【太平令】五曲”，和赵本比较，实际上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本子。
总而言之，何煌在赵本古今杂剧流传过程中的整理校对中确实下了相当功夫，就涉及剧本的校改力度、版本信息和取得成果而言，远胜赵琦美的初校，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也应指出，由于用元刊本和元抄本校改明刊本明抄本，版本相差太大，工作量亦更巨，故所校剧本只有5部，今存元刊本30种，何煌仅利用了1/6。其所据校改的元抄本虽已失传，但据何煌自己记载所藏9部，即有另外8部未能继续校对，仍可见其缺憾。更何况据《也是园书目》，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至钱曾时尚存341种，何校本5种，不及全部剧目的1/50，因而在整体上所起作用有限，难掩赵琦美之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