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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脉望馆书目》与钞校本古今杂剧没有直接关系，是因为前者只是在盈字号词曲类里收了关汉卿《陈母教子》、郑德辉《梅香》、朱有燉《诚斋传奇》、汪道昆《大雅堂集》以及《楚昭王疏者下船》《莽张飞大闹石榴园》等30多种元明杂剧剧目，竟未透露出其他任何有关抄校本古今杂剧的信息。孙楷第对此这样分析：“琦美校曲自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始，四十一年尚未有校录之曲，则杂剧不见于今本脉望馆目也固宜。”“其可疑者不在万历四十六前旧目盈字号中之无琦美校录杂剧，而在于四十六年吕字号续增目中之无琦美校录杂剧，然则琦美虽有其书，固未带回乎？抑缮校甫毕，倏已易主，其时书已不在箧中也？”孙氏目光敏锐，研读细密，其疑“琦美虽有其书，固未带回”切中肯綮。但也存在问题，除了万历四十年即已开始抄校《女学士明讲春秋》这个老问题外，还有万历四十一年和万历四十六年这两个不同版本年份表述混乱的新问题，加之没有弄清楚赵本古今杂剧的最终收藏地，使得问题不但未能解决，还增加了新的谜团。
难解的谜团还在于，今存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批注虽大多只署抄校日期，但也并非全然不涉及抄校处所，只是均未显示有关脉望馆的任何信息。现胪列如下：
望江亭中秋切脍旦一卷 元 关汉卿 撰 万历二十六年刊本（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二月二十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清常道人）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一卷 元 孙仲章 撰（“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贺冬节四鼓起，侍班梳洗之余，校于小谷本，清常道人记”）
刘晨阮肇误入天台一卷 明 王子一 撰 万历二十六年刊本（“丁巳六月初八日四鼓，侍班待漏次校于小谷本，自八月雨后此方有两寸许，清常道人记”）
十八学士登瀛洲一卷 □ 阙名 撰 今存赵氏抄校本剧末有琦美校语云：“于小谷本录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书于公署，清常道人。”
海门张仲村乐堂杂剧一卷 □ 阙名 撰 今存赵氏抄校本剧末有琦美校语云：“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内本，是日瑞王成婚并记，清常道人琦”
太乙仙夜断桃符记一卷 □ 阙名 撰 今存赵氏抄校本剧末有琦美校语云：“于小谷本校录，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四月朔日校，是日始雷电雨，清常书于真如邸中”
可以看出，资料中涉及处所的有两类，一是北京，二是真如。前者可以理解，因为用以抄校之内府本即出自钟鼓司，非在京师则不可能完成。况琦美以父荫为官数十载，最终病殁于刑部郎中任上，长期客居于彼亦属自然。唯后者尤值得注意，万历四十二年和万历四十四年两次题署均在真如邸中。今真如在上海普陀区，距赵氏常熟原籍近100公里，此在交通不便的明代距离实不算近，常熟古称虞，与真如风马牛不相及，上文“真如”无论如何不能视作赵氏常熟老宅之别称，只能算是别业。按中国传统，子女长大后一般会分家别居，琦美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祖美、隆美两兄弟，结婚成家后出宅另居亦属自然。但其他任何资料皆无赵琦美真如别业之信息，仅凭这一孤证亦很难确定。有论者因而认为这里的“真如”一词乃佛教用语，表明琦美在京借住于佛寺。但也仅是推测，得不到其他资料证明。无论如何，北京也好，“真如”也罢，皆与常熟无关，将此地与赵琦美钞校古今杂剧联系起来实在有些牵强。
弄清楚这一点，对于判断赵本古今杂剧与“脉望馆”之间关系相当重要。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赵琦美的晚年并不住在常熟老宅，而是迁居到浙江湖州的武康。与之紧密联系，一直随同赵琦美京师居留的抄校本古今杂剧亦即顺理成章地被转移到了武康。这方面最权威的当然是前章所引赵琦美自己关于“武康之山，老屋数间，庋书数千卷”的表述。而且更堪注意者，进入武康的不仅是钞校本古今杂剧，甚至包括赵琦美名下所有藏书。同时代人钱曾和张汉儒均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与赵琦美晚年藏书地点相关的事。
作为钱谦益的“门人加亲属”，钱曾对于赵琦美的了解无疑来自这位族祖，《读书敏求记》一书亦曾记载：
清常殁，书尽归牧翁，武康山中，白昼鬼哭。
鬼哭之事自然无稽，唯作者强调“武康山中”和“书尽归”值得重视，毫无疑问，在钱曾的心目中，死后葬于武康山中的赵琦美获知自己一生辛苦聚集起来的藏书由于子孙不能保守而转归他人而悲伤痛哭。“书尽归牧翁”时的地点不在常熟而在武康。《读书敏求记》作于钱曾的晚年，上距赵琦美、钱谦益等当事人的故世已数十年，赵氏族人对钱谦益所撰墓表中关于琦美晚年别业和葬地的描述未有不同意见，由此更从侧面证实了武康之于赵琦美一生行踪以及最终藏书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
张汉儒是钱谦益的同乡，也是常熟人，崇祯九年，曾受后者的政敌温体仁的指使，具揭帖攻击钱谦益及瞿式耜恶状五十六款，中有一款直指谦益得琦美遗书一事：
钱谦益见刑部郎中赵元度两世科甲，好积古书古画，价值二万金，私藏武康山内，乘其身故，欺其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声抢四十八厨古书归家，以致各男含冤，焚香咒诅。
一般认为，张汉儒的攻讦动机不纯，罗织罪名，不足凭信，然此款涉及赵琦美藏书地点及最终归于钱谦益的事实，却大体成立。其言“两世科甲”当指琦美曾任广东参议的祖父赵承谦和官至礼部左侍郎的父亲赵用贤，“四十八厨”当指赵氏藏书总数，和今存《脉望馆书目》31橱的著录相较多17橱，除了有可能蓄意夸张外，还应考虑原未在脉望馆书目著录的抄校本古今杂剧，两下合并数量上相差实际上并不很大。“武康山内”“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将琦美藏书地点及和家人的关系说得相当明白。张汉儒攻讦目的是要通过大肆宣传贬低对方的人品，是要让社会大众所接受，不可能置基本事实基本常识都不顾。无论如何，亲友政敌皆不约而同指认琦美藏书于“武康山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诚如近人章钰所言：“足为清常藏书处所之一证也。”
对于这些，钱谦益自己亦曾提及“子有事于宋以后四史，愿以生平所藏，供笔削之役”，赵琦美自己愿意将其藏书供他研究之用。孙楷第注意到这一点，认为也许这就是钱谦益在赵琦美死后接受其藏书的原因：
如谦益言，谦益之于赵氏，当时当有维持调护之功。至其得琦美书，其中容又曲折近乎豪取者。观钱曾《洛阳伽蓝记跋》“鬼哭”之言，似有微意；而谦益撰琦美墓表称琦美言愿以生平所藏供谦益著书之用，则似持此以为己应得琦美书之理由，其事可于言外思之也。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从反面证明张汉儒关于赵琦美晚年藏书地以及最终书归钱谦益的说法并非凭空捏造。
琦美所言，当然并不专指其抄校本古今杂剧，而是整个藏书，这个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但从逻辑上衡量，赵氏“武康之山，庋书数千卷”，肯定包括钞校本古今杂剧。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的确未曾带回，但并非终留京师，而是转藏于武康山中别业，而且死后归钱谦益所有。至于琦美晚年缘何将藏书转移至武康并定居于此，以致“诸男在县，离隔五百余里”，资料所限，目前只能存疑了。
仍需指出，任何研究结论都不绝对。从严格意义上衡量，《脉望馆书目》也并非与赵氏钞校本古今杂剧毫无瓜葛，而是收录了少量作品，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这方面特别令人关注的是《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和《状元堂陈母教子》二剧，它们是目前所能见到同时在《脉望馆书目》和现存赵氏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的剧目。前者署名无名氏，后者署名元关汉卿。二剧均不见于《赵定宇书目》及明代其他戏曲书目，但两个版本的《脉望馆书目》均予收录，可知为赵琦美独家收藏。今存本俱为《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收入，《莽张飞大闹石榴园》位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第三十八册，属于无名氏“三国故事”中的一种，和另一内府本杂剧《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共同编为一册。《状元堂陈母教子》位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第六册，和同为内府本的《山神庙裴度还带》以及另一来历不明的抄本《尉迟恭单鞭夺槊》共同编为一册。由于既无旧本又无它本著录，此二剧均为海内孤本，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因予收录。另外，形式上二剧均为抄本，文本有数处有据原书复校的痕迹，剧末没有赵琦美跋语，无从知道抄校的时间。但由于平江贝墉手写本《脉望馆书目》的存在，我们可以推知赵氏抄校绝不晚于万历四十一年。非但如此，由于至今未见该剧其他任何版本来源，我们即可断定《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和《状元堂陈母教子》均出自内府，是赵琦美抄校并带回常熟的内府杂剧绝无仅有的两本。
情况恰恰相反的也有。《楚昭王疏者下船》是另一个同时为《脉望馆书目》两个版本收录的杂剧剧本，但与上述二剧迥异，完全似是而非。该剧今存元刻本，《录鬼簿》亦予收录，题目全称俱同。而今存钞校本古今杂剧中与之相近的是《楚昭公疏者下船》，位于第十四册，与《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和《布袋和尚忍字记》共同编为一册，署名元郑廷玉。二者一字之差，一为“楚昭王”一为“楚昭公”，差别虽小，意义各别，昭示着时代变异。元人开放，较少道德束缚。明人更趋正统，致不承认当年僭称的楚王名号，同时也为避免与明初分封在武昌的楚昭王朱桢的名号相冲突。而从题目看，与今存钞校本大体相同的倒是臧懋循《元曲选》所收本（简称元曲选本），二者正名均作《楚昭公疏者下船》。当然也有细微不同，前者题目为“伍子胥怀冤雪恨”，后者则为“伍子胥一战入郢”，但皆表现同一事件，无本质区别。由此更可得出结论，《脉望馆书目》所收本和今存钞校本分属元明两个版本系统，并非同一剧作。非但如此，今存钞校本剧末存有赵琦美跋语：“内本校录，峕万历四十四年丙辰二月二十六日清常赵琦美识。”不难推知，既然琦美抄校该剧的时间是万历四十四年，则不应同时为《脉望馆书目》两个版本收录，起码万历四十一年编纂的平江贝墉手写本不应包括。今二者同时收录，明白显示与今存钞校本不同。简言之，《脉望馆书目》收录的《楚昭公疏者下船》与今存赵氏钞校本非同一剧作。
搞清楚这一点，也就可以对上述结论作如下补充：《脉望馆书目》并非与赵琦美钞校本古今杂剧毫无关系，其带回常熟的少量内府杂剧在书目中已有所反映，但为数极少，其余绝大多数钞校本古今杂剧应与此地没有关系。